1923年秋，北平，一個湖南小伙從前門火車站下車，成為“北漂”一族。

那是帝都最美的季節，“無論在什麼地方的秋天，總是好的；可是啊，北國的秋，卻特別地來得清來得靜，來得悲涼。”

雖尚未見聞陶然亭的蘆花，釣魚臺的柳影，西山的蟲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鐘聲。但夾着破鋪蓋的小伙，站在月台上說了一句：“我是來征服你的。”

他就是沈從文。

還是太天真。就算是100年前，“北漂”還是難捱的。

3年前，同樣有一個湖南青年意氣風發地來到北京，經李大釗等名流推介，在北大圖書館做管理員，但三個月後，就閃人了。

後來，他對美國記者斯諾說，除了工資低，還被人瞧不起。

斯諾把這些寫進《西行漫記》：

由於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願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經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

圖書管理員是師範畢業，岳父在北京高校做教授，尚且“漂”得不如意。小學畢業的沈從文憑什麼征服北平？

 一

現實很快就給他一拳。

他渴望上大學，興匆匆地報考燕京大學國文班，結果未被錄取。

錄取才怪呢，中學都沒讀，就去報考當時最好的私立大學，太囂張了。

他只好去北大做旁聽生，“進到一個使我永遠無從畢業的學校，來學那課永遠學不盡的人生”。

更悲催的是，盤纏花光了，租住一個由儲煤間略加改造的小房間，大冬天買不起煤取暖，凍得跟狗一樣，都三天三夜沒吃飯了。

他只好給京城的幾個知名作家寫信求助，都是他的偶像，其中就有郁達夫。

死馬當活馬醫吧。

在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裡，郁達夫專程過來了，他那時正在北大教書。

圖書管理員告訴斯諾，自己月薪才八元，而北大教授們月薪高達二三百元。

不平之氣溢於言表呀。

不過，郁達夫正處於事業低潮，月薪只有三十元，還不是教他擅長的國文，而是教政治、經濟和統計學，蠻尷尬。

走進沈從文的出租房，郁達夫驚呆了：小伙就穿兩件單衣，用被子裹着兩條腿，坐在涼炕上，都吐血了，還在苦逼兮兮地寫，雙手凍得紅腫，喝冷水充飢。

郁達夫難受地要哭，解下自己的羊毛圍巾，拍了拍上面的雪花，給沈從文圍上。

這是異鄉人沈從文最難忘的一刻。

那天，他們談了許久，其實不算談，主要是沈從文在叨叨。

他說自己“北漂”的夢想就是讀大學，有文憑，找一份好工作，把四五年沒見的母親和妹妹接過來。

當然，他還說了自己對文學的熱愛。

到中午，郁達夫請沈從文去吃飯。

那頓飯共一元七角多錢，郁達夫掏出五元的票子付賬，將找回來的三元兩角多錢都給了沈從文。

吃完飯，兩人分手。

回到小房間，沈從文哇哇大哭。

郁達夫鬱結難消，對一個有志青年的落魄遭遇表示憤慨，寫下了著名的《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

他給文學青年指明三條路：最上策是找一點事情做，比如拉洋車，當土匪等；中策是弄幾個旅費回湖南老家；下策是去當兵，或作賊。

這三條路，沈從文都沒走。他要走最難的那條路。

二

沈從文14歲就當兵了。

他出生於湘西一個軍人世家。祖父曾一度作過雲南昭通鎮守使和貴州總督，因創傷而病死家中，“留下的一份光榮與一份產業使他的後嗣在本地方占了個較優越的地位。”

祖父無子息，祖母將叔祖父和一個苗女所生的第二個兒子過繼為子，這便是沈從文的父親。

父親從體魄到氣質都令祖母以“未來將軍”相期許，但終其一生只作了個極普通的軍官，後在土著部隊裡作一名軍醫。

外祖父是本地最早的貢生，“守文廟作書院山長。”故母親極小就認字讀書，懂醫方。

母親教他認字，教他思考和判斷。他兄弟姊妹共九個，他排行第四。

這是一個在當地較顯赫而受人尊敬的世家。

一位研究沈從文的外國專家曾說：“他（指沈從文）跟當地掌權者大都不是認識就是親戚關係。因此，他的小說可以構成一套家世小說的簡史。”

如果，他安心在部隊熬資歷，也許有一份不錯的前程。可他就是想當一個作家。

那次會面後，郁達夫記住了這個倔強的湖南小伙。

在他幫助下，沈從文的處女作《一封未曾付郵的信》得以發表。他還把沈從文引薦給徐志摩，進而得到更多文壇大佬的推舉。

沈從文從此步入文壇，一發不可收拾。

三

渡人亦是渡己。

郁達夫曾經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鋒人物。

他和一同留學日本的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組建了“創造社”，不過回國晚了，《新青年》雜誌和“文學研究會”等已早領風騷。

武術界要想揚名立萬，必須打擂台，挑落舊勢力。

文壇亦然。

學過中學歷史都知道，新文化運動派別和團體眾多，互相罵戰不休。

“創造社”就放出話說，悲哀呀，整個中國就沒有一本可看的雜誌，《新青年》還湊合，就是太口水；“文學研究會”嘛，勾心鬥角，不入流。

郭沫若、郁達夫等人就和胡適、茅盾、徐志摩等打起筆仗。

不過，郁達夫的性格過於優柔寡斷，多愁善感，動輒沉淪，罵人和吹噓都不行。

郭沫若則不同，很放得開，寫下一首詩，開頭就是：“我是一條天狗呀！”

真是石破天驚，立刻被鼓吹成新文化運動浪漫主義的代表。

你看，沈從文在出租屋凍得流鼻血，寫呀寫，厚厚一大摞，沒卵用。

郭沫若寫上幾行詩，說自己是天狗，要吞太陽，吞星球，吞世界，就暴得大名。

上哪說理去。

郭沫若出風頭後，又去搞革命了。

郁達夫則輾轉幾所高校教書，感情不順，寫作低迷，正好遇上了沈從文的求助。

在幫助沈從文的同時，郁達夫也被他給感染了，走出消沉，開始振作，與魯迅一道，發起成立“左聯”。

四

1929年，在胡適的關照下，沈從文謀到一份差事——在中國公學做講師。

為上好第一堂課，他準備好久，可走上講台後，站了十幾分鐘，一句話也說不出。良久，才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課，人很多，我害怕了。”

課上得很糟糕，但他還是有收穫，看上了女學生張兆和，寫了很多情書。在胡適的“助攻”下，最後抱得美人歸。

1930年，沈從文在武漢大學做助教，他寫信給大哥說：“我還是要堅持創作，我的文章是誰也打不倒的，在任何情況下，一定還可以望它價值提起來。”“將來是希望一本書拿五千版稅的。”

對於寫作，沈從文是自信的，加之湘西人的秉性，他還敢言。

1931年，他在《論郭沫若》中說：

讓我們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詩人上、煽動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在小說方面，他應該放棄他那地位，因為那不是他發展天才的處所。

他還將郭沫若與魯迅比較，說魯迅“憑了那一副世故而冷靜的頭腦，把所見到感到的，仿佛毫不為難、那麼準確畫了一個共通的人臉”，而郭沫若沒有這本事，他“永不放棄那英雄主義者的雄強自信，他看準了時代的變，知道這變中怎麼樣可以把自己放在時代前面”。

客觀講，沈從文目光如炬，評論公允。

郭沫若終其一生都在“變”。

聞一多說，讀書人在儒道之外，還有一個“匪氣”。

匪氣、流氓氣、痞子氣，“三氣”相通，它們都來自底層的江湖社會。

沈從文軍人出身，且湘西民風彪悍，身上自然有“匪氣”，不想做的事，寧死不從。

郭沫若父親是做鴉片生意的買賣人，後家道中落，有“流氓氣、痞子氣”。

周作人就坦承，自己身上有紳士一面，也有流氓一面。

他哥哥，魯迅更為典型。不過，魯迅的“流氓氣”是用於自衛，不主動攻擊。

郭沫若曾罵魯迅，魯迅回擊，說郭沫若是“才子加珂羅茨基（流氓痞棍）”。

隨後，在《論中國創作小說》裡，沈從文又多處重申郭不善於寫小說的觀點，認為郭沫若寫小說不行，喜歡“用英雄誇大的樣子，有時使人發笑”，只能寫詩，寫雜文，就是不能寫小說，因為他“不節制”的文風使他寫的小說一無是處。   

年輕氣盛的他哪裡會想到，這註定了他下半生的悲劇。

 五

郭沫若沒有回擊沈從文，因為他正在日本流亡。

寫詩成名後，他覺得耍筆桿子不如弄槍桿子，去參加北伐，能說會寫，做到了北伐軍總政治部副主任。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他跑了，寫了一篇罵蔣介石的文章，流傳很廣，被通緝。

跑路中，郭沫若入黨，還缺席被選進八一南昌起義主席團兼總政治主任，級別比朱德還高。等他快到南昌時，起義已經結束了，正在突圍。

他就跑到日本去了，搞起甲骨文研究。不得不服，他是個多面手，才氣橫溢，所涉領域廣。

郭沫若在日本躲了十年，盧溝橋事變後，昔日的好夥伴郁達夫去日本，喊他回國參加抗日。

正好國共合作，郭沫若的通緝令就被取消了。他把日本老婆撇下，回國鬧革命，在國民政府軍委會做廳長。

郁達夫去新加坡參加宣傳抗日，後叛徒告密，他被日軍殺於蘇門答臘。

郭沫若很活躍，寫了一些愛國話劇，在重慶常組織聚會和義演，國共要人都去捧場。

魯迅去世後，周恩來對他說，你是魯迅的繼承者，擔當中國文化界的領袖吧。

郭沫若搖身一變，成為“左翼”文化的旗手，一言九鼎。

沈從文要倒霉了。

六

1948年底，北平即將易主。

胡適給蔣介石拉了一張單子，上面都是北平高校的名教授，讓派飛機，把這些人轉移到廣州，最後送去台灣。

已經是北大教授的沈從文也在名單上，但他拒絕南下。

也許，他想到了25前年初到北平的情景吧。

也許，他還想保持與政治的距離吧。他一直反對政治干預文藝，也反對作家參與政治。提出要把文學“從商場和官場解放出來，再度成為學術一部門。”

曾經，這種“反對作家從政論”就受到郭沫若和其他“左翼”作家的批評。

暴風驟雨還在後面呢。

同年，郭沫若在香港發表戰鬥檄文《斥反動文藝》，將沈從文“定性”為“桃紅色的”反動作家，“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着”。

北平解放前夕，北大貼出了抄《斥反動文藝》的大字報，並且在教學樓上掛出了“倒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的大幅標語。

沈從文的人生就此分叉。

七

1949年之後，郭沫若集無數榮譽於一身：中國科學院院長、全國文聯主席、政務院副總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他與毛澤東是詩友，經常互相唱和，是毛主席詩詞的權威解讀者。

沈從文則被剝奪了教書和繼續寫作的資格。

他在一張條幅上寫下“封筆試紙”四字，自後四十年，不再寫小說。

他曾多次嘗試自殺，但沒成功，在脖子上留下了刀片的痕跡。他被發配到北京博物館。

博物館的日子很不好過，領導給他穿小鞋，他只好做講解員。

天不亮即出門，在北新橋上買個烤白薯暖手，坐電車，到博物館時，門還不開，即坐下來看天空星月，開門再進去。晚上回家，有時大雨，即披個破麻袋。

昔日學生邀請他去參加一次文學活動，主持人最後禮節性地請他說話，他只是說道：“我不會寫小說，我不太懂小說。”   

遠離文壇，他認真整理博物館的器物，從此中國多了一個歷史文物研究者。

周總理建議他寫一本中國服飾史。郭沫若聽說後，主動給他寄來一篇200字的文章，說是做序言。

他還想寫繪畫史、瓷器史等，但沒人支持，收藏的資料被“造反派”都給燒了。

八

有一年，沈從文回湘西。看到一個老縴夫和船主為100元爭吵，他不禁感嘆起人生的“意義”，覺得應該“把自己的意義投射到個人生活之外的社會上去”。

然而，當他看到石沉河底的暮景後，又覺得歷史不應該那麼“宏偉”，那些小小灰色的漁船，沉默的魚鷹，石灘上走着脊梁略彎的拉船人，才是歷史的主角。

世事斗轉星移。自詡為歷史主角之人，最後往往引起無言的哀戚。

1978年，郭沫若去世，身後評價兩極分化。

沈從文則被當做一個“寶貝”，褒揚紛至沓來，享受副部級生活待遇，常出國訪問。

他明白得很，“那都是些過時了的東西，不必再提它……我只不過是個出土文物。”

他內心是寂寥的，很少說話。

曾經一名女記者問及“文革”中掃女廁的經歷，他抱着她的肩膀，號啕大哭。

1988年5月10日，沈從文因心臟病猝發離世，享年86歲，臨終遺言：我對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好說的。

他生前有一個願望，死後回歸故里、守望家鄉。

1992年，沈從文的骨灰在家人的護送下魂歸鳳凰，骨灰一半撒入沱江，一半安葬在聽清山。墓旁的大青石上，刻着他的一句名言：“一個士兵要不戰死沙場，便是回到故鄉。”

他到底還是沒能征服帝都，故鄉才最安息。

原創： 猛哥 猛的號 2018.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