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聯俄容共到清黨反共

1919年3月，列寧在莫斯科重建共產國際，此為第三國際。

1919年7月25日，蘇維埃俄國政府向全世界發布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委員會致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宣言》，宣布：“俄國政府放棄沙皇俄國時代在中國因侵略而獲得的一切土地，放棄領事裁判權利等各種特權，並無條件地將帝俄在中國東北修建的中東鐵路歸還中國，希望在新的平等基礎上建立兩國邦交關係。”，史稱《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

同日，蘇維埃俄國發表對蒙古聲明，稱外蒙古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希望與之建立外交關係。

1920年4月，俄文報紙《生活報》的記者、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吳廷康）受命組建中國共產黨。吳在海參崴僑民楊明齋的陪同下來到中國，通過俄國漢學家伊鳳閣和鮑立維聯繫到李大釗，又通過李聯繫到上海的陳獨秀。5月，吳赴上海與陳面談，勸說陳組建中國的共產黨組織。

1920年9月27日，俄國外交人民委員部發表了《加拉罕第二次對華宣言》，重申了《第一次宣言》中的大部分內容。

1920年8月，蘇俄西部戰線司令圖哈切夫斯基指揮的紅軍在華沙戰役中被畢蘇斯基元帥領導的波蘭軍隊擊敗，蘇聯向歐洲擴張和輸出革命的努力遭到重大挫敗；

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後，在土耳其獨立戰爭中親蘇聯蘇的凱末爾將軍迅速投向西方，並在國內全面清除布爾什維克；

在歐洲和中東的受挫使蘇聯將革命輸出與外交突破的目光瞄向了亞洲和遠東，特別是中國；

1920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於1919年收復外蒙和唐努烏梁海的北洋政府西北邊防軍總司令皖系大將徐樹錚戰敗潛逃；

1921年5月，蘇軍驅逐外蒙的中國駐軍，占領外蒙，蘇聯開始介入遠東政治角逐；

1921年7月下旬，在共產國際代表，荷蘭人馬林倡議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於上海（會議最後一天轉至浙江嘉興）舉行，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馬林與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處兼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克爾斯基參加了會議；

1922年7月，中共二大決定加入共產國際，中共開始作為一個支部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

1922年7月，在蘇土（耳其）關係出現不良跡象的情況下，重視對華外交的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越飛被任命為蘇聯駐華全權代表；

1922年8月，越飛與北洋政府（黎元洪、曹錕）代表顧維鈞談判，試圖建交，北洋政府堅持蘇聯撤出外蒙，歸還中東鐵路等先決條件，雙方談判不了了之；

隨後，越飛致函直系洛陽派領袖吳佩孚將軍，希望建立合作關係，幾次書信往來後，吳佩孚拒絕了與蘇俄的合作；

1922年6月16日，倡議聯省自治的陳炯明發動六一六事變，驅逐主張武力北伐的孫中山，孫退居上海，廣州中華民國政府瓦解；

1923年1月26日，越飛與孫中山在上海發表《孫文越飛宣言》，宣言聲明蘇聯將協助孫文促成中國統一，而孫文則同意蘇軍留駐外蒙。孫文開始與蘇聯及共產國際合作並推行聯俄容共政策；

2月21日，在擊敗陳炯明後，孫文返回廣州，設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重建軍政府，與北洋政府對抗；

蘇俄給予廣州軍政府大量武器和財政援助。孫文於該年10月聘請蘇聯兼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鮑羅廷為政治、軍事顧問。蘇俄未來五大元帥之一的遠東軍魂布留赫爾，化名加倫將軍，在1924年和1926年兩次奉派到中國，任廣州軍政府軍事總顧問，參與指揮國民黨東征和北伐，為蔣中正所倚重；

1924年6月16日，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成立，蔣中正為校長，廖仲愷為中國國民黨黨代表。不少共產黨黨員在校內任職，其中周恩來被任命為為政治部副主任；

1923年12月，蘇聯駐北洋政府全權代表加拉罕（即加拉罕第二次對華宣言發表者），北洋政府陸軍檢閱使，直系大將馮玉祥在李大釗牽線下開始接觸。李大釗還是馮與南方國民政府的重要聯繫人；

蘇俄從1924年開始了對馮玉祥的軍事援助，並派去軍事顧問團，時名鄧希賢的鄧小平是當時從蘇聯派駐到馮部隊的顧問團成員。1925年，蘇俄未來五大元帥中的另一位葉戈羅夫被派往中國任駐華武官，並成為馮玉祥的重要軍事顧問；

自1924年至1926年8月，蘇聯共援助馮軍飛機10架、三英寸口徑炮60門、炮彈58000發、鐵甲車8輛、機關槍227挺、步槍35000支、子彈510萬發；

1924年，奉軍大將郭松齡，也通過共產黨北方領袖李大釗，與蘇聯駐華代表加拉罕進行了密集接觸（唐德剛《從北京政變到皇姑屯期間的奉張父子》）；通過李大釗及郭夫人韓淑秀，郭與馮玉祥也保持着聯繫。

1924年1月，孫文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邀請中國共產黨員與會，接納其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在該屆國民黨中央執委及候補執委中，共產黨員占約1/4。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開始。

1924年9月18日，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1924年10月23日，直系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在南方國民黨和蘇俄暗中支持下，發動北京政變，前線的吳佩孚部隊遭前後夾攻，潰敗，戰前中國軍力最強者吳佩孚僅率二千餘人經塘沽由海上遁走華中。曹錕與吳佩孚為首的直系北京政府被馮推翻，不久，奉軍入關，奉系勢力在華北、華東大舉擴張。

1925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去世。斯大林主持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孫中山去世和援助馮玉祥國民軍問題，設立了專門負責對華外交的中國委員會；

4月17日，蘇中政治局中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專門討論援助馮玉祥等問題；6月5日，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伏龍芝在中委會會議上提出，在蒙古境內組建國際部隊以便支援馮玉祥。在蘇聯全力支持下，馮玉祥集團一躍成為中國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之一。

1925年10月，直系將領，原吳佩孚部將，北洋閩浙巡閱使兼浙江軍務善後督辦孫傳芳，擊敗了奉系的山東督軍張宗昌，江蘇督軍楊宇霆。11月，孫在南京宣布成立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自任五省聯軍總司令。奉系在華東的勢力大幅萎縮；

在鮑羅廷和李大釗運作下，奉軍精銳部隊第十軍軍長郭松齡與馮玉祥結盟。11月22日，郭松齡在灤州（今河北唐山灤縣）發動兵變，要求張作霖下野。蘇聯拒絕以其控制的中東鐵路為張作霖運兵，並威脅入侵哈爾濱。郭部進展順利，克錦州，占新民，一個月後攻到瀋陽西南郊巨流河。對此事件一度奉行“不干涉”政策的日本不甘蘇俄勢力在東北擴張，派關東軍(旅順、大連租借地，南滿鐵路的日本駐軍)介入戰事，並警告蘇聯不得入侵哈爾濱。戰局逆轉，郭兵敗，12月25日與夫人一同被殺。奉系亦損失慘重；

12月初，馮玉祥也揮戈東向，向奉軍大舉進攻，相繼奪取了直隸、北京、熱河、河南等地；

以上事件並稱反奉戰爭。

1925年5月，在援助馮玉祥的同時，為幫助南方國民黨鞏固實力，斯大林簽署命令“為組建（國民黨）部隊撥出必要的資金……為同樣的目的撥出2萬支步槍1000挺配備子彈的機槍、一定數額的擲彈炮和手榴彈”；

1925年底，斯大林已擊敗了國內主要政治對手，接近獨攬大權，他選擇了一條淡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實用中國政策，大力支持國民黨的北伐準備工作。斯大林認為，國民黨是當時中國可以用來打擊帝國主義的最有效力量，對國民黨右派和中國地主商人們，應該象榨檸檬一樣在榨乾拋棄前充分利用他們；

截止1926年1月，僅廣州地區就有超過一百四十名蘇聯軍官擔任國民黨軍隊的顧問；

1926年5月、10月、11月，斯大林多次召開會議，給中國委員會撥款，截止1927年4月，蘇聯對國民黨的援助資金超過541萬盧布；

這些來自蘇聯的資金、武器和人才，極大地增強了國民黨的力量，使其具備了北伐中原的軍事和經濟實力。《美國對華軍事情報報告》卷11中引述蘇方《廣東政府的發展》中所言：“（廣東國民黨之）創立之初，所需皆仰賴我方（蘇聯）援助。”。

1925年5月底五卅運動爆發後，李大釗，趙世炎等在北平組織5萬餘人遊行示威。隨後，蘇共黨員，第三國際共產黨員，蘇俄共產國際代理人，中國共產黨北方負責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李大釗被北洋政府以「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罪名下令通緝，李攜家人逃入東交民巷蘇聯使館兵營，不久，李將國民黨和共產黨在北京的工作機關也搬到了蘇聯使館軍營內；

1925年11月，國民黨元老林森、居正、鄒魯等人在北京西山召開會議，要求國民黨“清共反蘇”；

為保存實力，消除直奉討馮的口實，馮玉祥於1926年1月1日通電辭職，宣布下野；

1926年3月，張作霖、吳佩孚堅決聯合討馮，戰局對馮部不利；

3月20日，馮應鮑羅廷之約赴庫倫，與鮑及國民黨部分高層會面，馮同意加入中國國民黨；

張吳聯軍在中原、華北多次擊敗馮玉祥部隊，4月15日，奉直聯軍奪回北京，馮部退守南口。8月中旬，南口失守，馮的部隊退往西北綏遠一帶；

奉直討馮期間，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軍長李宗仁建議利用直系主力遠赴華北，兩湖兵力空虛之機迅速發起北伐；

1926年3月18日，發生中山艦事件。

1926年5月，中國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譚延闓、蔣介石等9人聯名提出的《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應將國民黨內之共產黨員，全部名冊教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管”，“中央黨部部長鬚不跨黨者方得充任”，“凡屬於國民黨籍者，非得有最高黨部之命令，不得別有組織及行動”等等。該提案是蔣介石與蘇聯顧問鮑羅廷多次磋商產生的既限共又聯共的政策；

1926年6月，蘇聯顧問鮑羅廷、駐華大使加拉罕通過中共領袖陳獨秀，要求蔣介石延緩北伐，遭蔣拒絕（朱洪《陳獨秀風雨人生》）；

1926年3月，湖南省第四師師長唐生智在與兩廣秘密聯繫後，發動兵變，將奉行聯省自治的省長趙恆惕逐出長沙，自領省長職；

4月，投向吳佩孚的湖南省第3師師長葉開鑫被吳佩孚任命為湘軍總司令，與湘鄂邊防軍司令李倬章共同反攻唐生智；

5月初，唐生智放棄長沙，退守衡陽，向廣州國民政府求援；

廣州政府於10日，24日先後派2旅，2師另一獨立團入湘援唐；21日，唐生智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8軍軍長、北伐前敵總指揮，正式加入國民革命軍序列；

國民革命軍連戰連捷，於7月11日進占長沙，葉開鑫殘部退守汨羅江北岸；

1926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自兩廣誓師北伐。北伐軍由蔣中正任總司令，發兵之初有八個軍，兵力約10萬人；

7月11日，北伐軍克長沙；10月10日占領武漢三鎮；11月8日攻占南昌；1927年3月22日北伐軍開進上海，3月23日攻占南京；

1926年12月，北方十二省及蘇皖浙三省共十五省軍閥推舉張作霖為安國軍總司令，聯合對抗北伐軍；

1927年2月26日，蔣介石在南昌召開中央政治會議，要求蘇俄與第三國際撤換其代表鮑羅廷；

1927年3月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召開。在當選的80名執監委及候補委員中，中共約占三分之一，國民黨左派亦占三分之一，國民黨中央黨部各部部長及其秘書，共產黨員亦占一半以上。此外，中共黨員蘇兆征任勞工部部長，譚平山任農政部部長，林伯渠任軍事委員會秘書長。該次全會組建中華全國總工會，以向忠發、劉少奇、李立三為首，有權組織武裝衛隊，有權審判、殺害其認定之工賊；

1927年3月23日，國民革命軍擊敗張宗昌的直魯軍，占領南京。3月24日，以共產黨員李富春為政治部主任的第二軍，共產黨員林伯渠為政治部主任的第六軍在進城後，侵犯、洗劫南京城內和下關的外國領事館、教堂、學校、商社、醫院、外僑住宅，從上午9時持續到下午5時，致美、英、日、法、意等國多名僑民被殺。下午3時，被圍在下關一座小山上的美國領事戴維斯向停泊在長江上的英國和美國軍艦發出開火援救的信號，英美軍艦炮轟南京。是為“南京事件”；事件發生後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矢田七太郎發電稱事件是中共有預謀的行動；

3月28日，蔡元培主持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會議，會議通過內容為“共產黨員謀叛國民黨”，“應予糾察”“彈劾”，“取消共產黨人在國民黨黨籍”等的“護黨救國案”；

4月6日，經西方公使團同意，張作霖的京師警察廳突襲北京蘇俄使館軍營，逮捕李大釗等人，查獲七卡車檔案資料，千餘文件。內含大量共產國際對中共，對蘇聯顧問的指示、訓令。有一份蘇共給國民政府顧問鮑羅廷的電報，指示不能讓國民革命軍統一中國，應設法延長中國內戰並牽制“帝國主義國家”；有一份訓令稱：「必須設定一切辦法，激動國民群眾排斥外國人」，「不惜任何辦法，甚至搶劫及多數慘殺亦可實行」。其它還有與馮玉祥的合作文件，組織紅槍會，煽動農民運動等等旨在赤化、顛覆、操縱中國的文件檔案。張作霖方將所獲文件整理成“蘇聯陰謀文證匯編”，向外界公布。經軍法審判，4月28日，李大釗等20名國共人員以「里通蘇俄」罪絞刑處決，李時年38歲；

4月初，蔡元培、李烈鈞等國民黨元老舉發“共黨破壞革命，危害國本之逆謀”，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決議通過“非常緊急處置案”；白崇禧就任淞滬衛戍司令；

1926年11月22日，第三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大會，布哈林（其時與斯大林結成短暫聯盟）批評中國共產黨在暴力奪取土地方面不夠堅決，要求中國共產黨在支持國民革命之同時，着手解決土地革命問題；

1927年3月5日，時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毛澤東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農會的燒殺搶掠叫好：“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閒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痞子是最革命的，是革命先鋒，所有一切所謂過分的舉動都有革命的意義，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現在農民起來槍斃一二個土豪劣紳，造成一點小小的鎮壓反革命派的恐怖現象，有什麼理由說不應該？”。在湖南農協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他提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權力的暴烈的行動”，“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就不能矯枉”等極端口號。在他的推動和蘇俄駐長沙領事館資金支持下，湖南農會會員迅速發展到兩百多萬人，農會暴虐從鄉村蔓延到縣城，省城長沙也發生了農會製造的屠殺。全省各地暴力猖獗，村莊被燒成廢墟，百里無雞鳴，遍地焦土、屍體。很多地方把擁有田地稍多者，穿長衫馬褂者一律當作土豪劣紳鎮壓，在開大會時不問姓名地帶高帽遊街，在批鬥大會上直接打死，或用梭鏢刺死鄉紳地主。張國燾晚年回憶說，當時在湖南，“槍斃土豪劣紳，也是常有的事”。按照共產國際要求，南方各省的農民運動領導人照搬湖南農民運動經驗，大張旗鼓地鼓動殺人；

4月，共產國際新任代表羅易來華，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團團長，負責指導中國革命。羅易傳達斯大林指示，要求將農民運動進一步升溫；

5月底，中共湖南省委根據羅易和蘇俄駐長沙領事館的指示組織幾萬農會武裝向長沙進攻。陳獨秀認為農民運動已經過激，指示湖南省委停止進攻長沙，提出“黨的迫切任務是要糾正過火，節制沒收土地的行動”。中共的另一領導人瞿秋白也批評農民運動侵犯到了革命軍官的田產。羅易否決中共領導人的意見，向共產國際報告說：“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非常消極，否決了我鎮壓湖南反革命的建議。”斯大林、布哈林嚴厲批評陳獨秀反對農民運動過火是在對抗共產國際決議，讚揚主張暴力的毛澤東。根據斯大林的表態，共產國際在莫斯科發表了毛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1925冬至1927年7月間中共主導的農民運動（農運），“一切權力歸農會”，從殺豬出谷，奪產、分田，游鄉示眾發展到槍斃或活活打死，是很自然的事，捕殺“土豪劣紳”的事頻頻發生，有時還要把“土豪劣紳”的祖墳挖掉，以破壞風水、斬草除根。被殺者中的知名人士包括長沙工商界巨子金裕華，軍界聞人李佑文，以及與章太炎齊名的名士葉德輝等等；

被奪產、分田，被批鬥、凌辱，被殺害的眾多地主鄉紳中，不少人是前線官兵的家屬（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的父親，也被農會抄家，五花大綁，遊街示眾）。時任北伐軍第七軍軍長李宗仁在回憶錄中說，工農運動中“過激的作風，早已引起軍中官兵的疑慮。到(民國) 十六年（1927年）夏季，兩湖軍隊憤懣的心情，已到無可壓抑的境地”。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聯合青幫、洪門在上海“清黨”，捕殺共產黨人並取締蘇聯顧問，是為四一二事變；

4月14日，李濟深主持廣州陸海空將領會議，決定“清共"，隨後大規模捕殺共產黨人及其支持者；

同一時期，新桂系三巨頭之一的黃紹竑亦在廣西清共；

4月18日，蔣介石、胡漢民等成立南京國民政府，以胡漢民為主席，與武漢國民政府對立，史稱“寧漢分裂”；

在武漢的國民黨左派，以時任國民政府主席汪兆銘（汪精衛）為首，拒絕分共，表示自己“站在工農一邊”，並企圖東征討伐南京國民政府；

在李宗仁、馮玉祥、朱培德調停斡旋下，寧漢雙方在隨後半年內，未出現大規模武裝衝突，形成互不干涉，各自北伐的默契（但當年10月~11月仍爆發了寧漢戰爭）；

5月17日，獨立第十四師師長夏斗寅響應南京國民政府清共政策，從宜昌發兵攻打武漢，為葉挺獨立團擊敗；

5月21日下午，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第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得到情報，稱中共計劃在5月25日進行大燒殺，許遂於當晚發動“鏟共行動”，包圍中國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省特別法庭、共產黨黨部、總工會、農民協會等二十多處共黨機關，解除了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武裝，釋放在押地主，捕殺共黨人員，宣布擁護蔣中正及南京國民政府，是為「馬日事變」；

5月29日，武漢國民政府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軍委會七人主席團成員，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唐生智通電反共，同時表示擁汪反蔣立場不變；

6月1日，共產國際最高代表，印度人羅易將斯大林與共產國際對中共的五月指示拿給汪兆銘（汪精衛）看，該指示內容有：“開展土地革命，發動農民沒收地主的土地；改組國民黨，接管國民黨及其軍隊的領導權；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及兩湖的五萬革命工農，編成十個師團，組織革命法庭懲辦反動軍官。”；

6月19日，馮玉祥與蔣介石在徐州會談，會後馮玉祥以兩人名義發通電，要求武漢國民政府早日驅逐鮑羅廷，實行清黨，完成北伐；

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主持國民黨會議，公開了共產國際分化武漢國民政府，要求中共奪權的《五月指示》，抨擊蘇聯與中共，但強調以和平方式遣散共產黨人和共產國際顧問、代表，這一主張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贊同。七一五分共以和平方式實行，至8.1南昌暴動前，未見武漢國民政府對中共使用暴力、血腥手段的記載；

第一次國共合作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