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戰之際，重新品讀商周之變的意義

暗夜尋燈

商周之變是中國社會從商代的重商社會走入農耕社會的巨變和社會建構的分叉點。以現在中國社會和學界依然的農耕價值觀念，學術上依然無人能夠理解商周之變的巨大意義。

早在漢代就有人提出“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後漢書·杜周傳》）；但是這裡的“質”究竟為何物？今天還處於農耕意識形態向工業社會轉型的中國人里，沒有人能說得清、看得明。如果沒有一個大歷史的觀念，無論如何你 走不出廬山，看得清廬山的真面目。而何為大歷史？從今天紀念黃仁宇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的幾篇學者的文章里，我仍然能夠看到中國學術界與外部大世界的脫軌。

周人在牧野之戰後迅速擊敗商紂王奪取了殷商的天下。以“小邦周”如此迅速地擊敗了“大邑商”，不僅僅震驚了周人，也帶給他們深深的惶恐和思考。是什麼使殷商的軍隊反戈一擊，讓周人可以迅速奪取商紂王的天下呢？

是“德”，周武王和周公這麼總結。

從至今為止發現的甲骨文和商代金文中，我們可以知道殷商的人沒有我們今天的“天”、“神”、“德”的觀念。“德”和“神”以及今天我們用“天”這個字來代表至高無上的“神”或“老天爺”的觀念都是我們從西周早期或中期繼承下來的。殷商人與崇信和發生希臘神話的邁錫尼人[1]一樣（1）：都處於青銅器時代 （2）：都相信和崇拜某些超自然力量、都祈求今天我們稱為“神”或“帝”的保護 （3）：都相信這個“帝”或“神”與他們的祖先有某些瓜葛、比如性方面的瓜葛（希臘的英雄觀念），或者吃了這個超自然力量的“神”的卵而懷了孕生下了他們的祖先 （東亞是卵生文化昌盛的地區）（4）：都相信“人的命運”的背後有一隻手操控現世的人的生活，都祈求祖先要求改變或指導一下自己現今的生活：蓋神廟或祖廟，用敬拜、祈禱或卜辭占卦的方法與祖先或“帝”溝通。

因為現世的生活和行為都是被“命”操控的，所以也就無所謂“德”來指導現世的行為。

史書記載周文王被商紂王囚禁在羑里城的時候，依照民間百姓算卦的方法用蓍草演繹了伏羲的八卦而成六十四卦。寫成了《易》一書並提出了“天命靡常”的觀念。“天命靡常”首先在思想上動搖了殷商的“帝之後代，天命不變”的觀念。即使在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論語·泰伯》）的情況下，商紂王仍不以為然地說：“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書·商書·西伯戡黎》）[2]。商紂王相信自己是“食玄鳥之卵的後代”，是帝王的命和帝的血脈，我生下來該怎麼樣，不在命，怎麼可能在天？

周人發明了“旻天至上、以德服人、德政治民、禮樂天下”的統治思想。這就在信仰上否定了商代的純粹“命”的觀念而把“天”加在了“命”前，讓人民開始相信“天命”。你有沒有命，決定在天。而天給不給你這樣的命，取決於你有沒有“德”。在這種帶有人文色彩統 治思想下發育的中國文化，仍然跑不出：“社會建構由小及大的規律、意識形態的虛構特點、從叨食順序至階層文化的演變，動物儀式到人類儀式文化的演進”這幾個現代科學的發現。我們從新列出以上四點，再仔細思考其內容，這對我們論及和思考這些話題，特有幫助：

·         社會建構由小及大的規律：整個人類的文明史，就是一個從小型社會到大型社會建構的實驗史、糾錯史；而人類文明歷史之前的從猿到人的歷史，卻是一個建構文化的歷史。因為人不僅僅像其它動物一樣是製造和使用工具的物種，更重要的是人是脫離了動物文化的簡約、單一、雛形的特徵而帶有了複雜龐大的文化特徵。

·         意識形態的虛擬特點：國家、民族、公司、金錢這些都不過是想象出來的概念。因為你信我信他也信因而成為了虛構出來的現實。意識形態其實也是若此，都是虛構出來而成為真實的東西。一旦人們不再相信比如貨幣的價值，那麼這個體系馬上就面臨崩潰的命運。人類需要意識形態，是因為她能夠粘合人類的個體行為而成為統一的社會行為。人類的文明就是一個意識形態演化的歷史。

·         從動物的叨食順序至人類階梯文化的演變：pecking order是人與動物共享的行為本能；而把叨食順序發展為具有社會階梯和階級的意識的所謂意識形態乃是人類獨有的文化特性。

·         動物儀式到人類儀式文化的演進：從動物交配前的“求偶儀式”、“交配禮物”到社會關係中的“訂親財禮”、叨食順序的儀式行為，只有人類把這種儀式複雜化且賦予某種意義，使人類的儀式具有複雜的社會意義。

道德和良心是人類的小型社會建構需要的方法或者手段；是所有社會性動物都具備的一種本能[3]。它在從猿到人的發展演化中出現並扮演了重要角色。道德和良心隨着動物社會屬性演化的強烈程度而趨於強烈；這也就成為比如狼群對其群內成員相互利他的一種社會粘合劑。但是人類有了農業，社會規模趨向日益擴大，個體或某些小團體的行為或信息阻塞或缺乏流動、造成僅僅依賴道德本能就不能滿足社會變為大型的需要。社會建構由小及大的規律，人們相信編排的故事並為這個故事的內容而協作起來，就成為意識形態演化研究的重要課題。

青銅時代的意識形態，在希臘神話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人們相信神話也相信神話所折射出來的意識形態。被安排的命運時刻左右着你現世的遭遇就是其中一種。無論是殷商時代還是希臘的邁錫尼時代，人們都不甚了解這被安排的命運是誰在負責[4]！ 即使是神也無法阻擋自己的命運和最後的歸宿。到了孔子與柏拉圖的軸心時代，希臘人依賴工匠精神，在神話里體味到了命運被安排的“邏輯”；因而希臘人開創並出現了邏輯觀念並發明了邏輯學。而商周之變，中國人被后稷周發明的一套文化觀念，斬斷了商代的殷商人的“命運”觀念。直接冠以殷商人所沒有的“天”的概念，出現“天命靡常”、和“易”即“變”的觀念。《周易》的“變”或演化觀念彌足珍貴，但周易不解釋為何有“易”的邏輯，就像不解釋為何“春夏秋冬的四季變化”一樣。春夏秋冬的四季變化是被理解為理所當然的，《易經》的卦象變化也就是理所當然。

殷商人的“天”就是我們看到的物理的天，它只表示大的意思，如“天邑商”就是“大邑商”。而周人的“天”卻帶有至高無上的殷商人所沒有的“至上神”的觀念，我們今天稱呼的“老天爺”的觀念。這種“天”的觀念延續至今天的中國文化依然存在；偶爾也會有人說“人的命，天註定”。這裡的“天”已經跟殷商人的“天”是不同的概念了。而殷商人同希臘神話時代一樣的“天”的觀念，只在今天的中國留下了些許的用途。如“今天下雨了！”這樣的簡單表述。殷商人的宿命觀念像邁錫尼人一樣朦朧模糊，也都是到了軸心時代才有“天”的至上神觀念來註定宿命的觀念。

我們遵從郭沫若先生的建議[5]，凡是商代的文獻有把至上神叫做天的，都是不可信的材料。他特別點出《詩經·商頌》和《尚書·商書》。這樣我們就知道“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西周的宋國人學着周人的觀念而續寫的文獻。這個現象我們要特別注意，千萬不能把周人的觀念或文獻也說成是商代的觀念或者習俗。因為殷商與周人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文化。雖有滲透，雖有雷同，但互相差異極大，是本質的差別。這就是漢代人講“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的本質。就是我們今天講的三觀的改變。世界觀、價值觀、審美觀、道德觀等的改變。也是社會轉型的觀念改變，猶如今天我們自“同治中興”以來，社會轉型所看到的不斷的改變。郭沫若先生認為商代末期也出現了周人的“天”的至上神概念，本人並不認同。因為後期這個“天”的概念，都是在周代的器物上出現的。

王國維先生在中國開啟工業化道路的檔口，也意識到了這種社會轉型所帶來的意識形態的改變。

蓍草占卜，殷商時代也有；不能取得那麼多骨甲的平民使用蓍草；王室才有能力使用骨甲。史載周文王在羑里城被囚期間，用蓍草來占卜算卦，最後演繹八卦，是跟平民學來用蓍草，還是他在周地本就用過蓍草，不得而知。但是周人在克商以前，也會用甲骨占卜，是有記載的。《詩經·大雅·緜》裡說：“周原膴膴（音同呼，肥沃的原野）、菫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於茲。”這是周人藉助龜甲在占卜問詢，是否可以在周原建設自己的王都。

殷商人相信被安排好的命運，世間的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也沒有什麼“好人”和“壞人”的觀念。行壞事的人也是被神秘力量安排來做壞事，所以這跟此人的人品沒有關係，因而也就不會有周人所強調的“道德”的德的觀念。因而被周人罵做“無德”。周人為解釋自己“克商”的合理性，首先要否定“玄鳥生商”的圖騰神的後代享受“王”命的命定觀。同希臘英雄的後代享受財富、享受世俗的奢華是祖先與神交配的後代一樣。要打破這種 “食玄鳥之卵”的後代具有某些神的血統，本就應該坐享王位的觀念，周人就必須宣傳“天命靡常”。但是“天”尤其不可靠，說服不了已經落敗的殷商人，於是又反覆強調並提倡了“德”的觀念。認為商人能得夏人的天下，也是因為商湯有“德”；今天周人能得商人的天下，也是因為紂王“無德”。為了表現紂王無德，後世越來越杜撰並添油加醋商紂王無德的故事。為了表示周文王、周武王的德而拼命褒揚了二王的“德”事。

後代的文人不了解武王克商後發明的“德”的觀念，在司馬遷和《資治通鑑》中，誇讚某某人多以什麼什麼德而服眾，有以火德立，有以木德立，有以土德立；實際都是後人的想象，也就是沒有論證的意淫。

自周以來的中國文化和今天的學者們沒有識破開創中國文化的周人的伎倆，一是因為史料不足；再一個是還沒有具備今天“大歷史”的觀念和方法，沒能了解青銅時代人的精神風貌和時代特徵。為什麼史料不足呢？我們知道孔子距離武王克商的時代也不過六百年，《尚書·周書·多士》還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那為什麼到了孔子的年代，就“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論語·八佾》）。我們可以做一個大膽的假設，那就是殷冊殷典也被周公毀掉了。即使殷商的後人宋國也沒有了這些本就保存在王都的文獻。當然也可能是自然毀滅的，周人沒有好好另外抄錄保存肯定是必然的；因為要毀滅前朝的文化。

歷史似乎沒有沒有絲毫周公毀冊的記載。我們當今所有的文獻都始自周代。

殷商人的文化與意識形態與周人大不相同。殷周之變，實在不能說成是“繼承和發展”的關係或“殊異”的關係；而是邏輯斯蒂方程分叉的關係。農耕文化與商業文化分道揚鑣的關係。

殷商人繼承中國拜祖先的文化也許有上萬年的歷史。因為我們知道拜祖先的孝文化不僅僅存在於中國，也存在於澳大利亞與太平洋島嶼的諸多原生態文化部落[6]。這個現象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演化趨同（convergent  evolution）。如果相隔遙遠的兩個地方地理與氣候條件相似，那麼他們在這兩個地區演化出來的植物或者動物就會非常相似並且不具有任何血緣關係。另一個就是真的具備血緣關係，如4~5萬年前東南亞的古代智人開始向北沿着今天已經被埋入海底的海岸線進入中國和向四處擴張到了太平洋島嶼的土著人。中原的氣候與地質條件與澳大利亞和太平洋散布的島嶼極端不同，那麼擁有相同的拜祖先的孝文化就極有可能源於同一批早期古代智人祖先。DNA的證據支持我們與太平洋土著同源的假設；那麼我們進一步假設孝文化與拜祖先的風俗繼承自四萬年前共同的祖先也是合理合情的。

拜祖先的文化，我們一直繼承到今天。

殷商人拜祖先，並且有祖先簡狄食玄鳥之卵而生契的傳說。在我看來，這就如同希臘人拜自己的神廟，認為自己是神與人結合的英雄的後代一樣，享受人間奢華與富貴的“宿命”也就理所應當。所以殷人的上帝，實際就是自己的祖先且帶有某些超自然能力而已。這雖與郭沫若先生的意見近似，但並不如郭先生所言殷商人的上帝乃至上神的觀念。把自己的具有卓越功績的祖先想象出超自然的能力，無論就情感方面還是人類從襁褓至兒童以及成年的心理成長和成熟路程，也是自然而然的過程。

郭沫若先生以及王暉教授有關殷人上帝的論述都是功虧一簣！[7]

西漢禮學家戴聖的著作《禮記·表記》中有：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盪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這裡講夏人尊依“命”，應該是事實，符合大歷史意識形態演化的觀念；而郭沫若先生認為這段說的整個“夏道”沒有根據。處於那個青銅時代的人信仰宿命，應該不是什麼稀奇大事。不但夏人尊命，殷人也遵命。這就是漢代人所講“殷因於夏，尚質。”另外殷人還不知道“神”是什麼；神的觀念出現在鐵器開始的時代。這是春秋以後的人也不了解的地方。“神”這個字最早出現於西周初期的《宗周鐘》上，“隹（唯）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似乎很符合鐵器發展的事實。也有人認為宗周鐘是周厲王時代的作品，那就更符合大歷史的規律了。戴聖對此一無所知；所以才罵“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敬拜鬼是事實，因為殷人繼承着孝文化，只崇拜往生的祖先，祭拜完祖先之後才去拜日月星辰的靈。這是萬物有靈論的繼續。戴聖不懂得這些，也缺乏探究的精神，卻憑着想象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盪而不靜，勝而無恥。”那是意淫了。

綜上所列，周公及周成王在西周初年為合理化“武王克商”而創建了流傳至今的“德”的觀念、“天”的觀念、“神”的觀念；這是改變中國歷史發展道路和軌跡的大事。由於“德”之觀念也是社會型動物建構小型社會所依賴的人性本能，結合周文王的“易”之演化觀念，中國在西周就過早地出現了具有人文和人本主義精神的萌芽。這對神話和宗教的發展極端不利。因而中國也就沒有發展出來真正的宗教。日本華裔歷史小說作家陳舜臣在《中國歷史風雲錄》中指出，由於中國的歷史乃後朝推翻前朝的事實導致後朝不斷閹割纂改前朝的神話和歷史。中國缺乏連續和完整的神話體系，也許真是跟這個有很大關係。但就意識形態的發育和發展，中國文化出現了歷史學家所說的早熟現象；實際上中國文化是早熟的兒童。在文明建構之初就顯現了人類成熟社會的思維模式成為了過早觸及大人話題的小孩子。不成熟的人文和人本精神當然不能滿足大型社會建構的需要，必須佐以後來的“儒釋道”和“唯天皇子”的天子觀念。不僅如此，春秋戰國時期扼殺農耕社會對立面的商業社會意識形態的思潮迭起，導致以商鞅為代表的農耕社會出現的“爭奪式競爭”[8]異常激烈而登峰造極。中國社會今天走入具有完整的人文和人本主義的現代社會困難重重原因也多潛伏於此。一方面傳統保持者驕傲着自己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這種樸素的、不完整的人文精神又不能對現代社會的建構發揮作用。而統治者又在拼命建神和造神、抵禦外部文化的輸入。我們今天檢視這種人文精神在周初的發芽和發育，也就好似手淫的人一步跨入了想入非非的、天馬行空的精神境界。中國的意識形態的發育歷史，顯然沒有按照理想狀態的發育規律：

萬物有靈 ------ 超自然力想象 ------ 圖騰崇拜 ------ 半人半獸神 ------ 全人形人性神 ------ 多神------ 一神------人文和人本主義

馬克思的社會發展演化觀念，顯然問題多多！這裡我給出我所建議的，依照瑞典博物館學派的觀點總結而來的人類社會發展歷史：

中國意識形態的發育歷史可以看作是區別於西方和希臘文化的變體或變種。這樣建構起來的大型社會使邏輯斯蒂方程發生分叉：分叉的一個方向是農業社會，另一個方向是商業社會。希臘之後的羅馬帝國深受希臘文化影響，政治制度也採用了民主的共和制。雖然其間多次被各種政治形式篡奪、修改，但民主的種子，一直對後世影響深遠。

人類社會走出採集狩獵的小型社會開始建構大型社會的歷史進程中，出現過大約兩種不同的社會建構模式：一種是權力模式，一種是發生自組織現象的商業模式；當然有許多中古社會的建構遊走於這二者之間。商代的祖先就是做買賣的人，商代滅亡後其後人被封在宋國，周公仍然讓他們從事他們拿手的“買賣”活動。而周人卻是農耕的好手。“武王克商”的一次趁商朝大軍向南討伐的空檔時間，農人代替了很會做買賣的商人，中國文化也開啟了農耕社會的由權力建構文明的不同於以往的時代！

商代是青銅器的時代，文字又極其發達；時間軸上與產生希臘神話原型的邁錫尼文明相當，但是商代的神話卻異常缺乏。希臘的神話歌頌的都是邁錫尼時代的故事。經過荷馬的黑暗時代（相當於中國的西周），到相當於中國的東周時期，希臘的城邦民主蓬勃開展，世界範圍內的軸心時代出現。中國出現了孔孟等百家爭鳴，希臘出現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等傑出的人物。人類社會開始了兩種社會建構的形式實踐和發展。

而整個中國社會和歷史的核心還不僅僅在此，而在於這從西周開始的中國文化的建構和發育。由農人建構起來的社會，具有許多農人的特點。

早熟的、類似手淫的人一步到位的性福模式，必然無法顧及社會建構的方方面面；無法體會人文主義的光輝：人人享有同等政治權力的人文思想。不可能在那個依然相信統治者是神的後代，如何能與普通“眾”人享有平等的人生？於是周代制定的禮法與宗法制度，成為了塑造社會秩序的核心。依照官階的大小高低，穿什麼樣的衣服，享受多少匹馬拉的車，所有的社會等級都標識在人類“炫耀”的本能之上了。

我們品讀商周之變的歷史，對於今天的共產黨人，如何看待中國文化，如何看待社會轉型，意義及其重大。

從思維方式上來講，中國在文明建構之初就升起了人文精神的閃爍光芒；它扭轉了中國社會在走向大型社會建構之路上採取的重商、崇商之路。雖然人文精神在科學建構社會的路途上是我們今天所能認識到的終極手段，但一步到位的早熟，缺乏路途中間所能經歷與克服的艱難險阻，猶如手淫的一步到位，終讓我們的精神多出許多負擔和多走許多彎路。中國今天社會轉型的艱難，由此可見一斑。

[1]  古代希臘文明分作四個時期：克里特文明、邁錫尼文明（相當於中國的商代）、黑暗時代（大致相當於中國的西周）、希臘城邦民主時代、希臘化時代（春秋戰國時代）

[2] 王暉：《商周文化比較研究》第八頁  個人認為商王受的話可能是真的，只要這麼斷句就非常合理：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體現了商王第一次聽說不是命的觀念，而是天命觀念的驚詫，和對天的觀念的反問。

[3]參考靈長類學家的演講：《動物的道德行為》，弗蘭斯·德瓦爾  http://open.163.com/movie/2013/9/O/T/M97ITMKO9_M97ITR8OT.html

[4]  社會生物學興起之後的今天，我們才明白是我們身體裡的基因安排操縱了我們的命運；而環境做為對基因開啟關閉的控制當然也影響和左右着我們的命運，形成不可預測的混沌結果。

[5] 《先秦天道觀之進展》------郭沫若

[6]  參考《野蠻人的性生活》

[7]  參考王暉：《商周文化比較研究》以及郭沫若先生的《先秦天道觀之進展》

[8]  社會生物學總結了十個因素來描述人口高過單位面積的生態環境所能支撐的人口總量的時候所發生的人口制約因素。其中含有爭奪競爭和分攤競爭。如果人口總量低於所能支撐的生態環境容納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分攤式競爭。比如一棵樹上產出100斤果子，第一個人去了摘取了10斤；第二個人去了又摘取了10斤。這個時候的狀況就是分攤式競爭。如果100個人來摘取，就必然會發生不同程度的打鬥，這就是爭奪式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