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奴學者和一些“果粉”，大肆渲染美國高層與蔣介石、宋美齡夫婦關係如何親密，美國如何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和戰後重建，這簡直就是胡言亂語、荒唐至極。

　　二戰後期，美英兩國至少組織過三起暗殺蔣介石的行動，而且均是由丘吉爾和羅斯福直接下達的指令。

　　西安事變時，中共中央鑑於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力促和平解決，以實現全民族的抗戰。然而，抗日戰爭尚在白熱化階段，英美竟然聯手謀殺蔣介石!

　　1943年11月，蔣介石夫婦坐專機赴埃及參加開羅會議，中途在印度短期停留，英國特工查爾斯等一夥特工，打算乘蔣介石夫婦離開飛機的時候，上機安裝炸彈，但因為蔣的衛隊看守嚴密而無從下手。這是因為，蔣介石想要在戰後收復失地、廢除不平等條約。英國首相丘吉爾因此痛恨這位“雄心勃勃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其導火線是：蔣介石在英國殖民地印度，以抵抗日本侵略為名，發表演講，會見印度民族主義的甘地和尼赫魯等人。丘吉爾惱羞成怒，召集英軍參謀長伊斯梅上將、陸軍情報部長卡爾格特中將等人開秘密會議，並指定英國駐華大使館陸軍副武官查爾斯上校全權負責，相機行事。這是第一次。

　　1944年2月下旬，蔣介石夫婦去印度視察中國軍隊。史迪威等人決定製造一起喜馬拉雅山上空的空難。恰好日本發動“一號作戰”，中國戰場吃緊，蔣介石臨時取消了這次出訪。史迪威為期三個月的暗殺計劃流產。這一次，是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指令，原因是，史迪威以兩點理由說服了羅斯福總統：一是蔣介石“我行我素，很不聽話”;二是二戰結束後，中華民國將會填補日本帝國垮台後的權力真空，構成美國亞太霸權的新障礙。於是，羅斯福讓史迪威暗殺蔣介石。

　　第三次，是英美兩國的聯合行動。1944年春，英、美兩國情報組織與國民黨的地方實力派李濟深勾結，打算在桂林發動政變，英國派兩個空降師配合，殺死蔣介石。然而，戴笠的特工搶先行動，有效反擊，遂使這次政變胎死腹中。蔣介石考慮到“盟邦”的關係，於是不了了之。(Yu Maochun:Oss In China)

　　對此，蔣介石心知肚明，但又無可奈何。堂堂“四大國”(美、蘇、英、中)之一的“領袖”，境況竟然如此悲慘!

　　為什麼會是這樣?美國漢學家列文森一語道破天機：

　　【“蔣介石與西方之間的關係，與以前的中國政府和西方之間的關係，並不完全相同。列強不得已而求其次，只要保留從前的所給予它的特權就心滿意足了，但這也不行，還必須放棄一切權利。……因為蔣介石是一個真正的民族主義者。”】

　　在謀殺蔣介石的同時，美國還給中國送來了謀殺中華文化的使者。費正清作為一個中國通與漢學家，1942年被美國戰略情報局(OSS，中情局前身)派來中國。在1944年以後的幾年中，費正清擔任戰略情報局中國分部的負責人。據台灣資料，戴笠遭遇“空難”，就與他有關。

　　在費正清看來，中國的崛起，對美國有百害無一利。作為一名擁有戰略眼光的文化間諜，他的任務就是摧毀中國傳統文化，破壞“儒教的世界秩序”。

　　為達此目的，他不辭勞苦，以“自由之邦”的學者身份，以其早年與某些中國知識分子的師生關係，力促中國的自由主義運動，並使之服務於美國利益。余英時教授說：

　　【“費正清是1942年被派到重慶美國大使館任職的。他常常奔走於昆明、成都、桂林等地，和中國留學英美的高級知識分子有廣泛的接觸。他早年曾在清華任教，因此和西南聯大的自由主義派教授更有深厚的關係。”】

　　費正清對西南聯大的教授這樣評價，可謂一語道破天機：

　　【這些在美國接受訓練的中國知識分子，其思想、言行、講學都採取與我們一致的方式和內容，他們構成了一項可觸知的美國在華權益。】

　　他畢生致力於創造這樣一種局面：

　　【“歸根到底只有中國內部傳統發展出來的偶像破壞運動，採取中國人民喜聞樂見的形式，才有可能溶解乃至超越儒教的遺產。”】

　　當中國人在前線拼死抗擊日寇的時候，美國卻在中國的大後方釜底抽薪，挖中國人的祖墳，培植服務於美國的漢奸勢力。

　　不難想象，如果沒有新中國，中華民族該處於怎樣的悲慘境地!

　　美國人當然知道，所謂的“中國國民黨”，不過是一群同床異夢的軍閥組成的烏合之眾。日本投降後，只要削弱蔣介石集團的勢力，中國便會回到當初軍閥割據混戰、一片散沙的狀態，永無崛起之日。

　　日本投降之日，就是全面實施卸磨殺驢之時。

　　1945年底，馬歇爾來華前夕，杜魯門總統下達了“與蔣介石免談軍事援助”的備忘錄。前美軍上校姆提(L. B. Moody)事後批評美國政府對國民黨的虛假援助，他說：

　　【“來自太平洋島嶼，數量幾十億的發霉香煙、空氣槍、廉價炸彈以及一些報廢的汽車。美國國務院……竟將這些廢物與供給中國的那些有限數量的武器裝備合併起來計算，聲稱已援助中國數十億美元……”】

　　台灣學者邵宗海寫道：

　　【“第一個例子發生在歐洲勝利後。魏德邁將軍……建議美國政府供給德國輕型武器及軍火給中國，因為……型號相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迅速通過運送提議。當第一批二萬支步槍由德國港口運往中國途中時間，卻被一封印有白宮信箋並由居里所簽署的禁令所制止。……另一項事實，……日本投降後，從印度運往中國的租借武器被中止，且大部分裝備及武器也被銷毀或投入海中。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已遭破壞、或破損的武器，都被算入抗日戰爭勝利前美國援華租借物資之內。”】

　　早在開羅會議時，西方列強就開始排排坐分果果，精心布局新的“世界秩序”，包括重新瓜分中國。

　　美國最關心的，當然是西方世界及其戰略利益。西方，是美國必須確保的基本力量;至於東方，只要幅員廣闊的中國被壓制住，新的世界秩序就穩定了。

　　二戰結束後，美國立即占領日本，從戰略上高度入手，在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改造日本政治軍事的基礎上，重新武裝日本，繼續讓它擔當制約中國崛起的角色。徐中約《中國近代史》指出：

　　【“由於歐洲是美國的首要考慮，......事實上，到1947年5月，參謀長聯席會議已經“把中國放在了應給予援助之國家的順序表中相當低的地位”。到1947年下半年，美國已經決定將日本重建為美國在東亞勢力的重要基地。......這樣，日本便取代了中國成為美國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之利益的柱石。”】

　　日本是一個資源貧乏、領土狹小的島國，美國可以將之玩弄於鼓掌之上。不僅如此，美國還為永遠拴住日本，留下了一系列餌料，如日俄北方四島之爭、中日釣魚島之爭，等等。事實正如美國所願，幾十年來，日本所發揮的作用，就如同美國的一隻脖子上套着鎖鏈的牧羊犬。也許，日本並不樂意永遠當牧羊犬，但是，因無法掙脫鎖鏈，不得不老老實實聽從美國的指令。

　　當此之時，美國正在歐洲大把的撒錢，支持歐洲重建。一個巴掌大的希臘，美國一下子就砸進去幾億美元。更著名的，當然是當今國內某些專家津津樂道的馬歇爾計劃。請看百度百科：

　　【“馬歇爾計劃，官方名稱為歐洲復興計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對被戰爭破壞的西歐各國進行經濟援助、協助重建的計劃，對歐洲國家的發展和世界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該計劃於1948年4月正式啟動，並整整持續了4個財政年度之久。在這段時期內，西歐各國通過參加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總共接受了美國包括金融、技術、設備等各種形式的援助合計131.5億美元。……在馬歇爾計劃付諸實施之前，美國已經投入了大量資金用於歐洲重建。據估計在1945年到1947年間，美國在這方面的投入就達90億美元。”】

　　八年全面抗戰結束時，中國一片殘垣斷壁，哀鴻遍野，民不聊生。

　　美國對中國的基本國策是，見死不救，拒絕給予經濟援助。徐中約《中國近代史》：

　　【“1947年年底，國民政府請求美國提供一筆15億美元的四年援助計劃----其中第一年將撥出5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和1億美元的軍事援助。……但這項撥款直到1948年下半年國民政府幾乎完蛋時還未兌現。……(因為濫發紙幣，中國的)流通貨幣從1937年1月的13億元，狂升到1948年年底的245，598，990億元，結果是在1945----1948年間，物價以每月30%的幅度遞增。僅在1948年8月至1949年4月之間，紙幣就增加了4524倍，上海的物價指數則上揚了天文數字般的135，742倍。”】

　　時任美國駐華大使是司徒雷登。眾所周知，司徒雷登是一個中國通。而且，1947年1、2月間，行政院長宋子文一再會見司徒雷登，就惡化的經濟形勢向美國告急。宋子文是在美國長大、英語說得比漢語好，說破嘴也照樣沒戲。

　　國民政府為了討美國的歡心，甚至做出了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事情。1946年11月4日，與美國簽署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根據該條約，中國的軍民用碼頭，統統是美國的軍港。中國從陸地到海洋，從商品市場到文化教育，所有地區、所有領域，統統向美國人開放。

　　如條約之第二十二條規定：

　　【“倘締約此方之船舶，由於氣候惡劣或出任何其他危難，被迫避入締約彼方對外國商務或航業不開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領水時，此項船舶，應獲得友好之待遇及協助，以及必需與現有之供應品及修理器材。本款於軍艦及漁船以及第二十一條第二款所規定之船帕亦適用之。”】

　　二戰後的中國，還算是“五大國”之一嗎?還算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嗎?與清朝末年相比，有進步嗎?許多地方，還不如晚清!

　　在此條約簽署之前，美國貨早已鋪天蓋地湧入中國，在市場上泛濫成災，嚴重打擊了元氣大傷、尚待恢復的國內工商業，故引發了聲勢浩大的抵制美貨運動。《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簽署的。因此，一被曝光，便舉國大嘩。

　　顯然，美國不支持中國重建，卻沒有放棄在中國撈好處的任何機會。

　　更加可惡的是，美國還誕生了一個吸血中國的利益集團，陶文釗《中美關係史(1911-1949)》上卷指出，美國從事對華貿易、投資的工商業者、曾在中國或東亞任過職的將領、教會勢力或傳教士的後人、右翼政客等等，無不“把蔣政權的危機視為他一生最宏大計劃的危機;陳納德的航空公司與國民黨上層官員勾結從事軍火和商業走私活動，連美國駐滬領事魯特福德也說：“在好戰的反共主義的外衣下，隱藏着自私利益和個人發財的真實動機”。”

　　政治、經濟、軍事的極度腐敗，腐敗的國民黨官員與美國利益集團沆瀣一氣，工農商學皆無以聊生，民心思變，註定了國民黨政權必然滅亡。但是，面對武裝到牙齒的百萬日軍，國民黨軍能歷經淞滬會戰、台兒莊會戰、武漢會戰、長沙會戰等等，支撐八年之久，直到抗戰勝利。而在解放戰爭中，百萬“土八路”僅用了三年時間，就摧毀了四百萬國軍，把蔣介石趕到了台灣島，其中的奧妙就是：美國因素擔當了催化劑的角色。

　　1949年1月31日，《蔣介石日記》道：

　　【“此次……失敗，並非失敗於毛共，而是失敗於俄史(蘇聯、斯大林);亦非失敗於俄史，而是失敗於美馬(美國、馬歇爾)。”】

　　也許，蔣介石的反思，非常值得人們注意。

　　簡單地根據意識形態判斷國際關係，分析美國對國民黨中國的政策，是愚蠢的。如果意識形態能主導國際關係的話，意識形態一致的西方世界，便不會打完了一戰，又打二戰。

　　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有着燦爛悠久的歷史文化，這是西方列強一直十分警惕的。西方列強需要的，是一個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的中國。因為，蔣介石在力量強大的黃埔系內一言九鼎，所以，蔣介石該死。西方需要的是永遠主宰世界，東方永為奴僕。

　　和費正清制約中國崛起觀點一致，英國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便聲稱“不喜歡讓中國人在太平洋到處奔跑”。讓中國持續混亂、衰落，甚至分裂，才符合西方世界的利益。

　　法國總統戴高樂的話，有助於我們全面理解美國的對華政策：

　　【“中國是一個大國，人數世界第一。幾千年來，這個種族以忍耐、吃苦和勤奮精神，彌補了它的缺乏凝聚力的集體缺陷，建築了一個特殊、深刻的文明。……在一個世紀裡，歐洲人、美國人和日本人的無數次干涉、脅迫、侵略和勒索,使其蒙受恥辱，她幾乎慘遭瓜分。在國家經受了深重的災難之後，一些精英率領民眾掀起了革命。他們要不惜任何代價地改變他們的國家，立志使這個民族躋身強國。......蔣介石與盟軍一道作戰，領導中國走向勝利，從而,配合盟軍在太平洋地區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此之後，面臨着美、蘇、英三強的密謀陷害,蔣介石曾經試圖力挽狂瀾，然而局勢已發展到無可挽回的地步，迫使他置身於內戰。曾經用武力幫助蔣介石在大陸作戰的美國,這時中斷對政府軍的援助。”】

　　從某種意義上講，中華民國亡於美國的謀殺。

　　美國要謀殺的，並不是一個“中華民國”，而是中華民族。無疑，西方憎惡共產主義，痛恨中國共產黨，但是，他們最不願意看到的是中華江山一統，國家富強，與誰統治中國毫無關係。聰明反被聰明誤，美國的胡作非為，促成了新中國的迅速建立。當國民黨敗居台灣一隅後，美國立即擔當起保護者的角色，並苦心培育台獨勢力幾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