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競寫回憶錄

文革過後有一個奇特的現象，在文革中被迫害高官鮮寫記事，而曾經的“害人者”多數親撰或由人代撰回憶錄，他們都坐過十幾年牢，都試圖用文字為自己辯解，湔洗強加於身的污名。

不過，儘管傳主的命運類似，但立場各不相同，對事件的表述也大異其趣：戚本禹不為自己羈獄喊冤，繼續為毛和江青辯護，為文革叫好；陳伯達認識到文革的瘋狂，主動承擔罪責，亦不改對毛的效忠；徐景賢按中共的定論評說，但仍掩飾不了曾為四人幫集團一員的立場，輕批江青、張春橋等人，重責林彪集團的人事；而林彪干將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因冤情最深，反省也最徹底，他們如實揭示“毛文革”的責任及林彪事件的實情，客觀臧否毛、林、周等大人物，是文革“野史”中最珍貴的證言。遺憾的是，正如他們三人在法庭上為維護毛、周及中共的形象，忍辱負重甘受不白之冤，邱會作和李作鵬還在回憶錄末尾表白永遠忠於毛忠於黨。唯有吳法憲不同於他的愚忠、死忠於毛的戰友難友，對毛的作為進行了辛辣的批判，他的回憶錄便有了與眾不同的力度。

“草包司令”不草包

文革前，軍人很少出現在政治前台，吳法憲也不例外，儘管他一九五七年就任空軍政委，六五年轉任空軍司令，但直到六九在“九大”當上政治局委員才為民眾熟知。不幸，吳法憲矮墩墩肥頭大耳的形象在電視和報紙上一出現，就令人想到當紅樣板戲《沙家浜》中的“草包司令”胡傳魁，“草包司令”帽子就附會到吳法憲頭上。

不過，吳法憲雖憑林彪提攜爬到高位，但強將手下無弱兵，他絕不是草包無能之輩。當時，吳法憲出任負責軍隊日常事務的軍委辦事組副組長（相當於文革前的軍委副秘書長）兼副總參謀長，“九大”會期，周恩來當秘書長，吳法憲是副秘書長，都不是隨便胡混的要職。“九大”後林彪軍人集團和江青文人集團因政見不同產生分歧，九屆二中全會前為召開四屆人大成立修憲小組，組員吳法憲、李作鵬及陳伯達與康生、張春橋分成兩派，在是否設國家主席和天才論等問題上，吳法憲和康生、張春橋針鋒相對地激辯。毛因此把吳法憲當靶子重手敲打，迫他沒完沒了地寫檢查，以警示林彪，直至毛、林決裂鬧出“九一三”事件，他跟着受無妄之災成為階下囚。

幾經煉獄的吳法憲終於大徹大悟，對自己身處其中的歷史變局有了新的認識。

反駁起訴他的不實之詞

吳法憲在回憶錄中坦誠檢討，曾追隨上峰參與打倒賀龍和羅瑞卿活動；錯誤地批判過朱德、李先念；為討好葉群提拔重用林立果，甚至說出林立果“在空軍可以調動一切，可以指揮一切”的過頭話。同時，也逐條反駁了起訴他的不實之詞，並為林彪的一些罪名辯誣。

他申辯，他參加的軍委辦事組是隸屬毛和中央的機構，不是反革命集團，不存在“參與林彪奪取最高權力的活動”，林彪是黨章既定的接班人，也無篡權的必要；“不設國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裡擺？”是汪東興在廬山對江西省革委主任程世清講的，不能栽贓於葉群；毛會見美國總統尼克松時說，“我們國內有人反對和你們談判，這個人（林彪）現在見上帝去了”，事實是林彪認同毛的對美政策，而且早年就反對出兵朝鮮對抗美國，說林彪反對中美關係改善是莫須有；“九一三事件”後，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說林彪、吳法憲等人發動了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政變，粉碎“四人幫”後，中央又說廬山會議是林彪等人和康生、江青一夥的“狗咬狗”鬥爭，“都是（中央）為了政治鬥爭的需要”任意下的結論。

他尤其不滿中央在公審中定的基調，“不能說牽連到我們的都是‘反革命罪’，牽連到毛主席的都是‘失誤’，牽連到周恩來的就都是‘違心的’，為什麼在這裡就不講‘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呢？”

毫不留情地痛批毛澤東

最難能可貴的是，吳法憲不為尊者諱，對毛進行尖銳的批判──

毛澤東的“我的一張大字報”，“由五十多天前派工作組的矛盾開始，一直扯到了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新帳、老帳一起算，公開提出了中央存在兩個司令部的觀點，全文不過二百多字，可實實在在是字字千鈞，哪個能擔待得起呀！”

毛對陳伯達“一有了不同意見，一有了錯誤，就說人家‘三十年沒有很好地合作’。既然是這樣，那為什麼要把陳伯達一直留在身邊，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為黨內第四號人物呢？”毛忘了，兩次出訪蘇聯都是陳伯達陪同，四清的《二十三條》、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等都是毛委託陳伯達搞的。如今“把陳伯達打入十八層地獄，對彭德懷、劉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讓人心寒哪！”

吳法憲等人包括林彪聽信汪東興的話，以為毛和江青完全是兩回事。一次，吳法憲、黃永勝等人向毛告江青專橫跋扈的御狀，毛敷衍一番後叮囑他們“一定不要告訴江青，另一方面自己又向江青通風報信。”他終於明白，江青為何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裡，甚至能命令周恩來，就因為毛是江青後台。

“九大”後，林彪的威望越來越高，江青按毛的意圖開始把矛頭指向林彪。他看了毛南巡談話“才相信了，就是沒有‘九一三事件’，毛澤東也是決心要在九屆三中全會上把我們徹底拿掉的。”“誰能想到，毛澤東這麼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讓人寒心哪！”

吳法憲最憤憤不平的是，就在毛南巡找人說林彪和他們的壞話時，他和李作鵬正奉周恩來之命不得不去照顧江青遊玩。他責問，毛不停地宣講，“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毛自己不按正常途徑開會討論問題，“卻跑到下面去煽風點火”，“他自己這樣做光明正大嗎？”他在廬山會議後三次求見毛都遭拒絕，毛卻說“他們不來找我，我還是要去找他們。”

吳法憲如夢方醒地說，幾十年來，他對毛無限崇敬，把毛看作真理、正義的化身，但看了毛如此言行不一的講話，毛的光輝形象在他心中瓦解了。

要做一個老百姓而不得

吳法憲在秦城監獄才嘗到犯人不是人的滋味，才想到了應該給犯人一點人權。一九八一年，他被判處十七年徒刑不久就被保外就醫。出獄後，他住普通民房，周圍鄰居照舊尊敬他幫助他，讓他感到溫暖和安慰。吳法憲那樣的中共高幹似乎只有在──早年打天下，如今遭囚禁的──困窘時才需要老百姓，才感念老百姓，而他從為之奮鬥終生的黨得到的依然是冷酷無情。他死後當局明令他子女：不准發訃告設靈堂搞遺體告別等悼念活動，不准接受新聞媒體採訪；不准稱“同志”和“紅軍”……。他要做一個老百姓而不得，只能帶着子女的輓聯“只盼曲腸千日見清明”離去。

詳文請看：

https://6ujtfr.global.ssl.fastly.net/oo.aspx?name=c957454&key=ij8ko63r&from=51t&tag=90907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