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歷史深處的滋味——記朱永嘉先生

文：朱學勤

1976年10月“懷仁堂事變”發生，我在隴海線一個山溝里當工人，每日裡，只見軍車東下，直奔上海而去；文件西來，聲討“上海幫”密謀暴動，一定要徹底解決。此前盼文革垮台，已有數年。但聽那些文件傳達，改不了的“文革”腔，以“文革”否定“文革”，看不到多大希望。

後來聽第二批文件傳達——“反革命暴亂”如何被“粉碎”，倒覺那批留守上海的地方頭目有點像本地人了。大軍壓境，立受招安，檢討、揭發、輸誠，要什麼給什麼，哪有一點暴戾之氣？很符合上海小市民的庸人習氣。可見左派們在這個城市活動多年，就算把握政權也呈懸浮狀，或地下或地上，就是不能站穩地面，一接地氣，終被軟化。究竟是革命改造城市，還是市民軟化革命？

紛紛擾擾中，文件傳達越來越多，心猿意馬，昏昏欲睡。忽聽一句大黑話，讓我眼前一震、內心一驚。那文件說，王張江姚被捕後，“上海幫”群龍無首，居然有人在會議室倡言：“我們應武裝抵抗，抵抗一星期，上海就能成為又一個巴黎公社！”這句話成為“暴動”鐵證，此後在文件中反覆引用，也像刀刻一樣在我心裡30年，不能忘卻。須知說話者並不是軍人，竟是一介書生，從復旦提拔上去的一位中年史學家，大概是讀歷史讀多了，1976年竟引用“1871年巴黎公社”。說完後，北京方面不動聲色，允許他按原定日程訪問日本。歸來落虹橋機場，下機即逮捕，入獄14年。

14年後，輪到我在復旦念博士，不幸讀歷史，專業也與“巴黎公社”相近，自然就打聽這位史學前輩。一般來說，“文革”垮台者在本單位都有壞名聲，不是搞特權，就是整死人，而他似乎是個例外，聽不到有幸災樂禍，言者多為惋惜，間或還有同情。

他本來是功底深厚的明史專家，1948年入黨，曾任復旦歷史系總支書記。1964年，組織該系幾個青年講師討論“李自成晚節不忠”、“農民戰爭史”、“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等，起名“羅思鼎”(螺絲釘)。華東局正要組織反修寫作班，聞訊遂將這個小組合併，搬進上海西區李鴻章為愛妾購置的“丁香花園”，集體筆名“丁學雷”，丁香花園學雷鋒。他在“丁學雷”統領歷史組，“文革”中分管上海文教，相當於今天的宣傳部長。卻未搬進上海西區，還住復旦老房子，拿講師工資。

姚文元在北京有急事，電話打到復旦家屬區，門房老頭去他門前喊，他趕過來接，差一點誤事。姚才知道“宣傳部長”家裡沒電話，趕緊指令有關部門給他裝上。1974年周恩來四屆人大組閣，曾點名要他進京任科教文衛組組長，相當於今天的文化部長，張春橋不放，拿于會泳頂替，後者“懷仁堂事變”後自盡，可謂替他一死。

他本人一直在上海任市革會常委，1976年被揭發有“巴黎公社言論”，加重刑期。秦城生涯中，有一次獄外就醫，門開處，迎頭撞見陳伯達，遂知陳為隔壁鄰居。刑滿釋放回復旦，發200元生活費，不恢復公職。當時說定即此封頂，再不增加，十幾年內物價翻幾倍，不能不增加，到目前為止，生活費不足千元。

他出獄那一年我自己也不方便，有心相見，緣慳一面。又過十一二年，他關注我發表的一些東西，托人帶話，問願不願見？這才有了機會。記得是個大熱天，他穿磨薄了的老頭衫，手執蒲扇，滿頭白髮不顯老，眉宇間隱隱有大氣，確實是前輩，拿得起放得下的前輩。

此後冬來夏往，我有“文革”史疑惑，常去詢問。林立衡一行來上海，我請老先生出來聚餐，戲言：“相逢一笑泯恩仇，也讓你們兩個冤家見見面？”賓主盡歡，眾白頭共話天寶當年。當時在四平路，離空四軍軍部不遠。老先生憶舊說，“文革”中他有一個歷史系畢業的學生姓李，不關心革命化卻鼓吹現代化，江湖上薄有名聲。林立果聞言，就在空四軍軍部召見。聽一番現代化宏論，“太子”大悅，傳令特招，納入麾下。軍裝剛上身，“9·13”事發，那人剝下軍裝進隔離室，此後銷聲匿跡。

宋德金先生1962年畢業于吉林大學歷史系，曾調入毛家灣任秘書，“9·13”後隔離清查10年，出來後曾任《歷史研究》主編。那時已退休，隨行來滬。聞老先生此言，補白曰：他召入毛家灣只是讀文件，林寡言少語，深淺莫測。他與林面談時間最長一次，乃是遵其令，事先準備一堆英、美、德、法、日史料，專題匯報大國如何現代化。我聞宋氏言，遂有補白之補白：30年後今天，南京大學英國史專家入中南海講史，給第四代領導人講的也是這個題目，《人民日報》剛發新聞，頭條頭版。

還有一次是在“丁香花園”，昔日禁苑今已開放為營業性餐館，門庭若市。老先生30年後重遊，自有一番感慨：劉亞樓死在哪一棟樓；戴厚英如何獲“小鋼炮”外號；秀才加班，夜餐為一碗光面；中日建交，周恩來來滬傳達毛澤東與田中角榮談話，突然說要請客，在座者每人發一根雪糕棒冰。那天徐景賢也在，兩人相互補正口述史，也有意思。老先生說，大約1974年前後，毛澤東想讀庾信《枯樹賦》，傳諭“丁學雷”點校呈送。他在這棟樓內加班加點，點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一句，已感覺毛內心蒼涼，事事不如意，“文革”前景不妙。

徐景賢說，“9·13”事件後，張春橋在上海試行“破資產階級法權”，徐讓市革會財政組拿出方案，發現此事經濟上行不得：幹部人數、生活待遇相比進城之初的供給制，已經發展出汽車、洋房、司機、保姆等一大攤，如欲恢復供給制，財政負擔將比薪給制高出數倍，不堪重負。遂悄然擱置。

徐最後一次進京見張，後者深感寂寥，有如下言：“有時候我坐在這裡看文件，一整天只說6個字，早晨服務員送來早餐，我說‘謝謝’，中午又是‘謝謝’，晚上也是‘謝謝’。這樣，一整天3句話、6個字就過去了。沒有什麼人來，真的是‘門可羅雀’。”

我曾不止一次問老先生，對“文革”看法是否有改變、怎麼改變。他是史學家，又為海瑞罷官、巴黎公社“歷史問題”入獄，倘有兜頭反思，一定打通古今、大徹大悟。第三次問，他正回憶“文革”中“巴黎公社”來龍去脈，手蘸茶水在桌上比劃：“一條是西洋進來的意識形態，一條是老祖宗留下的本土古制，兩條線一條都不能少，交叉處，能找到‘文革’定位。”

交往深入後，也能問一些比較敏感的個人問題，比如為什麼會有那句“巴黎公社”？我的歷史觀不喜歡巴黎公社，也不贊成“文革”中巴黎公社之延伸，但還是敬重他當時敢言之勇氣。不料他回顧1976年心理，略有沉吟，回答說：“人家對我不薄呵！”這句話再次讓我震驚，原來士為知己者死，這就不是1948年入黨的共產黨人了，而是巴黎公社油彩下的中國古士人。難怪他到我seminar給研究生講秦漢制度，攜一藍布包袱入，坐定後一層一層揭開，最里一層才是講義。學生問“文革”起源，他要從殷周講起。一研究生事後驚嘆：“這是活在當下的古人，有古人之風！”

我們這一代啟蒙讀物，有一些是“文革”中上海出版的內部書籍，世稱“灰皮書”，還有一些雜誌，如《學習與批判》，如《摘譯》，後來知道這些出版物皆為他主持。“文革”前編印的《數理化自學叢書》12本，那時也開始重印，周恩來在京聞訊，曾讓秘書打電話請上海郵寄。知道這些情況後，我問他在當時那種形勢下，怎麼會想到出版這些東西？他的回答是：“老人家那時有指示，說要‘反對形而上學猖獗’，通過張、姚布置到我這裡，指示不能違。我自己確實也想出一點有文化有知識的書籍，如果有私心，只是念及那麼多中學生在鄉下，1000多萬人無書可讀，怎麼得了？”

後一番話觸動我心底，回家與妻子說：“老先生正面做的那些“文革”事不結善果，側面播下的讀書種子卻在我們這一代發芽。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我們這些人能破土而出，是不能忘記他的，這是他的收穫。”妻子當年也讀那些書，勸我將這層意思向老先生點破，也好讓他有個安慰。不料他聽了以後無所動，似乎無啥稀奇。

他是無錫大戶人家出身，半個世紀前在復旦讀書，就背叛家庭參加革命，並不在意這些。1976年巨變，下獄前開除黨籍公職。母親卻在同一年落實政策，得一筆退款，寫信問需要什麼。他回信說：“裡面有點冷，送一套棉毛衫褲，加一套二十四史。”此前他為革命治史，或為偉大領袖點校詩賦，無暇細讀二十四史，這一次有的是時間了，卻無力購置。於是“剝削階級”的母親出手，用“落實政策”退回的人民幣，給“革命逆子”購置二十四史，向鐵窗內郵寄。

二十四史太沉，從上海提籃橋轉獄去秦城，獄卒搬書發有怨嗔：“你這是孔夫子搬家，除了書，還是書!”更滑稽的是，那一年他進提籃橋，復旦中文系老教授賈植芳因胡風一案平反出獄，一進一出，居然是同一間牢房。賈先生特意關照他所熟悉的獄卒，要善待這位剛進去的獄友。這些事發生在1976年，可與《基督山恩仇記》開頭媲美，一起一伏，一進一出，顛撲如戲。

我歷來認為本國上世紀史最為生動，且將那些真人真事如實道來，毋庸虛構，即可把19世紀巴黎文人那一點小說濫情比下去。他聽後也是心不在焉，似乎所有思維細胞都已經歷史化，不給文學留下空間。

他的人性柔情這一面，是我在夏天去偶然看見的。天熱，他門前有一棵樹，他坐樹下翻閱書報，一方凳，一竹椅，一壺水，一副老光眼鏡。樹影搖曳，有三五隻野貓來腳下尋食，他竟有耐心起身餵食，口中還喃喃有語。我看那盆貓食，是煮熟的，可見他日日如此，每天下午都在等這群老朋友來見。

冬天去，野貓不見了，陋室內堆滿古卷，老房子年久失修，1930 年代日本人留下的木結構，門窗皆漏風。室內只有兩張老式的學生床，下一層留出床沿當座位，上一層書摞書，搖搖欲墜。主客對坐，也是隔一張學生桌，青燈黃卷，冷風嗖嗖。我扛不住凍，大衣不能脫。他穿棉褲棉鞋，也不說冷，數着剛完稿的古籍點校本，露出滿意的笑容：“這是《淮南子》，60萬字，那是《唐六典》，100萬字，還有20萬字長序。可以了吧？可以啦，比那時好多了！”他說的“那時”，是指丁香花園學雷鋒，為領袖點校大字本；還是秦城鐵屋為自己讀二十四史，一讀 14年，終於讀出歷史深處的滋味？

前年他心臟動手術，醫療費沉重。此前我多次起念，請他來seminar給研究生講講他的史學，滿肚子學問還有閱歷，不說太可惜，也好以此理由開列講課費，略盡心意。每次提，每次都被他拒絕，怕給我惹是非。

這一次他終於同意了，我們父子倆很高興地去接。路過1976年他初次被關押的軍營，我讓兒子等一等，陪他從圍牆邊踱過去懷古。隔一條小河，他辨認出那間房子，笑微微地說：“不就是那排灰營房嗎？沒變，沒變。當時從虹橋機場押進這個大院，他們要保密，我是一眼就認出來了，南京路上好八連的團部！以前每逢‘八一’，我要領隊來慰問，熟門熟路。上海我是第一個關進去的，編號為01。”說完用食指在空中畫圈，圈裡畫“1”。

原來又轉出一層歷史，凡有歷史處，總要戛然而止。預定講一個學期，結果只講了一次。但也留下了一處痕跡：那次講完秦漢古制，學生領來講課費，我簽字，也須請老先生簽字，他卻為我顧慮起來：“簽名恐有不宜，會給你留下麻煩的。”我說也是，你也不在乎筆名多少，剛才提到那個“01”就不錯，新開一個吧？老先生展顏一笑，大筆寫意，就簽兩個字：——“凌伊”。

來源： 不讀尋常書A 2018.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