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與告別革命

1959年5月27日首演的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明年將屆公演60周年。這部曲子已成了中國的《羅米歐與朱麗葉》，被西方音樂界稱作“The Romanced Butrate”即《蝴蝶的愛情》。國內《梁祝》協奏曲的唱片發行量已突破百萬大關，並隨着嫦娥飛船，進入月球軌道。九十年代初，北京“20世紀華人音樂經典”的金牌，獻給了《梁祝》協奏曲。

　《梁祝》協奏曲的兩位作者，何占豪與陳鋼，在完成這部成名作時，年齡分別為26歲與24歲。那年，他們還都是上海音樂學院的學生。首演時，指揮，獨奏，和交響樂隊全部由學生組成。 （樂隊指揮是指揮系學生樊承武）。

不可否認的是，《梁祝》只有在當時的上海音樂學院才能產生。俞麗拿在紀念節目中承認，管弦系的教授們在背後起了很大的作用。

副院長丁善德教授當起實質上的“藝術總監”。在接受指導創作《梁祝》的任務後，他對陳鋼“單個教練”，逐一講解各種奏鳴曲的曲式結構，並一次次地審讀兩位學生噴吐出的每一個樂段，提出修改意見。

民樂系主任、國樂家衛仲樂教授，向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開設講座，

講解民族樂器的各種演奏技巧，幫助學生們實現小提琴演奏的“洋為中用”。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畢業的小提琴演奏家趙志華，向何占豪介紹各種小提琴演奏技法，提供各種藝術示範。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畢業的陳又新教授，為小組同學邊講解邊演奏各種小提琴協奏曲。

當兩位作者決定將二胡的指法寫進協奏曲時，有人以為：“把二胡的滑指用到小提琴上去，是破壞小提琴的演奏法則”。兩位尚幼稚的學生猶豫了。劉品以系黨支部書記的名義，組織全系的專家展開論證，以韋爾漢的“Ｇ弦上的詠嘆調”，以及帕格尼尼的“摩西幻想曲”為例子，Ｇ弦單根弦上可以唱出動人的歌，現在將二胡的技巧移到小提琴的兩根弦上，完全可以。為兩位學生的藝術創造提供實踐與理論依據。

中國二胡琴的滑指手法，首次出現在小提琴演奏上，使《梁祝》在表現滿腔悲憤、痛苦欲絕的情感時，產生了震撼人心的藝術效果。還有中國越劇、京劇中常用的倒板、囂板等，也首次進入協奏曲，使《梁祝》從內容到表現形式，都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質，小提琴協奏曲在此實現了一次徹底的中華民族化。

俞麗拿在節目中，沒有提到上海音樂學院的領導人孟波，是個很大的缺憾。

在上海音樂學院1959年的校刊上，何占豪、陳鋼合寫的《“ 梁祝”的誕生》一文，提到孟波“是我們最敬愛的導師”，“劉品同志常和我們一起務虛，和我們共憂樂，不斷給我們鼓勵”。孟波則認為：“沒有丁善德，就沒有《梁祝》。”孟波和劉品，分別是當時的上海音樂學院黨委書記和管弦系黨支部書記。丁善德是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他們是《梁祝》創作的主要組織者。

孟波是這部作品的“總策劃”，沒有孟波《梁祝》是不會誕生的。

1958年初秋，上海音樂學院黨委向全校師生提出了解放思想，大膽創作，探索西洋音樂的民族化，就是孟波提出來的。

響應孟波的號召，上音管弦系一年級小提琴專業的幾個同學，何占豪、俞麗拿、丁芷諾等組建了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奮鬥目標為，結束西洋作品一統小提琴樂章的歷史。

在去農村勞動的途中，選什麼題材好？同學們爭論不休。最後集中在３個題材：１、全民皆兵；２、大煉鋼鐵；３、在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音調基礎上創作。一封徵求對以上題材意向的信，飛到上海音樂學院黨委。

在溫州的鄉村，何占豪這天剛收工回到農舍，門口出現系黨支部書記劉品。他受院黨委書記孟波的委託專程趕來。劉品傳達的選題意向，使何占豪吃了一驚。 孟波收到意向信後，毫不猶豫地在３個題材的“３”字打了一個“√”，《梁祝》的創作就這樣開始了。

原先，何占豪和他的熱血同學真正的選擇是搞一個全民皆兵或大煉鋼鐵的題材，第三者梁祝只是湊數。孟波是清醒的。如果他當時勾了前兩者，就沒有了今天的《梁祝》。

孟波三十年代在上海灘當學徒時，就參加抗日救亡歌詠活動，晚上常到建國西路冼星海住處求教。1936年，他任《大眾歌聲》編輯時傳播優秀抗戰歌曲。以後幾十年，他都在文藝單位當領導，有着領導藝術創作的豐富經驗。

他之所以選擇越劇《梁祝》這個題材，是認為小提琴的性格，較為纖細、柔軟，難以表現全民皆兵、大煉鋼鐵這樣一類題材，越劇《梁祝》本是一首委婉動人的愛情奏鳴曲，適宜小提琴性格化的體現。劇作提供的音樂素材非常優美，又有濃郁、醇美的民族風格。五十年代初，越劇《梁祝》被拍成電影，為海內外熟悉，容易引起社會共鳴。

還有一條十分重要的理由是，何占豪在進音樂學院之前，在浙江的一個越劇團樂隊任二胡演奏員，有一肚子的越劇音樂。只有讓藝術家寫自己最熟悉的東西，才有可能寫好。劉品把孟波的選材依據一一告訴何占豪。

此之前的一次學校晚會上，何占豪用小提琴演奏了一首笛子曲《喜相逢》，在校園裡引起軒然大波。有人認為，用西洋樂器拉中國樂曲，是洋不洋、中不中，在糟蹋小提琴。劉品卻跑到何占豪宿舍，讚揚他“有志氣”。劉品看到了何對民族文化的依戀。他鼓勵何占豪為創造民族的交響音樂大膽探索，這也是孟波提出的奮鬥目標。正是由於這位學院黨委書記的感召，管弦系的初生牛犢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

因為受到了劉品的直接鼓勵，何占豪一鼓作氣把越劇《梁祝》中十八相送、樓台會等幾段唱腔音樂連接起來，用小提琴實驗演奏。這首當時被稱作“小《梁祝》”的樂曲，令一些到上海音樂學院參觀訪問的外國音樂家驚喜。

何占豪進一步探索創造民族自己的交響樂，已有良好的實踐基礎。

劉品原是總政歌舞團的長笛演奏家，曾在上海音樂學院攻讀本科。

溫州之行，顯示了他與他的直接指揮者孟波所共有的藝術與思想的雙重導能力。

孟波向副院長、作曲教授丁善德“求援”。丁教授優選學生，把作曲系四年級的一位高才生介紹給孟波。他就是有“四隻音樂眼睛”之稱的陳鋼。陳鋼和何占豪，同院不同系的兩個名字，就此“聯姻”，與“蝴蝶” 同時成對高飛。

在孟波決定調用陳鋼的時候，措辭激烈的批評意見傳到了院黨委。有人認為，陳鋼父親有“歷史問題”，向國慶獻禮的重點創作，怎麼可以讓他參加？在院黨委會上，孟波明確表態：“老子不等於兒子，為什麼不能用？ ”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校園裡傳出另一種非議：“《梁山伯與祝英台》是才子佳人加封建迷信”，“怎麼能把這種東西向國慶10周年獻禮”？

為了使兩位學生的創作情緒不受影響，孟波主動找他們消除思想疑慮。《梁祝》雖是愛情故事，但宣傳的並不是封建迷信。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悲劇，是對封建禮教的強烈抗爭。

《梁祝》協奏曲剛定稿，他就組織小提琴和鋼琴兩種樂器試奏一遍，然後把

錄音帶直接送當時的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石西民那兒徵求意見。石聽完錄音連說：“很好聽！”孟波這才放心。

《梁祝》在向國慶１０周年獻禮的時候，不僅順利通過，且獨領風騷，聲譽鵲起。然而，《梁祝》對於孟波來說，並不是一件幸事。有人認為，孟波組織《梁祝》創作，表現出狹隘的民族主義，告到中央，以致周恩來碰到孟波時，劈頭一句話就是：“怎麼？你在排斥西方的東西！”

陳毅到上海視察經濟工作，突然打電話給孟波，說要馬上到音樂學院看節目，並指出，要全部西洋的。在看完演出之後，陳毅表示滿意，在即興發言中，他嚴肅地強調：“不能排斥西方優秀的藝術”，接着，他又補充道：“當然也不能沒有我們民族自己的東西。”來自國家高層領導的責詢，使孟波蒙受難以言喻的委屈。

　　在大革文化命的時候，《梁祝》被指為宣揚封資修的大毒草，孟波被打成“授意炮製大毒草，毒害青年學生”的“反黨分子”。因為他否定大煉鋼鐵作為小提琴協奏曲的選題，於是，又被戴上一頂“反對三面紅旗” 的帽子，到處挨斗，差點兒送命。 

早在延安時期，孟波就任過中央黨校文藝工作研究室黨支部書記、中央交響樂團指導員。在劉少奇任校長的魯藝華中分校，孟波分管教務，兼任音樂系主任。建國後，他任過天津、廣州市文化局長，廣州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調到上海音樂學院之前，他在中國音樂家協會任秘書長。這些經歷賦予他卓越的藝術統籌才幹。

《梁祝》協奏曲最精彩的“化蝶”是孟波定的創意。

原作的最初一稿，寫了相愛、抗婚、投墳這幾個段落。尾聲是投墳之後第一主題“懷念”的再現。孟波在審讀了初稿之後，他否定了這樣的結束處理。“懷念是必要的，但給人壓抑的感覺。音樂要傳神。”孟波建議尾聲增加一段“化蝶”：“這是對封建勢力最強烈的反抗”。他向兩位學生講述了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創作原則，把兩位學生引向更高的藝術境界。

於是，《梁祝》有了現在富有浪漫色彩的“化蝶”，作品因此實現了ＡＢＡ

的曲式結構，作為交響樂的藝術形態，更顯完整。要主要的意義，它使協奏曲的主題有了一個升華。評論家稱“化蝶”為全曲“點睛之筆” 、“靈魂所在”。

“點睛之筆”出自孟波，也非偶然。他不僅是音樂事業的組織家，也是個優秀的作曲家。他抗戰年代作曲的《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六十年代初作曲的《高舉革命大旗》等歌曲，都唱遍中華大地，並成為中國一段歷史的代表作。出色的生產組織家，自己應該是專家。這樣就能在關鍵時刻，給作品來個“點睛之筆”。

在告別革命的時代，《梁祝》繼續大放異彩，不應忘記的是，革命時代曾有孟波和劉品那樣的黨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