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第一次府院之爭--六一六事變

1916年袁世凱去世後，繼任大總統黎元洪與國務總理段祺瑞不和（第一次府院之爭）。1917年4月，因對德國宣戰一事立場相左，黎、段二人矛盾激化，黎元洪宣布罷免段祺瑞總理職務，段祺瑞則稱罷免令非法，策劃各省獨立與黎對抗。在居間調解的督軍團團長，長江巡閱使張勳要求下，6月12日，黎元洪下令解散國會。7月1日，原本進京調解“府院之爭”的張勳意外擁立溥儀復辟（張勳復辟，君主立憲制）。

段祺瑞、馮國璋組織討逆軍，很快擊敗張勳。復辟收場後，馮國璋出任中華民國（代）大總統，段祺瑞再任國務總理。北京民國政府由日本支持的段祺瑞（皖系）、張作霖，和美英支持的馮國璋（直系）三大派系共同控制。段祺瑞宣布“一不要約法，二不要國會，三不要舊總統”，拒絕恢復原國會，欲另外籌備“安福國會”。

1917年8月25日，宣布“護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孫中山在廣州召開部分原國會議員參加的“非常國會”，組織中華民國廣州軍政府，孫中山被選為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這樣，中國產生了南北對峙的兩個政府。

孫中山、段祺瑞先後下達了對對方的討伐令。10月6日，南北戰爭（護法戰爭）爆發。

南北兩軍，原本北方軍力占絕對優勢，但北京政府內直皖兩系不和，爭執、糾紛不斷，導致戰局多次反覆，久拖不決。

1918年8月12日，安福國會在北京召開，9月4日，國會選舉徐世昌為總統，取代了馮國璋。馮國璋於當年12月病逝。

1920年7月14日，直皖矛盾激化，引發直皖戰爭。至7月23日，直系曹錕、吳佩孚，奉軍張作霖的聯軍一方獲勝。皖系首領段祺瑞辭職（陸軍總長）下野，皖系大將，自外蒙返回參戰的西北邊防軍總司令徐樹錚戰敗流亡，所率數萬西北邊防軍折損大半。

1921年2月中旬，白俄恩琴軍擊敗了駐外蒙古和唐努烏梁海的西北邊防軍留守部隊，占領庫倫。3月中下旬，蘇俄紅軍擊敗並驅逐了退至蒙蘇邊境買賣城的西北邊防軍高在田部，中國軍隊全部退出了外蒙古，外蒙收復一年又五個月後得而復失。7月，蘇軍擊敗恩琴，占領外蒙古。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國、英國、日本、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葡萄牙、中國（北京政府，當時總統為徐世昌，國務總理為顏惠慶）九國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會議，此次會議稱為華盛頓會議或九國會議。
1922年2月4日，九國會議結束前，中、日兩國簽訂了《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條約要點如下：
第一條 日本將膠州德國舊租借地交還中國。
第九條 現駐沿青島，濟南鐵路及其支線的日本軍隊，包括憲兵在內，撤離中國。
第十二條 青島海關歸還中國。
第十四條 日本將青島濟南鐵路（膠濟鐵路）及其支線並一切附屬產業，包括碼頭、貨棧及他同等產業，移交中國；以上鐵路及附屬產業，中國以國庫券方式贖回，自移交完成後，分期償付，期限15年。未償清前，中國政府選任一日本人為車務長，一日本人為會計長，（此會計長）與中國會計權限同等。

2月6日，與會九國簽署《關於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簡稱《九國公約》，要點如下：
第一條 除中國外締約各國協定：
（一）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
（二）給予中國完全無礙之機會，以發展並維持一有力鞏固之政府；
（三）中國門戶開放，一切國家與中國的貿易機會均等。
（四）不得謀取特別權利，而損害友邦人民之權利，有害友邦之安全。

第二條 締約各國不得單獨或聯合訂立條約或協定，侵犯或妨害第一條之各原則。
第六條 發生戰事時，中國如不願參戰，應完全尊重中國中立之權利。

1922年4月30日，膠濟鐵路全路由中國接防；1922年12月10日，日本從山東撤出了所有軍隊，中國政府收回青島；1923年2月1日，膠濟鐵路全路接管完畢，由中方管理（但中國仍任用一名日本車務長及一名日本會計長）。

直皖戰爭後，孫中山、張作霖謀劃合作反直。

1922年4月28日，爆發第一次直奉戰爭，至5月5日，奉軍戰敗，雙方簽約停戰，奉軍隨後退出關外。

第一次直奉戰爭後，孫中山繼續執行聯奉、聯皖反直的策略。粵皖奉三角聯盟約定，粵皖奉三方中任何一方受到攻擊時，其它兩方“應併力合作，以掃除敵人勢力”，“將來向敵人戰爭徹底或講和，皆相與一致，不為單獨行動。”

1922年6月1日，在吳佩孚推動下，民國第一屆國會議長吳景濂、王家襄召集兩百多位舊國會議員在天津開會，宣布恢復民國第一屆國會，恢復《臨時約法》，取消南北兩政府（北京、廣州），依法另組合法政府。史稱民國法統重光。6月2日，徐世昌通電宣布辭職，表示配合。6月11日，原總統黎元洪入京復職。但是，曾聲言“只要北京的非法總統徐世昌辭職下野，我孫文也立即辭職下野”的孫中山卻拒絕辭職，仍堅持其北伐主張。

主張實行“聯省自治”，同時主張通過法統重光，和平解決南北分裂問題，反對武力北伐的陳炯明（廣東省長、粵軍總司令）與孫中山矛盾激化。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部下發動“六一六事變”，驅逐孫中山，孫乘軍艦退居上海，廣州中華民國政府瓦解。

第二節 孫文越飛宣言--奉直討赤

1922年7月，重視對華外交的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越飛被任命為蘇聯駐華全權代表。

1922年8月，越飛與北洋政府（黎元洪、曹錕、吳佩孚為首）代表顧維鈞展開建交談判，由於北洋政府堅持蘇聯撤出外蒙，歸還中東鐵路等先決條件，談判不了了之。

其後，越飛一度試圖促成孫中山、吳佩孚聯合。三方進行了接觸、嘗試但未能達成合作，原因之一是此前孫中山一直實行聯奉、聯皖反直的策略。

吳佩孚與蘇聯的分歧是難以調和的。在11月20日回復越飛的信件中，吳佩孚說：“上一次格克爾顧問到洛陽來時已經達成協議，即一旦中國能夠接收蒙古，俄國軍隊就立即撤走。……蒙古屬於中國，中國中央政府本身會尊重蒙古人民的意願，沒有必要節外生枝。中國中央政府不承認所謂的蒙古政府，因此中國政府難以承認蒙古政府與俄國政府所締結的條約是有效的”。

對中國政局的另一個重要人物張作霖，蘇聯與孫中山所持的態度截然不同。

在1922年11月10日《越飛給契切林的電報》中，有這樣的內容：對於張作霖，的確，我們是不信任的，因為我們知道，他在實行兩面派政策，他向我們軍事指揮部派去代表團，聲稱他不會支持白衛分子，而實際上他在支持我們中東鐵路上的敵人，並在滿洲為白衛分子提供安身之地和戰略基地。

孫中山是蘇聯最適合的中國合作夥伴。蘇聯看好孫中山的潛力。越飛在1923年1月13日從北京給俄共(布)、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領導人的信中說：“孫逸仙不是今天就是明天，遲早會恢復在南方的全部影響。加之他利用最近幾個月時間還在擴大影響，所以實際上整個南方，包括土爾其斯坦(即我國的新疆地區)在內，將掌握在孫逸仙手裡。考慮到張作霖目前正與孫逸仙聯手，孫逸仙很可能會在近期內實際上成為除吳佩孚還在支撐並可能支撐得住的一個省份和北京周圍一小塊所謂中國正式中央政府基地之外的整個中國統治者。”

1923年1月26日，越飛與孫中山在上海簽訂《孫文越飛宣言》，宣言聲明蘇聯將協助孫文促成中國統一，而孫文則同意蘇軍不必立即撤離外蒙。在《孫中山和越飛聯合宣言》中，雙方就合作願望和各自立場的具體表達是：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菲〔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菲〔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為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確告孫博士，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也。

《孫文越飛宣言》標誌着孫中山及國民黨與蘇聯與共產國際正式合作，並推行聯俄容共政策。

1923年2月7日，吳佩孚鎮壓了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與共產勢力決裂。

2月21日，孫中山擊敗陳炯明，返回廣州，重建軍政府，設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繼續與北洋政府對峙。

《孫文越飛宣言》簽訂後，蘇聯開始給予廣州軍政府大量武器、財政和人員援助。該年10月，孫文聘請蘇聯兼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鮑羅廷為政治總顧問。蘇俄未來五大元帥之一的遠東軍魂布留赫爾，化名加倫將軍，在1924年8月和1926年5月兩次奉派到中國，任廣州軍政府軍事總顧問，參與策劃、指揮國民黨東征和北伐，表現卓著，深得蔣介石倚重、信任。

1923年12月，蘇聯駐北洋政府全權代表加拉罕（即加拉罕第二次對華宣言發表者），與北洋政府陸軍檢閱使，直系大將馮玉祥，在李大釗牽線下開始接觸。

1924年6月，日本新任外相幣原喜重郎宣布對華“四項原則”：不干涉中國內政，合理地維護其在華合理利益；同情中國的現狀；中日共存共榮，經濟合作。這一與華盛頓會議精神一脈相承，奉行“對華不干涉主義”和“國際協調主義”的幣原外交政策，基本上一直貫徹到1927年4月，田中義一組閣前。

9月3日，直奉戰爭前哨戰江浙戰爭爆發。戰爭的一方為皖系的浙江都督盧永祥，另一方為江蘇都督齊燮元、閩粵邊防督辦孫傳芳、福建都督周蔭人、江西都督蔡成勛、安徽都督馬聯甲等組成的直系聯軍。

9月4日，孫中山在大元帥府召開籌備北伐會議，稱“援浙即以存粵”，決定執行粵皖奉三角聯盟約定，北上援盧。

二周后，北方的奉直勢力也都對江浙事件做出了反應。9月18日，第二次直奉戰爭正式打響。10月23日，直系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聯合胡景翼、孫岳，於直奉激戰之際，率部返回，發動北京政變，囚禁時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曹錕，驅逐溥儀。前線“討逆軍總司令”吳佩孚指揮的直系軍隊腹背受敵，不久潰敗。11月3日，戰前中國軍力最強者-吳佩孚，僅率二千餘人由塘沽經海上遁走華中。直系北京政府被推翻，奉軍入關。馮玉祥和張作霖共推段祺瑞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北京政府由奉系、國民軍和皖系三方勢力共掌。

第二次直奉戰爭後，張作霖部下楊宇霆、姜登選、張宗昌、李景林分別被任命為江蘇、安徽、山東、直隸四省都督，奉系勢力向華北、華東大舉擴張。

奉系將領，張學良的教官郭松齡，戰功卓著卻未獲督職。郭心懷不平，與張作霖、楊宇霆等人裂隙日深。

9月20日，張作霖與蘇聯政府簽訂了“中東鐵路條約”，根據條約，中東鐵路由蘇中雙方共同管轄。

11月1日，馮玉祥、段祺瑞、張作霖電請孫中山早日入京，共商國事。

12月，張作霖在與美國代辦（參贊）邁耶交談時說：目前最嚴重的威脅是“布爾什維克問題”，蘇聯的在華活動已嚴重危及在華外國人的生命和財產；孫中山與蘇聯的聯手（無論）對其個人還是國家也好（，）都是巨大的危險；無論如何他也不能與孫中山以及他的布爾什維克政策合作。

12月4日，孫中山抵天津。在當日曹家花園的“孫張會談”中，張作霖說：“孫先生，我系粗人，今坦白言之，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孫的。惟我只反對共產，如共產實行，雖流血所不辭。”

1925年上半年，國共兩黨北方負責人，共產國際中國代理人李大釗，蘇聯駐廣州國民政府政治總顧問鮑羅廷，蘇聯駐北洋政府全權代表加拉罕三人先後與馮玉祥見面會談，馮決定與蘇聯合作。（馮玉祥聯俄）

1925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去世。消息傳到莫斯科，斯大林專門召開了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孫中山去世和援助馮玉祥國民軍問題，會上決定設立專門負責對華外交的中國委員會。

4月17日，蘇聯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專門討論援助馮玉祥等問題；

4月底，蘇聯向馮玉祥部隊派出了軍事顧問團，時名鄧希賢的鄧小平是顧問團成員之一；

5月22日，加拉罕在致蘇聯領導人的電文中說：“蓋奉張之勝利即守舊派之勝利，亦即帝國主義（尤以日本為最）之勝利，深足為蘇聯之危害。既不將奉張破壞，亦宜削弱之。此時奉張之重要敵人即系馮玉祥。”

5月31日，中國代表顧維鈞與蘇聯代表加拉罕在北京簽訂《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主要內容有：蘇聯方面廢除沙俄時代簽訂的一切損害中國主權的條約，放棄一切租借地、領事裁判權、治外法權及庚子賠款等；中東路純系商業性質，由兩國共管。

6月5日，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伏龍芝在中國委員會會議上提出，在蒙古境內組建國際部隊以便支援馮玉祥。

會後不久，蘇聯將步槍18000支，機槍90挺，大炮24門，飛機10架及相當數量的彈藥，經外蒙古之庫倫運送至張家口馮軍駐地。

在年末（1925）的反奉戰爭期間，蘇俄未來五大元帥中的葉戈羅夫被派任駐華武官兼馮玉祥高級軍事顧問。自1924年至1926年8月，蘇聯共援助馮軍飛機10架、三英寸口徑炮60門、炮彈58000發、鐵甲車8輛、機關槍227挺、步槍35000支、子彈510萬發。在蘇聯全力支持下，原本裝備落後的馮玉祥集團迅速成為中國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之一。

了解到郭松齡對張作霖、楊宇霆的不滿情緒後，加拉罕與李大釗加強了與郭松齡的接觸，李大釗對策反郭松齡，做了大量工作。郭松齡與馮玉祥也關切密切。郭與馮聯絡的一個渠道是李大釗（李大釗也是馮與南方國民政府的聯絡人）；此外，郭與馮之間還有一層關係，郭夫人韓淑秀與馮夫人李德全是協和女子大學的同學。

1925年5月底，五卅運動期間，李大釗，趙世炎等在北平組織5萬餘人遊行示威。北洋政府以「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罪名通緝李大釗，李攜家人逃入東交民巷蘇聯使館兵營，不久，李將國民黨和共產黨在北京的工作機關也搬到蘇聯使館軍營。

1925年10月10日，直系將領，閩浙巡閱使兼浙江軍務善後督辦孫傳芳，組織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反奉，並請吳佩孚出山，吳佩孚得到14省擁戴，就任討賊聯軍總司令。

北方的反奉也在醞釀之中。五卅運動後，李大釗派任國楨等到奉天，策動郭松齡反奉。25年10月，在加拉罕和李大釗運作下，時任奉軍精銳--第十軍軍長的郭松齡與馮玉祥、李景林結盟，郭、馮兩人還訂立了秘約。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齡在灤州（今河北唐山灤縣）發動兵變，將所部改稱東北國民軍，通電要求張作霖下野。郭松齡部克錦州，占新民，一個月後攻到了瀋陽西南郊的巨流河。原本奉行幣原“不干涉”政策的日本，不甘蘇俄勢力在東北擴張，派關東軍(旅順、大連租借地，南滿鐵路的日本駐軍)介入戰事，並警告蘇聯不得干涉。12月23日，關東軍對郭松齡部及郭軍控制的鐵路線發動攻擊，郭軍迅速瓦解。12月24日，郭松齡與夫人被奉軍逮捕，二人於次日被殺。

與郭松齡聯合反奉的馮玉祥先進攻了原盟友，直隸軍務督辦兼直隸省長李景林（李的勢力範圍包括直隸和熱河，李還是著名武術家），再於12月初向奉軍進攻，相繼奪取了直隸、北京、熱河、河南等地的大部或局部。（馮玉祥反奉）

25年下半年的系列反奉戰爭使奉系實力受到重挫。

蘇聯是反奉戰爭的推動者。各反奉勢力都與蘇聯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絡，蘇聯至少對北方的反奉勢力提供了武器和顧問，甚至做出了出兵介入的保證。1925年12月，中東鐵路管理局局長伊萬諾夫還以奉軍累計拖欠中東鐵路管理局債款1400萬盧布為由，禁止張作霖軍隊使用該鐵路運輸部隊和軍用物資。1926年1月，張作霖一度命令奉軍護路司令張煥相逮捕了伊萬諾夫。蘇軍在滿洲里一帶集結，威脅入侵哈爾濱。

1925年12月31日，討賊聯軍總司令吳佩孚宣布中止討奉，反與對手張作霖聯合“討赤”，討伐對象為赤化的馮玉祥、岳維峻等國民軍。張宗昌、李景林兩部結成直魯聯軍，也加入討赤。（奉直討赤）

為保存實力，1926年1月1日，馮玉祥通電下野，宣布將軍隊和地盤交給部屬。但張作霖、吳佩孚不為所動，仍堅決地討赤，向各路國民軍猛攻。

1926年4月15日，奉直聯軍奪回北京，張作霖主導了北京政府。4月26日，張作霖以“勾結赤俄，宣傳赤化”罪槍決了《京報》社長邵飄萍。

戰事仍在南口等地繼續。1926年8月14日，奉直軍攻克南口，馮軍西走綏遠。由於戰火自南方猛烈燃起，討馮戰爭遂告一段落。

第三節 北伐戰爭

奉直討馮期間，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軍長李宗仁建議利用直系主力遠赴華北，兩湖兵力空虛之機迅速發起北伐。

1926年3月，發生“唐生智驅趙事件”（湖南省第四師師長唐生智驅逐奉行聯省自治的省長趙恆惕）；4月，遠在北方的吳佩孚派葉開鑫等部反攻唐生智；5月，廣州政府派兵支援唐生智，21日，唐生智率部加入國民革命軍序列，廣州政府任命唐為國民革命軍第8軍軍長、北伐前敵總指揮。

1926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自兩廣誓師北伐。

7月11日，北伐軍克長沙。

8月22日，北伐軍攻克湘北重鎮岳陽，進軍湖北。吳佩孚緊急自北方趕回。

8月27日，北伐軍占領汀泗橋。

8月28日，張作霖致電吳佩孚：“細審鄂、贛情況，十萬緊急。萬一長江動搖，則赤焰蔓延，將至不可收拾。。。北方之事，不必顧慮，如有需弟之處，必出全力相助。”

8月30日，北伐軍攻取賀勝橋。吳佩孚退守武漢。這一天，他致電張作霖：“務望以討赤為前提，以救國為要義，悉捐一切猜疑，永遠同心相衛。”

當天張作霖回電吳佩孚：“。。。現在援師未發，而各方政客，與夫在京漢線爭權奪利之徒，謠言四起，大肆挑撥。。。不曰預防赤化，而曰妨害貴軍。不知良方今日之公敵，惟有赤黨。”（一說這是9月30日的電文）

9月17日，馮玉祥率部在綏遠五原誓師北伐，加入國民革命軍序列，並宣布遵從三民主義。

10月10日北伐軍全部占領武漢三鎮。11月8日攻占南昌。

1926年12月1日，受直、魯、豫、蘇、皖、贛、浙、閩、陝、晉、察、熱、綏、吉、黑十五省區推戴，張作霖於天津蔡園就任安國軍總司令。張作霖在就職宣言中說：“吾人不愛國則已，若愛國則非崇信聖道不可；吾人不愛身家則已，若愛身家，則非滅絕赤化不可。”

張作霖的安國軍總司令部里，掛有“推翻蘇聯共產主義”、“徹底摧毀共產主義”的結彩標語；安國軍在東北散發的傳單中寫着：“蘇聯布爾什維克（共產黨）是毒蛇和猛獸，只有安國軍才能拯救東北三省人民。”

自1927年1月起，為防止蘇聯在東北策動反奉武裝起義，張作霖對駐東北三省的蘇聯機構採取了一系列行動：
3月11日，張作霖派人搜查了蘇聯在哈爾濱的商務代表處；
3月16日，關閉了在哈爾濱的蘇聯“運輸”股份公司代表處；
3月31日，搜查了東部鐵路局蘇聯工作人員的機構。

1927年3月22日，北伐軍開進上海，3月23日，北伐軍擊敗張宗昌直魯軍，占領南京。

3月24日，以共產黨員李富春為政治部主任的第二軍，共產黨員林伯渠為政治部主任的第六軍在進城後，洗劫了南京城內和下關的多處領事館、教堂、學校、商社、醫院、外僑住宅，殺害了英、美、日、法、意等國僑民6人。下午3時，被困下關的美國領事戴維斯向停泊在長江上的英、美軍艦發出開火援救的信號，英美軍艦炮轟南京。是為“南京事件”。事件發生後，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矢田七太郎發電，稱事件是中共有預謀的行動。

4月6日，在西方公使團支持下，張作霖派京師警察廳突襲、搜查蘇聯駐華大使館，自蘇俄使館軍營逮捕了李大釗等60餘人，查獲了七卡車檔案資料。張作霖方面將所獲蘇俄赤化、干涉、操縱、分裂、顛覆中國的中俄檔案文件擇其要者整理成《蘇聯陰謀文證匯編》，向中外公布。（張作霖搜查蘇聯大使館）

經軍法審判，4月28日，李大釗等20名國共人員以「里通蘇俄」罪被絞刑處決，李時年38歲。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聯合青幫、洪門在上海“清黨”，捕殺共產黨人，取締、驅逐蘇聯顧問，與蘇聯劃清界限，史稱四一二事變；

4月18日，蔣介石、胡漢民等成立南京國民政府，以胡漢民為主席。南京國民政府與原在武漢的國民政府並立對峙，史稱“寧漢分裂”。

4月20日，前陸相，對華“強硬派”田中義一就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5月28日，日本政府決定派兵二千保護日僑，由青島登陸開赴濟南。8月，日軍自山東撤退回國。

6月1日，新任共產國際最高代表羅易將斯大林與共產國際對中共的五月指示交給了汪精衛，該指示內有接管國民黨軍隊領導權，建立中共領導的工農軍隊，懲辦反動軍官等內容。

1927年6月18日，張作霖等在北京組織安國軍政府，張作霖任海陸大元帥（1926年12月1日，張作霖曾就任安國軍總司令）。張作霖在就職宣言中稱：“赤逆一日不清，即作霖與在事諸人之責一日未盡”。

6月19日，馮玉祥與蔣介石在徐州會談，會後馮玉祥以兩人名義發通電，要求武漢國民政府早日驅逐鮑羅廷，實行清黨，完成北伐；

6月22日，馮玉祥回到鄭州，實施清黨（和平驅共）；

7月8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要求中共黨員退出國民政府，抗議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鎮壓工農運動的反動行徑。

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主持國民黨會議，公開了共產國際分化武漢國民政府，要求中共奪權的《五月指示》。武漢國民政府決定以和平方式分共，並“禮送”鮑羅廷等蘇聯顧問離境。（七一五分共）

7月21日和8月6日，北伐軍先後在臨城、徐州敗於張宗昌直魯軍，北伐軍退往徐州以南。為對作戰失利負責，8月13日，蔣介石辭去北伐軍總司令職務，通電下野。8月19日，武漢國民政府宣布遷都南京，寧漢複合。

10月，蔣介石於下野期間訪日。11月5日，蔣介石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會談，兩人就反共達成了一致意見。田中希望國民革命軍以統一長江流域為終止，停止繼續北伐北上。蔣介石未接受此建議。（蔣田會談）

1927年，滿鐵（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與日本大藏省謀劃在中國修建滿蒙鐵路網，與美國摩根財團交涉龐大的借款-拉特蒙借款，在談判即將達成時，消息被透露。1927年11月29日，張作霖的代表楊宇霆向日本和美國提出強烈抗議，南京國民政府也就此事提出抗議。美國政府出面干涉，借款流產。

1927年12月10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恢復蔣介石北伐軍總司令職務。1928年4月，蔣聯合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繼續北伐，討伐張作霖為首的安國軍政府。（二次北伐）

北伐軍先後攻占台兒莊、臨城、臨沂，逼近濟南。

1928年4月19日，日本內閣臨時會議決定出兵山東保護當地日本僑民。4月26日，日軍第六師團第十一旅團開抵濟南。4月30日，張宗昌北逃德州。從4月30日深夜5月1日凌晨開始，陶峙岳第四十軍第三師和方振武第四十一軍等革命軍部隊先後開進濟南，濟南出現北伐軍與日軍並存的局面。入城後，一直接受反帝、仇日宣傳、教育的北伐軍對日本軍隊、外交人員、僑民有一系列敵對行為。5月3日，還發生了國民軍襲擊日本商店，虐殺日本僑民12人（據說是販賣鴉片的浪人）的惡性事件。隨後，濟南日軍開始了瘋狂的殺戮報復，數日內，約3600~6200名中國軍民被殺，史稱濟南慘案。

5月5日，北伐軍撤出濟南，繞道北伐。

1928年5月底，國民革命軍進抵京、津地區。

6月3日晚，張作霖乘火車離京北返。6月4日凌晨，當專列行至瀋陽附近皇姑屯車站京奉鐵路、南滿鐵路交叉處的三洞旱橋時，遭遇爆炸襲擊，京奉鐵路上方南滿鐵路橋梁的鋼板被炸塌落下，將張作霖專列車廂壓碎，同行的黑龍江督軍吳俊升當場死亡，張作霖受重傷，回到瀋陽後不久死去。（皇姑屯事件）

1928年7月1日，張作霖的繼承者張學良向國民政府發出《絕不妨礙統一電》，宣布東北易幟，中國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張學良被南京政府任命為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

第四節 楊常被殺--九一八事變

1929年1月10日晚，奉系元老楊宇霆、常蔭槐二人被張學良秘密槍殺。楊、常二人死後，張作霖時代老成持重的奉系骨幹逐漸為年輕氣盛的少壯派所取代。（楊常被殺）

1929年5月27日，張學良以“俄人宣傳赤化，顯違奉俄協定”為由，電令東省特別區長官張景惠、米春霖率領軍警突襲搜查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逮捕了包括蘇聯駐瀋陽總領事庫茲涅佐夫在內的39人，史稱“五二七事件”。

7月10日，蔣介石、張學良、閻錫山、外交部長王正廷等人在北京開會，決定對蘇強硬、武力接管中東路、防止赤化，即使與蘇斷交在所不惜。要求命令迅即付諸實行。

當天，東省特別區長官張景惠等派軍警及中方工作人員2000餘人強行收回中東路，接收和查封了沿路的機關及設施，沒收了蘇聯商船公司、貿易公司、火油公司等。蘇方局長葉木沙諾夫、副局長艾斯孟特等蘇聯高級官員59人被驅逐出境，中東鐵路蘇聯職工會、青年團、婦女部、童子軍等團體被查封，200餘名蘇聯人被逮捕。

7月底，雙方發生軍事衝突。8月6日，蘇聯成立了由加倫將軍瓦西里·布留赫爾為司令官的紅旗特別遠東集團軍。

東北軍連戰皆敗。1929年11月26日，張學良請求停戰談判。12月20日，張學良代表蔡運升在伯力（哈巴羅夫斯克）與蘇聯簽訂了《中蘇伯力會議議定書》，中東鐵路恢復中蘇合辦。

7月12日，中東路事件期間，中共中央發出《反對國民黨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宣言；7月24日中共中央發出《動員廣大群眾反對進攻蘇聯》的42號通告；11月16日，前中共總書記陳獨秀因反對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被中共開除黨籍。

與中東路事件並行，10月28日至11月9日，第三次太平洋會議在日本召開。會議期間，著名的“田中奏摺”被公之於世，披露者為中國代表閻寶航，閻稱其“田中奏摺”來自張學良秘書王家禎。“田中奏摺”中寫有“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等刺目內容。隨着中東路事件平息和“田中奏摺”被拋出，中國國內的反蘇情緒逐漸被反日情緒所替代，中日兩國互疑、互憎逐步加深。這個至今尚存爭議的文件，長期被廣大中國人視為日本蓄意侵華的鐵證，其對中、日、蘇三國關係走向的影響難以估量。

在蔣介石呼籲下，1929年1月，國民政府成立“國軍編遣委員會”，擬在全國範圍內裁軍整兵，並削減嚴重超支的高昂軍費。軍隊一向被各派系視為命根子，編遣中各派的重重分歧、矛盾，未能以協商方式妥善解決，於是，北伐結束不足一年，戰爭便再次來臨。

1929年2月21日，新桂系將領夏威、葉琪驅逐親蔣的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3月21日，（南京）國民政府宣布將李宗仁（國民政府武漢政治分會主席）、白崇禧、李濟深（國民政府廣州政治分會主席）三人免職，蔣介石調兵討伐新桂系。蔣桂戰爭進行至6月下旬，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中央獲勝，新桂系三巨頭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下野，分別出走香港、越南。

蔣桂戰爭後，國民黨內的反蔣浪潮並未減退，閻錫山、汪精衛、馮玉祥、李宗仁、唐生智、張發奎等人結成反蔣聯盟，多次要求蔣介石下野。1930年5月，又一場更大規模的戰爭在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為首的地方實力派與蔣介石為代表的南京中央政府之間展開，史稱中原大戰（蔣馮閻李大戰）。

1930年9月中旬，閻錫山、馮玉祥兩集團接連失利，敗勢明顯。18日，一直觀望的張學良通電擁蔣，兩日後入關參戰。11月初，中原大戰結束，蔣、張獲勝。張學良占領京、津、冀、熱河、察哈爾，主政華北。西北軍解體，一部分被張學良整編。

1931年2月，蔣介石囚禁胡漢民，反蔣各派遂在廣州另組廣州國民政府，對抗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史稱寧粵對峙。寧粵對峙持續了近一年之久，1932年1月1日才以雙方和解告終。

1931年7月，原西北軍將領石友三反蔣挺粵，率軍進攻張學良控制的平津地區。張調10多萬東北軍入關與石友三作戰，8月，張學良擊敗石友三，石友三敗走山東。

同月（7月）初，《朝鮮日報》記者金利三捏造新聞，謊稱200多朝鮮僑民在長春萬寶山被殺，引發了朝鮮境內的反華暴動，中國僑民一百餘人被殺害，史稱“萬寶山事件”。

6月下旬，日本陸軍情報科大尉中村震太郎一行4人，在大興安嶺索倫一帶作軍事調查（有說法稱中村在為對蘇作戰作準備）時被東北軍逮捕，6月27日，東北軍屯墾第三團團長關玉衡私自下令處決中村等人，並毀屍滅跡。

8月，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探知了中村被殺事件。日本外相及日本陸軍省強烈要求東北當局嚴懲肇事者，但東北當局一再隱瞞事實，並在向國民政府報告時謊稱“絕無此事”。9月3日，信以為真的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王正廷正式回復日方：“中村事件純屬日方捏造，毫無事實依據”。日本輿論譁然。

中村事件使日本軍界極為憤怒，少壯派軍官開始策劃報仇雪恥。

9月11日，東北軍參謀長榮臻終於向日方承認：中村震太郎被我軍殺死，查明屬實，此事實屬不幸，希望中日關係不要因此受損。

9月17日，主凶關玉衡被東北軍憲兵押送至瀋陽，於當日向中日雙方代表交代了事件經過。

此時，關東軍高級參謀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等人已策劃就緒。9月18日晚，日本關東軍駐虎石台兵營獨立守備隊的一個小分隊，在瀋陽北面約7.5公里處的柳條湖南滿鐵路段自炸鐵路，然後誣稱中國軍隊所為，向東北軍駐地北大營等地進攻，九一八事變爆發。


（初版作於2018-09-17，此版作了一些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