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中國筆者日前在陸媒發表了一篇關於炫富理念的文章，將中國人和日本人的炫富心理進行了對比，引發網民深思。

筆者寫道，當今的日本人，普遍似乎對「炫耀」都相當牴觸。在當今的日本社會，如果一個人大咧咧地炫耀他「很有錢」，一定會被社會排斥和孤立，我從我身邊的日本朋友那，以及日本社會，感受到了這樣的氛圍。

筆者身邊一位日本知識份子對他說，炫耀財富——比如開着大奔，手提LV、烈焰紅唇在日本被視為「貧窮」和「粗俗」的象徵。

在上世紀80年代，在日本泡沫經濟登峰造極的時候，據說東京的街頭，滿大街都是靠着炒房炒股，一夜暴富的日本人。

女性們個個挎着LV的包，男人們則在夜總會裡一擲千金。晚上回家，手上即使拿着1萬日元（合時下的500人民幣），也難以打得到出租車，因為街邊一定會有拿着更多錢對出租車招手的人。

只是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人才從醉生夢死中醒悟過來。

經濟由熱轉冷，熱錢過後，留下一地雞毛，日本人迎來了「失去的20年」。

不過，「弔詭」抑或符合某種規律那樣，經濟的崩潰，讓日本人終於有時間開始重新審視生活，反省自己……他們開始穿着普通衣服，只要會打扮、也能很時尚的「新風尚」開始流行；日本人也開始不怎麼願意加班了，晚上6點下班成為日本上班族的新習慣，爸爸下廚帶孩子，被認為很「酷」。

日本人把能炫耀的東西，由物質變成了「精神式的東西」。

比如可能一個外貌十分樸素的日本人，突然有一天你發現「他竟然身體結實，甚至有六塊腹肌」，然後你才發現「原來他喜歡衝浪，且不定期地去全球各大海灘衝浪」 ，日本人現在似乎更愛這樣的「炫耀」。

又比如一個家庭主婦，她竟然有着天才般的做出美麗便當的方法，然後你又是在「極不注意」的情況下發現她的才華，日本人想要和享受的，似乎是這樣的「炫耀」 。

不過，自己的才華被發現，獲得如潮般的讚美，日本人不但不會來勁，反而似乎會先紅起臉來，就像犯了錯一般，這一點，中國人聽了，估計難以理解。

與日本人的炫耀或者虛榮不同的是，中國人的「炫耀」基於目前的社會現狀，處於「露骨」的階段。原本筆者一度認為赤裸裸炫富的中國人大概只停留在電視劇上時，事實證明筆者錯了。

「我最近買了一個什麼牌子的包」，「我認識什麼人」，「我家誰誰。」說着這樣話的人，在筆者身邊不止一個。

如果在日本說這樣的話，可能會有第一天，就會被孤立吧，筆者這樣想。

19世紀末，制度經濟學鼻祖維布侖在目睹了「先富階層」大肆構築豪宅、瘋狂追逐奢侈品、遊手好閒、鄙視勞動等言行後，揮筆寫就《有閒階級論》一書，痛批「炫耀性消費」的動機和欲望如同原始野蠻人搶奪女人。

他預言「有閒階級」將加重社會兩極分化，從而成為整個社會進步的絆腳石。

他們瘋狂地追求消閒、享樂，將摧毀健康社會賴以生存的道德基礎，勞動不再是為人讚美的美德，而成為遭人唾棄的對象。

放眼今日之中國，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下，黃金宴、人乳宴、天價奢侈品、砸汽車、扔鈔票的行為層出不窮，而法國人頭馬在中國的銷量更是超過在世界其他地區銷量的總和。

在日本，「爆買」成為媒體熱議的話題。

在東京銀座狂購奢侈品的中國遊客隨處可見，他們有意無意地脫口而出的「太便宜了！」

讓日本人瞠目結舌，但這換來的往往不是日本社會的尊重，而是發自內心的反感。

如今，在日本，路上很少看到歐美豪華汽車、大排量越野車和多用途汽車（MPV），受寵的往往是小排量微型車及環保動力車。

日本人已不將汽車等當作判斷人是否事業成功的標誌，汽車只是代步工具，首要考慮的是安全節能環保，豐田、三菱的大排量越野車則主要面向中國市場。

日本1.3億人口，卻公認是「一億中流社會」，典型的橄欖型社會架構，中流階層比例非常高，社會保障健全，且社會貧富差距極小，公司CEO的收入一般也只有工薪階層的5至10倍。

富人住宅設計風格簡單，昂貴的名牌家具擺滿屋子被視為是「俗氣的事」。

在日本富人之間，流行「三不擁有哲學」，即「不擁有存款（註：辭世前最多留2000萬日元）、不擁有房子、不擁有頭銜」。

單純地有錢有勢在日本很難贏得尊重，日本社會尊重的是那些不管多麼了不起都堅持不奢華、堅持過平常生活的人。

比如，在日本被稱為「經營之神」的松下幸之助對財富本身沒什麼興趣，他視權力為「痛苦與責任」。

當美國《時代周刊》的記者1961年去採訪他時，發現在一座古樸的京都宅邸內，安靜的老人正和三位年輕的研究員邊喝茶邊探討如何為人類創造更大的繁榮與幸福，他窮其一生領悟到的最高智慧即「自來水哲學」——「把大眾需要的東西，變得像自來水一樣便宜」。

松下電器、松下政經塾與PHP研究所的創辦者松下幸之助。 

在幸之助看來，企業經營只是手段，最終目的是將肩上的社會責任和大眾期望通過數字表現出來。

為完成遠大理想，他制定了250年企業遠景規劃，以25年為一個階段，分10個階段完成。在他1989年去世時，創業僅70年的松下電器利潤高達420億美元，幾乎是全球最大的公司。

他曾對美國《時代周刊》記者說：「我想探究人性，探詢人類的幸福之源。」

松下幸之助為日本的財富追求者們樹立了榜樣。

時任「日本財界首相」——經團連會長的土光敏光幾乎每天晚餐都是吃沙丁魚乾串，而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在擔任伊藤忠商事會長期間，一直堅持坐電車上下班。

日本作為高度均質化的中流社會，招搖的「炫富」本身是難以容忍的。

筆者曾多次參加高層次的宴會，但菜式都很簡單，自助餐或日式套餐，基本上沒有國內那種動輒一桌山珍海味、魚翅燕窩的「壯麗景觀」。

而筆者熟悉的幾位國會議員都奉行「十分鐘就餐」原則，不會將時間浪費在吃飯上，夠吃就行，不會過於講究，更不會鋪張浪費，「吃完道謝、吃剩道歉」是日本社會的常識。

在日本「恥文化」背景中，浪費是不被允許的「恥」，所以很少看見日本人浪費。

反觀中國的民間「巨富」，正如吳敬璉所言，「絕大多數是來自‘裙帶資本主義’，是權力資本化的結果」。

這名中國筆者認為，炫耀憑藉如此手段取得的財富，後果將比維布侖預測的更加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