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官妓及其它

官偉勛

中國最早的國營妓院應是春秋初期齊國的“女閭”。

《國策·東周策》云：“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

《韓非子》《抱朴子》也有關於齊國首都臨淄設國營妓院的記載。

一閭就是二十五戶。七百閭是一萬七千五百戶，這些數字都是相當大的。

戰國時的臨淄能有多大？會有那麼多妓女？請看蘇秦的描述：

“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芋鼓瑟，彈琴擊築，鬥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摩肩接踵，其繁華熱鬧程度簡直像如今的北京王府井一樣！

中國娼妓究竟起源於何時？說法不一。有說起源於“三皇”；有說起源於“夏末”，多屬傳說。

史家認為，世界各文明古國的娼妓皆源於“宗教賣淫”或“神聖賣淫”。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裡說：賣淫“直接起源於群婚制，起源於婦女為贖買貞操權利而作的獻身犧牲。為金錢而獻身，最初是一種宗教行為。所得的錢，最初都歸於神廟的財庫。”中國在殷商時期也有類似宗教賣淫的，即所謂的“巫娼”，但官辦的，有可靠記載的應是齊國女閭。

漢朝“國營妓院”有新發展。分宮妓，專供天子娛樂的；官妓，專供官員娛樂的；營妓，專供軍隊的。漢武帝開疆擴土，征戰頻繁，為鞏固部隊提高士氣，設“營妓”“以待軍士之無妻室者”。唐朝是官妓鼎盛期，宋人《東京夢華錄》說當時汴梁遍地都是妓館，“凡京師妓店門首，皆縛彩樓歡門”，“向晚燈燭輝煌，上下相照，濃妝妓女，數百集於主廊”，“待酒客呼喚，望之宛若神仙”。北宋初年陶谷在《蜂巢巷陌》裡也說：“今京師鬻色（賣淫）戶將及萬計。”明朝的教坊組織要比唐宋時期遜色得多，還規定，官妓別報丁口稅賦，其夫必須戴綠頭巾，着綠腰帶，穿豬皮鞋。教坊官還要代表國家向妓女收取“胭脂稅”。清朝是私娼為主的時期。

管仲公開設妓院增加國庫收入，不僅當時“國人非之”，後人也多有指責。明禮部尚書于慎行批評說：“管子治齊，設女閭七百，征其夜合之資，以助軍旅，此在王政視之，口不忍道，即後世言利之臣，亦未當榷算至此者，此可鄙亦甚矣！”

于慎行又說，“近日所在官司，乃有稅及此等者，如臨清之差役，通州之餼程，多取諸此。”“不但有司，乃至禮部堂司，出入供需，或令教坊人役治具以從，此最不美之事。”指責歸指責，這“可鄙亦甚”的事卻一直昌盛不衰，“照吃窯子”不誤。

清朝道光年間，被派去福建漳龍道當道員的張集馨，在他的《道咸宦海見聞錄》裡寫道：“郡城娼樓賭館，甲於通省，皆各衙門書差輿夫包庇，每月送娼賭費三百元至署。”另外還送給官長的家人“十數元、數十元不等”。

家人張淦問張集馨：“這筆款怎麼處理好？論理，扔出去才是。可現在各鎮、府、營、縣，都認為是應得的。一旦裁掉這筆收入，會招致怨恨！”張集馨說：“這種款，絕對不能收，怎能忍心用這種錢呢？”張淦說：“我收到多日了，心裡也覺得不安。聽說前任徐道台也不肯收，又不便裁掉，家人便將這筆錢歸於伙食費里了，我們是否可以照辦呢？”張說：“廉俸為薪，吃起來用起來才心安理得。歸入廚房，跟自己用有什麼區別？不如發給軍功廠，讓他們賠補格外糜費吧！”

持否定態度的人很多，而且不乏朝廷高級官吏。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誰也沒有辦法消除這種“可鄙亦甚”的現象。

有意思的是，離管仲之世不遠的孔子，不知為什麼沒有片言隻語批評管仲辦國營妓院的事。雖然他對管仲家裡的設施裝修超過標準，有微詞，但仍對管仲給以很高的評價。他說：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諸侯，使天下的一切得到匡正，老百姓至今受到他的好處。如果沒有管仲，我們至今還不是披頭散髮，衣襟向左開的野人嗎？在孔子眼裡，管仲是文明社會的開闢人！

孔子為什麼對“女閭”之事未加指責呢？這隻有兩種解釋：或是他不知道齊國有這種事；或是他不拿這種事當回事。說他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是說不過去的，他自己就吃過齊國妓女的虧。

《孔子世家》說：孔子56歲那年，由大司寇兼任首相，很快就把魯國治理得國泰民安。作買賣的不敢漫天要價了，不賣假冒偽劣了；男女走路分着走，沒人騷擾了；路上掉了東西都沒人撿了，哪裡還有偷東西的？“鄰國之福，本國之禍”。齊國怕了，怕魯國強盛起來侵吞齊國。齊國的謀士出主意，讓齊王給魯君送去80個服飾美麗能歌善舞的美女。魯君果然被迷住了，竟連續三天不問政事，疏遠了孔子，孔子眼看再呆下去危險，只好罷官自費出國“打工”去了。一路上很是辛苦，風餐露宿，受過困，餓過飯，“累累若喪家之犬”！成天坐木輪大車顛出了胃病，郭沫若考證大約是胃下垂，結果終生“不撤姜食”。

“得於君者不可擊”！接近國君的“美女”是惹不得的。官高如宰相、學問如孔夫子者，也不是對手！這些“美女”就是國妓。因此，說孔子不知道齊國有國營妓院的事是說不過去的。那就只剩下另一個可能了：那個時代的孔子，沒把這種事看作什麼“可鄙亦甚”的醜事。

娼妓現象為什麼古今中外歷朝歷代，歷久不衰？西方有許多研究，有各種各樣的觀點。比較常見的有：“社會安全閥”觀點、“性衝動釋放”觀點，皆着眼於減少強姦等性犯罪，維持社會安定之類；“結構功能主義”論點，認為可補家庭缺陷，維護家庭“完整”；“代罪羔羊”觀點，“慰安婦”的設立就是這一觀點的實踐，說可以避免性病蔓延削弱戰鬥力。在二戰期間是為了降低占領區的敵對情緒；二戰後則為了避免占領軍搞混民族血統的“純潔”等等。中國大約出於儒家傳統，一直對這種事羞於啟齒，因而缺乏像西方那樣公開作為一個社會科學命題進行研究。解放初期有人研究過，後來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中斷了幾十年，近年來才又有人把這門學科拾起來。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賣淫”這一社會病態，只要私有制還存在，是無法消除的。只有婦女為金錢而獻身的必要性消失了，“賣淫”才會消失。恩格斯說：“結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滅了資本主義生產和它造成的財產關係，從而把今日對選擇配偶還有巨大影響的一切派生的經濟考慮消除以後才能普遍實現。到那時候，除了相互的愛慕以外，就再也不會有別的動機了。” 這是一個非常美好的前景，但也是相當遙遠的前景。為了實現這一前景，對於現代的中國來說，唯一的辦法就是從全國最廣大的人民的利益出發，扎紮實實地發展先進的生產力，發展先進的文化，以求最大限度地減少賣淫現象，並最後徹底消滅這種現象。

問題是，在這之前怎麼辦？我們既不能感情用事，抱着理想主義的態度，一相情願地指望通過幾個“戰役”就把它徹底剷除；也不能放任自流，讓它肆無忌憚地蔓延。

列寧早就說過：“對於賣淫現象任何‘道義上的憤慨’（99%都是假的）都無助於取消這種婦女肉體買賣的事情。”

急於求成想一下子一網打盡，不僅打不盡，還會形成反反覆覆地“捉放曹”。大規模地抓，大規模地罰，大規模地放。據說1992年抓的是1984年的20倍。如今是多少？不在其位，不謀其數。但從電視上的“掃黃”鏡頭看：捂着臉，披着發，躬着腰，光着腿，一抓就是一大批，說多年來有增無減，大約不算過分。

重要的是，需要把這個問題當作一個社會問題，公開地光明正大地進行研究，力求找出一個適合我國國情的治理辦法。與此同時，有必要首先堅決管好黨員幹部。

問題不會因為不承認它就不存在。越愛面子就越沒面子。承認它研究它，想辦法解決它，才是科學的求實的態度。封建時代雖說在總體上是把婦女當作玩物的，但許多王朝為了維持其統治，還是嚴厲禁止官員嫖娼的。元朝有“職官頻入茶樓酒肆及娼優之家者，斷罪罷職”的刑法；明朝則有“官吏宿娼罪亞殺人一等”的規定。西方發達國家高官發生這種事會有什麼後果，大家都清楚。共產黨執政的國家自然要有更嚴格的要求才是。因為這不僅關繫到執政黨與政府的聲譽，關繫到社會風氣走向，更是關繫到執政黨興衰存亡的大問題！

“賣淫”現象在世界上已經存在了幾千年，至今沒聽說哪個國家真正徹底消滅了這種現象。有些人把“沉渣的再泛起”說成是改革開放的惡果，這是不正確的。既然這種現象從古到今一直存在，屢禁不止，就有其自身的某種規律在，因此就要研究它，才能逐步減少其腐蝕作用，保障我們社會更健康更順利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