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談及“六四”，故重發。）

 我第一次讀《兩地書》是在上高中的時候。文革前，中學裡男女生是不單獨交談的。頂多是一群一夥地聊天兒，要不就是兩個人在教室里當着大家的面談學習。如果一男一女坐在教室里談話，可以肯定是女班幹部在教訓調皮男生，男女班幹部商量工作都不會單獨在一起。如果男女生之間想個別交流一下思想感情，只能靠傳遞紙條。然而，如何寫好這種“紙條”卻讓我非常頭疼。寫得乾巴巴的，一本正經，沒有吸引力。這不是講大道理的地方。可也不敢寫的太有感情，讓對方接受不了紅了臉，兩人都不好下台。最可怕的還是紙條被人截去交給班主任，不僅搞得滿城風雨在班裡抬不起頭來，還少不了挨批。

因為中學的語文課本里常有魯迅先生的文章，我從小就很崇拜魯迅先生的文筆和風格。一次語文課上，老師在講魯迅雜文時提到了《兩地書》是魯迅先生與許廣平的書信集。我突然發出奇想，魯迅的文筆含蓄幽默，說不定有些用語詞彙可以借鑑，以提高我的“作文”寫作水平。課後我立刻到圖書館找了一本《兩地書》來研究。可看完之後多少有點失望，正如魯迅先生在序中所說：“其中既沒有死呀活呀的熱情，也沒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文辭呢，我們都未曾研究過“尺牘精華”或“書信作法”，只是信筆寫來”。更何況《兩地書》的語言水平對中學生來說，還是深了點兒。

失望之餘，到是從許廣平的信中悟出點道理來。魯迅先生為了暗示他對許廣平的愛慕之情，在信中說他決定對班裡的女學生“目不斜視”。許廣平回信說，“斜視有什麼要緊，貫長倒不是斜視，我想，許是冷不妨的一瞪罷。”魯迅先生趕快表白說：斜視尚且不敢，何況一瞪。這“冷不妨的一瞪”可謂是許廣平從女性直覺總結出來的經驗之談，一語擊中要害。四目在一瞬間突然相視在雙方心靈上引起的震撼不知留在多少人的永恆的記憶中。不過只有充滿自信和真誠坦蕩的目光才會引起對方的注意，並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如果心術不正，“心不正，則眸子斜焉”，就只能斜着眼瞄人。這種“斜視”，是街頭無賴的本事，非正人君子所為，不屬於“冷不妨的一瞪”。

魯迅先生在出版《兩地書》時，絕對不會想到後人會從中悟出這麼個道理。可能這就是所謂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吧。學了這點兒本事後，我就忍不住要付諸實現，試了幾次，大都達到預期的效果。多少年後，當時說過，做過些什麼，都已淡忘了，唯獨這“一瞪”的瞬間依然是那樣地清晰。當然，和任何戰略戰術一樣，“冷不妨的一瞪”也有其局限性。俗話說，人以類聚，物以群分，如果二人文化背景或性格愛好相距甚遠，就是四目相視也未必能激發心靈上的火花。要是瞪錯了對象，與只認識孔方兄的女性玩這套把戲，恐怕就會自取其辱了。從技術上講，要練到能在零點幾秒內把握好對視的時機，還要做得自然，也還需要一番工夫。

由於這“冷不妨的一瞪”，我對《兩地書》總覺得有點兒感情。七十年代初，出版界可以印“毛選”以外的書了，當《兩地書》剛剛擺上新華書店的櫃檯，我立刻就買了一本，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７３年出版，訂價６角。此書成為我文革後最早的藏書之一。渡過十年文革劫波後重讀《兩地書》，才真真地感到魯迅先生與許廣平那平淡含蓄的言語中的深厚的感情。我以為，能做到寫情書沒有情話，以敘事表達思念之情，才真正體現了大手筆的魅力。我印象最深的是1932年魯迅去北京講學。從五月十四日到六月一日就收錄三十一封信。這些信鉛印出來後，少則一兩頁，長的三四頁，遙想當年先生用毛筆寫蠅頭小楷，一封信起碼要用去十幾張宣紙信箋，花幾個小時。魯迅視時間為生命，如不是一往情深，如何能在寫信上如此費心。魯迅先生連信箋都是精心挑選的，許廣平一見就心領神會，說“你是十分精細的，那兩張紙必不是隨手撿起就用的。”從字面上看，不過是談信箋的選用，但那思念之情已經躍然紙上。這時，距《兩地書》的第一封信已經七年多了，許廣平依然懷念那時的一片真情。她寫到：“北平並不蕭條，到好，因為我視它如故鄉的，有時感情比真的故鄉還要好，還要留戀，因為那裡有許多使我記念的經歷存留着。”

 魯迅剛到廈門時，從九月七日至十八日就給許廣平寫了五封信，其離別之情由此可見一斑。倆人在信中經常抱怨信走的太慢。為了信能早一點到，魯迅曾“在夜裡跑到樓下房外的信筒那裡去”，許廣平則“總要送往郵局，不喜歡放在街邊的綠色郵筒中，我總疑心那裡會慢一點”。一但收不到信，不是猜測郵船躲避風浪，就是懷疑郵政所滿臉呆氣的郵差把信弄丟了。魯迅告訴許廣平，他一天數次查看信件，從住處到郵政所要走八十步，暗示自己盼信的急切心情。表面上看，《兩地書》中大量的篇幅是在談寫信和收信的時間，但這後面隱藏的卻是二人深深的思戀之情。這以後，《兩地書》的文筆風格對我的書信寫作有很大影響，就是後來寫情書，我也從未用過那些卿卿我我的愛情專用術語。

轉眼我在異鄉漂泊也十年多了。不久前我回國看望父母，每天除了應酬來客和辦事外，一個主要的任務就是把我原來住的公寓清理出來。出國以後，這裡一直由一位朋友照看，想到今後恐怕不會再回來定居了，就決定把這套公寓的使用權傳送給這位朋友。當我一件件地清理當年的書籍，照片和信件時，每一件都能使我想起一段難以忘懷的往事，思緒久久不能平靜。那本《兩地書》滿是塵埃地站在書架的一角，儘管我覺得今後未必有可能再研究這本書了，臨行前，我還是決定把它帶回美國。

最近，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又翻開了《兩地書》。這回可真是沒有任何目的，就是英文寫的太多了，想調劑一下思維，隨便從書架上抽了幾本中文書，其中就有《兩地書》。來美國時間久了，反而對討論中國文化傳統更有興趣了。打開書後，注意力總是集中在魯迅與許廣平討論中國文化和時弊的內容上。其中最使我感慨的還是先生對中國文化消極一面的深刻解剖，時隔七十多年，很多論斷讀起來就好像在譏諷諷當前時弊一般，字裡行間閃爍着先知的光芒。

先生指出，“中國大約太老了，社會上事無大小，都惡劣不堪，象一隻黑色的染缸，無論加進什麼新東西去，都變成漆黑。”這以後的七十多年中，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教育領域，中國也確實加進不少新東西，被染黑了的也不在少數。建築業引進投標競爭機制，就有靠錢權交易得標，偷工減料得利，造成多起樓塌橋斷的慘劇。引進市場競爭，就有假藥假酒靠着賄賂回扣暢通無阻。引進證券交易，就有操縱股市。至於吃喝嫖賭抽，坑蹦拐騙偷之黑，則已滲入所有的領域，有如烏鴉落在豬身上，已經看不出黑來了。許廣平還擔心這個染缸會“點點滴滴的潑出烏黑的漆來”。看看“同胞列傳”中某些國人來美國後的惡劣行徑，就體會到這種擔心不是多餘的了。但是，魯迅先生並不悲觀，他覺得“只要‘那時的現在’（將來）比‘現在的現在’好一點，就很好了，這就是進步”。作為文革過來人，我對這個論斷感受極深。可以說今天的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每一件事，在三十年前幾乎是根本不可能的，甚至是想都不敢想的，這就是進步。三十年是長了點，但應該承認，這三十年是中國歷史上進步最快的三十年。

魯迅先生認為，中國的改革進步與體制無關。進步的最大阻力來自中國傳統中根深蒂固的糟粕，國民的劣根性，而不是社會制度。“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於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在列舉了專制，共和兩種‘招牌’後，魯迅以先見之明預見到還會有新的招牌打出來，所以在這裡留下兩個‘什麼’。歷史的發展果然不出先生所料，如今這兩個‘什麼’有了具體內容，一個是‘民主’，另一個應該是‘自由’。也就是說，如果國民性不改革，就是打出民主，自由的旗號，也還是“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先生指出，“這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國即無希望”。“這漆黑的染缸”指的是“國民的劣根性”，而不是什麼制度，不拋棄國粹中的糟粕，就是再引進一個好制度也會被染的漆黑。今年一月，在美國眾院關於中國人權的聽證會上，兩派中國民主運動積極份子為了爭奪作證權，竟然在國會大廈內以拳腳相加，結果被警察全部轟了出去。聽證會的作用是保證各種不同觀點都有平等的表達機會，是實施美國民主制度的關鍵。美國有現成的民主體制，拿來用就行了。但壞根性不改，在該動口的地方動手動腳，既不是美國政客的所為，也不符合中國君子的標準，你怎麼能想像他們掌權後會建立一個民主政體。

魯迅身為教授多年，對教育界有深刻的認識。他說：“教育界的稱為清高，本是粉飾之談，其實和別的什麼界都一樣，人的氣質不大容易改變，進幾年大學是無甚效力的。－－－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壞，體內的一部分決不能獨保健康一樣，教育界也不會在這樣的民國里特別清高的。”大學生常常抨擊政府和社會的腐敗，但如果整個社會真的那麼腐敗，大學校園也難出污泥而不染。常常看到大學生考試作弊，為了成績，畢業分配賄賂老師的報導，說明魯迅先生的論斷並沒有過時。

許廣平的信中記錄了一次北京學生抗議上海‘五卅’慘案的遊行示威和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的過程。這一段雖長，但很精采，是對魯迅先生對教育界評論的最好註解，我想還是全部摘錄下來，讀者看後，一目了然，任何解釋都是多餘的。

“在萬人空巷的監視下，排着隊遊行，高喊着不易索解的無濟於事的口號，自從兩點多鐘在第三院出發，直至六點多鐘到了天安門才算一小結束。這回是要開國民大會。席地而坐，以資休息的“它們”，忽的被指揮者指揮起來，意思是：當這個危急存亡，不顧性命的時候，還不振作起精神來，一致對外嗎！？對的，一個骨碌筆直的立正起來，而不料起來了要看把戲，說是北大，師大的人爭做主席，爭做總指揮，台下兩派，吶喊助威，並且叫打，眼看舞台上開始肉搏了！我們氣憤的高聲喝住：這不是爭做主席的時候，這是什麼情形，還在各自爭奪做頭領！然而眾寡不敵，氣的只管氣，喝的只管喝，鬧的只管鬧。這種情形，記得前些時天安門開什麼大會，也是如此。這真是‘古已有之’而不圖‘於今為烈’。於是我只得廢然返校了。”

許廣平提到，天安門廣場的“這種情形”在此之前已經發生過一回了”，不知她是否指的“五，四”。然而在這以後，至少又有過兩次。文化革命期間，我目睹過一次。根據報導，１９８９年肯定又發生過一次。這四次集會的目的，口號，標語，招牌肯定是不同的，但爭奪做頭領‘這種情形’卻是完全相同的。這又應了魯迅先生所說的“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