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結束在不該結束的時候

“歷史是混不過去的——”

24年後，胡耀邦的這句話，正是對每年其忌日裡，那些無限緬懷與無盡追念的回答。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突發心肌梗塞逝世。在其女滿妹的回憶里，他走得太出人意料。當日清晨，靜靜斜倚在床上的胡耀邦，在等待妻子來看他時，被秘書握住的手突然鬆脫，頭部猝然向一側。

那一晚，時任央視文藝部主任的鄒有開在返京的列車上，聽到廣播裡胡耀邦離世的消息後，悲痛難抑，遂而寫下：歡樂你不笑，痛苦你不哭，撒給大地多少綠蔭，那是愛的音符；好大一棵樹，綠色的祝福，你的胸懷在藍天，深情藏沃土。

沒有太多人知道，後廣被傳唱的《好大一棵樹》是如此而來，正如沒有更多人清楚這樣一組數字：

300多萬人因胡耀邦得以從冤假錯案中平反，55萬“右派分子”因其而被正名；1703個縣曾留下其考察調研的足跡，3000封普通百姓的來信，在其6年的高位任期內均被親自批閱。

“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

1977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組織部辦公大樓的前院裡，響起了久違的鞭炮聲。

這群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幹部及其家屬，燃放鞭炮的原因，是胡耀邦上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此後，“受了苦，找中組部；有冤枉，找胡耀邦”便成為最為熟知的民間俗語。

剛上任的胡耀邦便明確表示：現在要真正撥亂反正，首當其衝的就是要全面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把“文化大革命”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

在鞭炮炸響的冤屈與希望中，胡耀邦阻力重重、步步艱難。當其不斷強調着“建國以來的冤案、假案、錯案，不管是哪級組織，哪一個領導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時，便總有強問橫出：“毛主席批的怎麼辦？” “

照樣平！”，胡耀邦回答道，斬釘截鐵。

1950年2月，成都解放後，僅35歲胡耀邦前往南充擔任川北區（時為省級行政區）黨委書記、行政公署主任和軍區政委，成為“中國最年輕的省委書記”。

1952年夏，胡耀邦奉調進京。此後14年，先後擔任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書記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第一書記。

基於此段工作積累和經驗，胡耀邦於1962年11月10日帶職下放、肩挑重任，擔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兼湘潭地委第一書記；1964年11月，又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轄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5省區）第三書記兼陝西省委第一書記。

“陝西肥了，耀邦瘦了！”彼時一窮二白、落後困苦的陝西，在胡耀邦夜以繼日的工作中得以變，但從深入青年到腳扎土地，並未讓胡耀邦逃脫“文革”的摧殘。

作為最早被示眾、批鬥，並被大規模圍攻、直接遭受肉體打擊後下放於“五七”幹校的中央委員，胡耀邦深知其中屈辱，故在1975年因鄧小平器重而重新出山，到升任中組部部長後，他更決心將冤案平反作為首當其衝的要務。

“文革”時期，薄一波等61人被定為“叛徒集團”，其家屬，他們的親友，老部下也幾乎全部受到株連，因此而受審查、迫害的人數有成千上萬。

胡耀邦着手平反的第一個大案，就是這轟動全國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對於此誰都不敢碰的大案，當胡耀邦將其複查設想告知鄧小平時，鄧小平亦不禁對其勇氣及魄力感慨萬分。

在胡耀邦的主持、突破下，經過近半年的調查取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在沉冤12年後終於獲得徹底平反。與此同時，全國各地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得以全面展開。

不推倒最高深的圍牆，難推動最根本的改變。“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體現了胡耀邦的風行雷厲，而在為彭德懷平反的過程中，突顯的，則是其深謀遠慮。

依靠鄧小平、葉劍英、陳雲等的支持，胡耀邦主持中組部期間，挺身而出、不斷推進為彭德懷平反的有關工作。終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一致通過：為彭德懷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彭德懷平反昭雪以後，時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書記的黃克誠將一份手稿交予了胡耀邦。

這份手稿，是彭德華在被軟禁期間所寫的一批回憶資料，被其侄女彭梅魁秘密保存並幾經周折送至彭德懷的老戰友、中國人民解放軍原總參謀長黃克誠手中。

彭德懷平得以反昭雪以後，黃克誠方敢將彭德懷手稿上交中央，他當然選擇上交給胡耀邦。胡耀邦收到手稿後並未馬上將其存於中央檔案館保存，而是組織力量對彭德懷的這批手稿進行認真整理，並以《彭德懷自述》作為書名，公開出版、全國發行。

又有多少人知道，引起國內外空前反響的《彭德懷自述》，正是因此而示於世人？

“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凡此種種，胡耀邦皆力排阻力又事無巨細，到1984年底，300萬幹部的冤假錯案終於得以糾正平反。

值得一提的是，在胡耀邦主持平反的冤假錯案里，有不少人是當年整過胡耀邦的。滿妹便曾對父親開玩笑道：“俗話說宰相肚裡能撐船，我看你的肚子裡能跑航空母艦。”

相應的，在“反右”運動中蒙冤的55萬“右派分子”也被胡耀邦正名。在這些令人驚訝的數字中，有人卻“驚訝”而質胡耀邦“改正”得太多了。胡的回答很簡單——當初抓的時候，為什麼不嫌多？

後人多評價胡耀邦的最主要功績在於：一解放了人，二解放了思想。在冤案錯案的平反中，300萬屈辱得以解放，而在思想桎梏上的打破，胡耀邦同樣一錘定音。

“如果思想受到束縛，人和人的關係就可能成為主奴關係”

1977年3月，胡耀邦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並任中央黨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長。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黨校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率先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新華社廣播、《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載，由此，思想解放的大討論全面鋪開。

此後被反覆追憶、不斷譽的這個歷史結點，若無胡耀邦的魄力與智慧，不可能如此“華麗”。原《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馬立誠在其著名的《交鋒三十年》一書中便評價道：

如此重大的舉動，即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也屬膽大包天。

1978年3月，結束黨校學習，被胡耀邦調任《光明日報》社擔任總編輯的楊西光，收到了南京大學教師胡福明給報社寫來的文章《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激動卻忐忑的楊西光，將其給中央黨校，希望能先在《理論動態》上發表。

正忙於平反冤假錯案的胡耀邦得知後敏銳感覺到此事的重要，便表示：把稿子拿來看看。

經《光明日報》及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反覆修改後，此稿於4月底第一次送給胡耀邦審閱，胡耀邦“畫了一個圈，改了一個字，改了一些標點”。

5月6日，胡耀邦召集《理論動態》編輯組在他家中開會，說道這篇稿件關係重大，要求一定要仔細推敲，做到無懈可擊，並又提出兩條修改意見。8日，《理論動態》將胡耀邦的意見告孫長江，孫長江又按照胡耀邦的意見做了修改，由此，《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定稿形成。

當時特別重要的文章如果要以社論形式發表，必須經中央政治局主持宣傳工作的領導人審定，而負責此職的，正是恪守“兩個凡是”的汪東興，故而汪東興必然不會讓此文出來“興風作浪”。

為此，胡耀邦決定先由《理論動態》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第二天由《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署名發表，第三天再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載並由新華社向全國通電。

如此一來，就能避開汪東興的審查，當時如此重大的舉動，唯有胡耀邦的包天大膽，才敢通過此種方式繞過華國鋒或汪東興，突出重圍。

“這篇文章發表，等於攤牌。所有洞悉中國政局的人都感覺到，風暴就要來臨了。”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出，桎梏的批判如磅礴暴雨。

5月12日晚11點，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黨委副書記吳冷西，憤怒電話當日載此文的《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說：“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錯誤”，是“砍旗”。

誰都明白“砍旗”的定義意味着什麼，對此胡耀邦毫不畏懼，隨即胡耀邦修改定稿《歷史的潮流滾滾向前》一文針對駁斥。

人心惶惶

6月15日，汪東興在中央直屬新聞單位負責人會議上講話，直接點名批評“特約評論員”及胡耀邦，並嚴厲指責《人民日報》及《新華社》，要求“接受教訓，下不為例。”

但就在汪東興要求“下不為例”的第二天，《人民日報》就力頂壓力發表文章《關於真理標準問題》，《光明日報》、《解放軍報》全文轉載。

憤怒與抗衡持續升級，胡耀邦為首的思想解放者等到了期待已久的全國大討論，在“滾滾向前”的歷史潮流前，鄧小平終明確表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駁不倒的”。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胡耀邦被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三中全會結束後的第三天，即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部長。

“文革”中兩次入獄，後被胡耀邦平反的知識分子鄭仲兵對此回憶道：“胡耀邦任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部長的消息傳來，中宣部和宣傳系統的幹部以及廣大知識界的朋友，無不奔走相告，激動不已。”

長子胡德平對父親胡耀邦的解放思想舉措理解得更為深刻：思想解放運動背後還是解放人，如果思想受到束縛，人和人的關係就可能成為主僕關係、主奴關係、從屬關係：

“毛澤東愛看《法門寺》（京劇，編者注），劉瑾讓賈桂坐，賈桂說奴才是站慣了的。胡耀邦就經常講，認識到自己的奴隸地位，為之而奮鬥的同志是革命家；過着默默無聞、渾渾噩噩奴隸生活的人是奴隸；身為奴隸還美自己的奴隸生活的人是奴才，是無恥之徒。”

“今天的胡耀邦，還是昨天的那個胡耀邦”

解放思想與平反冤案，使得胡耀邦在所幸的歷史環境中，被拋向了權力頂峰。

1980年，鄧小平和葉劍英提議，由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經過十幾次拒絕後，胡耀邦終同意擔任，但聲明了自己的條件：

“這個主席，只能當到十二大召開，作為一種過渡。如果要繼續幹下去，要改主席制為總書記制，以確保黨的集體領導和團結統一。”

1981年6月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胡耀邦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葉劍英、鄧小平、陳雲等為副主席。會後的中央委員談話中，胡耀邦表態：“我有責任向全會說明，有兩條沒有變：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沒有變；二是我的水平也沒有變。今天的胡耀邦，還是昨天的那個胡耀邦。”

複雜的權力中心與困阻的改革路途外，生活中的胡耀邦，亦然清風兩袖、育人克己。無論仕途跌宕或境遇變遷，均一如“昨天”。

《羊城晚報》曾披露軼聞，24年前的4月15日，一列從湖南開往北京的列車上，一個沒有買到票的老農，蹲在車廂里哭泣。面對列車詢問，老農大哭：“我弟弟耀邦死了！”驚訝之下，列車員遂為其安排臥鋪。

兩年後，這位老農——胡耀邦的哥哥胡耀福逝世，鄉民輓聯：

國中有典型，兩袖清風做赤子；

天下無先例，一代皇兄是農人。

“共產黨是給人民辦事的，不是給一家一族辦事的”，位高權重的胡耀邦，對家人和親屬要求非常嚴格，絕不允許有一點特殊化。

1982年，胡耀邦在擔任總書記後不久便召開家庭會議，鄭重地對家人說：誰要是利用我的招牌和地位在外面做錯事，誰就自己負責任，我是不會出面講情的。

同時，他還專門給家裡寫信提醒：“這意味着我們要把尾巴夾得更緊了。”

就在當年，胡耀福的兒子胡德安去看望一位在某縣當領導的親戚，言談中透露出想讓對方幫忙找個工作的想法，那位領導曾與胡耀邦相熟，便爽快答應。胡耀邦得知此事後卻大為生氣，堅持要這位領導把侄子退回農村去，他對這位領導說：“你這不是拆我的台嗎？”

於己，胡耀邦更厭惡特殊化及特權化——“共產黨人一定要廉潔”，是其常掛嘴邊並以此自省之語。

據載，1989年4月20日，就在胡耀邦逝世的第五天，有一位記者來到他家，剛走進他的臥室便被屋內的情景“驚呆”：臥室的面積約15平方米，臨窗的寫字檯上，放有3部電話機、一個普通的鐵製檯曆、一副老花鏡和十幾支鉛筆，他生前所用的茶杯竟是一隻空的裝咖啡用的玻璃瓶。

當時，胡耀邦的生活秘書指着衣架上的一套藍色隱條紋西裝對記者說：“這是首長生前最好的一套衣服，他只有會見外賓和開會、外出時才穿。首長的遺體將穿這套西服，我們在準備首長遺體穿的衣物時，才發現這套衣服已經穿髒了，前天才從人民大會堂洗乾淨取回來。”

樸素與嚴苛中蘊含的，是胡耀邦生活的性情與為政的憂慮。胡德平回憶，當他得知全國全年的公款宴請數額巨大且儼然常態時，“既痛心公款浪費，更憂慮一些同志究竟把多少心思用於發展經濟，用於體制的創新。”

針對此，胡耀邦還作詩“粗言”道：“滾他媽的蛋，為政在清廉。”

如此直言快語的胡耀邦，於1987年1月16日辭職後，卻只能歸於沉默。

如胡德平的哀悼詩：

四月十五日傍晚

有幾行稀疏的雨

在沉默中

為一個沉默了兩年多

終於走向最後沉默的人送行

他的生命

結束在不該結束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