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軍全軍覆沒的真相(zt)

歷史何以塵封半個世紀？ 河西走廊綿延兩千里，它的荒漠、戈壁、雪山、草原里，湮埋着一段離我們只有60多年但卻令人驚駭的歷史，儘管這些歷史的當事人、見證者不久前都還健在，然而知道或談論這段歷史的人卻不多。原因是人們不願又不敢提起這段慘烈而又傷心的歷史。

人們不願意提起這段歷史，因為它是由中央軍委戰略指導錯誤釀成的備受屈辱的歷史。西路軍整建制21800人在河西走廊全軍覆滅。其中戰死者7000多人，被俘12000多人。被俘後慘遭殺害者6000多人，回到家鄉者3000多人，經營救回到延安者45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1000多人。內中被俘2000多名女戰士的遭遇尤其悲慘，大部分被姦污後或遭殘殺或轉配他人或流落異鄉，受盡人間苦難。被殺6000多人中，有3267人在張掖死難：2609人被活埋，575人被槍殺，36人被燒死，27人被扒心、挑喉、割舌、斷筋致死。

人們不敢談論西路軍，是因為它長期被視為張國燾路線，備受鞭撻。毛澤東把西路軍的失敗責任完全推到張國燾頭上，說西路軍的行動是張不經過中央，將隊伍偷偷地調過黃河，張國燾有野心，要到河西搞塊地盤，稱王稱霸，好與中央鬧對立；說西路軍是被敵人嚇倒了，西路軍失敗是張國燾右傾逃跑路線造成的惡果，等等。數十年來西路軍倖存者大多命運坎坷，受到極不公正對待。川陝省蘇維埃主席、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十一位成員之一的熊國炳，建國十年後於1960年冬凍餓死在酒泉公園門前風雪中，無人理睬。西路軍參謀長李特、紅五軍政治委員黃超，隨李先念支隊撤到新疆後慘遭秘密殺害。原因就是李、黃深知西路軍失敗乃中央軍委指揮失誤所致，對批張過火內心不服，並聲言要到共產國際去說理，終招殺身之禍，直到1996年才平反。而在“文革”中，許多西路軍人員備受摧殘，死於非命。1967年，61歲的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政治委員陳昌浩被逼復安眠藥自盡，罪名竟是“張國燾忠實走狗”。當年沒有死於敵人的屠刀下，卻死在自己的政權手中。這個教訓之慘痛，絲毫不遜色於西路軍的失敗本身。

西路軍與張國燾路線毫不相關

從1935年一、四方面軍第一次會師，到1936年第二次會師，一年多時間，中共中央的既定戰略方針是指揮紅軍北上，打通與蘇聯的聯繫，獲取軍事物資援助，解決戰略依託問題。1935年11月，斯大林關於不反對中央紅軍主力從外蒙古或新疆靠近蘇聯的意見，由從莫斯科歸國的張浩傳達給陝北中共中央。1936年2月14日，張浩、張聞天將此意電告轉戰在川陝的朱德、張國燾。至此中共黨內軍內對此皆無異議。1936年陝北紅軍的東征和擬議中的西征，都與執行打通國際路線密切相關。張國燾前此南下另立中央，則與打通國際路線背道而馳。1936年6月張國燾取消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以造成西北抗日局面，贊成打通國際路線，是其錯誤路線破產的標誌。故而毛澤東說，陝北方面與張國燾之間已無政治上戰略上的分歧，雙方應以協和團結為目標。此後，雙方雖在軍事部署上有些歧意，但已不屬路線之爭。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後組成的中央軍委主席團，以毛澤東為主席，統一軍事決策，其成員包括毛澤東、彭德懷、朱德、張國燾等人。朱德、張國燾以紅軍總司令、總政委名義，依照中央和軍委決定，對全軍作戰進行組織指揮。

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發布《十月份作戰計劃》，準備實施打通蘇聯的寧夏戰役。規定紅四方面軍的一個軍造船、選擇渡河點，準備西渡黃河。毛澤東令紅一方面軍收集材料、尋找技工，送往造船部隊。10月24、26日，三十軍、九軍先後奉中央軍委命令渡河。30日，因戰局突變，留守渡口的五軍亦奉朱德，張國燾命令西渡待機。事實證明，三個軍西渡黃河，完全是按軍委和紅軍總部命令行事的。11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命令河西部隊組成西路軍，以陳昌浩為政治委員，徐向前為總指揮，並成立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陳昌浩、副主席徐向前。

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征戰近150天，其進退行止，都由中央和軍委及紅軍總部具體指揮部署，每項命令都有既存的電報為依據。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電復西路軍，同意向涼州前進，並告之蘇聯放在新疆的接濟物資正在準備中。20日前後，中央電令西路軍停止西進，在永昌、涼州建立根據地，以吸引敵軍西向，掩護面臨困境的河東紅軍準備戰略大轉移。此時，西路軍經古浪、永涼血戰，己減員到一萬五千人。由於不了解河東紅軍正準備轉移，12月上旬，徐向前、陳昌浩致電中央，要求河東主力紅軍西迸與西路軍合兵。這個意見是否可行，姑且不論；西路軍領導人殷切期望與河東紅軍會合，絕非繼續張國燾分裂錯誤，卻是不言而喻的。

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西路軍奉命停進以配合事變的和平解決。18日，中央電示西路軍準備西進，限明年1月奪取甘州、肅州。幾天後，西路軍又接中央停進東返命令。27日，中央軍委又電示西路軍繼續西進。剛過十天，1937年1月7日軍委主席團電令正準備開進的西路軍停進，在甘、肅州建立根據地以牽制蔣軍對西安用兵。西路軍請求派軍西援，中央不允。張國燾隨即來電令西路軍遵照中央指示就此堅持，並威脅說：“如果還有過去認為中央路線不正確而殘存着對領導的懷疑，是不應有的。”此語一出，誰也不能堅持自己意見了。結果高台一戰，第五軍全軍戰歿，軍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等壯烈犧牲，並被傳首西寧。西路軍僅餘一萬多人，此時，西安危急，中央連電催令西路軍東返。敵軍七萬多人乘勢圍截，雙方在倪家營子一帶展開二十多天血戰。

2月中旬，中央又電令西路軍放棄東進就地堅持待機西進，而不同意西路軍請求東出青海解決部隊補充問題。電令把四方面軍南下錯誤同西路軍當前行動聯在一起，與張國燾上述威脅語言如出一轍，西路軍如不唯命是從，便被視為繼續執行張國燾往日的分裂路線。

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經過討論，一致贊成自救東返。部隊從倪家營子突圍，初戰得勝，繳獲軍資甚多。但此次突圍未經中央批准，本來就有顧慮的陳昌浩提議重返倪家營子，建立甘北根據地。中央亦同時電令西路軍固守五十天待援。西路軍重陷敵圍，血戰七晝夜後突圍東移，又在臨澤與敵苦戰，全軍僅餘三千人。為保存骨幹，軍政委員會電請中央批准分散游擊，徐、陳離隊東返。1937年3月15日，陳昌浩在祁連山深處石窩山頂召開幹部會議，宣布上述決定。隨後，王樹聲率領的右支隊遇敵潰散，左支隊四百人在李先念率領下到達新疆，受到奉中央命令來迎的陳雲的接待。這四百人是西路軍的碩果僅存者。

慘痛的歷史教訓

西路軍成軍之時，全國三大主力紅軍共五萬多人，內中紅四方面軍約四萬人。西路軍兩萬將士約占紅軍總數2/5，四方面軍的1/2，是參加兩次長征、三過草地的百戰之師。西征之艱苦不亞於長征，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有這樣的描述“隆冬時節，冰天雪地，墮指裂膚。我軍指戰員，衣衫襤褸，飢腸轆轆，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苦寒，長夜行軍，真是艱苦至極。”全軍有槍七千支，每槍子彈少則五發，多則不過二十五發。沒有一門迫擊炮。敵軍約十多萬人(正規軍三萬人，余為民團)，武器完備，且多騎兵。敵人進攻多先以炮火猛轟，而後集團連續猛衝。子彈每人攜三、五排，射完再補，以免被我繳獲。遇我出兵反擊，即速退誘我遠追，然後快速反擊包抄。倪家營子血戰，我軍全靠近戰肉搏。子彈缺乏，步槍幾乎無用。戰士手持大刀、長矛、木棍，進行拼殺。我軍孤立無援，有耗無補，敵軍則有後備支撐，攻勢不斷加強。西路軍將士身處戈壁，面對強敵，以血肉之軀忠實地執行了中央和軍委的戰略方針和指揮部署，殲敵二萬多人，牽制敵軍十萬多人，有力地配合了河東主力紅軍和友軍(張學良、楊虎城所部)的作戰，為爭取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做出巨大犧牲。

關於西路軍失敗的教訓，徐向前、陳昌浩、李先念都有精闢分析。概括言之，第一，西路軍孤軍外線作戰，由在陝北的中共中央和軍委遙控指揮，自始至終任務多變，時進時退，欲進又止，曠日持久，遲疑徘徊，卒陷絕境。徐向前指出，西路軍應該配合河東主力紅軍行動，問題在於如何配合？他說，假如西路軍渡河後照直往西打，取得蘇援武器彈藥，如虎添翼，回師橫掃東指，結果遠非如此。指導思想和方法不同，結局會大不一樣。徐向前當時就是這種意見，但不被採納。第二，西路軍受制於任務、地形、作戰形式和騎兵為主的作戰對象，毫無主動地位。自身長期形成的近戰、夜襲、奔襲、伏擊、迂迴、猛打、猛追等戰術特長無法充分發揮，失去戰場主動權。第三，缺乏戰場上的機斷專行。徐向前指出，一方面上級統得過死，末給戰場最高指揮官以應有的自主權。有些指令(如二次建立根據地的指令)根本行不通卻硬要下面貫徹。尤其是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部署，既不向西路軍通報又要求西路軍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陳昌浩曾追隨張國燾南下，此次真誠執行中央路線，但對上級指示盲目服從，不敢根據實際情況臨機處置，患得患失，當斷不斷，並且壓制正確意見。徐向前則自云：雖向上級和陳昌浩提過不同意見，但受到指責後便縮手縮腳，無意堅持了。兩位戰場最高指揮官的心態如此，能不影響作戰指揮？

西路軍的蒙冤與昭雪

西路軍的行動不僅是由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直接遙控指揮，而且是經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意的一次軍事戰略行動。21800人大軍的命運及其影響，自然關係重大。因此，西路軍失敗的責任問題，必須做出合理的解釋。西路軍面臨絕境時，中共中央及軍委在3月4日、17日兩次電令中，己經毫無道理地把西路軍敗局與過去張國燾擅令四方面軍南下、另立中央的錯誤相提並論，嚴厲卻無根據地譴責西路軍領導人的“機會主義的路線”、“一貫反中央及軍委指示”。3月17日，距西路軍殘部分散游擊僅僅三天，何以如此匆忙地對它的失敗責任草率蓋棺論定？更有令人駭異者，20多年後出版的毛澤東寫於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前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在談到西路軍時赫然寫道“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後的破產。”1936年12月，西路軍尚在苦戰河西走廊，並未失敗。而毛在同一時間給西路軍總部的電報中，一再強調西路軍“面前無大敵”，“前途甚佳”，甚至希冀蔣介石發善心壓迫馬家軍不打西路軍。顯然，這段諉過於西路軍的文字是後來才加進去的。

西路軍兵敗不久，清算張國燾路線的鬥爭在全黨全軍展開。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的四方面軍大批幹部被整肅，並發生以許世友(時任四方面軍第四軍軍長)為“主謀”的“抗大反革命暴亂案”，數十名高級將領被捕公審判刑。在批張鬥爭中，從既定邏輯出發，西路軍敗局，自然被判定為“國燾路線造成的惡果”，“國燾路線的犧牲品”。這個彌天大謊，被當作正確的歷史結論，從20世紀30年代一直延續到80年代。最終解開這個歷史之謎的，應當首推陳雲同志，還有鄧小平、李先念、徐向前同志。

陳雲，是西路軍事件的參與者和當事人，有些事尚少為人知。據近年出版的《陳雲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記載：1936年10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決定組成一個既代表共產國際又代表中共中央的代表團，派回中國迎接執行奪取寧夏戰役計劃、擔負打通國際路線的紅軍部隊。代表團由陳雲任團長、滕代遠任副團長。代表團組成後在莫斯科共產國際駐地留克斯飯店集中三天。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設家宴招待陳雲、滕代遠，問他們需要什麼。陳雲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要武器彈藥。季米特洛夫遂通過蘇共中央要了九十輛坦克、九十門大炮和其他武器彈藥。半年之後，1937年5月，西路軍李先念支隊突圍到達新疆星星峽時，陳雲、滕代遠已經迎候在那裡。

四十五年後，1981年11月29日，陳雲同李先念談起西路軍問題，指出：“這個問題不能迴避。西路軍過河是黨中央為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而決定的，不能說是張國燾分裂路線的產物”。

三個月後，陳雲再次同李先念談論西路軍向題。李先念談到鄧小平去年批給他看的一篇有關西路軍問題的文章（朱玉：《西路軍疑》）。陳雲說：“西路軍是當年根據中央打通國際路線的決定而組織的。我在蘇聯時，曾負責同他們聯繫援助西路軍武器彈藥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邊境上親眼看到過這些裝備。西路軍問題是一件和自己有關的事，我今年七十七歲了，要把這件事搞清楚。”陳雲建議李先念準備一份有關西路軍問題的材料。

李先念是西路軍的親歷者，當年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成員、三十軍政治委員，西路軍最後分散游擊時負責軍事指揮。由新疆返回延安後，職務被降六級，從軍政治委員變成營教導員。西路軍被誣為“張國燾路線”，李先念始終不解。1949年後，一貫喜歡看戰爭題材小說、電影的李先念，卻拒絕看有關西路軍的作品，也不願見西路軍老戰士。他和陳雲一樣，要對西路軍的榮辱負責。在根本是非問題末解決之前，他能公開表示什麼呢？

1982年，李先念根據鄧小平的批示和陳雲的建議，組織幹部查閱大量歷史檔案，於1983年寫出《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指出：“西路軍執行的任務是中央決定的。西路軍自始至終都在中央軍委領導之下，重要軍事行動也是中央軍委指示或經中央軍委同意的。因此，西路軍的問題同張國燾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軍南下的問題性質不同。西路軍根據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創建根據地和打通蘇聯，不能說是執行張國燾路線。”

1983年1月5日，陳雲看過《說明》及所附幾十件電報後，委託秘書打電話轉告李先念辦公室說，可送小平同志。再次指出：“西路軍打通國際路線是黨中央、毛主席過草地以前就決定的。當時共產國際也願意援助，二百門炮都準備好了，我親眼看見的。西路軍的行動不是執行張國燾的路線，張國燾路線是另立中央。”

同年3月8日，陳雲又就西路軍問題致信李先念，說：“你寫的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兩遍。這些附件都是黨內歷史電報，我贊成把此件存中央黨史研究室和黨的中央檔案館。可先請小平同志閱後再交中央常委一閱。”3月22日，鄧小平在李先念寫的說明附件上批示：“贊成這個說明，同意全部存檔。”一個政黨及其領導者如此正視歷史，尊重歷史，恰好說明這個政黨及其領導者的開明大度，富有遠見。陳雲的建議，李先念的說明，鄧小平的批示，在根本性質上正確地解決了西路軍的歷史遺案，對西路軍歷史問題的澄清邁出了不可逆轉的第一步。

徐向前，這位當年紅軍最大一支方面軍的總指揮又是西路軍的總指揮，作為最有發言權的親歷者，幾十年來顧全大局，他面對種種誤解、責難、甚至詆毀，或緘默不語，或照中央的口徑不得不說違心話。從1983年開始，徐向前用三年時間寫成《歷史的回憶》一書，內中辟專章敘述西路軍歷史，痛切總結歷史教訓。這是一本具有權威意義的嚴謹可靠的歷史著作，全面具體地恢復了西路軍的歷史真相。

1991年，經中央批準的《毛澤東選集》新版發行，內中關於西路軍的注釋，作了重大修改：“(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十一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四個月，殲敵二萬餘人，終因敵眾我寡，於1937年3月失敗。”以後，經中央批準的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的有關條目、紅四方面軍戰史、徐向前逝世中央的訃告及徐帥生平等，都明確指出西路軍過河和轉戰河西均奉中央和軍委的命令。

然而，由於歷史包袱沉重，某些著作依然有意無意掩飾歷史真相。1991年7月8日，李先念致信楊尚昆等同志，針對即將推出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中對西路軍歷史的所謂“奉命”的模糊表述，憤怒而嚴厲地批評說：“奉命”“奉命”，究竟是奉誰的命令！？幾十年來一直說“西路軍是奉張國燾之命西渡黃河的”，甚至說“西路軍是張國燾擅自命令組成的”、“西路軍是張國燾錯誤路線的犧牲品”等等。直到1991年1月，《新華文摘》上還刊登有類似說法的文章(《紅軍西路軍史研究中有關問題的再探討》，刊於《新華文摘》1991年第1期)。現在這本著作竟對恢復西路軍歷史真相的事實充耳不聞，視而不見，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筆法”，對得起壯烈犧牲的西路軍將士嗎？在李先念的干預下，人民出版社把已經裝訂待發的7萬本成書中相關書頁全部撕去重裝。正式出版時改正了上述提法。在此前後，反映西路軍悲壯歷程的史學、文學和影視作品不斷問世，從而為深入研究西路軍創造了較好的環境。

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同志發表講話，並同時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後，他奉軍委命令，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西路軍總指揮，指揮部隊與敵人血戰四個多月，有力地策應了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這是中共中央在新世紀之初，對紅軍西路軍所做出的明確公正的評價。

西路軍的歷史說明，世間沒有任何人物或政黨沒有犯過錯誤。“一貫正確”、“戰無不勝”的神話，只在那些不合格的宣傳品中存在。真正的史學著作應該客觀地揭示歷史真相，科學地總結歷史教訓。中國革命走過曲折複雜的道路，即使在正確路線之下也難免失敗與成功交織，正確與錯誤並存。失敗和錯誤，既不會因人為的淡化而消逝，也不會因揭示真相總結教訓而令人意氣消沉。相反，它將使人們從歷史教訓中省思自我，提高自信，並對敢於正視歷史引以為戒的政黨及其領導者更加增強信任感，從而提高其威望。那種迷信“隱惡揚善”，文過飾非甚至諉過於人，掩盡天下人耳目，其實是最愚蠢的。前蘇聯黨史以極盡美己之丑、醜人之美為能事，用假歷史蒙蔽蘇聯人民，一旦被戳穿，其結果之慘已舉世皆知，人們能不引以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