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運很複雜，需要從多個角度來觀察和分析。我的近日文章“三十年後悼六四”分析了八九民運和包括它的中國1980年代後期民主運動興亡的多方面因素，包括兩個國際因素和五個國內因素。下面再做一些觀察和分析。

1. 八九民運與相似者

與八九民運最相似的是香港的雨傘運動（2014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

八九民運的起因之一，是鄧小平壓制了86民運（學運和知識界請願活動）之後，秋後算賬，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追究參與的學生、知識界人士和支持政治控制放鬆的黨內官員。雨傘運動的起因是中共背棄對港人的契約承諾，要持續對特區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挑選。

八九民運被六四大屠殺撲滅，大量參與者遭到監禁和政治迫害。雨傘運動遭受87顆催淚彈鎮壓和開槍警告，最後以少數堅持靜坐者被抬離而告終，但也有一些參與者遭到監禁。由雨傘運動被秋後算賬可以知道，即便八九民運自行和平結束，大量參與者還是會被秋後算賬，遭到監禁和政治迫害。

與八九民運相似度低一些的是波蘭1956年起義、匈牙利1956年革命、布拉格之春、波蘭1980年代民主運動、東德1989-90年民主運動、捷克斯洛伐克天鵝絨革命、羅馬尼亞89革命、蘇聯1991年反政變運動等。八九民運面對的是從毛澤東個人獨裁共產政權（全面極權主義政權）演變而成的鄧小平個人獨裁半共產政權（政治極權主義政權、國族社會主義即納粹或法西斯政權），蘇聯和其附庸國民主運動面對的是共產政權。

八九民運是和平非暴力運動，波蘭1980年代民主運動、東德1989-90年民主運動、捷克斯洛伐克天鵝絨革命、蘇聯1991年反政變運動等也是，而波蘭1956年起義、匈牙利1956年革命、布拉格之春、羅馬尼亞89革命等發展到了暴力反抗。

與八九民運相似度更低的是面對威權政權的民主運動，如始於葡萄牙1974年康乃馨革命的南歐和拉美革命、1980年代的東亞（韓國、台灣和菲律賓等）革命、1990年代的南部非洲革命、2010年至今仍在進行之中的阿拉伯之春（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

極權政權與威權政權的主要差別，是前者有深入到最基層的執政黨（共產黨、納粹黨、意大利國家法西斯黨）和外圍組織，基本掃除民間組織，而後者並非如此。

2. 1989年的中共政權與相似者

與八九民運的對手——中共政權最相似的是越共政權、老撾半共產政權、納粹政權、意大利法西斯政權等半共產政權。其他半共產政權沒有遭遇過大規模反抗運動，沒有給中共政權提供可學習的鎮壓經驗。

納粹政權用黨和外圍組織、警察和秘密警察發現和鎮壓異見者、大規模監禁和屠殺某些少數民族（猶太人、吉普賽人、黑人等），為中共政權提供了經驗。中共政權的模仿見之於對異見者、穆斯林和藏人的大規模鎮壓、監禁和屠殺。

美歐左派指控的美歐極右派，大多並不是納粹政權和中共政權這樣的國族觀極端種族主義的極右派，而是本國族優先的激進右派。

與1989年的中共政權相似度低一些的是當年蘇聯及其附庸國（包括古巴）共產政權、朝鮮、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的獨立共產政權、已滅亡的中共政權附庸柬埔寨共產政權。這些共產政權為中共政權提供了鎮壓經驗，包括波蘭軍警對波蘭1956年起義的鎮壓、蘇聯軍隊對匈牙利1956年革命和布拉格之春的鎮壓、用黨和外圍組織、警察和秘密警察發現和鎮壓異見者、柬共政權把首都金邊全部市民驅逐到農村和取消貨幣、蘇聯把某些少數民族驅逐到西伯利亞等地。

與1989年的中共政權相似度低些的是威權政權，為中共提供了鎮壓經驗，如蔣經國對美麗島運動的鎮壓、全斗煥對光州民運的鎮壓。

3. 中共高層的內訌

八九民運會持續50天，發展到北京百萬人示威、全國400多個城市有示威支持，一個因素是中共高層發生內訌，對民運處理策略有強硬和溫和兩派，溫和派趙紫陽讓媒體開放了三天。

一般對中共高層的內訌的說法是改革派老大鄧小平與手下大將胡耀邦內訌之後又與手下大將趙紫陽內訌。“改革派”和“保守派”這樣的中共意識形態派別很多是為所謂改革派爭功勞的化妝師編造的，所以現在還會有人吃驚於“改革派”汪洋說要跟美國“掰掰手腕”。中共高層的派系，跟所有統治集團中的派系一樣，主要是恩主-侍從派系。

中共高層的主要派系，從1938年開始分成三派。這一年，毛澤東推薦派遣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長任弼時向斯大林建議，以毛澤東取代中共黨魁王明，獲得批准。王明的靠山是米夫（共產國際執委、東方部長、莫斯科中山大學（共產國際的東方共產黨人培訓學校）校長），後者1937年底以托派分子罪名被捕，1938年7月被判死刑，9月被處決。王明因此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

毛派（老毛自吹是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從此崛起，包括核心圈任弼時、林彪、鄧小平、羅榮桓等。外圍圈是劉少奇派（因劉少奇在斯大林換中共黨魁之前就寫長文批判王明派的國內總負責張聞天而得到老毛的賞識，彭真、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等）和高崗派（習仲勛等）。

周恩來派（老毛稱之為經驗主義派，朱德、陳雲、彭德懷、李富春、聶榮臻、陳毅、葉劍英等）在1942年開始的三年兇殘的整風運動中被毛派惡鬥。

王明派（老毛稱之為教條主義派）在整風運動中遭到毛派的毀滅性打擊。1949年後王明流亡蘇聯。老二張聞天在廬山會議上支持彭德懷，被定為反黨分子而罷官（副外長）。劉伯承因在掌管的解放軍軍事學院只教蘇聯經驗而被老毛和彭德懷批鬥。只有楊尚昆（因其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年紀小，被算作“二十八個半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中的那半個）跟上了劉少奇和鄧小平。

老毛死後，葉劍英（黨中央副主席、負責軍委日常工作已五年的副主席、周派老大）、華國鋒（黨中央第一副主席、總理、公安部長、毛派）和汪東興（政治局委員、軍委常委、中辦警衛局長、毛派）聯手發動政變，抓了老毛遺孀江青、侄子毛遠新及其幾個爪牙（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等）。

此時權勢最大的是掌握軍權的葉劍英，成為老大。其次是擁有老毛接班人名分的華國鋒，成為後者的小夥計。這如同1981年胡耀邦接任華國鋒的黨中央主席，卻只是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的小夥計。

但是資歷比華國鋒老的老傢伙（特別是毛派的）對華後來居上很不服氣，要抬出毛派老資格的鄧小平來幫自己出頭。葉劍英和華國鋒等多數掌權者都不想讓鄧復出，因為知道鄧跟老毛一樣拼命搶權搶當老大，但是頂不住老傢伙們的狂熱抬鄧活動。抬鄧活動最賣力的是毛派的王震、羅瑞卿、楊勇和原屬毛派但改投葉劍英的胡耀邦。

王震時任中委兼副總理，歷來愛好如鄉間大媽似的串門子說長道短，此時發揮特長，為鄧小平復出立下最大功勞。鄧復出後對王震一直寵信，首先推薦的唯一一個政治局委員（1978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是王震。

羅瑞卿時任掛名的軍委顧問，曾經在書記處是鄧的老部下。他坐着輪椅，跟新疆軍區司令楊勇（在二野時是鄧的老部下）飛到武漢軍區和廣州軍區，遊說老傢伙們。

楊勇的表弟胡耀邦時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復出前就向老朋友和新靠山葉劍英建議讓鄧復出。胡耀邦是什麼老傢伙都幫忙翻案復出，連彭真叛徒集團案也推動翻案，被鄧小平打趣：這個案子你也敢翻？胡耀邦自以為對很多老傢伙有恩，沒想到1987年初被施了大恩的老傢伙們批鬥，出了會場痛哭，此後多日在家含淚呆坐。

鄧小平與趙紫陽的內訌，只是鄧闖下大禍要馬仔趙背鍋，趙背了鍋可能下台，看鄧也未必會力保自己，急了眼想借八九民運扳回敗局。這跟什麼改革派和保守派沒有關係。

八九民運不能成功，內部原因是中共內訌雙方鄧小平和趙紫陽實力懸殊，趙紫陽沒有軍隊對抗鄧小平。

4. 美國因素

美國行政當局不支持，是八九民運失敗的外部原因。美國當局不支持的原因，是需要中國穩定地充當遏制蘇聯的一環。

極權國家的民眾沒有民間組織化，如散沙一樣被國際浪潮捲起，沒有多少力量。

垮台的極權政權都是亡於外力。德意法西斯政權是被盟軍打垮的，柬共政權是被越共政權打垮的。蘇聯附庸政權垮台，是蘇聯被美國遏製得無力支撐附庸政權了。東歐獨立共產政權垮台，是被蘇聯附庸政權垮台浪潮衝擊而美國不再需要它們充當遏制蘇聯的環節。蘇聯解體是美國遏制的結果。

香港2003年反二十三條立法成功，不是因為50萬人大遊行，而是因為商界等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害怕被國家安全法條羅織罪名，不支持立法，中共湊不齊通過的票數。

香港今天的反送中大遊行，可能人數超過50萬，但如果商界等建制派議員被中共逼迫支持送中，美國行政當局不以嚴厲制裁香港相威脅，那麼中共就會硬推送中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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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常樂| 三十年後悼六四

1989年6月3日至4日，中共軍隊屠殺北京和平示威的大學生和市民。死者估計在2600以上，傷者更多。中共至今拒不認罪，遺留下中國無法痊癒的傷口。這場大屠殺，葬送了中國1980年代後期的民主運動。

中國1980年代後期民主運動的興亡，有複雜的國際國內因素。

國際因素之一，是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在其所著的《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中描述的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按照亨廷頓的觀點，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始於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推翻薩拉查的獨裁統治。緊隨其後的希臘、西班牙等南歐國家開始民主轉型，蔓延到拉美多國從軍人政權向文職政權的過渡。到1980年代，亞洲的菲律賓、韓國、台灣先後開始民主化，最後是80年代末的蘇東巨變導致中東歐國家的轉變。亨廷頓寫這本書是1991年，這個過程仍在進行當中。

中國1980年後期的民主運動，是受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影響而興起的，始於1986年的學生運動。1986年學運始於合肥，蔓延到北京等多個城市。與學運呼應的是知識界的請願公開信聯署活動。1986年學運和知識界請願活動，遭到中共首席皇帝鄧小平的嚴厲打壓。

鄧小平借刀殺人，把學運和請願用作權力鬥爭的快刀，與中共其餘兩位皇帝陳雲和李先念密商決定，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為罪狀，罷免軍機處首席領班大臣即總書記胡耀邦，清洗葉劍英-胡耀邦派系部分人馬。前中共首席皇帝葉劍英1985年因病辭職，1986年病死，讓鄧小平沒有了清洗葉-胡派部分人馬的投鼠忌器。

胡耀邦1987年年初被迫辭職，鄧小平還要追殺，布置鄧派薄一波、王震、胡喬木、鄧力群等開會批鬥胡耀邦。鄧小平命令新任總書記趙紫陽，在同年的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提出口頭議案，授予鄧小平最後拍板權。此議案鼓掌通過，鄧小平自我加冕為獨夫皇帝。

胡耀邦1989年突然病死，悼念活動成為大學生和知識界反對個人獨裁者鄧小平的開端。

中國1980年代後期民主運動興亡的國際因素之二，更加重要，是美國行政當局的不支持方針。從1972年尼克松訪華到六四大屠殺，美國行政當局的對華方針都是扶持中共政權，作為遏制首要敵人蘇聯的一環。中共從1950年代後期與蘇聯翻臉而擺脫附庸國地位後，絲毫不怕本國大學生、知識界和其他民眾，怕的只有兩個超級大國，第一是大軍壓境的蘇聯，第二是美國。蘇聯不可能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而美國行政當局不支持中國民主運動，不以嚴厲制裁相威脅，中國民主運動的失敗結局就註定了。

中國1980年代後期民主運動興亡的國內因素之一，是鄧小平1988年命令趙紫陽搞“價格闖關”，就是取消對計劃經濟內產品的價格限制，把計劃經濟內外的價格雙軌制一舉合併成計劃經濟外的價格自由浮動制，導致物價飛漲。到1989年，通脹最高飆升到23%。這威脅到普通民眾的生存，引起恐慌和怨恨。大學生原來對經濟不敏感，到了物價飛漲的時候，大學食堂的菜價飛漲，也引起恐慌和怨恨。面對人禍及政敵陳雲及李先念的可能反撲，鄧小平命令趙紫陽承擔責任，出面在中央會議上檢討。趙紫陽雖然服從照辦，但地位岌岌可危。李先念原以為華國鋒之後的總理位子該輪到自己了，沒想到鄧小平推薦趙紫陽成功上位，因而對趙紫陽恨之入骨，此時對鄧小平提出罷免趙紫陽。做替罪羊的危險後果，讓趙紫陽從鄧小平的忠心親信變成有心無力的政敵。

中國1980年代後期民主運動興亡的國內因素之二，是民眾把物價飛漲歸咎為高管家族倒賣計劃經濟內的物資購買批文。高管家族拿到官方批文，以計劃經濟外的高價賣出，大賺與計劃經濟內的低價之間的差價，這被稱作“官倒”（高官家族倒賣）。高官子女充斥的新興國有貿易公司，主要就是幹這個的，被稱作官倒公司，其中最大的就是鄧小平長子鄧朴方開辦的康華公司。鄧小平次子鄧質方從美國混了個博士回國，先開辦上海康華技術公司，後與首鋼書記兼總經理周冠五之子等在香港合辦首長四方公司。89學運初起時，大學生根據傳聞，反官倒首先指向康華公司和趙紫陽的兩個兒子。趙紫陽等軍機大臣決定調查民憤洶湧的康華公司等幾大公司。

中國1980年代後期民主運動興亡的國內因素之三，是中國民間組織（社會）很少很弱小，無法形成強大的反對力量。這是由於中共極權統治一貫首要重視嚴防死守民間組織，冒頭就打，扼殺其於萌芽狀態。比較蘇聯東歐共產制度倒下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波蘭，有着多家工廠獨立工會聯合成立的團結工會。再比較正在進行中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中至今唯一成功的突尼斯，有着歷史悠久而且較大的總商會等民間組織。

中國1980年代後期民主運動興亡的國內因素之四，是大學生和知識界缺乏對極權政權的認識和公共政治活動經驗。中共及其極權政權只為自己汲取利益，希望它們做青天大老爺，良心發現，就是與虎謀皮。共軍屠殺人民，從建軍開始就一直在干。相信什麼人民軍隊不會對人民開槍，那是被洗腦洗傻了。要在與組織化深入到基層而且武裝到牙齒的極權政權的對抗上有所收穫，必須抓住時間窗口，如個人獨裁者病重或老糊塗了、小團體最高統治者內訌到了你死我活等，要獲得部分軍隊的同情。標榜不關心中共內訌而只是潮起時堅持示威，不會獲得極權政權的任何讓步。極權政權空頭承諾，事後還是要反攻倒算的。

中國1980年代後期民主運動興亡的國內因素之五，是鄧小平和趙紫陽實力懸殊。葉劍英病退後，無人能夠制衡鄧小平。鄧小平是華國鋒之後的毛派老大，在共軍中有個山頭而且像毛澤東一樣橫行霸道。陳雲是葉劍英之後的周恩來派老大，但是沒有葉劍英的軍中勢力，只能眼看着鄧小平加冕為獨夫皇帝。趙紫陽只是鄧小平的馬仔，也沒有軍中勢力。他想利用八九民運逼鄧小平交班，至少避免被鄧小平當作替罪羊而罷免，但是大學生和市民的血肉之軀怎麼擋得住坦克呢？

八九民運是悲慘的雞蛋撞高牆，給世界留下鮮血淋漓的教益。逝者已矣，生者當謹受教益。

（20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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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樂| 從“誰又丟失了中國”說起

（1）

今年有不少美國學者專家討論這樣一個問題：誰丟失了中國？（Who lost China？例如附註1、2）。這個問題在1950年代討論過，因此現在是再度丟失中國，問題變成了“誰又丟失了中國？”（Who lost China again?)。

這個說法讓有些望題生義的中國人不滿，理由是美國從來沒有擁有過中國，哪來的“丟失中國”？實際上美國人討論的是丟失了與中國的友好關係。

這個說法還容易誤解為只是追究一些人責任。1950年代的討論，相當大部分是追究一些親共官員和專家的責任，而近期的討論基本上是探究對華政策的失誤。當然有些美國保守派民眾藉此聲討克林頓、歐巴馬等自由派，可是小布什等保守派也難逃責任吧。

中國政府也曾遭遇外交大挫敗。1930年代，國民政府“丟失”了日本。1940年代末，紅朝政權“丟失”了西方，1950年代末“丟失”了蘇聯及其附庸國，1960年代初“丟失”了印度，1960年代中期“丟失”了多數東南亞國家，1970年代後期“丟失”了越南，2010年代前期再度“丟失”了日本，去年“丟失”了韓國，今年“丟失”了美國和澳大利亞。

發生外交大挫敗後，中國政府和主流學者專家從不探究對外政策失誤，而是責任都推給對方，永遠是對方陰謀的受害者，永遠要對方改邪歸正、懸崖勒馬、不要砸自己的腳，自己永遠偉光正，永遠吹噓要打敗對方，永遠喪事當喜事辦。這讓人想起有的幼兒撞到桌子或跌倒在地，父母會哄孩子說，是桌子或地板不好，還會拍打桌子或地板。這樣寵溺的孩子長大後，就會有挫敗都怪環境，拉不出屎也要怪馬桶沒吸力。大多中國政府中人和主流學者專家等中國人，就是這種中國巨嬰。

（2018年8月12日）

（2）

 “誰又丟失了中國”的反思對象時間段，始自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此前當然沒有什麼美國與紅朝的友好關係。1972年至今的46年，依據國際局勢以及美國和紅朝對於雙方關係的方針，可以分為下列四個階段：

（a）1972年尼克松訪華-1991年蘇聯解體

在此階段之前的1969年，毛澤東為了凝聚國內亂局後的忠誠而重新設置國外頭號敵人，發動對蘇邊境戰爭，險些遭到蘇聯的核打擊。

美國為了借蘇中壓北越與美談判結束美國民眾嚴重反對的越戰，也是本着對頭號敵人蘇聯遏制戰略包含的分化蘇聯與其他國家關係的方針，見縫插針地對紅朝示好，紅朝樂滋滋地從反美掉頭為媚美。

（b）1991年蘇聯解體-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

蘇聯解體後，美國失去了對紅朝綏靖的戰略理由，但是擁抱熊貓派的各既得利益集團為了保護和最大化自身利益，卻大幅增加對紅朝的優惠，而紅朝也樂滋滋地更加媚美。

（c）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今年美國對中興禁運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讓紅朝誤信美國和西方的失敗主義思潮而錯判美國步入衰敗的下坡路，狂妄地自以為將接替美國的世界獨大地位，從媚美轉向對美挑釁，相應地對國內政治、經濟、文化等加強控制，向着毛澤東全面極權制度（共產制度）倒退。

美國進行反擊，開始“重返亞洲”，遏制紅朝。

（d）今年美國對中興禁運-

美國對中興禁運，立馬讓中興這個通訊設備銷售額世界老四和中國老二瀕臨斷糧而停產，讓紅朝和中國民眾看到美國的壓倒性實力，獨大夢碎，只好服軟。

美國繼續此前開始的對華貿易制裁等遏制措施，並針對紅朝的反制裁而加碼制裁。

（2018-9-14）

（3）

1972-1991年的美國對紅朝政策，是介入為主，遏制為輔，或者說是綏靖政策。這有很強的理由，就是分化紅朝與美國首要敵人蘇聯，即便發生了六四大屠殺。

1991年蘇聯解體，美國對紅朝的綏靖政策已無戰略理由，理應改採遏制政策，但是遏制卻越來越弱，而介入越來越強。這有幾個原因：（a）蘇聯和東歐共產制度（全面極權制度）覆滅，讓美國和西方認為共產制度已經徹底失敗，而剩下的共產國家朝鮮和古巴以及半共產國家（政治極權國家，或國族社會主義國家，即納粹或法西斯國家）中國、越南和老撾都不會再發展出像蘇聯那樣強大而威脅到自由世界的共產國家；（b）雖然中國是實力最強的半共產國家，但是中美實力對比如同螞蟻和大象，不能引起美國的警惕；（c）中共的經濟政策已經從共產制度的基本上政府控制放鬆為以政府控制為主和以自由市場為輔，並宣稱要增加市場經濟的比重，讓美國和西方誤以為中共要放鬆為以自由市場為主；（d）對華利益集團維護和擴大自身利益；（e）期望中國經濟發展導致政治現代化（或民主化、自由和法治化）。最後兩點需要展開說說。

美國的對華利益集團首先是商業利益集團，包含對華投資獲利者和對華出口、進口獲利者等。富商可以變身為政客（成功者成為民選官員或政治任命的政務官）。例如美國最大投行高盛的兩個共同主席和共同高級合伙人之一的羅伯特.魯賓，1993年1月擔任克林頓總統的經濟政策助理，主管克林頓設立的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1995年1月擔任財長，直到1999年。在此期間，魯賓代表美國對華商業利益集團，大力推動對華介入政策，推動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和讓中國進入世貿組織。此後魯賓長期擔任花旗銀行董事並控制了該行最高層，讓花旗銀行參與收割了對華紅利。

其次的美國對華利益集團是政客。民選官員和政務官需要政績。對於弱小的中國，費勁地減少介入而加強遏制，吃力不討好，而且看似沒有必要，反而是擴大介入而減少遏制可以獲得商業和外交上的政績。親華的前駐華大使洛德和芮曉儉等至今還在反對川普政府對華貿易制裁等加強遏制的政策。對華擴大介入而減少遏制的政策，獲得了中共或明或暗的積極配合，暗中配合的例子如中共總參情報部長姬勝德給間諜（美國華裔商人龔某）30萬美元，命令他捐獻給競選中的克林頓。再如親華的最資深的民主黨參議員戴安娜.范斯坦，最近被FBI查到，以前的一個司機是中國間諜。

第三號的美國對華利益集團是高級官僚（事務官，包括職業外交官和軍官）。高級官僚也需要業績，和政客一樣願意對華擴大介入而減少遏制。中共前些年得意的宣稱，對美關係壞也壞不到哪裡去，理由之一是中共與美國行政當局建立了六十多個聯絡管道。

第四號的美國對華利益集團是對華政策研究者。對華政策研究者發表對中共有利的研究成果，會得到中共的獎賞，例如擁抱熊貓派老大戴維.蘭普頓教授擔任主任的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中國研究系，獲得中共通過白手套中美交流基金會（主席是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投入的大量資助。反之將受到懲罰，例如林培瑞教授和黎安友教授數十年不能訪華進行調查和交流。擁抱熊貓派老二沈大偉教授曾經備受中共中央黨校推崇，但在批評中共2009年以來倒退而前景危殆後，就面臨中共的懲罰。對華政策研究者中，部分也是政客，曾經擔任政務官或有潛力擔任政務官。

第五號的美國對華利益集團是媒體。美國媒體關於中國的報道和評論，同樣是有利於中共的，會得到中共的獎賞，反之則受到中共的懲罰。這導致不少美國媒體自我審查，例如彭博社的一大賺錢生意是銷售國際即時經濟數據。要在中國銷售，就不敢得罪中共而封殺關於賈慶林家族財富的調查報道。美國的媒體，也是生意。例如彭博社是彭博信息技術公司旗下的。彭博社和彭博公司的創始人和控制人布倫博格（彭博的另一個譯名）不但是富商，還是政客，曾多年擔任紐約市長。曾經加入民主黨，後改投共和黨，最近又打算競選總統而再加入民主黨。

（2018-10-16）

（4）

關於前現代地區經濟發展和政治現代化（或自由化、法治化、自由和法治化、民主化）的關係，有政治學者1949年提出一種概括，叫作“現代化理論”。首先，在人均GDP6000美元以下，經濟發展與政治現代化有相關性。這被稱作“內生民主化”。其次，在人均GDP6000美元以上，經濟發展與政治現代化沒有相關性，政治現代化需要外部作用。這被叫做“外生民主化”。此後有政治學者否定“內生民主化”，而近年來又有學者加以肯定。

內生民主化理論影響很大，從美國政客的一些言論中也可以看到其影響：“里根政府全國情報委員會主席亨利•羅文1999年預測，中國將在2015年加入民主俱樂部，他預計那時中國的人均GDP將達到7000美元，結果中國2013年就達到了人均GDP目標。”（附註2）

中國成為內生民主化理論的反例，值得探究的問題很多，下面簡單談談兩個：（1）極權制度的垮台不能概括進內生民主化理論；（2）內生民主化理論中的人均GDP提高，試圖量化的是中產階級的擴大，但人均GDP提高與中產階級擴大的相關性受到外地居民收入、稅負和貧富差距的強烈影響。

至今為止，極權制度垮台有三撥。

第一撥是德國納粹和意大利法西斯，是被盟軍打垮的。

第二撥是中國附庸國柬埔寨共產政權，是被越南打垮的。

第二撥是東歐和蘇聯共產制度。東歐共產國家中，大多是蘇聯附庸國，只有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從蘇聯附庸國變為獨立共產政權。東歐和蘇聯共產制度垮台浪潮，始於蘇聯在美國和西方遏制下被壓垮，無力控制其同樣受到美國和西方遏制的東歐附庸國，各附庸國共產政權垮台。衝擊波所及，美國和西方遏制和介入兼施的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共產政權也垮台，蘇聯共產政權也垮台。

至今為止的極權制度垮台，都是外部作用造成的，沒有什麼“內生民主化”。

威權地區的現代化，包含了經濟、民間組織（社會）、意識形態（包括宗教）和政治等很多方面的同步發展。這是“內生全面現代化”。

極權制度是控制狂制度，政權通過從上往下細緻入微的政黨等官方組織控制經濟、民間組織、意識形態等幾乎所有方面，不容許這些方面獨立自由地發展，因此就不會有“內生全面現代化”。

現在殘存的極權地區，有中國、越南、老撾這三個半共產（國族社會主義、納粹或法西斯）國家，還有朝鮮、古巴這兩個共產國家，都沒有什麼“內生全面現代化”的跡象，不必再幻想會有了。

內生民主化理論中的人均GDP提高，試圖量化的是中產階級的擴大，因為從現代化國家的歷程來看，只有中產階級擴大到占人口多數，才有力量迫使威權統治者放鬆控制。

人均GDP差不多的兩個地區，中產階級數量卻可能相差很大。影響的因素首先是外資收入，其次是稅負，再次是是貧富差距。

GDP即地區生產總值，包含了外地居民投資和勞務等收入。外地居民收入較高，則本地居民收入就相應較低。本地居民也有對外收入。就量化中產階級擴大來說，比人均GDP更好的指標是人均GNP（居民生產總值）。

人均GNP差不多的兩個地區，中產階級數量還有可能相差很大，因為稅負不同。因此，就量化中產階級擴大來說，比人均GNP更好的指標是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可支配收入差不多的兩個地區，中產階級數量還有可能相差很大，因為貧富差距不同。因此，就量化中產階級擴大來說，還需要考慮基尼係數。

（2018-12-02）

（5）

美國應對蘇聯覆滅後的最強極權國家——中國，依據的歷史經驗教訓不應該是應對威權國家的，而應該是應對最強的或主要的極權國家的。

上面提到過，垮台的極權政權，可以從四個角度來看：（a）垮台直接原因；（b）是不是最大的或主要的極權國家；（c）是不是獨立的極權國家；（d）受到西方強國的綏靖還是遏制。

極權政權垮台的直接原因有三種：（a）被打垮，事例是德國納粹、意大利法西斯和柬埔寨共產黨政權；（b）半獨立的附庸國政權失去宗主國的支撐而脆斷，事例是東德、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蒙古的共產黨政權；（c）不堪重負而脆斷，事例是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和蘇聯的共產黨政權。

垮台的極權國家中是當時最強的或主要的有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和蘇聯，較弱的有共產柬埔寨、東德、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蒙古、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

垮台的極權國家中獨立的有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蘇聯、共產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半獨立的有共產柬埔寨、東德、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蒙古。

垮台的極權國家中受到西方強國綏靖的有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共產柬埔寨、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受到遏制的有蘇聯、東德、共產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蒙古。

垮台的極權國家中當時最強的或主要的，受到西方強國綏靖的有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西方強國的忍讓和商業貪婪，導致國民的大量死亡、傷殘和苦難，也導致這兩個極權國家國民的大量死亡、傷殘和苦難。受到西方強國遏制的是蘇聯，其垮台沒有導致歐洲二戰的大量死亡、傷殘和那麼大的民眾苦難。

上面的分析引出的答案是清楚的，依據歷史經驗教訓，美國應對蘇聯覆滅後的最強極權國家——中國，不應該綏靖，而應該遏制。從1992年蘇聯垮台至今，美國應對中國的綏靖戰略是錯誤的，養虎貽患，養出了像納粹德國的紅色中國。亡羊補牢，猶未為晚，改採遏制戰略，迫在眉睫。不應該再幻想逼迫中共回到對內擴大自由市場經濟成分和對外韜光養晦等待時機的路線，那不會導致中國內生全面現代化，只會養出更大的怪獸。

美國要對中國改採遏制戰略，會有很大的經濟損失，但繼續綏靖戰略，將會有損失大得多的國民死亡、傷殘和苦難。

美國遏制中國的經濟損失，首先由於必須與中國經濟脫鈎。美國還必須讓盟國與中國經濟脫鈎。

美國遏制中國的經濟損失，其次由於必須與中國展開軍備競賽，威懾中國，並且加重中國的經濟負擔。美國還必須讓盟國參加與中國的軍備競賽。

美國還必須在經濟上、軍事上、政治上全面圍堵中國。圍堵中國，一大重點是明確中國是最強的極權國家，是美國和自由世界的頭號敵人，不能在中國和俄羅斯之間搞不清誰是頭號敵人。

俄羅斯普京政權沒有黨組織等官方組織從上到下全面控制國家的幾乎所有方面，不是極權政權，沒有稱霸世界的野心。俄羅斯經濟已經衰敗到二三流的能源出口為主，並且還在繼續衰敗。俄羅斯的年軍費開支只是百億美元級，而美國是七千多億美元，中國也有一兩千億美元。俄羅斯唯一讓美國感到威脅的是核彈頭上千，而讓歐陸感到威脅的是其對外動武。後者有之前美國政府軟弱應對的原因。要遏制圍堵中國，就必須威逼利誘俄羅斯疏遠中國。

遏制圍堵中國，並不只是遏制圍堵中共政權，而是遏制圍堵整個中國。只針對中共政權而不針對中國人民，是做不到的。德國納粹垮台後，還有八成以上的德國人親納粹，之前就更多了。納粹德國的罪人，並非只是納粹，而是親納粹的大多數德國人。中國現在的沙文主義拳匪，不是少數人，應該受到遏制圍堵。

（2018-12-18）

附註

1. ROBERT D. ATKINSON| Who Lost China?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magazine/2018/08/13/us-china-relations-who-lost-them/

2. WSJ| 世界推開中國大門時，美國人怎麼想？

http://global.sina.cn/szzx/article/20180806/036af23c980510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