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何會有廣場協議的失敗(zt)

如果問一個人，把時間退回20年會去幹什麼？肯定絕大多數人會說去買房。

買房、買房、還是買房

筆者認識一位小老闆，從多少年前開始，攢了一分錢也用來買地，買了地蓋房。理由就是，看了日本經濟的路程，日本在40年前搞的就是房地產，中國和日本差了40年，所以應該去搞房地產。

這個世界上還是有能前瞻的人。

如果問中國、美國和日本：把時間退回去40年會不會重選一條道路？

中國肯定毫不猶豫地回答不會，中國在這40年中走了一條完全正確的道路。當然中間可能有過小曲折和小彎路，再重走一遍可能會更快些，效率更高些，但改革開放的方向不會有任何變化。

而美國日本就不會這樣回答了，他們會痛心疾首地告訴你，他們錯了，他們錯得很厲害，再讓他們重來一遍他們絕不會這麼幹。

他們的錯和廣場協議密切相關。

筆者在上一篇中說看起來很順利，廣場協議所規定的“主要非美元通貨升值10%到12%”的目標已經達到了。

有不少朋友在問為什麼有這麼個目標，日本和其他盟國為什麼會甘願作出匯率上的犧牲？

詳細的理由和數據在《大泡沫》中有，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一下，這裡不再重複了。“美國的國際收支出現了赤字”這個消息在當時對於盟國來說是和核大戰都差不多的嚇人消息。

現在的歐洲人和日本人基本上不會擔心自己的死活，沒有人會去攻擊他們，即便日本也沒有多少人認真地相信“中國的武力威脅論”，歐洲就不知道中國有什麼武力威脅。原來的敵人蘇聯退化而成的俄羅斯聯邦，現在只是有時給美國找點小噁心的小青皮小紕漏而已，現在這個世界很安全。

蘇聯曾經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的噩夢

但當時不是那樣，當時可沒有人預料到了蘇維埃帝國會在僅僅6年後就轟然倒地，要不然才沒人會管老大的那些破事呢。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說到底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還是一樣的。

但當時不一樣，不能眼看着老大靠吃偉哥來強身，“金融”能掙錢，但不能強國。反過來像日本或者西德這些國家的製造業卻是用來掙錢的，強不了身。因為日本已經放棄了戰爭，名義上連軍隊也沒有，西德也是堅持了和平主義，一直到現在和美國在軍事預算的規模上和美國還是經常衝突，所以只有美國的製造業才能保證盟國的安全，為了美國的製造業能重振雄風，盟國做出一點犧牲是應該的，再說和蘇維埃帝國的大軍打過來相比，給美國讓點利還是便宜的。

這就是廣場協議的出發點和目標。

但是正確的出發點並不能保證目標能夠達成。

政治家或者高級官僚或許能從國家利益層面上來理解事物，但影響其他人舉動的就只有現實經濟利益了。通俗地說，非美元通貨升值10%幾乎也就幾乎是“向美國出讓10%的既得市場”的同位語，也就是說自己要損失10%的利益。

對於西德人來說損失不到10%，出口經濟在西德的經濟比重中雖然占很大規模，但對美直接貿易的比例只有10%，不依賴於美國市場。西德的最大的貿易對手是EC（European Community，歐洲共同體，現在歐盟的前身），在歐盟各國中，西德最大貿易對手是法國，而在廣場協議中法郎也升值，西德的位置沒有變化，這就是西德受廣場協議影響不大的原因。

日本不一樣，當時日本的對美直接貿易占到了全部對外貿易的37%，那時還沒有“中國市場”這個概念，日本在和其他國家的貿易中也都用美元結算，日幣升值，日本的收入真的減少。

大概有人不能理解“貨幣升值會帶來收入減少”這個命題，打個簡單的比方：日元從過去200日元兌換1美元升值到100日元就能兌換1美元，那麼過去在國際市場上銷售了1萬美元能拿回來200萬日元，現在就只能拿回來100萬日元了。日本人是在日本過日子，花的是日元，美元收入雖然沒有變化，但用日語計算的話收入就減少了一半。

如果當時的日本人能夠看到將來的話就肯定會忍受收入的減少，但要知道日本人在戰後的收入一直是一年更比一年高的，連稍微不太高都無法忍受，怎麼能忍受匯率升值帶來的收入降低呢？

於是在日本的製造業中就開始了一個以技術革新挖潛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浪潮，

當年卡特彼勒公司董事長李·摩根在遊說國會制裁日本的時候說：“我們當然不可能一下子就降低15%—20%的造價”，但對於日本人來說提高一，二成勞動生產率似乎沒什麼困難，日本人很善於幹這個，本身豐田公司對於“工作”的定義就是“改善”，所謂“再絞一把干毛巾”式的改善，一般的日本製造業企業每年都能降低5%左右的成本。即使在1986年日本國內對日元升值的的悲鳴甚囂塵上的時候，日本的大中型企業中也沒有赤字的，到了1987年，大多數日本的大中企業都創造了盈利的歷史最高紀錄。日元升值並沒有對日本的大中企業造成什麼大不了的困境。

美國人對這種情況無法理解，直到現在美國人也不肯承認障礙美國製造業發展的就只是其發達的金融產業。製造業需要金融業來籌集資金，但發達的金融業一定是製造業的敵人，金融業一發達，製造業就肯定歇菜，過去的英國是這樣，現在的美國也是這樣。

將來誰要集中精力搞金融，也還會是那樣。

理由很簡單，如果能有更簡單的方法掙錢，誰也不會使用更複雜的，而製造業真是挺煩的。

於是廣場協議的效果根本就看不出來，看不出來的話就再加把勁，於是就開始了一個日元不斷升值的過程，從廣場協議開始時的238.7升值到了1995年4月19日的79.75。

這種升值幅度已經不是挖潛和技術革新能夠消化了的，於是日本企業就採取了向地租、勞動力價格和稅收更為低廉的國外轉移生產基地的方法。

這次轉移的規模比以往都大，日本在傳統上習慣產業轉移去的韓國、台灣和東盟國家已經無法容納了。而且這次日本企業需要轉移的那部分產能的內容不同。以往日本企業向海外轉移的那部分對於員工技能的依賴性很小，是些自動化程度較高或者作業內容簡單的作業，零件本身的生產還是在日本本土進行，而這次的轉移不僅僅是因為盈利，而是企業本身能否繼續生存，轉移的產能開始包括了產品零件，甚至一些很重要的產品零件。

能夠容納這些急於轉移產能的日本企業的就只有中國。

中國在地理上容納這些生產基地沒有問題，更重要的是，中國有豐富的人力資源。

當時的中國雖然還很窮很落後，但有一個很成功的教育體系，當時的中國已經普及了初中等教育，不要說文盲，就是完全不知道“三角函數”、“分子式”等概念的年輕人也已經是不多見的了。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人看到的世界使得中國人比任何人都更加急切地追求物質上的滿足，中國人的勞動意欲幾乎無與倫比。

但是當時的中國並沒有足夠的“受過訓練的人”，或者說“有經驗的人”來滿足這一次的產業大轉移。比如機械加工就需要車床工、刨床工和鉗工，而培養合格的車工、刨工和鉗工十分困難，起碼要3年以上的時間，而要獨當一面，沒有10—15年以上的磨練則根本就不可能。

當時的中國是一個農業國，製造業基本上集中在一些沿海地區，人力資源並不是十分富裕。只能指望那些從內地的大山里走出來的農民，也就是後來被稱為“農民工”的那個特殊階層。但那些人在從家鄉出發準備去沿海城市之前，不少人甚至連火車都沒見過，更不要說各種機械設備了，他們怎麼承擔那些從海外轉移到中國的產業呢？

這時可以說一句經常說的話“天佑中華”。

IBM公司在80年代初期所發表的PC的開放性系統結構把計算機從大學或者研究機關的實驗室里解放到了一般的辦公室，英特爾公司又弄出了個mother board（主板）的開放性結構概念出來，並把主板的生產放到了台灣，泡沫化了計算機技術。

微軟在1995年推出的“Windows 95”操作系統，更是使得無論什麼人都能在極短時間內學會最基本的計算機操作。

這次的IT革命和計算機泡沫化使得一切都變了。

和廉價、便利的計算機一起到來的是空前的CAD/CAM軟件的盜版浪潮，像CATIA，ProE，UG這些本來動輒幾十萬美元的軟件，在中國只要花十元人民幣就能買到盜版盤，甚至可以直接從網上下載，這就使得原來只有大企業才能擁有的數控裝置成為了普及的東西。

使用數控機械進行加工對操作工人的技能要求不太高，只需會按按鈕就行了，現在一個大山深處走出來的連點燈都沒有見過的鄉下孩子，有個把月的時間，就能操作了，具有初中畢業文化程度的人在一個月之內肯定能掌握CAD/CAM軟件最基本的應用方法。

而且為了能夠成功轉移技術，豐田等日本頂級公司逼迫他們的配套企業在他們的幫助下數值化總結生產經驗以便移植，日本的中小企業恨得咬牙切齒。但日本的大企業完全無視本國中小企業的利益，因為在海外生產能夠為他們帶來最大利益。

中國的製造業就是這樣起來的，而日本，以及台灣和韓國的產業空洞化，也是這樣開始的。

連續升值的日元不僅把製造業趕出了日本，同時也激發了日本國內的資產泡沫。泡沫經濟是大家已經很熟悉的題目，這裡就沒有必要再嘮叨了。

筆者經常浮現一個疑問：如果30年前的日本人知道30年後是怎麼回事，他們還會不會那麼賣力地挖潛革新補缺口爭取利潤呢？

要知道如果日本人那時就認點慫的話，今天就要好過多了。

當然這種假設毫無意義，即便在這個問題上不出漏子也會在別的地方漏子，要知道“廣場協議”是一次政府干預，而市場經濟並不一定會聽從政府干預，無論設計如何良好的政府干預都會在市場經濟面前吃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