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錫良：對蔣介石在抗日問題上的全面分析

蔣介石到底是否曾經消極抗戰？

從中國史料、日本史料和美國史料三個方面互相驗證了解蔣介石抗日戰爭中關鍵時刻的思想脈絡。

　　【中國史料】

　　1931年，9·18事變之後，張學良不抵抗的理由是依蔣介石銑電行事：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吉林文史資料選編》第1輯，1964年第137頁)

　　1932年2月5日，何應欽特急密電：因日機轟炸閘北、吳淞一帶無抵抗之市民，除對日機加以抵抗外，對日海軍決不投擲炸彈，請鐵城兄設法告知英、美、法等國.....(摘自《國民黨政府軍事機關檔案》二十五卷2983—1)

　　1932年5月5日，國民黨與日本簽署《淞滬停戰協定》，承認日本可駐紮上海，而中國軍隊不能駐守上海周圍，由警察接管治安。(摘自《中外舊約章匯編》第3冊，第884-886頁)

　　1932年9月。馮玉祥答記者問，馮答：中國對東三省政治宗主權實際上名存實亡，政治家意在欺騙國民，事實上就是不抵抗主義。(摘自馮玉祥選集》第81頁)

　　1933年3月，日軍侵占熱河，並進攻長城各口，平津危急，“長城抗戰”民意沸騰。蔣介石於7月發表“三天亡國論”：日本只要下個一號令，不要說十天，三天之內就可以讓中國滅亡。然後，“溏沽協定”簽署，中國軍隊一律撤到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不得越過該線。(協定譯自《日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書》274頁)

　　1933年9月。馮玉祥在紀念9·18文章中指出：國民黨政府侈言多談抗日者殺無赦，言談和文字不准提“抗日”二字，故只能用“××”代之。(摘自《馮玉祥選集》第139頁)

　　1935年1月13日，蔣介石派王寵惠赴日親善，宣布國民黨政府取消抵制日貨令。27日，明令修改教材有礙中日關係的內容。5月17日，將日本駐華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6月10日，國民黨頒布《敦睦邦交令》，禁止發表抗日言論，禁止組織抗日團體，禁止出現“抗日”字樣，如有違者，定予嚴懲，報紙若提“抗日”，只允以“抗×”來表示。(摘自《中華民國史》第250-252頁)

　　1935年6月-7月，何應欽秉承蔣介石意旨簽訂“何·梅協定”。河北、察哈爾兩省主導權喪失。尤其可怕的是，協定第九條規定：中國內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選人用人上面，不選用破壞中日關係之人物，對協定實施，日本可採取監視及糾察之手段。(摘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帝國主義侵華文件選編》第173-174頁)

　　1935年6月27日。“土·秦協定”簽訂。條款恥辱至極，詳略。

　　1935年夏，蔣主席正在四川一帶討伐紅軍，作賓遂赴重慶面謁，派丁紹仞氏攜“和平方案”來日本，提案內容為：1、東北問題中國暫置不問;2、中日關繫於平等基礎之上，中國停止排日教育;3、以平等為原則，中日經濟提攜;4、締結軍事協定。(摘自《文史資料匯編》之《日本政界二十年——近衛手記》第11-12頁)

　　1935年11月，日本策動華北五省自治，蔣介石未作強硬反映默認。(摘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帝國主義侵華文件選編》第180-200頁)

　　1935年12月9日。北京6000餘學生突破封鎖舉行集會遊行示威，要求結束內戰一致抗日，反對華北自治。16日，又爆發了超過15000餘人的示威遊行。(摘自《中華民國史》第261頁)

　　1935年。馮玉祥憤怒地講：“日本人稱，哪有象中國人這種懶骨頭民族?人家為什麼這樣子看不起我們?唯一的原因是咱們不抗日啊!”(摘自《馮玉祥選集》第235-236頁)

　　1936年7月13日。蔣介石：“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大公報》西安分館編《領袖抗戰建國文獻全集》1939年版第115頁)

　　1936年10月。一個忍耐，兩個忍耐，三個忍耐，到了敵人把我們看成奴隸的時候，依然還是忍耐。(摘自《救國會》第174頁)

　　1936年11月24日。綏遠問題發生後，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關頭，全國人民的抗日情緒更可說已經到了怒不可遏的境地。然而，我們的領袖卻被當局無辜加以被捕。(摘自《全救會為沈鈞儒等領袖無辜被捕緊急宣言》)

　　1936年-1937年。毛澤東從這一年開始至“7·7事變”之前共致信國民黨及民主人士二十多封信，請求他們團結一致共同抗日。分別有：致高桂滋(36年5月)，致閻錫山(36年5月)，致杜斌丞(36年8月)，致楊虎城(36年8月)，致宋哲元(36年8月)，致傅作義(36年8月)，致宋子文(36年8月)，致易禮容(36年8月)，致邵力子(36年9月)，致朱紹良(36年9月)，致宋慶齡(36年9月)，致章乃器、陶行知等(36年9月)，致蔡元培(36年9月)，致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熙(36年9月)，致蔡鋌鍇(36年9月)，致張學良(36年10月)，致許德珩(36年11月)，致蔣介石(36年12月)致馮玉祥(36年12月)，致閻錫山(36年12月)。

　　1937年10月25日，抗戰三個月，國民黨政府在國防會議上密議“停戰問題”，共形成三個方面看法(略)。(國民黨政府外交檔案，第016號分檔第1號卷，轉錄外交學院)

　　1937年8月13日至10月底，國民黨抗日是相當積極的，這是歷史事實，在何應欽和劉斐等影響下，淞滬抗戰開始放鬆，然後宣布撤退。但蔣介石聽說“九國公約”將有利於中國，又改變主意繼續打淞滬抗戰，結果撤退中的中國軍隊突然轉向，混亂不堪，節節潰敗，不得不面對南京保衛戰。在軍事會議上，只有唐生智主張打南京保衛戰，蔣介石對德國人陶德曼寄予幻想，以期獲得和平，以這樣的思想指導抗戰，戰略戰術的準備上必然是被動的、投機的。(摘自《文史資料匯編》之宋希濂《南京守城戰役親歷記》，13-30頁，宋當時為78軍軍長)

　　1937年10月，國民黨將領龍雲(原雲南軍閥)回憶：張群告訴我，蔣介石聽到德國調停人陶德曼的條件後直言，這些條件還不算亡國條件，可以接受，交王寵惠去答覆。陶德曼要求答覆必須趕在日本御前會議召開之前到達東京，王寵惠醉臥不起，拖了一天才答覆，日本悉決定不以蔣介石為談判對象，蔣介石非常着急，召集汪精衛和孔祥熙商討對策，決定重新宣言抗戰。(摘自《文史資匯編》之龍雲《抗戰前後我的幾點記憶》第60頁)

　　1939年-1940年3月，“香港會談”舉行，陳超霖和章友三為主要談判代表，談判形式為絕密，這是應蔣之要求。基本共識有九條，主要有：中國承認滿州國，日本尊重中國主權獨和領土完整;中國放棄抵抗日本;日、華共同防共等。(摘自《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資料選輯》第70-71頁)

　　1940年年6月，受蔣介石授權，宋子良、陳超霖和章友三再次與日本在澳門談判，簡稱“澳門會談”。兩次談判後，形成三點意見，主要集中在承認滿州國和以密約形式駐兵問題。會談因日本國內政變未能進行下去。(摘自《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資料選輯》第74-79頁)

　　【日本史料】

　　1934年。日本外務省對華制定了三項政策：一是建設滿州國;二是推動日中經濟合作;三是採取反共政策，共產黨在華北的活動讓人擔心。(摘自《重光癸外交回憶錄》第128-130頁)

　　1935年2月。中華國民政府正式嚴禁排日宣傳言論的命令。(摘自《重光癸外交回憶錄》第131頁)

　　1935年6月10日，簽訂了“何應欽-梅津協定”及“土肥原-秦德純協定”。將中國軍隊和國民黨勢力逐出華北，下一步可以毫無顧忌地進行組織政權的工作。華北分離，不僅是中國的政治問題，同時也動搖了中國經濟的基礎。(摘自(摘自《重光癸外交回憶錄》第137頁)

　　1936年2月26日。華北局勢繼續不穩，以共產黨為背景的抗日活動日益壯大，直接影響到滿州國境。另一方面，與國民政府繼續舉行談判。我乘船去天津港時，中國軍樂隊奏日本國歌十分熱烈。((摘自《重光癸外交回憶錄》第142頁，147頁)

　　1936年12月。當時華北一帶是延安共軍勢力範圍，而共軍已經向日宣戰，正以全部力量對日軍進行公開和地下戰鬥。竄入共產勢力範圍的張學良與共軍完全一致，結成抗日戰線，張學良與周恩來力勸蔣介石聯合抗日。但蔣介石不與共黨妥協，於是張學良12日扣押了蔣介石。((摘自《重光癸外交回憶錄》第146頁)

　　1938年。武漢冬季作戰。當時，七個師團和兩個混成旅被敵軍一百多個師包圍，預料敵軍會發動大規模攻勢，但由於敵軍統帥無能，到處被我軍擊退，在如此大的戰役中，敵軍各自為戰，是我軍的一大幸事。(摘自《岡村寧次回憶錄》第413-415頁)

　　1942年，我到北京工作，周圍幾乎沒有蔣介石嫡系部隊，我軍對國民黨軍採取誘降，效果很好，至1943年秋，幾乎全部歸降。這些將領對我講：“我們不是叛徒，共產黨才是叛逆，我們想和日軍一起消滅他們。”(摘自《岡村寧次回憶錄》第327頁)

　　1944年12月。桂、柳作戰，無論怎麼說，示受敵軍多大抵抗，繳獲了大量軍需品，特別是美式武器。((摘自《岡村寧次回憶錄》第289頁)

　　1945年8月。停戰以後，中國官兵對我等日本人態度出奇地好，總的看來令我意料之外。(摘自《岡村寧次回憶錄》第33頁)

　　1945年3月17日，在抗戰對中方有利的情況下，蔣介石派私人代表繆斌與日本東爾邇舉行議和談。(東爾邇《我的日記》第75-90頁)

　　1945年8月，岡村寧次回憶，蔣介石軍隊最精銳的胡宗南部集中於接近中共延安附近，幾乎不用於對日作戰，僅在河南作戰時出動過一、二個師。(摘自《岡村寧次回憶錄》第37頁)

　　1945年8月16日。停戰撤兵期間，延安方面若有侮日行動，則斷然予以討伐。((摘自《岡村寧次回憶錄》第45頁)

　　1945年9月8日。岡村寧次回憶：何應欽是我的中國好友之一，這讓我記得1935年初次相見，約我吃飯，並約定不談政治，我前往歡談，他就是這樣一個親日派。(摘自《岡村寧次回憶錄》第68頁)

　　1948年。湯恩伯杞記中寫到：我從反共的立場出發反對判岡村寧次有罪，結果我的意見獲得勝利，並經蔣介石批准。另外，東京軍事法庭要求將岡村寧次列入戰犯，中國政府藉口有病予以拒絕。((摘自《岡村寧次回憶錄》第160頁)

　　1935年8月1日。共產黨發表了以下宣言：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民族戰線之一翼，與各黨、各派、各軍、各界團結一致共同抗日。“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在共產黨的強迫之下不得不屈從，加強了國共合作抗日的決心。(摘自《今井武夫回憶錄》第25-26頁)

　　1937年底。蔣介石新成立了大本營，在會上，比胡、高等以更高的調門表決心：“我決不是不想和平，但是，日本的要求沒有止境，最初，我們因為日本要滿州，就照他們的想法辦了，但接着又說要華北，這次如果任其所為，必定又說要廣東和上海了。”(摘自《今井武夫回憶錄》第81頁)

　　1938年1月。蔣介石派董道寧和高宗武來日，蔣介石對高說明：我們決不是絕對反對和平，但不能在反共以後再行和平，只要能夠停戰，必然進行反共。(摘自《今井武夫回憶錄》第76頁)

　　1938年11月20日。下午7時，在日華協記錄和諒解事項上簽字蓋章，同時，也決定了日華秘密協議記錄的處理方法。該密約共六條，第一條是防共，承認日本軍隊駐紮中國，承認滿州國，承認日本人在中國本土有居住權等。汪兆銘叛逃重慶後生變，共產党進行猛烈攻擊，重慶與日本不再溝通。(摘自《今井武夫回憶錄》第93-105頁)

　　1939年度-1940年3月。蔣介石派陳超霖和章友三與日方香港進行和談，達成主要共識有：中國承認滿州國，日華共同防共。備忘錄共有八條，主要是共同防共、日華合作及日本在華便利，其中要求中國自日本招聘軍事和經濟顧問。到5月17日夜晚，宋子良邀請秘密會談時說：“蔣委員長內心希望和平，表面上不談，目前，重慶內部反對和平的是共產黨和馮玉祥，中國在日華停戰的同時，就要發表反共宣言，對於國民黨反對派馮玉祥，已準備各種方法挫殺他的鋒芒。”(摘自《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44-161頁)

　　1945年7月26日。蔣介石在河南會談後不久打電報給波茨坦，表示他主張維持日本的天皇制。(摘自《今井武夫回憶錄》第237頁)

　　1945年8月21日。飛機到達芷江機場，一個極其普通的機場，但是，分散在周圍各處的飛機卻有不下百架之多，與日本空軍落後的現狀相比，不得不驚嘆敵空軍之雄厚。(摘自《今井武夫回憶錄》第256頁)

　　1945年8月22日。國軍黨受降代表冷欣中將要求我方提出書面，對其安全加以保證。一位戰勝國的高級將領向戰敗國使節要求保證安全，既無意義又不自然，未免有些滑稽。但他依然反覆要求，中國軍對於迄當時為止號稱不敗的日本軍感到不是憑自己的力量獲勝，而是靠盟國取勝，因而並沒有戰勝的實感，還不能消除對日本軍的畏懼心理。作為軍人，在戰場上有這類行為，總覺得有些不恰當。摘自《今井武夫回憶錄》第264-265頁)

　　【美國史料】

　　1942年5月底。史迪威：“我承認我們打了大敗仗，但中國報道的是在緬甸對日作戰輝煌勝利，我們僅僅是從緬甸逃出來，真見鬼的恥辱。”(摘自《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第507頁)

　　1942年6月初。蔣介石對戰爭的全局不感興趣，他希望日美打起來，同時又能向他提供物資以備戰後對付任何向他政治地位提出的挑戰。((摘自《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第508頁)

　　1942年8月1日。蔣介石政權把美國當傻瓜作弄，不盡本分地努力去獲取勝利，企圖到戰爭結束時囤積一大批軍火，從而讓自己永存下去。(摘自《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第509頁)

　　1942年底。馬歇爾：“中國的領導人對戰爭抱着讓別人去打的態度，他們希望用美國建立航空隊的努力來代替中國軍隊。軍隊營養不良，毫無訓練，無人關懷，貪污腐化，不斷讓步這個慫委員長，他只要堅持，我們又會退讓。”(摘自《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第553頁)

　　1943年11月。亞洲最大國家的領袖蔣介石將會見羅斯福和丘吉爾，他們對亞洲的前途各有分歧，丘吉爾不願意把中國看成大國，蔣介石的主要興趣在於消滅共產黨，使自己成為中國唯一領袖。(摘自美國約翰·托蘭著《日本帝國的衰亡》第670頁)

　　1944年初。蔣介石厚顏無恥地要求援助10億美元，羅斯福很氣憤，要求蔣介石立即全力抗戰。(摘自《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第693頁)

　　1944年1月。摩根索：“他們中國人簡直是一群無賴，我不會去國會給他們請求一個五分錢鎳幣，蔣介石正拿着一支槍對着我們的腦袋。”(摘自《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第695頁)

　　1944年6月。當中國人無法抵抗日本的春季和夏季攻勢而潰退的時候，蔣介石卻約有50萬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部隊在北邊封鎖着同樣數量的共產黨軍。(摘自《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第698頁)

　　1944年6月28日。華萊士對摩根索說：“我想要弄明白的是，中國軍隊在哪裡?為什麼他們不打?蔣介石拒絕調動任何他的嫡系部隊上陣。”(摘自《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第701頁)

　　《美國國務院資料匯編》(1949年4月30日由美國出版)有關蔣介石軍隊的描述在前面有部分節錄，不再重複。

　　現代美國歷史教科書《McDougal Littell WORLD HISTORY》中有關蔣介石抗日態度的論述就更加直接明了，第三十章和第三十三章的論述篇幅很大，腐敗無能、殘忍邪惡、消極對日等都是高頻詞彙。

　　羅列到此，已經沒有必要進行任何形式的總結，也不必下結論，這個結論應該由讀者自己去理解。不管最終大家得出什麼結論，有些基本原則仍不要丟失：不能脫離當時中國的歷史背景，批評和褒獎都要適可而止;脫離當時的國際背景，全盤否定或全盤肯定蔣介石的所作所為都不客觀;不能脫離國民黨軍政體系的整體落後性和腐朽性，這個局面需要蔣委員長本人負總責。

　　永遠不要試圖用蔣介石來矮化毛澤東，他達不到那個高度。

　　附說明：有人問及我對《外商投資法》的看法。很簡單：就是進一步實現內外資統一，這不只是有利於真正的外資，還有利於本就已經外籍化的原中國資本人士，待遇走向平等，減少各方顧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