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開璽：慈禧太后何以能夠統治中國47年？

慈禧太后三度垂簾聽政，直至1908年去世，統治中國長達47年之久。慈禧太后的統治時間，僅比清代的康熙帝（在位61年）、乾隆帝（在位60年），西漢的武帝（在位54年）略短，與明代的萬曆帝（在位47年）同。牝雞司晨，不祥；女主當權，國危。這雖是一種政治偏見，但在封建社會中卻又是人們的一種普遍共識。那麼，慈禧太后作為一個女人，為什麼能把持清廷最高權力，統治中國長達47年之久呢？據筆者目力學識所及，尚未見專文或專著探討論述。

在談及慈禧太后之時，人們一般皆認為其人不但權力欲望極強，非常善於玩弄政治權術，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喜怒無常，使人莫辨其內心真實想法，能夠很好地運用封建君主的“權”、“術”、“勢”，是一位老練的封建統治者，而且為人陰狠，手段毒辣。例如，台灣的莊練先生說：“至於慈禧，則天生是一個權力欲望極強的女人，其政治手腕之高明，在當時更幾乎沒有敵手。”慈禧太后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其人“心狠手辣，合乎‘只問目的，不擇手段’之原則”。蔡東藩先生曾說：慈禧太后竟能“玩一親王於股掌中，譴責之，以示威；開復之，以示恩。能使王公大臣以下敬畏有加，何其善於操縱也”。徐徹先生不但例舉了慈禧太后在同治帝病重之際，“略施小計，便輕而易舉地取得了（閱折批折這個權力”、“利用清流盛昱的奏摺，削掉了奕䜣的一切權力，達到了獨裁的目的。現在，她又反過來抑制並瓦解清流了”等具體事例，而且為慈禧太后作了一副對聯概括說：“奇女子，熱面孔，善結人緣，一手遮天，風風雨雨控馭中國多至半個世紀；妖婦人，冷手腕，暗藏殺機，三次垂簾，忽忽喇喇奴役臣民將近四億人口。”就連慈禧太后的親信重臣榮祿也說：“皇上性暴，內實忠厚；太后心很（狠）），令人不測。”凡此種種，概而括之，即是認為，慈禧太后能夠把持清廷最高統治權力47年的重要原因，主要在於其個人的獨特政治手腕。筆者認為，這僅是維持其統治的一個必要條件，並非重要的，更非根本的政治原因。慈禧太后統治中國47年之久的原因是多方面而複雜的，且互為影響的。歸納起來，大致有3個方面的原因。

1、皇統承繼乏人的皇位危機

慈禧太后能夠掌握清廷最高權力數十年之久，首先是基於清帝皇統承繼乏人的皇位危機這樣一個客觀原因。

清王朝自天命汗努爾哈赤至宣統小皇帝溥儀，共計12帝。這12位皇帝的子女之多寡，與大清王朝的興盛衰敗有着一定的密切關聯。

天命大汗努爾哈赤，一生共有16子，8女；崇德帝皇太極，一生共有11子，14女；順治帝福臨，一生共有8子，6女；康熙帝玄燁，一生共有35子，20女；雍正帝胤禛，一生共有10子，4女；乾隆帝弘曆，一生共有17子，10女；嘉慶帝顒琰，一生共有5子，9女；道光帝旻寧，一生共有9子，10女；咸豐帝奕詝，一生共有2子，1女；同治帝載淳，一生子女皆無；光緒帝載湉，一生子女皆無；宣統帝溥儀，一生子女皆無。

清朝各帝所生子女雖並沒有全部成活，有一些剛出生即夭折而死，有一些則是幼年而亡，但總的說來，道光帝以前各帝所生的子女較多，這就使其在皇位繼承人問題上，具有較大的選擇餘地（雖然也會隨之帶來諸子爭奪皇位的鬥爭，如康熙末年的諸子爭儲血殺）；而自咸豐帝始，除咸豐帝生有二子（一子未及命名即早殤）外，其餘的同治帝、光緒帝皆無子女，這就使得清王朝在皇位繼承人方面，幾乎喪失了選擇的餘地或可能，出現了皇位繼承人的危機。

清朝最後幾位皇帝壽命之短促，則進一步加深了這一皇位繼承人的危機。

天命大汗努爾哈赤，享年68歲；崇德帝皇太極，享年52歲；順治帝福臨，享年24歲；康熙帝玄燁，享年69歲；雍正帝胤禛，享年58歲；乾隆帝弘曆，享年89歲；嘉慶帝顒琰，享年61歲；道光帝旻寧，享年69歲；咸豐帝奕詝，享年31歲；同治帝載淳，享年19歲；光緒帝載湉，享年38歲。道光帝以前的各帝，除順治帝情況較為特殊，只活了24歲外，其他皇帝均活至五六十歲，甚至八九十歲。而自咸豐帝始，同治帝只活了19歲，咸豐帝、光緒帝雖壽命較長，但也不過才30余歲。

清帝的壽命如能綿永久長，其子繼承皇位時一般皆已長大成人。如雍正帝繼位時是44歲，乾隆帝繼位時是24歲，嘉慶帝繼位時是36歲，道光帝繼位時是38歲，咸豐帝繼位時也已是19周歲。這就至少可以在年齡方面保障新帝繼位後馬上即可獨自處理政務，保證皇位與皇權的平穩順利過渡。但是，如果皇帝的壽命過於短促，其皇位繼承人的年齡就必然偏小。皇位繼承人年齡較小，雖可被人美稱為“沖齡踐祚”，但畢竟是學業未成，不但沒有任何基本知識的儲備與積累，沒有必要的政治經驗，也不具備基本的思維和是非判斷能力。在這種情況下，新繼位的小皇帝，或者必須借重於朝廷重臣，或者依賴於親近太監，或者直接依靠自己的母後，出現一段時間皇位與皇權的分離錯位，這就有可能導致權臣專擅、太監弄權或母後外戚專政，太阿倒持的朝局。無論出現那一種情況，都將或多或少地引起朝局與政局的多變與混亂，導致皇權的旁落。

“多子多福”，是對一般的平民百姓而言的；“家國天下”，則是對統治者，特別是最高統治者而言的。道光帝以後各個皇帝子女之不多不眾，道光帝以後各位皇帝壽命之不永不壽，正預示着大清皇統的危機。晚清的一位著名御史胡思敬，在談到光緒帝死後無嗣繼位時曾說：“國統再絕，而家無令子，識者早知其必有亂矣。”講的正是這個意思。

慈禧太后之所以能數十年干政垂簾,與清末三位皇帝繼位時年齡太小，特別是同治帝年齡太小，不無直接關係。清末的幾位皇帝均是幼年繼位，這就為慈禧出面垂簾聽政提供了可以利用的藉口。試想，如果其子同治帝不是5歲時繼位，載湉不是4歲繼位，慈禧太后怎會有第一次和第二次垂簾聽政之舉？更不可能有第三次垂簾聽政之舉。試想，如果其子同治帝於1873年親政後不是很快病逝，而是生活到40歲、50歲、60歲，那時慈禧太后已分別是61歲、71歲、81歲的老人了，歷史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為慈禧太后提供第二次垂簾聽政的歷史機緣。

慈禧太后在咸豐帝生前，的確具有一定的權力欲，但後來在咸豐帝與肅順等人的防範下，有所收斂。其所以要參預推倒贊襄政務八大臣的政變，既是其權力欲望使然，又的確具有如何確保將皇帝的權力緊緊把握在自己兒子手中的考慮；她和恭親王聯盟共同與肅順等人展開激烈的鬥爭，既有利害利益的衝突，也有皇帝之母與皇叔聯合與外姓爭權的因素。因此，慈禧太后未必一開始即具有如同後來那樣強烈的權力欲望。

同治帝死後，慈禧太后之所以要立年幼的載湉為帝，原因大概有兩個。首先是出於其個人的權力私心。慈禧太后在“辛酉政變”後，出面垂簾聽政，對於最高權力的重要性有了更為切身的體會，其權力欲望確實是提高或膨脹了。其次是慈禧太后對於自己的政治能力過於自負、自信，對於皇族中溥字輩中其他人的政治能力和資質是不放心的，的確有一種大清朝舍我無人的自負。慈禧太后臨死前曾說：“余垂簾數次，不知者或以為貪權。實則迫於時勢，不得不然也。”人們有理由認定這一表白純為言不由衷之語，但仔細揣摩當時清皇室幾位近親王的政治素質與能力，卻也有幾分道理。

2、特殊的政治身份與地位

慈禧太后之所以能掌握清廷最高權力數十年之久，並非僅僅是因其具有多麼高深莫測的政治本領或手段，而是依靠其特殊的政治身份與地位。

“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駟馬；無勢位，雖堯舜不能治萬民”。慈禧太后與肅順等人的鬥爭形勢及結果即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晚清重臣曾國藩與其親密幕僚趙烈文議論清廷政局時即曾評價說：兩宮太后“才地平常”，也就是說，包括慈禧太后在內的兩宮太后，並沒有迥異於常人的政治見解或才能手段。咸豐帝死後，清廷內部實行的雖是“（太后）垂簾（八大臣）輔政，蓋兼有之”的權力機制，似乎慈禧太后與肅順等贊襄政務八大臣的權力是旗鼓相當，難分上下的，但實際上慈禧太后占據有新帝生母的更有利的地位，更便於“挾天子以令諸侯”，使其在與贊襄政務八大臣的政治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當時，山東道監察御史董元醇上疏稱：當此天下多事之秋，皇帝沖齡踐祚之際，清廷應“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目的是為了“使海內咸知皇上聖躬雖幼，皇太后暫時權理朝政，左右並不能干預，庶人心益加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稍肆其欺矇之術”。董元醇顯然認為，兩宮太后才是皇權的真正代表，只有由其權理朝政，才能夠防範臣下專擅朝政。

掌握清廷部分兵權的僧格林沁，也堅決維護慈禧太后的皇權代表者的政治地位，堅持在其奏摺中必要書寫“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的字樣；兵部侍郎勝保更是明確提出:“自古天無二日，民無二主”，要想真正使人相信當時清廷的最高權力仍掌握在皇帝之手，必須由“皇太后權宜聽政，二聖並崇”，“非皇太后親理萬機，召對群臣，無以通下情而正國體”。

在以後對恭親王奕䜣的多次貶抑打擊中，慈禧太后同樣也是很好地利用了這種正統皇權代表者的政治優勢。

1865年3月底，慈禧太后突然襲擊，下令罷革恭親王奕䜣。

慈禧太后親筆書寫的硃諭，給恭親王奕䜣開列的皆是“妄自尊大，諸多狂傲，倚仗爵高權重，目無君上，視朕沖齡，諸多挾制，往往暗使離間„„每日召見，趾高氣揚”等欺君藐上之罪，命令其“毋庸在軍機處議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預公事”。

慈禧太后之所以要罷革奕䜣，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即是要使其“明白國體不可僣越”的君臣之禮。據《慈禧外紀》記載，此時的恭親王奕䜣自恃有功，在用人行政方面，有時並“不商之於太后„„皆由己意„„獨斷而行”，甚至居功自傲地說：“兩太后之地位，皆由我而得之。”這一記載雖未必完全可信，但卻並非皆為無稽之談，空穴來風。據《李鴻章年譜》記載，此前，慈禧太后曾憤憤地對恭親王奕䜣說：“汝事事與我為難，我革你職。”當時，恭親王奕䜣似乎並未完全把慈禧太后放在眼中，倔強而滿不在乎地頂撞說：“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職，不能革皇子。”

但是，皇太后的特殊政治身份與地位，君臣上下尊卑的政治倫理道德，賦予了慈禧太后以隨意革除或賞還恭親王奕䜣爵職的絕對權威，使恭親王奕䜣不得放下皇子親王的架子，甘拜下風，徹底的臣服。

醇親王奕譞無論是個人的才識能力，還是處事風格與魄力，都要遜於奕䜣，其人對於慈禧太后，更是唯命是從。當其子載湉被確立為帝時，他竟然“驚遽敬唯，碰頭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其後更是驚懼不已，日夜憂思，“身戰心搖，如痴如夢”，遂以“舊疾復發”為由，請求慈禧太后“曲賜矜全，開去其一切差事，“為天地容忍一虛糜爵位之人，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鈍無才之子”。

經過歷朝歷代長達二千餘年的因革損易，“君為臣綱”等忠君思想，緊緊地束縛着人們，君臣關係變而成為一種絕對的服從依附關係。君主的權力，決不能有任何人分享。韓非子說:“臣擅行令則主失制”，商鞅強調“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權制獨斷於君則威”。董仲舒也認為“屈民而伸君„„春秋之大義也”，後來則更發展為“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死節愚忠觀念。否則，即是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天下人人得而誅之。環視當時的大清帝國，除皇帝外，尚有何人能夠和敢於稍與皇太后爭高下、論尊卑呢？親貴如恭親王奕䜣、醇親王奕譞者，尚不能奈慈禧太后之如何，更何論其他王公大臣呢？

3、較好地處理了那拉氏家族與愛新覺羅氏家族的政治關係

較好地處理了那拉氏家族與愛新覺羅氏家族的政治關係，是慈禧太后能夠掌握清王朝最高權力數十年最為根本的原因。非若如此，即使慈禧太后具備再高明的政治手腕，也不可能在大清帝國的最高權力位置上穩坐近半個世紀。

我們如果將慈禧太后與唐代的武則天做一個比較，就會對此有一個極為清楚的認識了。

唐高宗李治因患風疹之疾不能臨朝理政，於是“政事皆決於天後”武則天。此時的武則天雖已“垂簾於御座後，政事大小，皆預聞之”，但尚不能為所欲為。

弘道元年（683年），高宗病逝，中宗李顯繼位，由宰相裴炎輔政。凡遇有軍國大事不能決者，“兼取天後進止”，武則天仍掌握着唐王朝的最高權力。稍後，武則天又廢掉中宗，改立小兒子李旦為睿宗。

自嗣聖元年至天授元年（684—690年），武則天出面臨朝稱制。

天授元年（690年），武則天正式登基稱帝，建國號大周。武則天廢唐建周稱帝以後，不但立武氏七廟，追尊自己上五代祖皆為皇帝，大力提拔重用武氏兄弟子侄，掌握朝廷內外的軍政大權，而且殘殺唐皇李氏的皇子皇孫。這不但必將引起李氏家族的全力反抗，也必將引起眾多唐王朝重臣、舊臣的強烈不滿與反對。最後，終於在神龍元年（705年），由宰相張柬之和大將軍李多祚發動兵變，迫使武則天退位，歸政於中宗李顯。

但是，慈禧太后掌握清廷最高權力的數十年間，她對愛新覺羅家族與那拉氏家族的關係處理得遠比武則天要穩妥得多。

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並非一帆風順，其間亦多有異議。1860年8月咸豐帝死後，以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協辦大學士肅順為首的贊襄政務八大臣姑且不論，即使是光緒帝親政後，亦有一些親帝官員對慈禧太后繼續干政頗為不滿。恭親王奕䜣在任議政王之初，對於慈禧太后亦多有不滿，甚至是不敬。但是，一個不容忍忽視和否認的歷史事實是，朝野上下卻沒有任何人指責慈禧太后對於愛新覺羅家族不忠，其根本原因在於她在兩個問題上，處理把握得較為得當。

第一，未予那拉氏家族族人以顯爵重任。辛酉政變後的1862年1月17日，慈禧太后的大弟照祥被封為三等承恩公；同年的9月11日，慈禧太后的父親惠征、祖父景瑞、曾祖父吉郎阿被追封為三等承恩公（並未如武則天那樣，立武氏七廟，追尊上五代祖）。以上的封爵，皆為清廷對於皇后或皇太后家族的恩封慣例，而非“違制”的特例。慈禧太后的二弟桂祥之所以在1888年11月24日被封為三等承恩公，是因其女兒被選為光緒帝的皇后，仍是循外戚封爵之慣例，與慈禧太后的個人意旨，並無直接重要的關係（當然，桂祥之女能夠被選立為皇后，慈禧太后無疑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

照祥曾官至護軍統領；桂祥曾歷任烏里亞蘇台參贊大臣、庫倫辦事大臣、工部右侍郎、山海關副都統等。義和團運動時，官至清神機營管理大臣，品秩正三品。八國聯軍攻占北京之際，桂祥僅能以扈從身份，坐於慈禧太后車外，伴隨慈禧太后及光緒帝向太原、西安方向逃避。照祥、桂祥所任官職，雖亦為清廷的較高要缺，但並不掌握清王朝的實權重權。慈禧太后之所以未對胞弟委以控制清廷某些實權的重任，其胞弟缺乏這方面的才幹，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慈禧太后特別關注愛新覺羅家族與那拉氏家族關係，不給其他人以攻詰口實的意識自覺或心理警覺，亦當為另一重要主觀原因。

慈禧太后掌握清廷最高權力數十年，沒有給任何人留有外戚干政攬權的感覺與口實，更無事實把柄。無論是正式的官方文件，還是私人日記筆記；無論是清廷中的“帝黨”成員，還是其“政敵”（即使是筆鋒健銳，一度對慈禧太后恨之入骨的康有為、梁啓超等人亦如是），皆無指斥其重用族人的記載。無論人們如何評價慈禧太后，亦未見有人指責其對愛新覺羅皇統的不忠。

這在隆裕太后的權力安排問題上可得到充分的佐證。

慈禧太后與隆裕太后，皆出於那拉氏，“一門兩世，正位中宮，都人榮之，稱大方家園桂公府為鳳凰窠（巢）”。恭親王奕䜣雖曾說過“我大清宗社乃亡於方家園（慈禧太后母家所在之地）”之類的話，但其顯然是對慈禧太后專權，導致大清王朝日趨衰敗的不滿與憂慮，並非指斥慈禧太后對愛新覺羅家族不忠。

慈禧太后臨死之前，遺命以醇親王載灃之子溥儀繼承皇位，以載灃為攝政王監國；同時又諭命，“嗣後軍國政事，均由攝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須請皇太后（即其侄女隆裕太后）懿旨者,由攝政王隨時面請施行”。

慈禧太后此前強指自己的侄女為光緒帝的皇后，當然系出於私心。慈禧太后臨死前雖賦予隆裕太后以是否旨准清廷重大事件的權力，但卻沒有安排隆裕太后如自己那樣，以太后的身份直接出面垂簾聽政，而是讓她退居於幕後。原因有二。

其一，慈禧太后對於隆裕太后的政治權威和權術能力不大信任。載濤即曾明確指出，慈禧太后深知隆裕“是庸懦無能、聽人擺布之人”，因此“決不可能叫她來重演‘垂簾’的故事”。

其二，事情也許真的有如英國人濮蘭德、白克好司在《慈禧外紀》中所說的那樣，慈禧太后臨死前對於自己出面垂簾之事，頗有悔意，曾留有遺言稱：“以後勿再使婦人預聞國政，此與本朝家法有違，須嚴加限制。”

隆裕太后對於慈禧太后的這一人事、政事，特別是權力安排，似乎很不滿意。

載潤曾回憶說：光緒帝逝世後，“隆裕一心想效仿慈禧‘垂簾聽政’。迨奕劻傳慈禧遺命溥儀為帝，載灃為監國攝政王之旨既出，則隆裕藉以取得政權的美夢，頓成泡影，心中不快，以至遷怒於載灃”。

“慈禧太后到了自知不起的時候”，“貪立幼君”溥儀，這純粹是“從她的私見出發安排的”，“以免翻她從前的舊案”。載濤先生的這一說法，自然有其道理，但有兩點值得人們思考。首先，載濤雖說此系慈禧太后出於私見，但細揣其意，卻是意指慈禧狹隘的個人得失之私見，而並非那拉氏家族的私見，更非引發愛新覺羅氏與那拉氏兩家族矛盾的私見。其次，如果說慈禧太后完全是出於個人私見，由其親侄女隆裕太后直接垂簾聽政，把握清廷最高權力，豈不更為穩妥？在筆者看來，慈禧太后的上述安排，既是出於個人的得失私見，同時又是歸還清廷最高權力於愛新覺羅氏的綜合考慮。

第二，慈禧太后所選立的兩任小皇帝──光緒帝載湉和宣統帝溥儀，都是愛新覺羅氏家族血統最近的近支親王後代，她的一切獨斷專行，雖會引起皇室親王和其他朝臣的不滿，但卻沒有人懷疑慈禧太后對於大清朝，對於愛新覺羅家族有所不忠或威脅。至於慈禧太后多次選立小皇帝，以及其與恭親王奕䜣、醇親王奕譞、惇親王奕誴等人的矛盾與鬥爭，不但皆被他人理解為，即使是清皇室諸親王亦認同是為大清朝內部的權力之爭，甚至不過是愛新覺羅家族內部的叔嫂家務之爭。

1861年8月咸豐帝死後，肅順等人以“擱車”的形式要挾兩宮太后。慈禧太后向其胞妹、醇郡王奕譞的福晉哭訴說，肅順等人“欺我至此，我家獨無人乎？福晉言：七爺在此”。慈禧遂命醇郡王入見。醇王又向慈禧獻言“此事非恭王不辦”。在此，慈禧太后顯然是把自己置於愛新覺羅氏皇權的真正代表者的地位，將自己與八大臣的權力鬥爭，輕易地轉化為愛新覺羅家族內部近支親王與遠支宗親（如載垣、端華、肅順等人）及外姓家族（如穆蔭、匡源、杜瀚、焦佑瀛等人）的權力鬥爭。

慈禧太后在熱河草擬的治罪八大臣的上諭，也是其“請七兄弟改寫”後，帶回北京宣布的。

恭親王奕䜣當權時，每被召見，兩宮太后都稱其為“六爺”，命人“給六爺茶”，以致奕䜣因天長日久的叔嫂關係而淡忘了君臣間的等級尊卑關係。

慈禧太后本人在很多情況下，是以嫂嫂與小叔子間的關係來處理其與恭親王奕䜣的政務與權力之爭的。慈禧太后的這一作法，得到了朝野上下的認同。如1865年慈禧太后罷革恭親王奕䜣時，就有人認為這不過是家庭糾紛，叔嫂之爭。後人黃浚在其《花隨人聖庵摭憶》中也說，自辛酉政變以後，清廷的部分實權“皆歸六爺矣，於是有叔嫂之爭”。

與此同時，慈禧太后也將自己與光緒帝間的分歧，歸結為愛新覺羅家族內部的家務、家事之爭。清廷維新派官員王照認為，慈禧太后與光緒帝在戊戌變法時期的種種矛盾，並非政見分歧，而是權力之爭，若就清皇室內部關係而言，則“純為家務之爭”。王照的這一認識，得到了部分當代歷史學者的認同。台灣學者莊練先生在談到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時，即曾不無惋惜地說：“一場關係國家前途極為重大的變法運動，竟因家庭間的權力鬥爭而致徹底破壞。”1900年義和團運動期間，慈禧太后看到列強要求其撤簾歸政給光緒帝的假照會後，亦曾怒氣沖沖地說：“彼族竟敢干預我家事。”

綜上所述可見，無論慈禧太后的主觀意圖如何，在客觀上，她的確成功地使人們普遍認同其對愛新覺羅皇室、家族是忠誠的，這應是其較為順利地掌控清王朝最高權力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另一重要客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