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標題：回憶我們的青春與愛情

一  引子

二〇一七年七月初，二十幾位在北美的大學同學及家屬相聚於洛基山下。我們在星空下、篝火旁，相互追問各自畢業後的經歷和家庭情況。幾十年不見，老同學們熱情洋溢。他們追問我和雪梅相識、相愛的過程，以及過往的生活經歷。我也被感染，那天晚上說了很多話。後來幾天餘興未盡，又和多位同學談到更多細節，以及對愛情、婚姻和社會問題的看法。在這個過程中，很多塵封的往事重新湧上我的心頭。其中很多事，幾十年來都沒有機會再想到過。從洛基山回家的一路上，年輕時的畫面繼續在我頭腦里翻轉，揮之不去。離那段歷史越遠，就越覺得記憶的寶貴。如果不趁早寫下來，恐怕以後會遺忘。於是我就開始下筆寫這篇文章，以紀念雪梅和我的青春與愛情。

二  美好的相識

一九九零年上海的春天，在我眼裡顯得特別美麗。六四事件對我的衝擊，因為一個寬待在校學生的新政策，出人意料地開始減退。之前的一年多時間裡，國家和社會經歷了驚濤駭浪。我的生活和思想也隨着大環境而跌宕起伏，人迅速成長和成熟。我看人生和社會的視野變得開闊很多，自信心大漲，覺得經過了鍛煉，無論未來如何變幻，我都能夠應付。我也有了新的人生信念，看淡了事業成功、提高自己社會地位等世俗目標。

六四後“抓大學生”，造成民怨暗積，國際觀感惡劣，國際制裁加劇。當權者擔心自己的生存，對待學生的手段只好軟化一些。當時寬待學生，屬內部政策，從來沒有公布過。但朋友之間的小道消息既快又准，所以我們都知道。新政策出台前，警察經常把我關在小黑屋裡，審訊我、並逼迫我寫交代材料。我一直擔心隨時被投入監獄。小黑屋之外，我的學籍也成了問題。早在八八年末，交大就正式公布過，確認我在八九年秋季免試直讀研究生。但1989-90學年過去了大半，學校卻一直不允許我在研究生院註冊。新政策出台後，我的境遇有了明顯改善。警察不再找我麻煩了，交大也對我好些，讓我變成了正式的研究生。我自覺很幸運。但是想到還有那麼多沒有學生身份的人身陷囹圄，我的好運讓我有隱隱的負罪感。我前途茫茫。六四摧毀了原來的人生規劃，但我並不覺得沮喪。相反，這場變故使我領悟到一些社會的本質和人生的意義，外加不用坐牢了，所以我心情大好。

我又開始正常讀書，鍛煉身體，和同學朋友聚會了。失去過自由就知道，在這個國家裡，自由原來如此脆弱。重獲自由，才切身體會到，自由是多麼的美好。一年多以來，我的神經高度緊張。現在突然放鬆，我如釋重負，心情格外的舒暢，覺得山也俊、水也秀，連空氣都是甜的！馬路上的年輕姑娘在我眼裡也顯得特別有吸引力。有生以來第一次，我開始毫無羞恥感地注視着校園裡的漂亮女孩們。而雪梅就是我眼裡最漂亮、最有吸引力的一個。

我和雪梅的相遇，很大的成分是因為運氣。相識之前，我們好幾年同在交大的徐家匯校園。這個校園並不特別大，後來回想，覺得我們應該以前也見過面，但彼此都沒有留給對方什麼印象。那個春天，天公作美。不知什麼原因，在短短幾天內，我在校園裡多次遇到她。所謂“遇到”，其實經常只是“遠遠看到”。當時的經驗是，一個魅力出眾的女孩，即使離我50或100米，即使只出現幾秒鐘，我也能注意到她、感受到她的吸引。這樣幾次“遇到” 雪梅後，我就開始心裡嚮往她了。但那時我還不知道她的名字，也沒有任何行動。

不久後一個星期五的早晨，天氣清爽宜人。我騎自行車路過校園中心的紅太陽廣場，就遠遠看到雪梅和一群女孩迎面走來。她比同行的那幾位高一些，穿着絲質襯衣、長裙、高跟鞋，很寬的黑色皮帶匝在纖細的腰間，裙襬和長發隨着款款的步伐，在微風中輕輕飄蕩。她歡快地說笑着，姿態婀娜、容貌嬌好，全身散發着逼人的青春氣息。雪梅的這個形象，後來就定格在我的腦海里。我試驗過很多次，如果讓我只憑頭腦里的印象為她畫像，我總是畫這個形象，因為它在我的記憶里一直鮮活、完整。多年以來，我會偶爾回想起相識的情景，就會想到她當時的樣子，曾經的怦然心動就會重新襲來，讓我覺得青春不枉，覺得自己不配這樣的美，是上天特別眷顧了我。

當時在雪梅身邊的女生中，我認識一兩位，所以需要在擦肩而過時和她們打招呼。但是因為心裡想着雪梅，我有些緊張，所以打招呼時顯得羞赧、不自然，惹來她們一群人哄堂大笑。她們笑我，我就更窘迫了。經過她們後，我開始責怪自己沒有用。“不就是喜歡個女孩嗎？何必藏着掖着，直接去約她出來！”於是我就計劃，騎車繞廣場一圈，再次遇到她們，當面約請雪梅去晚上的校園舞會。兩分鐘後，我再次出現在她們的視野里。可是當我看到她們臉上的驚訝時，立刻又質疑自己剛擬定的計劃，覺得這樣唐突地邀請不認識的雪梅、而不約認識的那幾位，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尷尬。萬一造成不快的局面，本來的好事也可能變成壞事。這時我的自行車已經到了她們的身邊，在那麼多眼睛的注視下，內心的猶豫再一次讓我語塞，於是她們又一次大笑。我離去後，心裡的決心更大，一定要約雪梅出來！當天下午，我找到了早晨並肩而行的女生里的一位，也是我的好友，請她轉告雪梅我的邀請。傍晚，好友傳話回來，雪梅答應了。我們的故事就這樣開始了。

三  愛情的成長

雪梅和我的交往，從相識的那天起就非常順利。最初的時候，她對我的態度是愉快、溫和、但又謹慎的。她從不主動，但總是體面地歡迎我的各種邀約。我因此受到鼓舞，很快就每天都約她。我們玩遍了交大附近所有適合談戀愛的場所。起初我怕冷場，說得多。而她比較小心，說得少。所以大多數時間我講她聽。記得一次我講到沒有話講，就說，“我沒有話說了”。她說，“你講得挺好的，我喜歡聽”。意外被她鼓勵，我又開始講了。初識的堅冰，就這樣在一次次的交流中慢慢融化。我們都逐漸變得更自然和放鬆，交談的內容也越來越深入。

相識後不久，一次我去她宿舍，正巧她不在，我就坐下來等。她的一位室友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對我說，“雪梅最近心情特別好，夜裡經常在睡夢中笑出聲來”。其他室友馬上嬉笑附和，說大家都聽到過。其中一位趁勢揶揄，“她肯定在做夢，夢見了自己在約會！”於是，滿室歡笑。“原來不是只有我一頭熱！”我心裡為之一振，特別高興。那時，我已經對雪梅情有獨鍾。但越是如此，我就越惴惴不安，覺得猜不透她的心思。而室友們的幾句玩笑話，一下子抹掉了我隱藏已久的忐忑。“她也喜歡和我在一起！”我的自信心頓時大增。

時間一天天地過去，我和雪梅越來越熟悉，從完全陌生的兩個人變成了親密的男女朋友。這讓我喜出望外。當時交大男生嚴重過剩，女生嚴重稀缺。我只是一個普通的交大男生，在偌大的校園裡挑一個自己最喜歡的女孩，結果她不但沒有拒絕我，還真和我鄭重其事地談戀愛。想想看，那對我是多大的快事啊！

最開始，我被雪梅的容貌吸引而追求她。但相識後，我很快就迷戀她的整個人。她誠實。生活中很多人為面子、或一時方便而撒小謊，但她完全沒有這樣的習慣。在這點上我們很投緣。她聰明。她愛笑、也愛哭。她溫柔、細緻，經常在點滴處為我着想，讓我感到從未有過的溫馨。有過一兩次，我們在重要的事情上誤解了對方，兩個人都很心痛。但認真解釋後，誤會與隔閡也就煙消雲散了。幾乎每一次約會，我們都流連忘返，直到深夜，才不得不準備說再見。然後我送她到她的宿舍樓下或家門外，看着她依依不捨地走進房間，我就立即開始盼望和計劃下一次見面。我們從不吵架，也沒有一般戀人之間常見的小彆扭。只要在一起，不管做什麼事，我們都興奮、開心。我們開心，就是因為在一起。

比如有一次，我們相約一同去思南路上的孫中山與宋慶齡故居參觀。當時那裡的遊人稀疏，遠不像後來的擁擠。孫氏夫婦的家居完全是美國式的。房間裡的設施精緻、實用；屋外有小花園和網球場；宅院在鬧市中取靜，溫馨舒適。我們徜徉其中，睹物思人，感受歷史，覺得與偉人很貼近。參觀結束了，我們餘興未盡，工作人員就建議我們去看看宋慶齡陵園，就是原來的萬國公墓，離交大校園不遠。於是我們奔到陵園，先在大廳里瀏覽關於宋氏家族和上海開埠的歷史展覽，然後我們走出房間，走進肅穆的陵園深處。四周松柏翠綠，靜謐安詳。我和雪梅手拉着手，在下午溫暖的陽光下，流連於中外名人們的墓碑之間，閱讀碑文，懷古傷今。後來談起此事，我們就覺得好笑。在墳堆旁邊約會，我們還覺得好不愜意。

現在回頭看，當時的我只知道自己喜歡雪梅，就不顧深淺地追求她。我愛她的人，卻不了解她的生活。我那時有很多不現實的觀念，也缺乏言談和處事的圓通，不會從她的角度想問題。這一半是因為我沒有經驗，另一半是因為我故意躲避世故人情。比如在相識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對她的基本境況都知之甚少。我內心不想知道她的家庭背景、工作前途等，怕那些東西干擾我們的愛情。我的不諳世事，曾經有很多機會在兩個人之間引起尷尬或不快，但她包容了我，並且做得含而不露，保護了我初識時的熱忱，也使得我們的關係起步得平順、愉快。如果她像我一樣不成熟，我們不會相處得那麼好。她很早就在心裡接受了我，並且言行溫柔、得當，鼓勵着我在愛情之路上滿懷激情地向前衝。

我們的戀愛，身邊的老師、同學和朋友們都知道。實際上，我們的故事在當時的學校里產生了小小的轟動效應，只是因為一位各方麵條件都沒有“缺陷”的上海女同學、和一位不太可能留在上海的外地男同學一本正經地談戀愛。這個簡單的故事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範圍。他們不太相信我和雪梅的關係會長久。而我缺乏社會經驗、盲目自信、外加對別人心態向來遲鈍，所以對身邊人的懷疑眼光毫不體會、也毫不在意。

戀愛中有很多趣事，比如我第一次知道雪梅父親的身份，過程就很好笑。那時我們已經熱戀幾個月了，天天在一起。一個早晨雪梅找到我，說要改變當天的計劃，因為她父親來找她，要去與系辦的老師談她的畢業分配問題。我就說，“你去陪父親吧，他來一次不容易，你多陪他在校園裡看看。”雪梅說，“不用，他是交大老師，辦公室就在校園裡。”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未來的岳父是交大教授。當時我還短暫地被驚嚇，以為他是我們系的教授。而我認識我們系所有的教授，他們對我也很熟悉。我當時想，我不小心找到了哪一家的女兒呀？難道這幾個月以來，她的父親一直在暗中看着我!？後來雪梅解釋，她父親是其他系的，我才放了心。

那時我很少有機會接觸到未來的丈母娘。一次去家裡找雪梅，她家門緊鎖。鄰居說他們全家人在逛南京路。她家離南京路很近，步行只要幾分鐘。又是全家人在一起，所以不可能走得很遠。於是我奔到南京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找到他們。然後我和美麗時尚、花枝招展的雪梅手挽手走在前面，其他人走在後面。回到家後，雪梅媽讓雪梅轉告我，說要送我一條褲子，而且馬上就要再出門去買。我問為什麼？雪梅說，南京路上，他們全家走在我們後面，都看到我外褲的屁股上有一個很大的破洞。那個時候，我衣服和褲子上的洞，都是因為破損了才產生的、貨真價實的破洞，而不是為了時尚而人為造出的洞。我就想，一個母親看到自己美麗的女兒找了這樣一個男朋友，心裡可能很難高興起來啊。

還有第一次去雪梅家吃飯。她家沒有男孩，所以飯鍋和飯碗都很小。我也不懂客氣，不知觀察身邊的形勢，很快吃完了第一碗，去盛第二碗，再盛第三碗…，也沒有想想別人是否要添飯，就很快清空了飯鍋。不巧的是，她父親也要添飯，驚訝地發現鍋已經空了，害得我馬上解釋，尷尬…。後來家裡人還會當笑話提起這件事。雪梅媽媽總會強調，那個被我清空的飯鍋有多麼乾淨，害得雪梅爸爸以為自己找錯了鍋。她妹妹則會說，當時看到我吃飯的速度，驚得她不敢吃飯。

那個時代的社會很缺少簡單浪漫的愛情。即使上海這樣的超級城市，在公共場所也很少能看到快樂輕鬆的情侶。所以一個突出的記憶就是，我們經常成為被圍觀、被矚目的對象，無論是在校園裡、馬路上、還是公交車上。一個夏日的夜晚，我和雪梅從交大校門外的一間小店裡出來。我跨上自行車，雪梅高高興興地跑上來，坐到車後座上，攬腰抱住我。按現在的標準，這只是一個很平常的情侶畫面，可是當時旁邊突然有人用普通話大喊一聲，“瀟灑！”我們嚇了一跳，注目看，喊話的人竟然是個警察，而且離我們只有幾米遠！我們數目相對，又都迅速把目光移開。我和雪梅是怕他追上來罰款。當時警察經常躲在校門附近，抓大學生“自行車帶人”，然後罰款。那個警察可能因為自己情不自禁地喊出心聲、又被我們聽見，所以感到不好意思。他也馬上把臉轉到別的方向，不再看我們。我帶着雪梅快速蹬車離開，他也沒有追我們。

雪梅畢業後在一個工程設計院工作。她的同事們不久都知道我的存在。有一段時間，他們單位在馬尾港接了項目，雪梅擔任工程監理，在那兒一呆就是幾個月。那時馬尾剛剛開發，還是個大工地，距離福州市區很遠，周圍十分荒涼。有一天，我實在想念她，就突然決定逃課，從上海坐十幾個小時的海輪去馬尾看她。當時沒有手機，電話很不方便，而我又是臨時決定，所以沒有機會事先告訴她。到了馬尾，靠四處打聽，我找到她所在的工地。“雪梅的男朋友追到工地來了”一下子成了小新聞。她的上級和同事們都用一種有點驚訝、又有點讚賞的眼光看着我。後來幾天在馬尾港，我們所到之處，總能在周圍人的眼裡看到類似的目光。

回上海時，雪梅到馬尾港碼頭送我。我們在老舊而空曠的碼頭前小廣場上分別，心裡不舍，就情不自禁地擁抱親吻。其實很短暫和克制，但一抬頭，發現方圓百米內，稀稀落落的人們都在默默地、直勾勾地看着我們。他們大多數人臉上僵住、沒有什麼表情。當時的場景突兀離奇，我又是一個容易害羞的人，所以一直記得。

在我即將碩士畢業、可能就要離開上海的那段時間裡，關於雪梅是否應該甩了我，成了她的同事們聚餐和打麻將時的熱門話題。幾個年長的人認為我們肯定要分手，有時拿這個話題開玩笑。有一個年輕的女同事堅決為我說好話，幫雪梅反擊。她說我當年千里迢迢到馬尾港去看雪梅，證明我對雪梅真心好。我聽說後，心裡一直感激這個女同事。

遇到雪梅之前，我本是個不太把自己當回事的人。但戀愛的時間久了，我發現自己在她眼裡越來越重要。我成了她生活的中心。她在愛情中盡情地揮灑自我。她開始盼望結婚、並憧憬着我們未來的家庭生活。因為我，她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在改變，而且她充滿期盼地、主動迎接這些變化。她評價我，遠好過我眼裡的自己。我的很多缺點，在她看來都不是缺點，而成了我的與眾不同。她接納我，超過了我接納自己。在朝夕相處中，我體會到她需要我、依戀我。這給我鼓舞，也讓我感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責任。除了上面談及的，我們還有很多有趣的戀愛故事。這裡篇幅所限，不可能都寫出來。對於雪梅和我，在每個這樣的故事裡，兩個人內心的互動和交融，比引人入勝的情節更重要。有一件很小的往事，我卻一直記得自己當時的心理感觸，就選它作為這節最後的故事。

畢業前的一個傍晚，我騎車載着雪梅，從徐家匯回到校園。落日的餘暉灑在綠色的大草坪和磚紅色的屋舍上，校園顯得寬廣靜美。我心血來潮，對坐在身後的雪梅說，“我試試雙手都不扶車把，可以嗎？”她說，“好。”於是我展開雙臂，兩隻手都懸在空中，讓自行車靠慣性保持方向。之後我馬上意識到，她側身坐在車架上，視線被我擋住，如果不慎摔倒，很容易受傷。於是我提高了警覺，但表面上還若無其事，繼續說笑，雙手也繼續留在空中。我們的自行車沿着大草坪、滑到體育館，然後右轉到校長辦公廳，再左轉到包兆龍圖書館。直到行人多起來，我才重新握住車把。這一路上，雪梅的手臂一直攬着我的腰、人貼着我的後背。我清晰地感覺到，她自始至終都很放鬆、沒有絲毫的慌亂緊張。那時我領會到，她已經習慣了無保留地信任我。從來沒有其他人這樣信任過我，我決心不辜負她！

那是一個剛從封閉走向開放的年代，遠不及現在開明和包容。還有很多人和規則，莫名其妙地、偏執地敵視男女之愛。扭曲的社會人心，造成對性的壓抑與無知，所以極端和變態行為屢見不鮮，在公共場所也常發生，有些甚至涉嫌犯罪。但社會缺乏恰當的應對機制或氛圍。出了事，人們或假裝沒看見、或經常處置失當。除了愉快有趣的故事，我們也遇見過一些負面的人和事，這裡就不詳述了。

四  我們的背景

我和雪梅相識、相愛的最初兩年非常美好和甜蜜，但隨着我畢業時間的逼近，我們開始面對生活的挑戰，愛情將經受一系列考驗。為了講清楚那段歷史，這一節將離開故事的時間順序，轉而介紹我們的成長過程、做人的基本想法、和對愛情的理解。

1.   我

我生長在吉林，父母都是大學老師。國內的大學，本質是機關單位，氣氛和官場差不多。在那樣的環境裡，混得好的人都是官本位人格。他們迎合權力，關注現實利益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認定說實話和堅持原則都是傻，但絕不明說。他們沒有多少心思專研學術，專業能力最多只是“面上光”。我父親曾經因為出身問題受壓制，但他在專業里奮發圖強，找到了人生的意義和樂趣。我小時候視父親為偶像，喜歡物理和數學。高中時的一天，我突然意識到，牛頓的三大定理可以完全解釋物質宇宙，於是覺得自己看透了世界，每天想着各種抽象的數理理論，並試圖用類似的邏輯方式去理解人和社會。那時，我看到鄰居里那些書記和院長們每天談論單位分房子、漲工資、評職稱、誰和誰的歷史仇恨和現在的矛盾等，就覺得他們的思想和生活鬱悶乏味，遠不如探究宇宙和社會的道理那樣有趣和予人希望。

很早我就察覺到自己與周邊環境隔膜、不適應社會。別人的理想是當官，崇拜位高權重的人，注重收入、住房等實在好處。而我對這些東西興趣寥寥，更喜歡思考一些旁人眼裡沒用、甚至危險的事情。從小城市來到上海，我本以為交大同學都是各地讀書最好的，大概也沉溺於追尋世界的本質，看淡世俗利益，結果卻出乎意料。絕大部分同學的目標就是將來進好單位、升遷等，和我家的鄰居們類似。優秀的男生們訓練自己成熟和圓通，或經意、或不經意地為成功而忽視原則。比如很多人熱衷於“會說話”，就是在恰當的時候說恰當的話。但這個“會說話”的目的幾乎總是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真實或良心。女生們則預計這樣的男生將來混得好，青睞他們，看不起書呆子。我也欣賞成熟的同學，但逐漸認識到自己和他們不一樣。我為看清事物背後的道理的欣喜，相對地不願為成功放棄原則。這種處世態度也是我參加六四的原因之一。大學期間，身邊的同學和朋友就說我是書呆子，我也逐漸認同了這個標籤，不以為恥，反以為傲。但我也知道自己屬於非主流，不容易找到知音，所以非常慶幸遇到了雪梅。

認識雪梅以前，我沒有實在的戀愛經驗，只有幾次沒有什麼行動的單相思。印象最深的一次發生在高中一年級。那時我十三、四歲，成績最好，但是很頑皮，非常不成熟。我突然覺得一位女同學美若天仙，為她朝思暮想，卻從來沒有表白過，甚至沒有和她交談過。一年後她離開了學校，不知所蹤。那是我第一次折服於女生的美，但也感到自卑，覺得自己不夠好。回頭看，這場暗戀對我的影響很大。我覺得它很美好，但有一個缺憾，女生沒有像我愛她那樣愛上我。從此以後我憧憬的愛情就是，我還那樣真心地愛慕對方，對方也以類似的方式愛我。在這樣的愛情里，任何其他的顧慮或妥協都是不應該的。

有些中學同學結婚很早。小城市較為保守，人也相對簡單。印象中，那些女生忠誠本分，要求男方的物質條件經常直截了當，比如家具和電器等，男方大都能承受。可是按我那時的幼稚觀念，婚戀中要求感情之外的條件，就是庸俗。我當時幻想，交大同學都是最優秀的，追求愛情時應該不屑於世俗考慮。但進校後發現，我的預想又與現實相距甚遠。校園裡有很多聰明、漂亮的女生，在學業、校園活動、找工作、留學等事項上展現出強烈的進取心，精明能幹，讓我佩服。但談戀愛時，她們遠比高中女生更注重男方的物質條件，要求更高、更精細，雖然她們絕不公開承認。最讓我竊竊失望的是，大學女生好像只期待從婚戀中得到好處，比如出國、上海戶口等，而鮮有人勇敢地追求愛情、甘願為愛犧牲和付出。我當時覺得這樣的戀愛簡直算不上愛情。

總之，我這個小城市來的青年，憤世嫉俗，在很多方面與上海的環境格格不入。關於愛情，我看到太多的市儈，心裡牴觸、拒絕融入，所以執拗地堅持着自己原有的單純觀念。

2.   雪梅

對於愛情，雪梅遠比我成熟。和當時的大多數女生相比，她也有很多過人之處。首先，當時的社會對待男女交往，還有文革時代殘留下來的偏執和狹隘。浪漫的愛情經常遭到壓制。世俗觀念還認為，好孩子應該對男女之事無知。所以與現在相比，當時的大多數大學生，愛情的經驗甚少，理解得也淺。但是雪梅較早就清晰地懂得婚戀很重要。她積極地準備自己，等待愛情的到來。對愛情她有完備的想法和原則，不把自己當小女孩，不把戀愛當遊戲。

雪梅把愛情和婚姻看成最重要的事，她最深的思考也是關於婚戀的。一般女生面對的其他事情，包括功課、未來的工作、出國留學、社團活動等，在她眼裡都是次要的。比如我們相識時，她正面臨本科畢業分配。她的態度是稀鬆平常，不太當回事。那個年代的畢業分配，無疑是大學四年中最重要的事，經常決定一個人的命運。我看慣了校園裡企圖心強的女生，在畢業分配期間，為得到理想的工作，利用各種關係、使盡所有手段，所以看到雪梅的輕鬆平淡，我心裡還有些詫異。

第二，當時上海人極端崇洋，女大學生們流行嫁到外國去。在國內，上海的生活條件比外地好。所以絕大部分上海籍女生要求她們的婚戀對象要麼能馬上出國、要麼至少有上海戶口。雪梅不落俗套，不把出國和戶口作為戀愛的先決條件，在當時的上海女孩里非常稀有。和我戀愛以前，她就交往過外地男同學。好像她也有過疑慮，但是後來想通了，美好的愛情和婚姻最重要，拘泥於那些世俗條件，可能使自己的機會大減，錯過好的愛人。而我就是她想法轉變的結果和受益人。我們戀愛後不久，她就很認真地對我說，她不在乎未來的丈夫是不是上海人，也不會盲從父母的意見。只要是真愛，她準備跟隨愛人去任何地方。

第三，那個年代的社會既打壓正常的男女交往、又在婚戀中特別強調物質條件，造成大多數戀愛年紀的女生沒有機會深入了解男人，也不太懂愛情。當時在交大，很多女生對愛情的認識模糊，覺得事業更重要。即使在婚戀問題上用心最深、最精明的女生，經常也只是想利用婚姻達到出國、留在大城市、事業成功等目的，相對不重視、也看不懂男生的內心和個性。但是雪梅仿佛與身邊的環境絕緣。她青春意氣，內心不容流俗雜念。因為祈盼愛情，她看輕現實利益，再加上她有些戀愛經驗，所以相對於同齡人，她更看得清不同追求者的情義和人品的差異、以及自己對每個追求者的感覺的不同。她依據這些很多女生看不太懂、或者覺得次要的區別，而不是對方物質條件的好壞，果斷地篩選追求者。

雪梅很知道自己要找什麼樣的愛人、以及自己要成為什麼樣的伴侶，所以她不因為有多個男生追求而享受做萬人迷，始終清高、持重地對待戀愛。認識她後不久，我就看到她堅決而友好地拒絕其他追求者。我們戀愛期間，她身邊還不時冒出新的傾慕者，她都處理得及時得體。她有很多選擇，我不能為她帶來立竿見影的好處，並且前途很不確定、有巨大風險，但是她全心全意地接受了我，以做我的女友為驕傲，心無旁騖。我看在眼裡，就更加珍惜和信任她。她看重人、輕視利，對於我們最終走到一起至關重要。

最後，雪梅外表上是一位現代時尚的女大學生，但內心卻非常傳統。我們戀愛初期，她就嚴肅地對我說，她的理想是做全職太太。因為愛她，我答應了她，但是心裡很驚訝，不理解她為什麼這麼想，也不知道那樣的家庭生活將是什麼樣子。我嚮往愛情，但對婚姻想得很少。也許因為身邊的女生都很能幹，我心中模糊、但唯一的夫妻相處模式是“男女平等，每個人都有事業，比翼齊飛”。在我的家鄉，城市婦女吵架時罵誰是“家庭婦女”，就是說她沒有見識。除了雪梅，我沒有聽說過別的交大女生希望做家庭婦女。我們雙方的家人和朋友里都沒有不工作的婦女。我對雪梅要作全職太太的疑惑，延續了很多年，直到她真的成了全職太太。

3.   我們的異與同

很多人認為，婚姻幸福需要夫妻有相似的成長環境、生活習慣、婚戀觀念等。但我和雪梅在這些方面的差別明顯。我從兩千多公里外的東北來到上海求學，而她家離交大只有5公里。認識她前，我對上海話一竅不通，到現在也只能聽懂一些日常對話，但不會說，害得她平時沒有機會講上海話，遇到家鄉人時，經常要先適應幾分鐘才能開口。我們的飲食、作息、興趣愛好、與人相處的方式等，都很不一樣。關於婚戀的想法，我們的差別就更大了。對於戀愛，我只有年輕的熱情和書呆子式的思考。對於婚姻，我模糊地覺得那應該是愛情的延伸，夫妻應該平等，但從來沒有深想過。而雪梅對未來的婚姻、家庭有全面的構想，並且堅定地要求男主外、女主內。

但我和雪梅有一個根本的相同點，我們都排斥當時盛行於世的、基於物質條件的婚戀，憧憬基於真心的愛情，並準備為此奮鬥和付出。六四後，我看淡了功利，人生中第一次認真地尋找愛人。而那時的雪梅風華正茂、青春綻放，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眼睛。她也正熱切地等待着一個真心愛她、並值得她愛的人。相遇前，我們都在尋找，而她尋找得比我更辛苦。相遇後，我們都希望用自己的真誠換取對方的真誠。比如在交往的初期，我刻意不想知道她的家庭背景，就為向自己、也向雪梅證明，我的行為跟隨我的內心、不受世俗利益驅動。她也不斷向我保證，她願意婚後跟我去任何地方，絕不像當時的很多女生那樣，把上海戶口看得比愛情更重要。我們對愛情相似的理解，使得彼此心有靈犀。

那個年代和現在沒法比，社會還沒有從幾十年的封閉和僵化中完全走出來。戶口、國家幹部身份、畢業分配等事項，對人的一生還有決定性的影響。如果我和雪梅不想放棄愛情、不想放棄自己對生活的原則，就必須去衝撞這些現實中的藩籬。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看，我們面臨着巨大困難，結局很可能是悲劇。

五  面對困難

1.   盼望結婚

讓我們回到故事的時間順序。

我讀研究生二年級時，雪梅的工作上了軌道，我們就開始談論結婚問題了。現在回頭看，我們當時對婚戀的想法很不一樣。美好的婚姻是她的人生大目標。她覺得，只有結婚了，屬於自己的人生才真正開始；戀愛只是過渡期，目的是結婚。我一直嚮往愛情，卻從沒有過自發的結婚衝動。我覺得戀愛就很好，結婚是模糊和遙遠的事。經過了一番溝通，我才逐漸懂得她的心思。我愛她，也知道她愛我。理解了她需要婚姻，我當然也接受。於是，我去系辦公室詢問如何辦理結婚手續。

那個年代，每個人都要首先向所在單位申請，獲得單位出具的介紹信，才可以去政府的婚姻登記處結婚。單位介紹信需要層層審批，系裡是第一步。系辦告訴我，當時的計劃生育政策很嚴格，結婚要有“晚婚證明”，並且單位評比要看晚婚比例，所以想結婚的年輕人需要排隊等待名額。我的歲數離晚婚標準很遠，又是學生，所以根本排不上。他們也告訴我，在畢業分配中的某一步後，我結婚就不占單位名額了，到時系裡可以考慮我。

我回來告訴雪梅。她發現我沒有辦出結婚介紹信，就很失望，甚至傷心，而我就覺得虧欠了她。從此以後，我們兩個都盼望結婚。但我也有隱約的擔心，怕她不理解我的處境，要結婚是頭腦發熱。我六四後被關警察局的小黑屋、在學校里被整等事情，都發生在我們相識之前，她沒有與我共同經歷。雖然我經常對她講我的情況和未來可能的困難，但還是怕她不真懂。她從小到大都很順利。我怕真的面對人生逆境時，她的想法會變。

2.   危機浮現

時間到了1992年的春天，我進入碩士畢業分配季節，各種曾經預想過的問題集中爆發。我夢想留學，但是覺得遙不可及。六四事件之後的大約一年裡，“秋後算賬”還在進行，事件中的活躍同學完全不可能出國。再以後，政府對這些人出國的政策一直是黑箱，一般老百姓無從知曉。根據歷史經驗，我認為自己拿不到護照，因為在1986年也發生過學生運動，期間活躍的交大同學和青年老師，後來很多年都被禁止出國。另外，在1990和91年，政府收緊了留學政策，要求每個出國學生支付數萬元的罰款。那個年代的內地，每月一、二百元的工資就算非常高了，一般家庭根本付不起那麼重的罰款。總之在畢業時，留學顯得太渺茫，我無從下手。

早在六四後的秋後算賬時期，在同樣被公安重點審查的朋友們之間，就流傳着來自北京高層的消息。中央已經下達了內部指示，要求各大學在畢業分配時把六四活躍學生排除出國家重要部門、高校、和北京、上海等關鍵大城市。雖然無法知道這個指示的詳情，但是我因此預期，交大不會允許我畢業後留在上海。

至於國內的其他工作機會，我崇尚民主思想，憎惡政府在六四事件中的殘暴行為，所以鄙視所有體制內的職業道路。於是我把眼光放在了剛剛興起不久的、六四後顯得前途不定的海南和深圳等沿海開放地區的私營和外資企業。當時的大致想法是，畢業後我把戶口和人事關係隨便放在什麼地方，然後南下打拼。自己先立足，再接雪梅和我相聚。

我們以前就討論過上述計劃，她說能接受。但真的面臨畢業時，我發現這個計劃里有很多風險，要實現它很不容易。而且即使一切順利，我們也要分離很長時間，雪梅要長期、單獨地面對多種困難。那時我了解到，交大的校園愛情，如果畢業時人分兩地，斷掉的基本上是百分之一百。那個年代不比現在。分配到不同地方的兩個人，經常幾十年也不能調動到一起。我可能落腳的東北、廣東、或海南都離上海很遠。那時的通訊和交通很落後、也昂貴。相隔千里的兩個人，每年只有春節期間才可能相聚幾天。見面那麼少，要保持愛情就很難，正常的家庭生活則完全談不上了。我身邊的朋友們出於好心，或明或暗地提醒我，如果我離開上海，我和雪梅就要斷了。隨着畢業日期的逼近，我也逐漸看清楚了局面的嚴峻。我們的關係面臨巨大的威脅，分手已經成了實在的可能。

3.   求婚

我職業發展的局限、出國的障礙、我們的兩地分居、她將要承受的壓力，等等問題，在我畢業分配期間都變得真切可觸，雪梅算是眼見為實了。熟悉的人都看得懂，我在劫難逃、而她原有的處境很好。如果她選擇此時分手，就不會跟着我倒霉。很明顯，我們兩個人需要面對現實，重新溝通，商量下一步怎麼辦。

當年我主動選擇參加了六四，早就知道要為之付出代價，所以根本不害怕眼前的困難。我也沒有什麼具體的解決辦法，就是不準備服輸，覺得以後總會出現新的機會，辦法一定會比困難多。對於自己的未來，我內心絕決。但是對於雪梅，我有隱隱的歉意，覺得自己拖累了她。我不想強求或乞求她繼續接受我，而希望她撇開所有外來影響，包括不被我的想法擠壓，自己獨立地做決定，然後親口告訴我。於是，我整理好心情，認真地擬定了幾條要點，準備在她面前把重要的問題都攤開來，認真地談一次。

我本想說，如以前所料，困難很多，但是我們有應對的計劃，就還有希望。我的想法沒有變，不想分手，還希望結婚。但如果她想分手，就請直接說出來，不要礙於情面藏在心裡，也不要怕別人的眼光或閒言。那樣的話，我會理解，並平靜地接受。我們就分得徹底，不要分手後繼續折磨、耽誤彼此。可是真的兩個人面對面時，我眼睛看着她，開始說話了，心裡卻變得慌張。我怕她真說要分手，所以語無倫次，不知道自己到底說了些什麼。她聽着我顛三倒四的敘述，逐漸聽懂了話題的嚴肅，也感覺到了我的不自信。她本來輕鬆的神情變得莊重，整個人都安靜了下來。我終於講完了，她抬起頭直視我，淚水已經掛滿雙頰，面容反而顯得鎮定。我記得她說，“不嫁給你，我還能嫁給誰!？我們現在就去領結婚證！”

…

很多年以後在紐約的唐人街，有一次我獨自在一間小飯館裡用餐，從遠處的街市傳來一段縹緲的歌聲，“…愛真的需要勇氣，我願意天涯海角都隨你去，最怕你忽然說要放棄…”。聲音時隱時現，歌詞循環往復。我沒有聽過這首歌，不經意間聽懂了它的意思，心境一下子被拉回到當年求婚時的情景，又回想起自己狂亂的心跳。在求婚前，我本已做了思想準備，以為可以應對她的任何決定。如果她拒絕我，我計劃理智地接受，平心靜氣地離開。沒有料到，在等待她回答時，我緊張得身體顫抖，不能自已。那一刻面對她，我的頭腦變得清澈，仿佛看到了失去她以後自己將多麼失望、生活將多麼空虛。感謝雪梅答應了我，讓我避免了餘生綿綿無絕期的遺憾與傷心！感謝她的堅定和勇敢！感謝上天讓我遇到她！

4.   患難顯真情

申請結婚的過程，讓我們體驗了這個社會怎樣欺壓小民。我拿到了系裡的批准信後，還需要交大研究生院出具的結婚介紹信。辦理時，工作人員好像早已知道我的情況，對我的申請橫加阻撓。比如，他們要求我和雪梅共同簽字，保證結婚後我不會依此要求交大給我留在上海的分配指標。後來得知，按照當時的慣例或內部規定，配偶在上海的畢業生，在分配時享有留在上海的優先權。交大要特別把我排除出這項待遇，雖然他們本沒有這樣的權力。按法律和常識，別人沒有權力為我們結婚設置額外的條件。學校規章里沒有這種要求，也沒有聽說過類似的先例。何況雪梅不屬於交大，交大根本沒有權力要求她的簽字。但國內的這些機關，本質上不在乎什麼法規、道理、或常識。在他們眼裡，如果你是政治上被打壓的人，又沒有什麼背景或關係，他們就可以用各種手段卡你、不讓你好受。交大把我歸類為“政治上有問題的人”，又認定我沒有反擊能力，弱勢可欺，所以毫不心慈手軟。最後，為了能結婚，我們只好簽了字。在國內的制度下，沒有權勢的一般老百姓，即使在結婚這樣純粹的私人事務上也會被隨意欺負，沒有保護自己正當權利的機制或手段。

結婚那天是個平常的日子，雪梅上班，我上課和做科研。我們約好，午休時在交大校門外見面，然後一起去領結婚證。婚姻登記處里有點混亂嘈雜，要結婚的人排着長隊，輪到我們時比預想晚很多。記得為製作結婚證，經辦人向我們索要合影照片。我們說沒有準備，她很是驚訝。不知是她特別通融、還是政策本來就允許，她把我們的兩張單人照並在一起，貼在了結婚證上。辦完手續後，我和雪梅本想一起吃頓飯，但是發現午休時間早就過了。我們下午都有工作安排，於是匆匆揮別，連飯也沒有吃。雪梅騎車先離開。我看到她的背影消失在擁擠的車流里，心裡感到溫暖，覺得從此她在哪裡，我的家就在哪裡。我們既沒有機會、也沒有心情享受新婚的喜悅，因為面臨的困難真切而急迫。從個人前途的角度講，結婚把我們拴在了一起，只增加了負擔，卻沒有回報。她在上海的安定生活因此受到威脅；我也有了掣肘，人生選擇變得狹窄。對於一無所有，必須奮鬥才能生存的青年，這樣的負擔顯得特別沉重，在很多人眼裡是不可承受之重。那麼多校園情侶畢業前分手，就是為了躲避這種負擔。我們結婚，沒有任何儀式，也沒有告訴親戚朋友，氣氛有點淒涼。我們連“覺得自己在勇敢地捍衛愛情”的驕傲感都沒有。而堅決要結婚，只因為兩個人都不敢違背初心，捨不得眼前的彼此。

匆匆結婚以後，我頓覺自己擔着兩個人的責任，想法和以前不一樣了。雖然心裡清楚，單靠自己、不利用雪梅家的戶口和關係，我不太可能留在上海，但還是死馬當活馬醫，努力了一番。在當年的體制下，學生找工作，主要取決於社會背景和關係，如原來的戶口在什麼地方、父母的單位、認識什麼人、與學校的關係等，而學生的成績和能力的作用很小，基本忽略不計。我的導師幫我聯繫留校，努力了數月而不成。他打聽到的原因是，“不允許六四活躍同學留校，是中央的決定，交大不能改變”。我的幾個上海同學也曾幫我聯繫他們自己的工作單位，但那些單位一聽說我沒有上海戶口，就再沒有下文了。離校的日期一天天逼近，形勢一天天明朗，我將被打回原籍。雪梅父母不知道我們已經領證。他們的態度由觀望慢慢變成擔心，再到焦慮，最後成為憤怒。憤怒我既然不能留在上海，為何還要和雪梅談戀愛!？他們要求我們分手。其實我心裡理解和同情他們。如果我的姐妹處在雪梅的位子，我父母的反應也會類似。

在那段艱難的日子裡，我和雪梅總是共同面對接踵而來的各種壞消息。但她的困難和壓力遠比我的更接近每日的生活，所以更煩心。父母的不理解最讓雪梅苦惱。他們為雪梅擔心，又覺得模範女兒變成了無可救藥的叛逆，所以心急上火，天天吵架。原本和睦的一家人變得水火不容，使得雪梅心無寧日。在單位里也是事事不順心。她所在的設計院面臨文革遺留下來的專業人員斷層，急需青年技術骨幹。領導們在年輕工程師里物色有潛力的人，委以重任，重點培養。論工作能力和學歷背景，雪梅都是同儕中的佼佼者，本應該入選。但領導們了解到我要離開上海，就認為雪梅可能要跳槽。領導的疑慮讓她錯失很多工作中的機會。另外，結婚後她自動參加單位里的排隊分房。單位按各項指標給排隊者打分數。因為我的戶口不在上海，所以雪梅的分數就特別低，實際上等於沒有了希望。類似的事情還有不少。雖然她不太在乎單位里的榮辱，但是挫折感積少成多，也讓人難受。

我們剛剛結婚就要分離，而且不知道什麼時候再相聚，這讓雪梅的心情極度低迷。私下裡，她經常在我面前流眼淚，再順便抱怨一下家裡和單位里的各種衝突和無奈。我自知是她所有困境和問題的根源。那時我對我們的長遠計劃倔強地抱有信心，但我的頑強不能平息她父母的憤怒與擔心，也不能幫她解決眼前堆積起來的現實問題。她也懂，所以哭了，發泄一下內心的抑鬱和壓力，然後還得回到現實。有段時間，我幾乎每天都看見她在我面前徹底無助地流眼淚，再抹掉眼淚，把勇敢放在臉上，重新投入她灰暗、冰冷的小世界。這樣的場景一遍一遍的重演，“燃燒”這個詞就不斷地跳進我的腦海里。我覺得她整個人在“燃燒”！愛情中的女人，旁人很容易看出來。那時的雪梅，眼神里充滿對我的期許，舉止中透露着內心的義無反顧。身處逆境，她整個人都換了樣子。初識時的輕鬆愉快變成了傾心之後的棄世絕塵和成熟的柔情。她在愛情中燃燒着自己，在巨大的壓力下堅持着對愛情的信念。

5.   “你們怎麼想的？”

老師和同學都很關心我們。他們很聰明，看得清社會上的利益得失，也主動幫我們分析局勢。在他們看來，我和雪梅做着明顯的、不可理喻的傻事。比如，當時周圍的很多人以為，我們匆忙結婚，就是為了在畢業分配時，我可以利用雪梅家的戶口和關係留在上海。但我根本沒有那樣做。於是，就有朋友詰問我們，“你們到底怎麼想的？”事實上，我從來沒有想過求助雪梅家。心裡的高傲不允許我走這條“庸俗”的路。我甚至從來沒有和雪梅父母談過我畢業分配的問題。後來我真的離開了上海，雪梅父母不知道我們已經結婚，不斷地勸說雪梅和我分手。當時他們說得最多的理由就是，他們認為我對雪梅不夠認真，沒有真想和雪梅長久。因為他們依據常理推論，如果我真希望和雪梅結婚，我肯定會主動尋求他們的幫助而留在上海。

特別熟的朋友問得更具體和深入。他們問我，“你為了內心的驕傲而拒絕求助岳父母。那樣的驕傲有什麼意義呢？”他們問雪梅，“你這樣家境和背景的上海女孩根本不愁嫁，何必一定要嫁一個外地人？”仔細地講，當時有多個理由讓我不想求助於岳父母。首先，我有少年人的“愛情潔癖”。我需要向自己證明，我愛雪梅是完全出自內心、不沾染任何利慾。如果我依靠她父母得到人生中非常重要的、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我以後可能長期質疑自己的初衷。再者，依靠她家的戶口和關係留在上海，能得到的崗位，很可能在傳統國營企事業單位。而我內心排斥那些工作，尤其是經過六四以後。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我希望保持初心、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我一直厭惡傳統體制下、國營企事業單位里的官場氣氛，並一直探索自己不一樣的人生。現在南方開放，給了我一個實現自己想法的機會。即使風險很大，我也要全力去試一試。我當時覺得，只有堅持自己的理想，我才能繼續尊重自己，才配得上雪梅給予我的真摯愛情。

雪梅的信念也在經受考驗。愛情是她人格的核心。她覺得自己能為愛情做任何事，所以配得上最美好的愛情。這是她的自尊和自信的基礎。因為我們相愛，所以她就嫁給我，即使我是外地人，即使她父母不同意，因為她覺得，為了純潔美好的愛情，她能承受一般上海姑娘不敢承受的困難。現在困難如期而至，如果她不能堅守本心，就得向世俗投降，落入讓她感到窒息的、被人安排的生活方式里。她的理想就會破滅，她的自尊和自信就會被摧毀，所以她堅決不放棄。

後來，一些人評論我們，“愛情中的女人智商低，雪梅大概被愛情沖昏了頭腦，才看不清現實、接受了你們的超級裸婚”。其實，“愛情中的女人智商降低”這樣的流行觀念，本來就似是而非，更不適用於那個年代的交大女生。她們是同齡人里的佼佼者，普遍精明幹練，包括對待婚戀。我從未見過哪個女生在結婚時“被愛情沖昏了頭腦”而忘記現實。這樣的人即使有也極少。倒是常有人“被現實得失沖昏了頭腦”而忘記了愛情。在我們戀愛期間，我也曾擔心過雪梅可能在感情衝動的情況下結婚。但是在我們共同經歷了風風雨雨、自己近距離觀察她的思考和做決定的過程後，我就懂了，我的擔心是多餘的。

雪梅決定結婚，是她完成了一個女生對於自己終身大事應該有的、謹慎而全面的思考後，做出的人生抉擇。她那時正值青春勃發的年華，聰明能幹、不缺追求者、有成熟的婚戀觀。她曾經因為各種原因拒絕過多位優秀的男生。如果她覺得我對她的愛情不夠牢靠、或者現實原因使得我們不可能結合，她同樣也會拒絕我。在我們相識的初期，她就全面考慮過有關感情和現實的最重要方面。確認我們可能有幸福的未來之後，她才決定全心投入。在大約兩年的戀愛期間，我們多次深入談及我的處境和畢業後怎麼辦。她對社會有獨到的見地。我們商量後一起制定了未來的計劃。所以在決定結婚時，她全面了解我的情況、以及以後我們可能面對的局面。她與我結婚，不是因為沒有看清現實中的困難，而是堅信我們同心、奮鬥後，就可以應對、直至戰勝那些困難。冰雪聰明的她，絕不會盲目、衝動地結婚。

其實，在結婚前後的那段時間裡，雪梅和我的頭腦都非常清晰，可以說異常清晰。我們每個人都考慮到了眼下的形勢、個人的與共同的多種未來可能、以及做人和對待愛情的原則。我們當時的思考是立體的、全方位的。為了保護對方、捍衛愛情，我們自然而然就想得特別多。有人說，“真愛時，人都是糊塗的”、或“如果頭腦清楚，就不是真愛”。我覺得這樣的人，要麼沒有經歷過真實的愛情，要麼沒有誠實地說出自己當時的心態。事關自己與心上人的一輩子，怎麼可能不認真對待？ 

她堅定地要結婚，因為她希望我們變成一家人，從此同舟共濟。所有心懷愛情的人，都希望與愛人親密無間、兩個人變成一個命運共同體。他們獻出自己的忠誠，期盼對方明了自己的真心、並以同樣的忠誠回報。雪梅的愛情純粹而強烈，她要與我同進退、榮辱與共。她覺得，如果因為我未來有風險，她就等等看看，推遲結婚，那我們還怎麼算是一家人？她希望自己永遠有資格對我說：“面對任何困難，我都和你站在一起，從來沒有動搖過！”這就是她心中的自尊，也是她在現實中一直貫徹的原則。總之，面對巨大的壓力和困難，雪梅選擇了把命運賭在愛情上，踐行了她對人生與愛情的根本信念。我們身邊熟悉的人見證了她鋼鐵般的堅定，並因此更加了解和尊重她。她忘我、無畏的愛情，是我灰暗生活中的光明，警示我不要因為連續的挫折而氣餒、不要被眼前的逆境壓低了視野，鞭策我朝着心中的理想砥礪前行。

我也非常嚴肅地規劃和權衡我們共同的未來。我希望畢業前結婚，因為不然的話，我和雪梅就可能永遠斷了。我們考慮結婚時，大約是在上海浦東新區成立前的半年到一年。當時的上海還禁錮於舊的計劃經濟體制，遠不像一兩年後那樣開放。比如，在商店裡買食物還需要糧票。只有本地人才有資格定期領取糧票、以及日常生活必需的其他各種票證，外地人絕對得不到。沒有戶口的人在上海，生存都近乎不可能，更不用說發展事業了。所以如果不結婚，我畢業後就得離開上海，遠離雪梅。另外，上海是我參與的民主運動被鎮壓、我和朋友們被關小黑屋、我政治上被整、學業上和畢業分配中被欺負的地方。如果沒有雪梅，情感上我也不留戀這座城市。作為原則，我希望依據愛情、而不是任何其他因素，決定是否結婚。如果我們朝夕相處時，愛情都沒有強大到讓我們結婚，那麼以後我們天各一方，愛情又怎麼可能增長到結婚的程度呢？

另一方面，面對非常不確定的前途，我敢於結婚，把雪梅的一生與我的命運掛鈎，是因為我們一起審視過最壞的情況。如果結婚，我肯定會為我們共同的未來而努力。就算時運不濟，所有瞄準更高目標的嘗試都失敗，在沒有大災大病的條件下，最壞的情況也只是，我在深圳、海南等地為外資或私企打工，成為一個沒有當地戶口的小白領。也許工作會辛苦繁忙，生活中會有不方便和不如意，但是可以預見，我的工作能在幾年內走上正軌。根據當時經濟特區裡的外資和私企給予碩士畢業生的平均薪資和福利水平，我們計算，即使雪梅不工作，我的所得也足夠為家庭提供正常所需。而且我們的總體生活水平，可能將遠好過當時大多數上海市民的狀況、以及我們雙方父母年輕時的境遇。所以雪梅認定，即使這種不理想的情況出現，等到我們的工作和生活穩定了，她自己和她父母都不會覺得她的日子不堪忍受。考慮了自己和父母在悲觀前景下的感受後，雪梅和我都覺得可以承受這個風險。於是，為了成全愛情，我們結婚了。

兩個一無所有的青年就這樣走到了一起。我們擁有類似的驕傲，追求着共同的信念，在扭曲和市儈的社會裡，用行動互相鼓勵，奮力地探尋着自己的道路。1990年春天的那個早晨，雪梅在我眼裡是個魅力四射的漂亮女生。兩年後我離開交大時，經過了共同的磨難，我們已經成為心心相印的愛人、和在人世間打拼的堅定夥伴。

六  探索前程

1.   分離、輾轉、團圓

畢業後，我回到吉林。離開上海之前的各種焦慮和折騰讓我大病一場，長時間臥床不起，半年後才逐漸恢復。對千里之外的雪梅的思念，在生病的時候顯得尤其強烈，占據了我每天的大段時間。從事業的角度，我的人生被“歸零”。我回到了家鄉，與父母同住。研習了六年半的專業，剛出校門就沒有用了。我心不在焉地尋找和應付工作，深知自己的前途不在其中。現實的不隨人願屬意料之中，我也不在乎。身處低谷，需要關注的是未來怎麼辦。我審視着環境，試圖確立切實可行的新目標，然後為之努力。在上海分別時雪梅對我說，“你決定了以後呆在什麼地方，就在那兒給我找個工作”。她說這話時信任和期待的眼神一直印在我的心裡，為我添加意志和動力，提醒我不能懈怠，要為我們共同的未來而奮鬥。

離家讀書的那些年，我與父母交流不多，所以他們對我的情況不甚了了，最多算略知大概。我回到家後，與父母朝夕相處。他們對我的處境和想法就自然了解得更多，理解也更深了。他們見識過多次政治運動，懂得六四的陰影將長久籠罩我，我在國內的前途暗淡，出國是最好的出路。於是他們藉助關係，幫我申請到了護照。這對我是個意外的驚喜。後來聽體制內的明白人分析，當時政府對六四很心虛，所以處理的方式與歷次民主運動很不同。政府認為，六四活躍學生出國最好，可以減輕它面對的壓力。拿到護照後，我的計劃大變。留學成了首選，南下打拼不再重要。當時東北還大體保持着1970年代的蘇聯式體制，社會僵化、信息閉塞。我在吉林得不到留學必需的信息，於是我離家去北京學外語。

當時選擇北京、而非上海，有兩個原因。一是雪梅還需要和父母溝通，讓他們接受我們的婚事。如果我這時回去，事情可能變得更複雜。二是我計劃短期內不工作，沒有收入。如果我回到上海，必然會在很多方面依賴雪梅。而她的煩心事已經夠多了，我不想給她增加新問題。我到北京後，得到了姐姐一家和父母的朋友的幫助，住在清華校園裡，學習和生活流連於清華與北大兩個校園之間。當時沒有手機或網絡，長途電話很昂貴、也不方便。雪梅和我主要靠書信聯繫。她的來信里，思念之情和描述來自父母的巨大壓力交織在一起。她告訴我一件事，現在看是個笑話，當時對她卻如同災難。

我們結婚領證時，雪梅瞞着家裡，偷偷拿出戶口本，所以她父母一直不知道我們結婚了。我離開上海前，她父母天天罵她執迷不悟。我離開後，吵架變成冷戰。她父母也許寄望於我離開久了，雪梅和我的關係會自然變淡，年輕的女兒會逐漸回心轉意，所以他們的心情放鬆了一些。但是有一次，管計劃生育的街道幹部來到她家，要求育齡婦女登記。她家人最初以為街道搞錯了她媽媽的年歲。街道人員再查、確認信息來自婚姻登記單位，計生檢查的對象不是雪梅媽，而是雪梅。於是家裡就“雷電交加”了。她父母很傷心失望，而我又不在，所以他們所有的憤怒都沖向雪梅。那時我們偶爾打長途電話，通話中雪梅總是哭泣。她的每封信都講述着家裡的戰爭。

不久以後，雪梅突然來到北京找我。重逢的喜悅過後，我們談起她在上海的各種困難和無奈，包括來自父母的壓力。她一邊講，一邊哭得梨花帶雨。她內心赤誠、但柔弱無助，宛如要去撲火的飛蛾，讓我感動、也讓我自責。人都有極限，她承受這麼大的壓力，還要堅持多久？我們應當一起面對困難。於是我們開始商量我回上海。她父母已經知道我們結婚了，所以不用再瞞。雪梅的收入一直在增長，那時已經相對很高了，能支持我學外語和準備考試。於是我匆匆收尾在北京的各項事務，然後奔赴上海。

剛到上海，我一個人借住在老同學的宿舍里。後來在同學、朋友、和家人的幫助下，我和雪梅租借到獨立的單元樓房。我在出國培訓學校學外語，參加各種考試，然後申請美國博士階段的全額獎學金。第一次失敗，再申請…。在聯繫學校的同時，我也開始找工作，賺錢。六四事件後，美國帶領西方陣營經濟制裁中國。上海外資減少，經濟蕭條。1991年6月，老布什政府釋出信號，開始減弱或取消制裁。1992年1月，鄧小平南巡。不久後，中國經濟重新開放。上海是這輪開放的最前沿，外國投資逐漸湧入。我回到上海的時候，經濟形勢不太好。我從國企臨時工打字員做起，做過多種工作，也受過騙，在社會上經受歷練。後來，外資企業越來越多，對高學歷年輕人的需求變大，我的機會變好。經過幾次跳槽，我成了外企的技術和銷售人員，經常在全國各地滿天飛，非常忙，也很充實。總之，我和雪梅又聚到一起了，很幸福。我們都有很好的工作，對未來充滿希望。

2.   婆媳之緣

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都安頓下來後，我和雪梅準備趁春節假期回東北省親。自從上大學，我就習慣了自己的事自己做主，不依賴父母。認識雪梅後，我一直沒有告訴父母，直到碩士階段的後期，已經考慮結婚了，我才簡單地告訴他們，“我有了一個很要好的女朋友”。沒想到，母親幾天后通知我，她馬上要來上海出差。我那時不體會拳拳的父母心，還真以為這是巧合。多年以後我自己有了孩子，偶爾回憶當年，一下子悟到了母親那時的心情，便去詢問家人。原來她來上海，完全是為了見雪梅。她到後，我帶着雪梅去拜見，但她們相處時間終究短，不可能深入了解。母親還拿不準我和雪梅的感情程度。母親歷來覺得我最好、最優秀。但八九學潮以後，她就一直為我憂心忡忡。知道我有了女朋友，她的擔憂又多了一項內容。她擔憂我在交大挨整、畢業分配差、以後工作不順、懷才不遇、愛情也保不住。她擔憂我即將遭遇這一連串打擊，懷疑我能否扛得住如此沉重的人生挫折。離開上海時，她私下對我說，她身邊有很多漂亮能幹的姑娘。言外之意，讓我放寬心、不要太在乎，如果和雪梅不成，她能為我另外物色到好媳婦。我聽到後，一如既往地木訥和頑固。她說了也是白說。

再後，我碩士畢業，回到吉林。那時，我和雪梅才領結婚證不久。按常理，我家應該為我們操辦婚禮。但是我的“六四活躍學生”的名聲，比我的人更早地回到了家鄉。政治上，東北遠比上海更左。各個單位還在“肅清六四餘毒”。稍有職務和地位的人都對六四非常敏感。我父母的鄰居和同事們都經歷過文革，對政治問題都是驚弓之鳥，心有餘悸。如果請他們來參加一個“六四分子”的婚禮，他們即使不明說什麼，言行也會多一份謹慎，心裡也會有顧慮和負擔。我父母自然不希望造成朋友和熟人為難。我和雪梅也理解這個大環境。我倆本來就不在乎什麼儀式，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對請客、擺酒席等，完全沒有興趣。所以，我家最後沒有為我們舉辦婚禮，雪梅也就一直沒有機會來吉林。這次春節省親，是她第一次到我家。

在吉林，滿眼的冰天雪地讓雪梅欣喜不已。於是我帶她去登山，遠眺一望無際的雪原；再到松花江畔，體驗夢幻般的霧凇世界。短暫的塞外假期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為了禦寒，東北房屋的密閉性都較好，再加上地廣人稀，所以室內噪音很少。我們在家裡住了幾天以後，聽覺就變得敏感。有時挪動身體，衣物發出輕微的“沙沙”聲，也會顯得很響。這讓在擁擠和喧囂中長大的雪梅覺得新奇。她一心一意地想做個好太太、好兒媳，性格又真實簡單，讓人一眼看到底，所以我的家人很快就喜歡上她。尤其是我母親，對她態度大變，從心底里接受了這個遠方來的兒媳婦。探親結束，在回上海的火車上，雪梅認真地對我說，她很喜歡我媽媽，也和我媽媽很合得來。為了強調，她還列舉了具體的理由和事例。可惜，聽到她的這一席話，我竟然無感。很久以後我才理解，雪梅非常重視與我家人的第一次相聚。她在吉林的待人、行事，都很用心和努力。但我當時視而不見，沒有體會她的心境，也不懂得，自己的媳婦和自己的媽媽關係融洽是多麼可貴。現在回想，覺得自己很傻，但很幸運。

3.   愛情在上海

九十年代初期，外資企業把西方高工資帶入中國。我和雪梅的收入增長非常快，不久就遠遠高於一般的上海市民，於是我們準備花高價租房。在找房子過程中的所見所聞對我觸動很大，影響了我對上海的看法。當時的住房制度還沿襲着毛澤東時代的狀況，私人沒有住房所有權。上海市區內的所有住宅樓房都屬於政府、國企等公家單位。它們以很低的租金把房子長期租給職工使用。理論上，公有住房不允許轉租，所以不存在合法的租賃市場，但有規模很小的黑市。少數大膽的公有住房的租客，在黑市上把公房高價轉租給別人，換取現金，以補貼公家單位很低的工資。當時政府正在醞釀房地產的市場化，所以默許了黑市的存在。那個時代，上海的房子極端緊缺。我們不可能直接從公家得到住房，只能求助於黑市。朋友們告訴我，上海市唯一有點規模的租房黑市在長寧區政府門前的小廣場旁邊。於是我經常去那個地方逛，查找房源。時間久了，對市場的了解也多了。

黑市上的絕大部分買方是上海本地人，因為結婚或兄弟分家而要租房。我也遇到過一些特例，比如一位漂亮的上海女生嫁給了一位來自台灣的無業殘疾人。台灣人的父母願意出錢為他們在上海租房。當時在一般上海市民眼裡，每個台灣人都是富翁。這個女孩說話聲音總是很大，行為高調，臉上掛着成功者的驕傲。另一位上海本地女士，在外地當兵時嫁給了一位來自上海郊縣的軍官。兩人復原，女方回到市區，而男方被分配到原籍。當時的郊縣遠不如市區，女方不願去，男方就放棄原單位，來到上海自謀職業，於是他們需要租房。那位女士一直怨氣很大，逢人就講上海女人嫁給外地人的艱苦。和我們的情況最相似的是一對小夫妻，剛剛從北京的某個大學畢業。女孩是北京人，男孩是大連人。男孩不能留在北京，於是兩人的父母托關係，為他們爭取到同來上海的名額。在上海，他們不能同居於單位宿舍，所以要租房。

我本以為，在租房市場上會有很多像我和雪梅這樣情況的人，就是外地男青年，從上海的大學畢業後，又在上海的外資企業里工作，和上海本地女孩戀愛結婚。按當時的制度，絕大多數這樣的夫妻和我們面對同樣的問題，就是男方沒有上海戶口，他們不能從公家單位得到住房，也要來這個黑市租房。但我在那個市場上努力尋找數月，竟然沒有遇到一例！雖然我的觀察只是一個角度、一個片段，但這個極端的結果還是震撼了我。一個1200萬人口的超大城市，有幾十、甚至上百所高校，又有成千上萬的外資企業，僱傭着大批優秀的外地男青年。當時外資企業雇員的工資經常十數倍於上海平均值。而在我視野所及的範圍里，竟然找不到一對外地男與上海女！愛情在這個城市裡太市儈和懦弱了，竟然跨不過這麼小的一個世俗之坎！在我熟悉的其他環境中，比如我父母工作的那個大學，大部分人也會把婚戀和各種條件聯繫在一起。但總有少數人，有的出於年輕人火熱的天性、有的甚至是因為對社會無知所以無畏，勇於拋開顧慮，追求真愛。而在那個時代的上海，幾乎所有人都甘願屈從於生活的壓力，怯懦地把自己的心鎖在狹隘的條條框框裡，看着天然的愛被擠壓成醜陋的畸形，而不知掙扎反抗。我內心排斥這樣的環境，而它也不歡迎像我這樣的人。我離開上海、出國留學的決心變得更堅定了，雪梅的人品在我心中也顯得更可貴。

一方面我愛上海，因為雪梅是上海人，我在上海度過了最美好的青春年華，並且我們在上海有很多好朋友。另一方面我厭惡當時上海的狹隘排外。我近距離觀察這座城市多年，結果是愛厭交織。記得剛到交大時，我曾驚艷於江南女生的溫柔婉約。呆久了卻發現，校園裡聚居着上萬名優秀的青年男女，真摯勇敢的愛情卻很少見。上海的青年和任何地方的青年一樣，大多數人盼望得到真愛，就是希望對方喜歡自己的人，而不是自己的物質條件。但他們卻經常給自己的婚戀對象預備了嚴格的門坎。比如在交大校園裡，很多上海女生公開和明確地拒絕與任何不能馬上出國、也沒有上海戶口的男生交往。我理解能否出國、能否留上海，對人的一生影響巨大，但也無可否認，她們把物質條件放在真情之上了。人與人要將心比心，你希望別人怎樣待你，你就要怎樣待人。這樣的女生，憑什麼要求未來的男朋友或丈夫真心地愛她、把她的人看得比她的年紀和家庭背景等條件更重要!？

撇開道德，單講人的自然感情，女孩明顯地專注利益而輕視人，即使漂亮、讀書好，也很難喚起正常男生真心愛她。比如當時交大的上海籍男女學生之間並沒有戶口障礙，卻也極少有真摯的愛情例子，就是因為他們都很聰明，又互相了解，所以經常很清晰地看懂對方內心冰冷的算計，於是心還未熱就先涼了，很難產生愛情。其實這個道理不但適用於女生，也適用於男生；適用於上海籍同學，也適用於外地同學。它很簡單，但是在現實中很多人看不懂。傳統的愛情有一些基本特徵，就是在平常接觸中，男生被女生的美貌和人品打動，真實地喜愛她，並主動追求她。而女生早早準備好自己，留給追求者足夠的機會。如果在了解後發現，男生真的愛自己、自己也喜愛對方，女生就獻給自己的愛情。可惜在當時極端市儈的上海，由於人們太過於強調利益而漠視人，這樣古今中外都通用、簡單美好的愛情，在現實中少之又少，近乎絕跡。

七  家庭生活

1.   初到美國

在國內打拼了數年後，我獲得全額獎學金，來到美國讀博士。不久後，雪梅也順利地來到我身邊。從中國到美國，我們切身感受到兩種社會的天壤之別。我們不需要再忌憚那個從來沒有見過、卻又無處不在的六四黑名單了；不再畏懼被政治迫害，或被“內部監視、控制使用”了；身為老百姓，不再被政府或大機構欺壓，不再比官員地位低；生活中不再擔心戶口、人事檔案、或糧油關係了，也不再需要操心單位介紹信、晚婚證明、准生證、獨生子女證明、孩子上戶口、上學的政策和手續等等問題了；不用在黑市上又要花高價、又要偷偷摸摸、“違法”租房了；也不用再揣摩領導的心思，等待他發“善心”分配住房了…。類似的重要區別還有很多，數不勝數。

以前在上海準備留學時，朋友們私下交流為什麼要出國。一位交大同學用《詩經》中的一段話表達心志：“三歲貫汝，莫我肯顧。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大意：我供養你，你卻不為我着想。我發誓離開你，去那美好的地方。那個美好的地方，才是我的安身之地。）這首詩講出了沒有被奴化的中華遠古先民，在面對壓迫時內心懷有的威武不屈。我和雪梅在國內摸索多年，試圖尋找未來的人生之路。我們逐漸看懂了自己在國家大局中的位置。我們前途道路上的那些重大障礙都是統治者故意為之，並且堅決不想改變的。他們維持着金字塔形的絕對集權制度，讓頂端的極少數人永遠壓迫其餘的絕大多數人。於是，他們需要抵制自由民主思想，鎮壓六四，也需要把人分成等級，一層壓一層，所以就有了嚴苛的戶口制度、體制內外權力和地位的懸殊差別等現象。在這個制度下，我們與13億老百姓一樣，缺乏基本的公民權，自己受欺壓，向上爬就得欺壓別人，即使知道國家怎樣做才能變得更好，也沒有辦法改變現狀。認清了這個形勢，我們下定決心，不惜背井離鄉，來到美國。

在美國，身上的重重枷鎖終於被解除，我們自由了！我平時沒日沒夜地工作。到了周末和假期，我和雪梅說走就走，開車去各地旅遊，探索我們的新大陸。在緬因州，我們去看浩瀚、蒼涼的大海。在佐治亞，我們探訪《飄》的故鄉。曾經深夜在西弗吉尼亞開車，幾個小時看不到人煙，四周也沒有其他車輛，好像這個世界上只剩下我們兩個人。清晨在俄亥俄，我們無意中駛入一個大峽谷。左邊是深不見底的懸崖，右邊是險峻的高山，直插雲霄。高速公路就是懸崖和高山之間的一條線，畫了一個巨大的、逆時針的弧形，從眼前延伸到遠方，盡頭消失在天邊飄渺的山與山之間。霞光從左側照進來，把天空、山峰、峽谷、以及之中的草地和樹林都染成一片火紅。我們的車飛馳，而這幅壯麗的峽谷風光畫就緩緩地變換着角度，超長時間地占據我們的眼帘，至今記憶猶新。我們的車曾拋錨在弗吉尼亞的鄉野。一位警察和幾位不相識的普通人主動幫助我們。他們的熱心和平等相待讓我們感激。在賓夕法尼亞州首府，我們在莊嚴、宏偉的議會大廳里，現場觀看議員們議事。在華盛頓特區，我們駐足於林肯紀念堂內巨大的內壁碑文前，默讀《葛底斯堡演說》，感懷“民有、民治、民享”的精神。在紐約州開夜車，我們在一個遠離城市、無人看管的泊車區短暫休息，不經意間抬頭，看到深邃、璀璨的銀河從宏大的天穹的一邊抹向另一邊。億萬顆星星，好像各個清晰可見，都在無聲地看着我們。我們也默默地、許久地回望着它們，心裡激盪着感動和敬畏…。

那時我們年輕，精力旺盛，又沒有負擔。雖然舉目無親，但擺脫了在國內的各種煩惱，心情舒暢，滿懷希望。後來因為孩子們加入家庭，這樣自由自在的生活就結束了。但剛到美國那段時間裡的多彩經歷、以及對新家園的美好初印象，我們永遠都不會忘記！

2.   孩子們來了

最開始，我的專業偏工科，後來轉為商科。在美國攻讀博士，總是時間漫長。我的學業方向確定後，雪梅重回學校讀碩士，之後開始工作。這期間，寶貝的大女兒出生。之後，我和雪梅都發現，我們喜歡孩子。於是，女兒一歲多時，我們又迎來了雙胞胎兒子。短短的十幾個月內，我們從兩個無牽無掛的青年，陡然變成了一個忙碌、沉重的大家庭。總的來講，初到美國的那些年裡，我們應對學業、事業、和撫養孩子的責任，壓力和繁忙程度遠比在中國時高，但是生活環境卻祥和很多。回想那段時期我們的家庭生活，記憶里既有幸福和好笑的故事，也有忙碌與奮鬥的片段。

生活美好，時間就過得快。在那段如水流過的歲月里，最幸福的事莫過於家裡有嬰兒降生。每次雪梅生孩子，我都在她身邊。當看到新生兒從她身體裡出來的一刻，我總是不禁感慨，這是件多麼偉大的事！只有雪梅能做，而我不可能，所以我理應在其他方面補償她。孩子們的到來，慢慢地改變了我的很多想法，把我原本簡陋的婚戀觀，從雲裡霧裡拉回到現實。首先，雪梅生了孩子還要養孩子，需要在家務上花很多時間和精力，所以我就應該承擔賺錢養家的責任。我開始理解雪梅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想法。再者，有了孩子之後，我不得不承認，錢在生活里的必要性，不再那麼自命清高地鄙視錢了。第三，因為養育孩子需要很多物質條件，所以未來的媽媽要求自己的丈夫能賺錢，就合情合理。我不再那麼憤世嫉俗，並逐漸理解，在婚戀時女方考慮男方的物質條件，是有必要的，也是人之常情。只要掌握好優先等級，不把那些條件看得高過真情就好。

雪梅懷第二胎的時候，我們遠沒有第一胎時那麼緊張。懷孕好幾個月了，她才去做常規的超聲波胎檢。檢查室里，護士在雪梅肚子上移動掃描儀，顯示屏上的胎兒形象就隨之變化。待產的父母都有隱藏的恐懼心理，特別害怕新生兒有缺陷。我坐在護士旁邊，眼睛一直盯着屏幕。這時，屏幕上出現了兩個大圓圈。我問這是什麼？護士故意拉長聲說，“這是兩個腦袋”。在那一瞬間，我被嚇得心突然往下沉，全身的冷汗一下子湧出來。我以為孩子是畸形，有兩個腦袋！那個護士繼續認真地看着屏幕，又過了漫長的幾秒鐘，她轉過頭來，高興地對我說，“恭喜你！這是雙胞胎，是兩個兒子！”我這才慢慢緩過神來，由悲變喜。

因為是雙胞胎，所以生產那天的陣仗特別大，醫生和護士們都很重視，服務無可挑剔。生孩子時，所有的媽媽都是孤單的英雄，竭盡全力與天地獨斗。而爸爸最多是個有心無力的助手。雪梅這一次生兩個孩子，掙扎與搏鬥也是別人的兩倍。生時，聲嘶力竭；之後，筋疲力盡。我忙前忙後，但深感自己沒有什麼關鍵作用。全部忙完，已經是後半夜。兩個寶寶被安置到育嬰室。雪梅早已累得昏睡，被推到一間單人病房裡休息。我則坐在她床頭的小茶几旁，借着昏暗的燈光，在手提電腦上趕寫論文。讀博士期間，各種嚴格的項目截止日期一個接一個，我必須分秒必爭。

凌晨時分，萬籟俱寂。她朦朧地睜開眼睛，環顧四周。看到我，便伸出一隻手。我趕緊也伸手握住她的手。她回應了一個虛弱、但驕傲的微笑，然後挪動一下身子，心滿意足地閉上眼睛、又睡着了，疲倦得什麼也沒有說。她的頭髮散亂，結成了綹；臉龐浮腫未消，還可以看得出汗跡。那是在生產時被汗水浸濕，後來晾乾的結果。有人說，女人生孩子會變醜，影響夫妻感情。甚至有的太太因此不敢生孩子。其實那都是沒有親身經歷的人胡說。媽媽孕育小生命，對於爸爸來說，那是高不可及的功勳和榮耀。我在床邊端詳着安靜睡去的雪梅，心裡的憐愛和敬意久久不散。

3.   夫妻磨合

自從1990年春天的那個早晨，我就一直獨愛雪梅。這對我並不困難，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比她更好的女人。但是結婚這麼多年裡，我們也經歷過一次“小型感情危機”。那時大女兒大約兩歲、雙胞胎剛過半歲，岳父母住在我們家，幫助照顧孩子。孩子們小時，我們雙方的父母都來過。他們對我們的幫助非常大，我們全家都感激。雪梅產後重新上班。她的工作很好，當然壓力也大。我博士研究進入深水期，看不清前途。我的辦公室離家不遠。每天起床後，我都快速完成洗漱和早餐，然後趕去工作。中午和晚上也是回家吃幾口飯，急忙再回辦公室，直到午夜才回家，對家事很少過問。老人們在夜間和周末需要休息，所以雪梅和我負責照顧孩子。半夜裡，總是一個兒子先哭，另一個兒子隨後附和，然後大女兒也加入。於是三個嬰兒的哭聲此起彼伏。我們從睡夢中爬起來，安撫哭的孩子、檢查尿片、換尿片、熱奶、餵奶、拍背、等孩子打嗝、再哄他們一一睡着…。這樣的過程，每夜至少一次，經常兩三次。從兒子們出生到一歲半，我和雪梅就沒有睡過完整的一夜。

雪梅是三個嬰兒的媽媽，又要應對繁忙的專業工作。在巨大的壓力下，她開始焦慮，擔心生活里的方方面面。現在回頭看，她可能有點“產後抑鬱”，但當時我們連這個名詞都不知道。有了孩子後，雪梅的心態自然有了很大變化。她時刻掛念三個小寶寶，我不再是她心裡的重點。她開始經常埋怨、發脾氣。雖然她口裡講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我做家務太少等，但那種語氣和表情總讓我覺得她對我整個人不滿意。我不知所措，試圖多做家務，但不得要領，效果不彰。

有一天雪梅又發牢騷，對我說，“以前我什麼事都相信你，現在我不那麼相信你了”。也許是焦慮使她擔心我能否支撐起這個家，也許每天沒完沒了的尿片和奶瓶讓她厭倦了眼前的生活，也許還有其他我不知道的原因。不管怎樣，我聽到後立刻感到心頭一陣涼意。感情永遠需要雙方共同維持。任何一方失去信心，愛情之火就會熄滅。以前我們每次遇到困難，她都百分百地信賴我。她對我的堅定信任一直是我內心的巨大動力。現在她說出不再相信我，難道她被眼前的困難嚇倒，要放棄我們都在為之努力的未來？如果她真的撤回對我的信任和託付、不愛我了，那麼我們多年以來共同的奮鬥、連同這個一起創立的家，就會失去意義。

幾天后，我們在月下散步。我隨口說，“假如今天才相識，我們還會喜歡上對方嗎？”這本是一句即興的玩笑話，說完了才發現，它暴露了我隱藏的擔憂。那一刻，空氣一下子凝重起來，兩個人都沉默了，仿佛那句話一直懸在空中。又過了一兩天，她鄭重地對我說，“我想通了，夫妻感情最重要。以後不再懷疑這兒、擔心那兒了。着急也沒用”。隨後的幾年裡，我一直忙於學業與工作。家務方面我也努力，但不敢講有很大進步。雪梅肩上的家庭重擔實際上有增無減，但她再沒有抱怨、懷疑過。每次回想起那段日子，我都佩服、感激她。

我們最嚴重的吵架也發生在那個時期。結婚這麼多年以來，我們吵架的次數不算多，總共三、五次。每次都是因為具體的小事。最長的，幾個小時也就過去了。這個“史上最嚴重”發生在大女兒大約三歲、兒子們大約一歲半的時候。當時全家一起吃晚飯，但女兒哭鬧着不吃。雪梅本來在給兒子餵飯，就撇下兒子，轉身去照顧女兒。我覺得女兒在胡鬧，大人不該理會她，不要嬌慣她。於是我們就吵起來了，聲音很大。過了個吧小時，我首先投降。雪梅矜持了一會兒，也就沒事了。這樣的大聲吵架後來還有過一兩次，都是在孩子們很小的時候，但都沒有那次激烈。表面上，我們因具體瑣事吵架，但實際上我們倆都不在乎那些小事。吵架的真正原因是我們當時都極端忙碌，有時心力憔悴，按捺不住煩躁的情緒。

4.   雪梅是主婦

雪梅連續生了三個孩子，同期又完成了碩士學習，在競爭激烈的工作市場上找到了高科技專業工作，並在公司里成了技術能手。我博士畢業後到紐約工作，她繼續留在原地，我只有周末回家。從周一到周五，她又要工作、又要獨自照顧三個孩子，生活異常緊張，每天都像一場戰鬥，但她樣樣事情都做得很好。漸漸地，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她的故事。在那個小城的中國人中，她的事跡成了被口口相傳的佳話，她成了大家談論的模範太太。周末，我們帶着孩子們出去玩。在馬路上、商場裡、或聚會中，總有或認識的、或不認識的人主動和我們打招呼，詢問雪梅是怎麼應付這樣繁重的、很多人覺得不可能的生活安排。我們則禮貌地、有一說一地回答。他們聽完後就會感嘆雪梅能幹、孩子們可愛，並祝福我們。

一次我們家辦派對，來了很多人。我看到一對夫妻坐在角落裡，就走過去，準備和他們打招呼。那位太太是雪梅的朋友，和我不太熟。她的丈夫和我只是點頭之交。當我走到他們面前時，這位太太看到了我，就毫無鋪陳地、很大聲地對我說，“我老公天天在家裡把我和你家雪梅比較，說我笨，不像雪梅，又能生孩子、照顧家，又能上班賺錢！”說話時，她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故意避開身邊的老公。她的聲音清脆，語氣嚴肅，帶着明顯的抗議和怨氣。房間裡的人大概都聽到了她的話，但都假裝沒聽見。她老公先是一驚，而後面紅耳赤，尷尬地笑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有我，沒心沒肺地大笑不止。

另一次聚會中，一位太太特意找到我，不服氣地對我說，她照顧一個孩子，比雪梅照顧三個孩子更辛苦。這位太太是我們的鄰居，全職主婦，有一個蹣跚學步的小女孩。她父母都住在她家裡，幫助照顧孩子和家務。但她還是很忙，並且逢人就歷數做新媽媽的各種辛苦。她和我繼續理論，三個孩子可以一起玩，不需要媽媽時刻參與，所以媽媽可以抽空休息；而一個孩子只能和媽媽玩，所以永遠需要媽媽，媽媽就得一直忙碌。她的這套與雪梅攀比的說辭，已經在多個場合對小區裡的很多人講過，我已有耳聞。於是我對她說，“我可以幫你解決這個問題。以後我每天早晨把兩個孩子送到你家，讓你幫我照顧。這樣雪梅就只照顧一個孩子，像你現在一樣累；而你每天都有三個孩子一起玩，你就會像雪梅現在一樣輕鬆”。她聽到後，立刻心領神會，笑而不語。此後我沒有聽說過她再把自己和雪梅比較。

談到家庭生活，很多人都關心、好奇與錢相關的問題。我和雪梅都成長於1970、80年代清貧的中國知識分子家庭。按美國社會的標準，我們都算是非常節儉的。也許是從父母輩繼承來的思維，我賺錢的目的從來不是奢華享受，而是生活里不再有來自錢的壓力，思想不被錢的問題困擾，這樣我就可以專心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我讀博士的前半段，家裡有新生兒，雪梅又自費讀碩士，我的獎學金自然就顯得太微薄了。那幾年是我們最缺錢的時候。身邊面對類似情形的其他留學生，有從中國來的、也有從其他國家來的，出於好意，私下告訴我們，他們享用了美國的社會救濟，也建議我們申請。實際上，我們的經濟負擔比他們的都重，但我和雪梅都堅守心裡的自尊，不願意伸出乞求之手。那時雪梅操持家務、管錢，我配合她。我們用各種辦法開源節流，又得到了一點父母的幫助，有驚無險地度過了那個時期。我工作後，也許因為節省已經成為習慣，再加上美國的高工資，我們再也沒有感到過錢不夠用。雪梅繼續主管家務和錢，我也樂得遠離這些事。說來有趣，我的專業是商科，工作中天天和錢打交道，生活中卻很排斥錢。

工作了幾年後，我在公司里的級別和重要性提高了很多。一次我出差去見客戶，由兩位做銷售的同事陪同，從紐約出發，經停多個大城市。路上為了尋開心，他們開始講自己老婆的笑話。一位說，他太太不久前買了一輛豪華車，但莫名其妙地不喜歡，所以剛剛又買了一輛更貴的。另一位緊接着說，他請太太安排三個星期的家庭休假。結果他太太竟然自己做主，與幾位閨蜜的家庭合夥，包租了地中海里靠近埃及的一個小島，來回全程私人飛機。我在一旁聽着，與他們一起嬉笑，心裡卻很受觸動，覺得相比之下雪梅太節省了，從不主動要求奢華。我平時也想不到為她買昂貴的禮物，以後應該多關心她。

途經西雅圖，白天忙完公事，晚上難得空閒。同事推薦了一家歐洲名牌店，於是我就像劉姥姥進大觀園一般走了進去，被美女售貨員認真教育了一個多小時之後，買了一個天價女式包。出差歸來回到家裡，把包獻上。沒有想到，雪梅覺得它沒有用、又貴，堅決要我退掉。我再三請求她收下，也曾提議去換別的牌子或款式，她卻心意已決，毫無商量餘地。其實我懂得她的心態。她不是吝嗇，而是不想亂花錢。她一直在努力按自己的標準做一個好太太，而她心裡的這套標準包括了“不亂花錢”。

回到單位，那兩位同事問起雪梅是否喜歡那個包。我說退了。他們再問，是不是雪梅覺得它還不夠高檔？我就講了經過。他們聽後大驚失色，連聲感嘆，“Saint！（聖人）”、“Angel！（天使）”。之後，這件事很快在公司里傳開，變得人人皆知。年終公司聚會，這兩位同事偕同夫人，特地跑到我和雪梅面前，嚴肅地求證“天價包事件”的來龍去脈。聽到雪梅親口確認後，兩位太太的神情變得嚴肅和若有所思。她們離開時，眼神里充滿了敬意。

5.   我心目中的雪梅

我在紐約工作時，同事和朋友中有很多優秀的單身青年，有男有女，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他們名校畢業、聰明、健康、能幹，但是經常抱怨愛情難尋。我比他們大不了幾歲，卻有一個大家庭，在他們眼裡有點特別。所以在一起吃午飯、或下班後聚會時，他們會與我談到婚戀問題。有些女生就問，到底怎樣做才能找到男朋友？我總回答說，這其實很容易，你要留長髮，穿高跟鞋、束腰長裙，不要戴眼鏡。在天氣好的時候，比如春秋季有微風的日子裡，你要經常在環境優美的地方走動，臉上要戴着笑容和自信。你這樣，自然會有男生追求你。我說得一本正經，聽者之中有人會認真追問，也有人會哈哈大笑。有人覺得是好主意，有人懷疑。現在回想，我的建議太過具體，有點滑稽。

我和雪梅平日裡分處兩地，都非常忙。周末在一起，還要奔波於孩子們的各項活動之間。仿佛每時每刻都被具體的事務占據。無論面對面還是在電話里，我們的交談總是關於眼前迫切的現實問題，語氣永遠急促。生活的壓力下，我們不再有機會經常談心，也沒有多少時間留給彼此。但是，也許她都不知道，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或者在開車往返兩地的途中，我會情不自禁地想起過往的點點滴滴，比如答應我求婚時她激動、堅定的淚眼，在北京重逢時她的歡喜，生大女兒時她驕傲的笑容，等等。但是我回想最多的還是初識的情景。她燦爛地微笑，衣裙飄逸，風采照人。在我回憶的畫面里，她周邊的景象淡去，只剩下她走在藍天與大地之間。天地成了她的舞台，她就是我的女主角。這樣的思緒提醒我勞碌的意義和家庭的源頭。我們每天忙於工作和孩子，但是我們在一起，不只是為了工作和孩子，而是因為我們相愛，因為她是我心中的最美。

這麼多年裡，我們遇到過很多來自上海的朋友，有土生土長的上海人、也有在上海長期生活過的外地人。初次見面時，總要互相介紹。當聽說我不是上海人、我們也不是因為要出國才結婚的時候，他們經常感到驚訝。有些人就會禮貌地旁敲側擊，問雪梅家在上海的哪個區、讀的是哪一所中學、父母做什麼工作，等等。他們無非是好奇，雪梅是“正牌”上海女孩嗎？是不是有什麼隱藏的困難，才不得不嫁給外地人？因為我經歷過多次類似的場景，所以總在這樣的對話剛開始，就領會了他們的目的，但還得像背台詞似的一一回答他們那些表面的問題“…靜安區、育才、交大教授…”，然後看着他們的表情由驚訝變成更驚訝，我心裡就會覺得滑稽，但還要控制住自己的表情，不讓他們察覺我已經看穿了他們的心思，避免他們尷尬。他們都是很好的人，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也是我們的朋友。他們都這樣，我就感慨，上海人婚戀中的地域觀念這麼重，雪梅選擇嫁給了我，真是不簡單！我慶幸遇到了一顆為愛勇敢的靈魂。

隨着小女兒降生，我們的生活開始了新的一頁。雪梅順勢不再工作了，留在家裡做全職太太，照顧四個孩子。那時距離她第一次告訴我，她夢想做家庭主婦，已經十幾年了。我們終於實現了她少女時的願望！在同一時期，我開始籌備創業。我所在的行業競爭極端激烈，我必須投入全部精力和時間才可能有機會。於是我在公司附近租了一間公寓，平時每天工作到半夜，只有周末回家。而雪梅承擔了全部家務，包括教育四個小孩子的責任。那時我才真正懂得，雪梅做全職太太，對我們這個家和我的事業，到底意味着什麼。可以說，如果沒有雪梅這個全職太太的關鍵而堅定的支持，我們全家人的生活質量、和我創業成功的可能性，都要低很多。

我和雪梅都努力用自己的全部真心愛對方。在這個最根本的意義上，我們是平等的。當我們作為一個家庭，共同面對外部世界時，她選擇站在我身後，把我推成了“一家之主”。我年輕時覺得，夫妻應該攜手面對事業和生活，不分主次。我們兩個人的婚姻觀念本來不一樣，但因為愛她，我聽從了她的安排。現在回頭看，她的家庭規劃遠比我的更有道理，也更現實可行。如果她當初沒有那樣堅持，按我的粗淺想法，我們會像大多數同學一樣，選擇夫妻都工作。那樣的話，我們就不太可能生養四個孩子，孩子們得到的關懷和照顧會減少，我的事業也會受拖累。《聖經》上說，“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舍己”，《聖經》上又說，“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丈夫是妻子的頭”。我曾以為這些話不符合夫妻平等的原則。有了長期的親身經歷後，我才有了更深的理解。《聖經》對夫妻相愛的要求之高，讓人生畏，也常令我慚愧。如果丈夫和妻子都像《聖經》說的那樣強烈地愛對方，他們就平等了，因為婚姻的根基、以及夫妻平等的標準，就是愛，而不是社會地位、賺錢能力、或其他世俗指標。《聖經》要求丈夫領導家庭，妻子跟隨丈夫。夫妻之間的領導和跟隨，只是責任和分工的不同，不代表地位高低。比如我工作賺錢，雪梅照顧家庭，我們並沒有因此就有了高低貴賤之分。

其實在生活中，除了要求“我愛雪梅，雪梅愛我”之外，我對家庭和夫妻關係沒有什麼強烈的觀念。我很少在這方面費心思，因為雪梅思考得比我多、比我深。我們之間的關係和我們的家庭模式，都是按照她的想法運行的。

八  總結

這就是我和雪梅從相識、到最小的孩子出生，那十幾年青春歲月的概況。剛開始下筆時，我只想記錄在洛基山下談到和想起的幾件好笑的往事。之後覺得文章的意思不完整，於是就增加了我們相識、相愛的過程，當年面對的關鍵問題，以及我們當時的主要想法。寫多了，想到的就更多，但篇幅已經很長了，這次就停在這兒。在我埋頭寫作時，一直覺得自己是在把這段歷史寫給心中那些親切和熟悉的人們。

首先，我要寫給我和雪梅的交大同學們。我們的相識、戀愛、在上海打拼、和努力出國中的每一步，都得到了他們的幫助。比如我第一次約雪梅，就是請了一位共同的好朋友牽線搭橋。我們談戀愛時，兩邊朋友分別為我們分析形勢、出主意、和打探消息，幫我們跨過交流的障礙。畢業時，同學們幫我聯繫上海的單位。畢業後不久，我輾轉回到上海，開始時借住在留校同學的宿舍里。後來我們需要租房時，同學利用社會關係幫助找房源。出國前，同學幫我在黑市上換美元…。每當雪梅和我想起這些老同學，就覺得很溫暖、很感激，覺得我們和他們密不可分。

客觀地講，當時朋友們祝福我們，但也懷疑我們是否能長久，因為他們那時就預見到了我們將要面對的多種困難，並且他們看過、聽說過太多的校園情侶，在類似的境況下選擇分手。後來我和雪梅真的結婚生子、生活美滿，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所以大家自然好奇我們的經歷。畢業後幾十年裡的每次同學聚會，都有人問起我們戀愛、結婚、和奮鬥的歷史。這次洛基山聚會也不例外。我把回憶寫出來，就是對親愛的同學們的交待，並衷心感謝大家曾給予我們的幫助和祝福！

人們總把“艱難”和“痛苦”聯繫在一起，覺得環境的艱難就會帶來心裡的痛苦。當年那些在畢業季分手的校園情侶們，就是害怕未來的困難會讓自己痛苦，所以放棄。我和雪梅的經歷卻不是這樣。如周圍人所料，我們的婚戀確實遭遇了一連串困難，比如父母的反對、兩地分居、沒有戶口等。困難給了我們很大的壓力，但愛情帶來甜蜜與期盼。二者相抵，困難與壓力就不算什麼了。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候，我們的幸福也遠比痛苦多。

回想當年，我們被自己愛的人愛着，心懷希望地拼搏。我們運氣比較好，經過努力，大致算是心想事成。但任何人這樣度過青年時代，即使後來不是事事順心，也不算虛度光陰，也會青春無悔。艱難可能挾帶痛苦，但也是讓人生變得精彩的機會。在逆境中，我和雪梅從愛情里汲取勇氣和動力，各司其責，努力打拼。共同的奮鬥讓我們更加了解、信任對方。我們因此變得更親密，成就感和自豪感也更多。希望我們的故事能夠激勵更多的人堅信愛情、勇敢地捍衛愛情。如果兩個人都獻出真心，即使身處逆境，也會勇敢奮鬥，也能快樂。愛情可以被信賴，值得被追隨！

第二，我要寫給雪梅的家人、朋友、和過去的同學、同事們。雪梅在育才中學、交大和美國的碩士班裡，都是學業好、樂於助人的學生，被老師和同學們喜歡。她在中國和美國都做過工程師，因為能力強，工作又好又快，備受老闆和同事們尊重和歡迎。雪梅的父母和親屬們本來期望她在事業上有更大的成就，所以雪梅選擇做了全職太太后，他們曾經有些驚訝和不理解。無論是照顧家庭還是出外工作，做得好的人都應該受到大家的尊重和鼓勵。雪梅把家和孩子照顧得很好，我們很幸福。她的人生成就不遜色於任何上班的人，值得家人為她驕傲。她把一輩子的主要精力貢獻給了家庭和我，如果我不說，誰又會知道她的人生呢？所以我有責任向大家報告雪梅的經歷、奮鬥和成就，以告慰她的親友們。

第三，我要寫給我們的四個孩子、以及家族裡的其他晚輩。年輕時，我看到過很多人，為獲取各種世俗目標，選擇為利益談戀愛和結婚，而不敢追求真心的愛情，或者對已經開始的愛情失去了信心、輕易放棄。近年來，我遇到過他們中的一些人，已是中年，事業有成，家庭完整，但心裡還惦記着年輕時沒有開始的、或沒有進行到底的愛情。他們心中的遺憾溢於言表，顯而易見。

純潔的愛情非常重要和美好。它是人生的一個獨立的目標，超越性，不但獨立於事業成功等世俗目標，也同樣獨立於婚姻家庭的圓滿。愛情經常導致美好的婚姻和家庭，但那只是愛情的副產品，不是愛情的最終目的。愛情的終極目的就是愛情本身。特別是對於那些希望做賢妻良母的傳統女生，愛情經常是生命中最關鍵、最偉大、最美麗的東西，直接關繫到她們全身心的努力和奮鬥是否值得、和一生過得是否有意義。總之，愛情值得一個人在年輕時奮力追求，無論是男生還是女生。

愛情並不高深複雜，年輕人無需羨慕前輩的經歷，因為愛情也會從你的心裡自然生長出來。我和雪梅的故事，始於我對她簡單而真實的傾慕。我的熱情感染了她，她審視後也相信了我，然後選擇全心投入。雙方的真摯使得我們甘願為彼此付出，於是愛情之火越燒越旺，給我們勇氣和力量去面對人生路上的各種困難，一起走過了無悔而又充滿意義的青春。我們的愛情模式相對傳統，新時代的年輕人的處境和想法，可能和我們的有很大不同，因此他們的愛情樣式也可能很不一樣。其實每一對相愛的人的相處與處世方式，都是他們在應對真實的情況時，一點一滴地創造出來的。只要雙方都真心，愛情就會美好，具體模式不重要。

最後，我要寫給雪梅和我自己。在回憶和落筆的過程中，當年的種種或甜蜜、或艱苦的場景，又回到我的腦海里，自己也被感動。雪梅和我這樣一對平凡夫妻的愛情和家庭，也是經過那麼多的努力和奮鬥才換來的！現在我們生活平靜，不再面對大的威脅或困難，每天想的和談的多是些小事，愛情的誓言換成了對柴米油鹽的討論。希望這篇文章能夠促使我們緬懷當年對愛情的信心。那時，無論是在幸福的熱戀中、還是在艱難的逆境裡，我們都守護和堅信彼此。今後，我們還要繼續互相勉勵，不要在安逸中淡忘了當年的承諾，不要讓瑣事磨損了感情。青春時代的愛情是未來愛情的基礎，但不應該被當作保證。我們還要努力探索怎樣在每日的生活中珍惜對方，讓我們共同的人生之路繼續精彩、並充滿意義。

今年是我們結婚二十五周年，這篇回憶也是我送給雪梅的銀婚禮物。

二零一七年七月於美國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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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讀者

文章發出幾個星期以來，在各種場合、通過多種渠道，陸陸續續收到了很多讀者感言。它們中的絕大部分發自肺腑，讓我心暖，謝謝大家！原以為文章中有太多關於交大、上海、和上世紀80和90年代的元素，大多數讀者可能不熟悉，會有隔閡感。現在看來，我的擔心是多餘的，真心的愛情故事有足夠的力量穿透這些障礙，使不同時空中的人心產生共鳴。

我以前沒有寫過情感類的文章，而這篇其實是被朋友們刨根問底後的自然天成。落基山聚會時，同學們問我和雪梅戀愛和婚姻的經歷，態度認真，問題觸及了當年的關鍵細節、以及我們的思想過程。我最開始有點驚訝，但後來慢慢品味，逐漸明白，其實同齡人都在反思自己的人生和愛情，那些尖銳的問題就是來自這樣的反思。思考的人經常希望與別人交流，了解別人的經驗，作為審視自己和理解社會的參考。在那次聚會中，大家把我和雪梅看作了這樣的“別人”。我知道很多人，年輕時憧憬美好的愛情，但經過了或平淡、或起伏的半生，看到過太多愛情輸給利益考慮、或在塵世中慢慢消磨殆盡的例子，於是對愛情暗自灰心氣餒，甚至懷疑真愛的存在。聚會時，朋友們推敲、甚至質疑我們的故事，是因為大家心裡有一個更大、更根本的疑問，就是在我們年輕時的那個真實環境裡，一份簡單真心的愛情，能否戰勝嚴苛的戶口制度、畢業分配、父母反對、出國潮，等等強大的現實障礙，使兩個有情人終成眷屬，並為雙方帶來一生的幸福？對於這些問題，我的回答都一樣：“只要堅持就可能！”。我希望所有人都不要放棄對愛情的信心！我的這個宗旨、外加同學們充滿洞察力的好問題、和他們誠懇的態度，促使我嚴肅地回憶幾十年前的經歷和想法，然後認真組織語言，把自己的故事講清楚，並有針對性地回答每個提問的人。在與同學們這樣真誠和深入地交流後，這篇文章就水到渠成了。希望它能拋磚引玉，為讀者提供一些思考時的借鑑。

關於愛情和婚姻，好像總是失戀的人、離婚的人，更願意傾述自己的真實經歷和思考，幸福的人則相對沉默。在流行的影視與文學作品裡，絕大多數美好的愛情故事幼稚、虛假，比如瓊瑤的很多作品。而愛情悲劇常常更貼近生活、更讓人信服，比如1990年代流行於上海灘的《孽債》。這就造成了生活中的眾多成年人，因為極少看到真實可信的幸福愛情，所以內心其實不太相信愛情，覺得“軟”的愛情不如“硬”的物質條件可靠。於是他們堂而皇之地宣揚似是而非的婚戀觀念，比如“門當戶對”、城市人不要配農村人、大城市的人不要找外地人等等。這些論調可能害了不經事的青年。年輕時就對愛情沒有信心的人，不太可能勇敢地追求愛情。少年人心裡對真愛的天然渴望，如果被市儈的觀念泯滅，即使愛情的機會就在眼前，他們也會無視、或者不珍惜。每每聽到那些誤導人的觀點，我總是不以為然，但也沒有能力或願望去一一反駁。我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真實的經歷告訴大家，讓讀者看到一份簡單、真心的愛情，怎樣促使兩個平凡的人衝破世俗藩籬，人生過得幸福和有意義。

在寫作和修改這篇文章的過程中，我得到了很多上海朋友的意見、建議、和鼓勵。但因為文中批評了當年上海的社會風氣，一些上海朋友和讀者表示很難接受。雖然是少數，但是他們的不滿相對持久，使我覺得有必要解釋。幾十年以來，文學作品、電影、電視等，一邊倒地負面描述那段歷史時期的上海青年。大家熟知的相關藝術形象， 比如《渴望》裡的王滬生、《芳華》中的林丁丁、《孽債》裡為回城而拋妻棄子、或拋夫棄女的上海知青群體、以及眾多的電視連續劇里的上海人形象，都是為利益而背叛愛情的刻薄角色。《芳華》的作者嚴歌苓，自己就是上海出生的女生。她筆下的、與她同齡的上海女孩，同樣也是無情無義的物質女。我和朋友曾經逐一回憶廣泛流傳的、反映我們這代人青春年華的文藝作品，我們竟然都沒有找到不懼困難、堅定捍衛愛情的上海人角色！我在上海學習、工作和生活多年，內心喜愛這座城市，自視是半個上海人。文中的故事是我們的親身經歷，表達的想法也經過認真思考，自信經得起推敲，我也很願意和讀者交流討論。雪梅是一位標準的上海姑娘。這篇文章，追述真實的歷史，推崇和褒揚她對愛情的忠貞和勇敢，實際上反駁了流行文藝里大量存在的、對上海人的習慣性偏見。

有讀者反應，文章里議論太多、太抽象，讓人不能痛快淋漓地欣賞愛情故事。這一方面是因為我的寫作能力不夠，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故意為之。我不想把雪梅和我的故事寫成一個瓊瑤式的言情小說，而是希望實話實說，為思考人生和愛情的成熟讀者提供一個完整、有用的案例。最初，我在聚會中的敘述、以及本文的早期版本，都是偏重情節，較少議論的。但之後與朋友們的交流中，議題迅速深入，很快就上升到人生哲學與世界觀的高度。比如，提問的焦點曾經有，當年我和雪梅是否有隱藏的、更關鍵的物質目的？我們的一見鍾情，屬精神層次、或只是因為雪梅“有一副漂亮的物質皮囊”？女人不工作、不掙錢，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否就會降低？愛情的根本原因是人身體裡的化學反應嗎？等等。我理解提問者，因為我自己思考時，內心也遇到過這類問題。但討論深入的速度之快、抽象程度之高，還是出乎了我的意料。大概因為同學們都聰明和博學，對社會、人生、和愛情，已經想得很深，不屑流行文藝中的膚淺浪漫。

這些討論暴露出，即使背景相似、關係親密的同學之間，對人生和世界的認識也會有巨大的差別。而這些思想上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們的人生與愛情經歷的不同。但是在平時，就算是好朋友，也極少談及這些重要的話題。現在大家因為我的文章而有了深入交流的機會，讓我覺得很榮幸。記得在學校時，有的同學在讀瓊瑤或三毛等的浪漫作品時，被感動得激情滿懷。但他們讀過後，在面對現實中的戀愛狀況時，想法和行為還是照舊。究其原因，那些作品為了商業利益，着重煽情，但思想淺薄，不足以幫助頭腦成熟的人面對真實的愛情問題。我不希望自己的文字也那樣，只感動人、卻不為人帶來實際的改善。我的讀者已經提出了深刻的問題，我就應該回應他們，提供基於信仰與理性的刨析。所以我努力把當時面對的局勢全景、自己的判斷、思考、以及事後的反思都寫出來，也許文字變得抽象和沉重一些，但是這樣做更可能對讀者真有用，所以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