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百年來，中國大陸可謂多事之秋，內戰，政局變遷，政治運動頻繁，億萬無辜屍骨狼藉神州。回顧歷史不難發現，這是一場中國特色的邪惡競賽，無論是政黨和政客，勝者總是更殘忍，更無恥和更邪惡。國共紛爭如此，共產黨內自身的內鬥也是如此。

在中國近代歷史中，陳獨秀是難得的文才出眾，氣度不凡，貧賤不移，品行無暇，一生憂國憂民的讀書人。孫中山和毛澤東來自社會最底層的極為貧困的農民家庭，相比之下，陳獨秀出身書香門第的大世家，父親是秀才，嗣父為舉人，家境富裕，並沐浴了良好的傳統教育，但他卻放棄豐厚的遺產，為了尋求救國之道而毅然離家而走，最終客死他鄉，結束淒涼狼藉，四面楚卻清高，正值又大義凜然的一生。陳獨秀，中華民族的驕傲，一個不願依附權勢的“終生的反對派”（胡適語），結果被社會殘酷地逆向淘汰，正是中國文明逆向進化及其現狀的一個縮影。

“槍打出頭鳥”和“識時務者為俊傑”是絕大多數中國人，不管最低端的，讀書人也好，均是管住自己嘴巴的座右銘。陳獨秀自小叛逆成性，因此風險和監獄也就陪伴他的一生。

圖，陳獨秀年輕時的照片。取自谷歌

陳獨秀一生共5次被捕進監獄。第一次發生在辛亥革命以後的1913年，地點在蕪湖。1900年，21歲的陳獨秀在杭州讀書時因散布反清言論被警察追捕而逃亡南京。不久即返回家鄉安慶，創辦“藏書樓”公開地從理論上反對清朝政府，被通緝而流亡日本。1902年，陳獨秀不僅沒有絲毫 收斂，反而把清朝政府駐日官員姚煜的大清“國標”，醜化漢人達300年的辮子給剪了，在政府要求下被日本政府遣送回國。

回國後，陳獨秀變本加厲，更激進地辦刊物，當主筆，組織革命團體旨在推翻清朝政府。中國歷史上大概沒有任何專制政權能容忍政治異見，更不用說是“顛覆政府”的大逆不道。大概是陳獨秀沒有行事案的原因，他始終是沒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清政府對思想犯，基於人道的故意放縱，也是其倒台的原因之一。

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長達2000年的帝制，中國進入軍閥混戰時代，但陳獨秀繼續叛逆。1913年擔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的陳獨秀參與二次革命，因倒叛袁世凱，在蕪湖被軍閥龔振鵬緝拿等待就地正法。由於陳獨秀在皖已有相當的名氣，竟然在軍隊內部的調解下獲釋，保住了性命。

1919年正值54運動餘波未盡，陳獨秀再次對繼袁世凱後的軍閥政府出重拳，提出廢除對日的簽約，還要求罷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所謂賣國賊，以及其徐樹錚，段芝錚和章宗祥等6北洋軍政要員，並把他們驅逐出北京。如果段祺瑞政府不答應，就將發動群眾“直接行動”。 陳獨秀親自在公共場所發放傳單，被警察以搗亂公共次序為由被當場逮捕。陳獨秀的被捕，引起全國學界名流及“進步”媒體的不滿，連毛澤東也在【湘江評論】的創刊號發表文章，稱陳獨秀為中國“思想界的明星”。維穩不得，僅3個月後北洋政府屈服民意，把陳獨秀以保外就醫釋放。

陳獨秀的第三次被捕發生在1921年的10月4日，他已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局總書記，地點是上海的法租界。在那個年代政府抓一個旨在推翻自己政權的政治犯可是引起社會公憤，口誅筆伐的大逆不道行為，哪怕境外惡勢力的蘇聯政府也毫無顧忌地出高價僱傭法國律師出庭為其在中國的代理人辯護。10月26日，即被捕的三星期後，交納100大洋罰款，陳獨秀大搖大擺走出監獄，繼續在原地從事其顛覆政府的“事業”。

在境外勢力蘇聯第三國際的直接參與和領導下，再添上政府和租界所謂人道和普世價值的姑息下，陳獨秀領導的反政府行動愈演愈烈。陳獨秀被釋放才不到1年的1922年8月29日又在法租界被巡捕捉拿關押。隨之社會名流的反響也更劇烈，北大校長蔡元培，國民黨元老李石曾聯名致電法國領事要求釋放陳獨秀。20天后陳獨秀被罰款400大洋，繼續逍遙法外。

陳獨秀的第五次被捕，也是最後一次，關押最長的一次是發生在10年以後，國內的形勢已發生急劇變化。兩黨之父孫中山於1925年去世，國民黨終於夢醒與共產黨徹底分裂，從同是附翼攀鱗的蘇俄孿生兄弟變成刀刃相見的死敵；共產黨卻繼續公開仰俄共的鼻息，從發發傳單，鬧鬧罷工到公開殺人放火的武裝暴動。而陳獨秀卻變得理智和成熟，被自己創立的共產黨開除出黨，成了中國反斯大林的托派領袖。無疑陳獨秀腹背受敵，他的兩個兒子陳延年和陳喬年分別與1927年和1928年被蔣介石槍決，自己也被國民黨列為全國頭號通緝犯。

在這十年中，陳獨秀始終在上海繼續頻繁地活動，雖說是非公開的，但作為懸重賞的頭號通緝犯能隱藏10年也是一個奇蹟，這對1949年後，里弄，街道都成了政府監控的眼線，法網恢恢的無產階級專政來說，可謂是天方夜譚,絕無可能的。

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應意外被中統特務費克勤發現而遭被捕。蔣介石抓到“久緝未獲的共產黨領袖”而喜出望外。然而意想不到的是，為陳獨秀解脫，營救的社會呼聲卻是鋪天蓋地。蔡元培，柳亞子，林語堂等8個社會文化界名流聯名致電南京，說陳獨秀“實與歐美各立憲國議會中之共產黨議員無異， 伏望矜憐耆舊，愛惜人才……”；國民黨國立研究院院長傅斯年發文把陳獨秀譽為“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慧星”；蔣夢麟，周作人等12人致電張靜江和陳果夫求情；歐美大哲學家羅素和杜威也親自給蔣介石發求救電；愛因斯坦也致電蔣介石，誇獎陳獨秀是“東方的文曲星，不是掃帚星，更不是囚徒”要求他立即放人。

國民黨政府是相當通人情的，決定給與宿敵陳獨秀公開審訊。而陳獨秀在法庭上絲毫不顯中庸，當法官問他何以要打倒國民政府，他申辯說：蔣介石政府對內“搜括人民，屠殺異己”，對外“媚顏投降，寧至全國淪亡”。最後，陳獨秀拒不認罪，反而要求國民黨政府“賠償予在拘押期間之經濟上的，健康上的損失。”同樣是中國的法庭，比起同樣是犯了顛覆罪的劉曉波“我沒有敵人”的辯護詞，巨大的社會變遷啊！

最後陳獨秀以“危害民國和叛國罪”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陳獨秀被關押在南京的江蘇第一監獄，住的是政府特意撥款修建的單人牢房。陳獨秀能看閱任何書籍，牢房成了書房，從事自己的學術研究。除此之外，探監的來訪者從不受獄警阻擾，可謂絡繹不絕，據統計，看望他名單中有50餘人，幾乎包括所有中華民國的社會名流以及達官貴人。其中有以蔣介石名義的第一夫人宋美齡和鐵道部長顧孟余；大學者胡適，繪畫大師劉海粟等。還有慕名而來要求陳獨秀字畫的。陳獨秀雖入令吾，卻不受任何肉體和精神的羞辱，比他年幼20年的女友潘蘭珍還天天作伴，牢房裡顯得無比溫馨。

陳獨秀得到國民黨政府人道款待的同時，他卻被自己創始的共產黨套上10宗大罪：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托陳取消派、反蘇、反共產國際反黨、反革命、漢奸和叛徒。

1936年底，發生西安事變。蔣介石是個講信用的獨裁者，許諾釋放所有的政治犯，陳獨秀也不例外，提前8年獲得自由。陳獨秀出獄後，國共都想拉弄他，但此刻的陳獨秀已看清共產黨和蘇聯的真面貌，拒絕周恩來親自上門邀請去延安。胡宗南和戴笠也曾去四川江津白沙鎮的臨時住所微服私防陳獨秀，但他也不為心動，卻委託胡，戴兩位私下傳話告誡蔣介石，“蘇聯好比爛東瓜，前途不可收拾。蘇敗，則延安絕無前途，此大勢所趨，非人力所能改變。”

蔣介石聽到戴笠的匯報後，感嘆地說，“陳獨秀的見解深湛，眼光遠大”。歷史是殘酷的，政治家錯一步往往導致整個民族跌入深淵。蔣介石曾高瞻遠矚地說，“日本入侵乃肌膚之疾，而共產主義則是民族生死之憂患。”西安事變後，蔣介石為履行協議，被迫捆綁在羅斯福的戰車上，耗盡國力為美國人在中國戰場上牽制日本的有生力量，同時替斯大林解除腹背受敵（德軍和日本關東軍西南夾擊）的險境。而毛澤東也同樣明白日本人根本不是共產黨的敵人，他雖然高舉國共合作抗日的大旗，卻不放一槍一炮，在延安坐山觀虎鬥，養精蓄力準備與蔣介石決一死戰。

1942年陳獨秀客死他鄉，他雖給整個社會留下巨大的精神財產，卻離世時身無分文，喪葬費不得不靠募捐。陳獨秀的學生，社會各界共捐款33000元，其中的10000元卻是來自一直出巨額賞金對他除之而後快的蔣介石。相比之下，延安方面僅報以謾罵。在共產黨里，不管其貢獻和地位，一旦恢復人性和良知，也會遭到天誅地滅。蔣介石講義氣，嚴守道德底線註定了他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慘敗於毛澤東的命運。

按常識，良知與邪惡，是非曲直並非深奧莫測，似乎與貧富，教育多少無關，就連孩子都能分辨，為什麼近代中國歷史的變遷中總是最邪惡的取勝？近百年來，無論是孫中山和毛澤東，都離不開“喚起民眾”和“發動群眾”的法寶。那麼在這場邪惡的競賽中，中國的民眾到底起了什麼作用？這也是很少研究歷史的人願意談及和研討的話題！

注，本文史實來自袁亞忠著【陳獨秀的最後15年】，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