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臨時大總統和鐵路孫大炮

從就職到辭職孫中山僅當了45天的臨時大總統，雖然可謂曇花一現，但也留下不少痕跡。如中國正式啟用陽曆，青龍旗被新的五色條子旗所取代。日本明治初的1872年就改為西元歷，並在傳統的皇旗下推行明治維新，短短幾十年內使得國民素質和國家體制邁入文明世界的行列。顯然，換國名，換國旗並非是社會進步和百姓文明的必須！

一旦嘗到權力的滋味，人們也開始逐步感覺到孫中山革命的初衷。儘管才在位45天，過高的自我，賤民的精神素質，狹義的“驅除韃虜”心態，實在是擔當不起百姓賦予他時代變遷的重任。

孫中山的第一個臨時內閣可謂人才濟濟，如教育部長蔡元培，工業部長張蹇，司法部長吳廷芳等等。精英成堆並非證明就是一個優良的團隊。他們從未合作共事，有的僅僅是掛名而已。孫中山更是獨斷獨行，對臨時議會也是置若罔聞。不少議員對他私自發行30萬銀元的軍事債券極為不滿。

孫中山的臨時政府可謂混亂不堪。特別是海外的廣東幫華僑，當時曾拿到孫中山的空頭支票，前來兌現。他們年輕，沒有約束，又熱衷於抱團,故特別令人討厭。更令人吃驚的是外國顧問的勢力，整天穿梭於政府樓內，特別是一群日本人。據孫中山的顧問唐納德（William H.Donald, 1875-1946）回憶，日本人把鋪蓋，廚房器具都搬來了，整天像一群無序的羊群跑來跑去。

唐納德的觀察沒錯，孫中山掌權後，日本顧問立即也多了起來，除了結識10多年的宮崎滔天（1871-1922），又新增一些了日本企業家，其中最主要的是森角（1883-1932），他是在中國積極推行經濟擴長的日本大公司三井物産的主要戰略企劃核心人員。森角的目標是併吞成立不久的漢冶萍公司。

漢冶萍公司於1908年由漢陽兵工廠，湖北的大冶鐵礦和萍鄉煤礦合併而成。日本九州的歷史最悠久，最大的鋼鐵廠之一的八幡製鐵所，早就對大冶鐵礦的優質鐵礦垂涎三尺。三井物産就積極充當中介的角色。急缺資金的孫中山當政後，三井物産覺得機不可失。

圖6，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的次日又幹了一件令人費解的動作，即率南京臨時政府文武官員拜謁明孝陵，即朱元璋和皇后馬氏的合葬陵墓。照片的中央懸掛的是朱元璋的標準像。無法理解滿清皇朝與朱元璋造反所建的明朝有何本質的不同？被孫中山譽為“反清第一人”的洪秀全，與朱元璋一樣，打着“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名義行奪取皇位之實。農民起義給民眾帶來的驚惶遠甚於舊統治者們。拜祭明孝陵對孫中山極為低庸的思想境界可見一斑。

不經內閣討論，臨時議會的首肯，孫中山和陸軍總長黃興秘密與日本達成協議。根據協議，日本出資1200萬日元就可以獨家管理漢冶萍公司，但其中的300萬日元作為回扣，歸南京政府享用。由於鐵礦屬於國家的重要戰略物資，絕對不能旁落外人，尤其是對中國有野心的日本人。臨時議會議員對出賣國家利益的協議表示義憤。工業部長張蹇則提出辭呈以示抗議，他在給孫中山和黃興的信中寫道：“鐵礦不應與外國人共同開採，即使萬不得已，也不容許日本人,……共和國政府的政策必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至發動二次革命的一年多點的時間裡，幾乎是游離政治，無視國家的工業基礎，經濟來源，卻心血來潮熱衷於，在短短10年內修建鐵路10萬公里的舉世偉業，儘管他沒有絲毫有關鐵路的背景知識。袁世凱或許是為了擺脫孫中山在政治上的麻煩，立即成全並委任他負責督辦全國鐵路。不久孫中山帶着年輕的英文秘書宋愛玲，以及隨同人員和他們年輕美貌的女待，坐上袁世凱撥給的，曾經是慈禧太后的豪華專列，開始他的“閉門造車”。

圖6，孫中山考察北京與張家口兩地的鐵路

有一位《紐約先驅報》的澳大利亞記者端納（William Henry Donald， 1875－1946），曾在孫中山擔任全國鐵路督辦時採訪過他，孫中山拿出的是一張大地圖，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國西部最邊遠地區，裡面布滿橫七豎八連接各地的（臆想）鐵路線條。端納事後回憶道：“（孫中山）不僅是個瘋子，而且比瘋子還要瘋。他絲毫不講實際，缺乏普通常識，而且對他自己目前所倡議的事業缺乏最基本的概念。”勿怪袁世凱聽了孫中山的夢囈後，給他一個延續至今的響噹噹的外號：孫大炮。

數年後的1921年，孫中山又在《建國方略》中提出了一個更宏偉，更浮誇的藍圖：10年內給中國修建鐵路10萬英里（約16萬公里）。然而過了90年，直至2013年中國的鐵路總長才達到10萬公里。不禁令人想起毛澤東15年趕英國的“豪言壯語”。不到一年，孫與袁鬧翻，北洋政府開始清查孫中山修建鐵路得賬目，結果發現鐵路雖一寸未建，變相的遊山玩水耗去民脂民膏十萬兩銀子。（注1）

這裡有必要提一下辛亥革命的另一個元勛宋教仁。他自幼家庭人文教育環境遠遠優於孫中山，出生在湖南省桃源縣上坊村湘沖的一戶書香門第。當孫中山熱衷於修鐵路，宋教仁卻致力於完善憲政。8月25日，在北京湖廣會館召開國民黨成立大會，宋教仁當選為理事，並任代理理事長。不久，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得大勝、宋教仁在全國的名望也與日俱增。宋教仁主張英國式的憲政，國會應有多數黨領袖任內閣總理，再由總理組成的內閣操持國家的內政外交。而孫中山對宋教仁的活動幾乎不聞不問。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應袁世凱電邀北上，不幸在上海火車站遇刺，三天后不治去世。此刻孫中山正沉醉在日本朝野為他舉辦的國賓級別的接待中。日本人真的如此讚賞孫中山嗎，不然。當時袁世凱秘密得到英、法、德、俄、日等五國財團一次性2500萬英鎊的“善後大貸款”。有相當部分的日本政界人士膽心日本在華的利益，願意扶植任何袁世凱的反對勢力。日本總理大隈重信（1838 –  1922)和重量級政界人物犬養毅（1855 –  1932）也公開攻擊袁世凱中央集權。從日本在中國的利益出發，孫中山正是難得的人選，宋教仁被暗殺，兇手到底是誰？由於宋教仁的威望如日中天，他的消失對袁世凱和孫中山都是有利的，因此案情撲朔迷離，即使到了今天乃無定論。但對孫中山來說也是重返政界不可缺失的良機，在沒有任何證據的前提下，他把宋的被刺推諉給袁世凱，同時藉口發動武裝暴動討袁，甚至還不惜整個滿洲的利益來換取日本的武器和財政援助，其中包括2千萬日元的經濟援助以及兩個師的裝備。這就是民國史上所謂的二次革命。

暴力討袁遭到黃興的竭力反對。他的理由是，其一，宋教仁案件的解決必須求助正常的司法途徑。當時，“人證，物證均十分完備，在全國人民眾目睽睽之下，如作公開審判，對中國由專制向法制轉型，實在大有裨益”。（注2）其二，南方的革命軍與袁世凱的實力相差懸殊，戰爭是不可取的。但孫中山還是一意孤行，第二次革命在歷史好似一場鬧劇，始於1913年的7月12日，南方軍隊不堪一擊，不到20天就被袁世凱輕而易舉地鎮壓下去。孫中山不得不再一次逃亡日本。二次革命雖草草收場，但性質是極其惡劣的，它是剛成立中華民國的第一次內戰，所謂辛亥革命後，連綿不斷的中國人自相殘殺的內戰中開的第一槍。

藐視或缺乏最起碼的法制觀念和司法程序，繼續濫用暴力解決政治糾紛。不管革命的口號如何時髦，無論國號如何新穎，孫中山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毛澤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的那場革命實質如出一轍，不但毫無新意，而且乃是擺脫不了中國數千年來延續不止的惡性循環。

（八）國父的私德

大都處於落難時，孫中山流亡日本。在那裡他大致干兩件事，即為了東山再起，尋求日本人的支持，還有就是找女人發泄。不少國共中文傳紀很少提及孫中山的私生活，我實際上也不感興趣。但因孫中山出身低微，從其低下的私德或許有助於讀者理解他同時也缺乏公德。

孫中山除了二妾陳粹芬外，據日本外務省的《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孫中山還有一日本妾淺田春，她曾是日本朋友為他提供的翻譯，當時年僅15歲。另外一個是廣為知曉的大月薰，孫中山的三妾還為他生育一個名叫富美子的女兒，他們結婚時大月薰才14歲。

自1894年孫中山投奔李鴻章不成，決心武裝造反時結識了一位廣東同鄉，不會講中文，僅能用英語交流的華僑傳教士兼富商，宋嘉澍。從此他們成了摯友，宋嘉澍始終慷慨解囊支持孫中山的反滿革命事業。宋嘉澍有三個女兒，都在美國受的高等教育。1912年老大宋靄齡被父親推薦當上孫中山的秘書。聰穎，洋派時尚的宋靄齡立即受到孫中山的青睞。但舉止保守和恪守個人尊嚴的宋靄齡卻討厭孫中山不體面的殷勤，不久就擺脫糾纏，嫁給年輕的銀行家孔祥熙。接踵而至的秘書就是宋嘉澍的次女兒，宋慶齡。宋慶齡是宋家三姐妹中最漂亮的，年輕活潑，聰明伶俐。孫中山也箭速地從宋靄齡移情到宋慶齡。不像她姐姐，宋慶齡的個性則崇仰地位和名譽，不久竟與年孫中山墮入愛河。當宋嘉澍獲悉孫中山有娶他二女兒的意願後，十分生氣，並對孫嚴肅的說，這不僅違背最基本的一夫一妻的基督信仰，同時也無視中國傳統婚姻的本質，即是男女結合的神聖紐帶和責任感。乘宋慶齡暫回上海探親，宋嘉澍把她鎖在家裡。宋慶齡還是一意孤行，在朋友幫助下破門而逃，回到孫中山的身邊。等到宋嘉澍發現，一路追到日本神戶，但為時已晚，孫中山與宋美齡已於1915年10月25日成婚。

圖7 左，孫中山三妾大月薰。15歲發育未成熟的大月薰在1906已為他產一女，取名冨美子。冨美子即從此成了沒有父親的孤兒被他人憐憫而收養。圖7右，另一個少女，淺田春。淺田春是日本靜岡縣人，懂中文及英文，相貌甜美可愛。開始，1897年，只是孫中山的助手，後來又被他糟蹋而變成“國父”的洩慾工具。

孫中山娶宋慶齡成了當時海內外一大醜聞。為此孫中山受到教會的懲罰，再也不允許他在教堂進行演說。為輿論所迫，他對為他生育三個孩子的原配夫人元配盧慕貞提出離婚。孫中山不僅對原配冷酷無情（注2）從來就不盡對妻兒和生母贍養的義務，近20年來全靠其哥哥孫眉來擔當。當盧慕貞接到被孫中山拋棄的消息，正逢對她無微不至照顧的孫眉的離世，可以想象如此弱小女子心靈的摧殘和打擊。歷史學家沙曼(Lyon Sharman, 1872-1957) 發出內心的不平：“如果倫勃朗現身中國，他一定會給盧慕貞畫像，她那滿臉皺紋，表現出舊中國女性賴於生存的，那種抵禦悲劇的力量。”   我不知所謂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國父定義是什麼，但摧殘女性，不盡父責和夫道的帽子，可以恰如其分的給孫中山戴上。

圖7，國共媒體上極少露面照片，孫中山的原配盧慕貞。中國婦女被肆意欺凌的慘狀從未因辛亥革命而改善，在世人面前更具諷刺意味的是，中國的女人，即使其丈夫是“國父”，也擺脫不了屈辱！

愛虛榮的宋慶齡後來年輕守寡，悲切一生，為“國母”這個桂冠，不惜徹底投共，成為中共統戰的馬前卒，忍氣吞聲丟失了最基本的做人尊嚴。特別是在1949年後，擔心國母的頭銜隨時被共產黨剝奪，只得忍辱負重，甚至屈辱到連紀念孫中山的文字也必須接受低級共產黨宣傳官員的首肯。宋慶齡臨終前或許對自己的作為有所懺悔，導致到她拒絕與孫中山合葬，深知自己是大逆不道的不孝之女，決定埋葬在父母的陵墓旁，在另外一個世界再盡孝道。

                                  （九）國父的公德

1914年還是一個相當不平常的年代，歐洲列強為爭奪自己勢力範圍打響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國際和國內的非常舞台上，政治家的操守表演得淋漓盡致。這裡有必要回顧一下被國共兩黨袁世凱在被國共貶為“賣國的二十一條“的來龍去脈。自甲午戰爭後，中國外強中乾的國情暴露無遺。10年後，在日露戰爭中大勝北極熊的沙俄帝國，作為最新崛起的世界強國日本，自然而然地加入了分割中國這塊肥肉的列強俱樂部。近百年來，出於國共在政治的需要，中國人往往被要求對實質豪無任何差異的，為爭奪中國利益的列強中厚此薄彼。

圖8，中國， 一塊（列強）帝皇們的蛋糕。日本人作為黃種人第一次坐在瓜分桌上。（照片來自1898年出版的雜誌Le Petit Journal）。

義和團最早在山東興起，1897年11月，發生“曹州教案”，2名德國神父被無辜殺害，為此清廷被迫簽訂《膠澳租借條約》，德國獲得膠州灣99年的租期、擁有鐵路修築權以及採礦權等。日本早就看中膠東，因此在一戰爆發之際加就迫不及待加入協約國向德國宣戰。但日本並非前往歐洲作戰，卻以幫助把膠州灣德國租借地交還給中國為由，派軍隊在山東龍口登錄。當時中華民國是中立國，理應阻止外國軍隊在自己的領土上作為彼此交戰的戰場，但基於薄弱的軍事實力，無法抵禦日本的情景下，只得劃定濰坊縣以西是中立區，禁止日軍進入。然而日本根本不予置理，占領濰坊縣後，再攻占青島並繼續南下直奔濟南。與日本交涉多次無果，中國政府直接照會日本，提出強烈抗議。日本不但沒有收斂半點，反而向中國提出最後通牒，即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直接當面向袁世凱本人提交二十一條。

“二十一條”主要分五部分，前四部分是中華民國必須承認日本對山東， 南滿洲和東內蒙的領土特許權； 第五部分是最惡劣的，必須同意在政府各個部門安插日本的軍事和政治顧問，使得中國成為日本的附庸國。

在接到日方“二十一條”後，袁世凱作為一國總統，對日本提出如此苛刻的條款，是很激憤的。他在1915年1月9日接見其軍事顧問日本人坂西利八郎時說：“日本國應以中國為平等之友邦相互往還，緣何動輒視中國如狗彘或奴隸？如昨日置公使所提出各樣要求條件，我國固原儘可能予以讓步，然而不可能之事就是不可能，毫無辦法。”。

但實在因國力不濟，弱國無外交，對袁世凱只有兩種選擇：亡國和羞辱。因此只能採取非軍事的一切抵抗措施，1，拖延時間（啟用善於應對困境的談判高手陸徵祥）；2，泄露交涉（施展“以夷制夷”挑起列強間的矛盾）；3，外力和外交助力（挑起民憤和國外輿論的同情）；4，消極抵制和破壞（袁世凱早知簽字是必然得結果，但令其下屬儘可能逐條破壞。袁世凱秘書曾叔度回憶道：“消極抵制固然不會真正使“二十一條”形同廢紙，但在抵制日本對華侵略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

由於敵強我弱的懸殊力量對比，中華民國還是簽署了二十一條。雖然經過努力，原本中第五號的七條沒有簽訂，第四號全部刪除，第三號中的兩條被刪除了一條。但簽注如此不平等條約，對任何主權國家來說，都是奇恥大辱。為了警醒後人的目的，袁世凱決定將五月九日定為“國恥紀念日”，並寫入教科書，以待後來者奮發圖強。

此時此刻再來看一下孫中山得所作所為，有助於我們了解，民族利益和個人權力在國共兩黨之父心目中的是如何平衡的。

辛亥革命以後，日本政界對華政策始終不是鐵板一塊的。從歷史來看，自晚清起袁世凱就是日本的宿敵。因得到李鴻章的賞識，23歲的袁世凱以“通商大臣”身份派往藩屬國朝鮮。不久朝鮮親日勢力 發動政變，駐朝日軍亦趁機行動欲挾制王室，袁世凱當機立斷，帶兵擊退日本軍並救出國王。為此日本人對袁世凱恨之入骨。

圖9，孫中山的這封丟盡國格和人格的書信，始終作為日本外交部的絕密檔案被長期封存，直至二戰結束後在美軍的逼迫下才不得不問世。現存於東京早稻田大學，歸“大隈重信文書”類收藏。圖9上，給大隈首相信的首頁，圖9下，信末落款。袁世凱真有賣國意願，絕不會把5月9日定為國恥日；反之如果孫中山沒有賣國之圖，此信為何被國共隱瞞如此之久，人們只能從日本人的檔案中才能知曉！

日本儘管是給與袁世凱政府“善後大貸款”的五大列強財團之一，因與袁世凱的宿怨，並非誠心誠意。1914年日本頗有影響力，與孫中山關係融洽的右派組織，黑龍會領袖內田良平（1874-1937）給日本政府一份備忘錄中，企劃出在後袁世凱的中國，尋找聯盟的方案。北方的理想人物是滿清第十代，肅親王善耆（1866-1922）的復辟勢力，以在滿洲和蒙古建立與日本親善的政府；而南方最理想的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

為救國疲命與日本官方談判的除了袁世凱，還有為推翻袁世凱熱衷內戰的孫中山。前者為了減少一點一滴的恥辱而廢寢忘食，而後者為了謀求日本的支持，任何讓步在所不惜！1945年美軍占領日本，內閣外交部的文件被迫公開，裡面就存檔一份孫中山在1914年5月21日寫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密信。開始，孫中山從文化，種族和地域的原因解釋為何中日同盟的必要性；接着說他，孫中山自己才是實現這一理想的最佳人物。因為他能使日本獨享中國市場的權力，一旦控制中國市場，日本就會像英國殖民印度一樣，獲得自己向世界擴張的物質來源。當然，如果 袁世凱繼續當權，而非（南方的）革命者，日本就不可能得到這些權益。

袁世凱故意透露與日本有關二十一條的談判，日本過分不合理的要求引激起朝野愛國情緒。國難當頭使得一些反袁世凱的政治派別，放棄前嫌，團結在他的周圍。但南方革命派中，除了孫中山，他的貼心追隨者，如青幫代表人物陳其美（1878－1916），依然堅持謀求與日本的合作。1915年的3月14日，也就是日本向袁世凱提交二十一條的第64天后，孫中山再次在中華民國的背後捅了恨恨重重一刀，他給日本外交部發函願意提供比二十一條更為優厚的辱國條件。（注3）

孫中山擔心袁世凱與日本政府就二十一條達成協議，而喪失日本的援助，他決定給日本人加碼。孫中山在信函中提議，為加強日中軍事上的全面合作，中國軍隊將採用日本的軍事裝備；中央和地方政府將優先安置日本的顧問；建立中日合資銀行，在鐵路，礦產和沿海貿易等領域將優先使用日資。而日本也需承諾，幫助孫中山推翻現在的“壞政府”，即袁世凱的中華民國政府。

儘管日本首相和外交部沒有搭理既無信譽又無實力的孫中山，據一些史學家的觀點，孫中山的信件也確實加強了日本與袁世凱有關二十一條談判的出價籌碼。孫中山為謀權政治利益而出賣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在日本輿論眼裡，這確實是比中國人貧窮，愚昧更大的一種人格恥辱。

以夷制夷出處南朝·宋·范曄《後漢書·鄧訓傳》：“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通常是朝廷利用外力抵禦侵略，安邦救國的策略，而孫中山不惜利用外力打擊自己的政府，卻是一大發明，也算是中國所有革命者，包括後來的中國共產黨的特色吧！

為什麼中國百姓一面控訴袁世凱簽署賣國的二十一條，卻同時，對幾乎把中國的一切都拱手送給日本的孫中山，那個所謂的“國父”如此頂禮膜拜呢？

1924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後就就設立了宣傳部，同年毛澤東擔任代理宣傳部長。中共就更離不開宣傳部了。國共兩黨雖曾兵戎相見，但宣傳部實質是一樣的，顛倒是非的洗腦部。他們不但對歷史的肆意篡改，還把民族的罪人，如洪秀全和孫中山包裝和美化得面目全非。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