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西使團—1944年美軍觀察團出使延安

戴維•巴雷特

加利福尼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中國研究專刊第六號》。

紀念亨利•惠特思上尉，

他在迪克西使團工作期間，死於敵人槍彈之下。

雖然中國研究中心對這套專刊論文的選輯負責，但文章觀點和確切陳述之責任，則由作者自負。

作者致謝： 茲感謝由社會科學研究會和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組成的當代中國問題聯合委員會對寫這部回憶錄所給與的資助。同時也感謝攝制書中照片的中共攝影師以及把它們贈送給我作為共同生活留念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

第三章 我知道了迪克西

在完成對堯舜的回顧和結束為去北京近郊而先取道上海的曲折旅行之後，我想先就個人的經歷，來談談迪克西使團。

1944年春，作為參謀部情報處工作人員，我隨同“Z"部隊總部駐扎在廣西桂林。這一部隊的任務，正如我隸屬的當時正在緬甸對日作戰的“Y”部隊一樣，是准備配合中國政府軍隊對日作戰。在中國，我已服役了相當長的時間。1924—1928年，我作為美國駐北京領事館一般隨員學習中文，以後則擔任助理武官。1931—1934年，我隨美軍第15步兵團駐防天津。1936年8月，我以美國大使館助理武官的身份來到北京，當時的上級是約瑟夫•史迪威上校（後升任為四星將軍）。1942年，我正式升任武官。次年秋，根據自己的請求，我被解除了職務。我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尋求軍人的榮譽：“即使在炮口上，也要找到美麗的泡沫。”至於我既沒有看到炮口，也沒能獲得榮譽這件事，我不想在此贅述。

作為“中國通”，我早就知道美國政府中有些人對國民政府不滿，他們認為蔣把太多的力量用於遏制共產黨和製造衝突上，而不全力抗戰。我也知道有人施壓，要求向共產黨控制地區派遣能幹和公正的觀察員。可是，關於羅斯福總統也有派遣觀察團到邊區去的想法一事，我從未聽說。

1944年3月25日，我受命赴重慶“CBI”總部報到，接受“臨時任務”。任務性質不明。然而，通過向“消息靈通人士”打聽，我了解到一些關於迪克西使團和我可能作為“G-2”配合這次行動的情況。到重慶後的第四天，我從謝偉思口中得悉我將負責這次行動。據他說，史迪威將軍希望能有一個共產黨尊重的，中文流利的軍官來領導特使團。自然，將軍的信任使我深感振奮。

剛到重慶時，我對迪克西計劃最近以來的發展一無所知，以為謝偉思和我一旦作好在延安開展工作的最後准備，就可以立即出發。事實上，觀察團那時還沒有獲得蔣的最後批准，至少是還沒有獲得美國外交和軍事官員滿意的最後批准。當時，謝偉思整天奔走於CBI總部和總統府之間，希望能說服蔣，為迪克西使團放行。

此處沒有必要贅述華盛頓與重慶之間就迪克西行動所進行的幕後鬥爭。但是，事情顯然已經陷入了僵局。五月一日，我接到返回桂林的通知，命令我恢復在“Y”部隊的工作，忘掉迪克西。然而，由於有像羅斯福總統這樣強有力人物的支持，迪克西計劃絕處逢生。1944年7月初，我再次接到赴重慶的命令，明確通知我負責觀察團的工作。我相信，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使蔣放棄了他的反對。

雖然羅斯福曾於1944年3月9日告知蔣CBI總部將在短期內派出觀察團，他當時並不知道這樣做是否會遭到蔣的進一步反對。但不久以後，羅斯福就顯示出他完全具有制服蔣的能力。

1944年6月，華萊士副總統訪問重慶。21至24日，他同蔣進行了會談。非常可能，在啟程到中國之前，羅斯福總統曾指示他向蔣施加壓力，迫其最終批准迪克西計劃。6月23日，在一封給華萊士的電報中，總統特別表示了就此事達成一項有利解決方案的願望。

國務院官方記錄顯示，華萊士先生曾於6月22日提出討論迪克西問題，但蔣迴避了。然而，令許多不相信蔣會無保留同意迪克西計劃的美國人吃驚的是，次日早上，無需進一步說服，蔣突然改變了注意，原則上同意了計劃。在當天下午舉行的另一次會議上，除少數細節外，中方完全滿足美國的要求，就派遣觀察團一事達成了協議。

奇怪的是，雖然一些低級美國官員也出席了華萊士先生與蔣介石之間的會談，羅斯福總統顯然無意讓當時美國駐華大使查爾斯•高斯先生參加談判。我一直認為，這是“特使外交”最為惡劣的一個典例。高斯先生的任務，是在持續而穩定的基礎上，維持和中國政府的關係。此外，他出使的又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在那裡，“面子”一向至關重要。未能出席會議而丟失面子這件事，無疑將會增加他在中國工作的難度。然而，不管總統的決定給他造成了多大的不便，他還是莊重地、毫無怨艾地接受了這一切。他是一個真正的人。

高斯先生不懂中文。在某些方面，他也許更傾向於用“洋商”而非“中國通”的觀點來看中國。他顯然沒有傳教士的觀念和信仰，但在處理和判斷與中國人有關的問題上，他從來一絲不苟，極其客觀公正。我相信，中國人是尊敬他的。在大使館工作時，我是他屬下的一名武官。至於談到在一位比他更仁慈，更公正和更體諒人的大使領導下工作的奢望，我連想都沒想過。

1944年7月4日，我抵達重慶，立即同謝偉思開始積極籌劃特使團出發前的准備工作。

現在回顧起來有趣的是，在出發前那些忙亂的日子裡，儘管人們對於派遣觀察團的必要性和預期完成工作之重要性談了許多，但直到最後一刻，卻沒有一個人想到應該給我們一些具體的指令。7月21日，起飛的前一天，一切准備就緒，我突然想到還沒有接到書面命令。匆忙之間，我同CBI總部迪凱上校聯系，告知了他這個明顯的疏忽。

迪凱上校交給我一張打印紙，上面列舉了觀察團應該搜集的情報項目及其工作范圍。搜集氣象情報和幫助在敵戰區被擊落的美機駕駛員，也屬於我們的工作范圍。命令下面沒有簽署，也沒有任何證明有效的訖印。事實上，與其說它們是發給美軍作戰部隊的命令，不如說它們是對觀察團工作的一般指示。由於這些指令在任何方面都不屬於保密范圍，我可以毫無顧忌將它們全文複述如下：

美軍中，緬，印戰區總部1944.7.21

備忘錄：送交戴維•巴雷特上校GSC

派遣到共區的觀察團應特別注意提供如下情報：

敵軍建制

敵空軍建制

傀儡軍建制

共產黨軍隊實力，組織，配置，裝備，訓練及戰鬥力

利用和擴大共產黨在敵占區的情報機構

共產黨官員的詳細名單

華北敵軍機場和空防

攻擊目標情報

轟炸效率

氣候

經濟情報

共軍行動計劃

敵軍行動計劃

評估共產黨對當前戰局的貢獻

共產黨控制區域最近的擴展（附地圖）

幫助提高共產黨戰鬥力的最有效方法

海軍情報

共軍建制

評估共產黨潛在的作戰能力

除此之外，我沒有收到任何口頭或書面的，秘密或非秘密的指令。

出發前一天下午，國民政府國防部部長何應欽將軍請我給去他的辦公室。何的談話簡短而友好，沒有對共產黨的蔑視和攻擊。他表示，希望共產黨能同我們充分合作並預祝觀察團圓滿完成任務。

密爾頓•梅樂思在《一場不同的戰爭》中寫道：在這次會晤中，我沒有把迪克西行動的全部內容告訴何將軍。正如他自己特別強調的，這位後來的海軍中將，當時正領導一個美國海軍特使團，在蔣介石的頭號刀斧手戴笠的指揮下工作。事實上，當時我毫無保留地向何轉達了指令的全部內容。離開辦公室時，我的印象是：何待人周到，舉止莊重，有節制，絲毫沒有像他那樣級別的軍官通常慣有的傲慢。戰時和戰後，我還多次見過他，並對他懷有真摯的好感。我希望能成為他真正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