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派的蒙昧—胡適批判之一

五四以來的自由派和啟蒙派，要加上“中國特色”的定語。他們的特色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倒孔反儒，二是惑於蘇馬---不論什麼政治文化立場，對於蘇俄的馬列主義理論和實踐，多多少少都有迷惑的一面。

胡適堪稱典型。其文化立場是自由主義，政治立場是國民政府，但對於蘇俄的社會主義實踐，始終認識糊塗，苟同苟異，東搖西擺，甚至一度迷惑至深，完全喪失基本的自由主義立場，堪稱蠢豬式自由主義的代表。

一、西化和赤化

胡適無疑是自由主義、西方中心主義者，即西化派。他曾明確表示“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後來雖自稱“全盤西化”有語病，改用“充分世界化”的說法。然復須知，胡適又曾有嚴重的赤化傾向。1926年他在《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中高度讚揚社會主義說：

“18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19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勞動是向來受賤視的；但資本集中的制度使勞工有大組織的可能，社會主義的宣傳與階級的自覺又使勞工覺悟團結的必要，於是幾十年之中有組織的勞動階級遂成了社會上最有勢力的分子。十年以來，工黨領袖可以執掌世界強國的政權，同盟總罷工可以屈伏最有勢力的政府，俄國的勞農階級竟做了全國的專政階級。這個社會主義的大運動現在還正在進行的時期。但他的成績已很可觀了。”

當然，胡適所贊成的是“自由的社會主義”。他寫給徐志摩的信如是說：

“認真說來，我是主張“那比較平和比較犧牲小些”的方法的。我以為簡單說來，近世的歷史指出兩個不同的方法：一是蘇俄今日的方法，由無產階級專政，不容有產階級的存在。一是避免“階級鬥爭”的方法，採用三百年來“社會化”(Socializing)的傾向，逐漸擴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會。這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會主義”(Liberal Socialism)。”

胡適有所不知，自由與社會主義薰蕕不同器。社會主義以社會為本，天然地排斥自由。這位自由主義大腕，愚不可及地把社會主義與“社會化”這兩個性質截然不同的概念，混扯在一起了，現在還有人搞什麼“社會主義憲政”，比起胡適來，又更等而下之矣。

1926年7月，胡適作為中國代表到英國去出席中英庚款委員會全體會議，途中在莫斯科逗留了三天。期間，參觀了革命博物館和莫斯科的監獄，自認為“很受感動”，也“很滿意”，覺得蘇俄“真是用力辦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新時代”。 莫斯科的最後一個晚上，胡適寫信給北大朋友張慰慈說：

“此間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說有理想與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們的理想也許有我們愛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贊同的，但他們的意志的專篤(Seriousness of purpose)，卻是我們不能不十分頂禮佩服的。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

胡適對蘇俄的政治試驗給予一而再的肯定：

“在世界政治史上，從不曾有過這樣大規模的‘烏托邦’計劃居然有實地試驗的機會……我們的朋友們，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與制度的朋友們，至少應該承認蘇俄有作這種政治試驗的權利。我們應該承認這種試驗正與我們試作白話詩……有同樣的正當。這是最低限度的實驗主義的態度。”

胡適還不止一次地認同蘇俄教育，認為“蘇俄的教育政策，確是採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學說，作大規模的試驗”。針對徐志摩對蘇俄教育的有關質疑，他力為辯護：

“我們只看見了他們‘主義教育’的一方面，卻忽略了他們的生活教育的方面，蘇俄的教育制度……是‘遍地的公民教育，遍地的職業教育’。他的方法完全探用歐、美最新教育學說，如道而頓之類……”

莫斯科三天給胡適的印象很深刻。在莫斯科期間和離開莫斯科後，胡適一共給張慰慈寫了三封信，這三封信寄回國內就被編為一組發在當時的《晨報·副鐫》上，並題名為“一個態度”。到了倫敦和巴黎，他給徐志摩寫了兩封信，談的仍是蘇俄的觀感，稱讚“列寧一班人，都是很有學問經驗的人”；稱讚莫斯科的人們“真有一種‘認真’‘發憤有為’的氣象”等等。眼瞎心盲，莫此為甚，可悲可嘆。

徐志摩向胡適提出了一個問題：“蘇俄的烏托邦‘在學理上有無充分的根據，在事實上有無實現的可能’。”胡適的回答幼稚膚淺不堪，不值一駁。他反問：

“什麼叫做‘學理上的充分根據’?……這個世界上有幾個制度是‘在學理上有充分的根據’……資本主義有什麼學理上的根據?國家主義有什麼學理上的根據?政黨政治有什麼學理上的根據?”

當被問到“蘇俄的制度是否有普遍性”時，胡適的回答是：

“什麼制度都有普遍性，都沒有普遍性……我們如果肯‘干’，如果能‘干’，什麼制度都可以行。”“你們以為‘贊成中國行共產制’是‘赤化’，這是根本大錯了……共產制實在不成什麼問題。”

這些言論，在文化、政治、制度及所有制各個領域無不喪失了自由主義的基本立場，與蘇俄和馬主義已經難分難捨，其造成的政治社會影響極其惡劣。是可忍，孰不可忍。胡適後來雖調整了態度，對馬主義有所批判，但始終不堅決更不徹底，充滿曖昧鄉愿氣息，對自己的赤化宣傳也未公開反思和懺悔。

二，說儒與反孔

在新文化的戰陣上，胡適曾是反孔健將。1934年3月至5月間，胡適寫了一篇長達五萬字的《說儒》，對孔子和儒家有所肯定。一些胡粉以此來否認胡適反儒反孔，或者說胡適有過深刻反思。其實，只能說胡適對以前的激烈態度有所修正，但他反儒的本質並無改變，更談不上“深刻反思”。

在寫《說儒》前後，胡適對自己打孔家店的業績照樣直認不諱並自以為榮。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里他說：

“新文化運動的一件大事業就是思想的解放。我們當日批評孔孟，彈劾程朱，反對孔教，否認上帝，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門戶，解放中國的思想，提倡懷疑的態度和批評的精神而已。”

胡適作《說儒》文後不久，國民政府明令規定8月27日孔子誕辰為“國定紀念日”，全國奉命舉行規模盛大的“孔誕紀念會”。胡適對此堅決反對，作《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斥責國民政府是“做戲無法，出個菩薩”，是一種可憐而不可恕的“愚笨”行徑。

該文中，胡適先舉出明清三五百年的歷史為證，“那些時代，孔子是年年祭的，《論語》、《孝經》、《大學》是村學兒童人人讀的，還有士大夫講理學的風氣哩!”但是，祭孔尊孔，究竟“何補於當時的慘酷的社會，貪污的政治?”云云。

胡適這裡犯了兩個錯誤，一是把明清兩朝所有政治問題完全歸罪於儒家，不知明清的問題恰恰是嚴重偏離儒家道統所致；二是將明清一棒子打死，不知其中有一定的文明和光明。

接着，胡適認為“最近二三十年”“廢除了三千年的太監，一千年的小腳，六百年的八股，四五百年的男娼，五千年的酷刑”，還有帝制的推翻，教育的革新，家庭的變化，社會風俗的改革，政治組織的新試驗等，比那拜孔夫子的時代高明進步，都是“不曾借重孔夫子而居然做到的偉大進步”，痛斥尊儒尊孔是開倒車。

胡適這裡又犯了兩個錯誤，一是撇開中華文明的正面光明面而專挑出其中的毛病無限上綱，把中國歷史看成漆黑一團，同時對科舉制的公正性和科學性認識不足；二是對當時漸入膏肓的政治社會惡疾認識不足，錯把種種混亂、野蠻、倒退視為“偉大進步”了。

在胡適身上，嚴重的文化自卑感和民族自卑感相輔相成，導致他對西方文化的極端崇拜和迷信。1928年6月《請大家來照照鏡子》一文中，他強調中美和中西文明的差距說：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上不如人，不但機械上不如人，並且社會道德都不如人。”

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中說：

“東方人在過去的時代，也曾製造器物，做出一點利用厚生的文明。但後世的懶惰子孫得過且過，不肯用手用腦去和物質抗爭，並且編出“不以人易天”的懶人哲學，於是不久便被物質戰勝了。天旱了，只會求雨；河決了，只會拜金龍大王；

風浪大了，只會禱告觀音菩薩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來了，只好閉門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許願。樹砍完了，只好燒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對着嘆氣。這樣又愚又懶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質，便完全被壓死在物質環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長進民族。”

這已經不是正常嚴肅的反思，而是反噬，是對中國歷史無知無畏的抹黑、是對中華文化和文明欺師滅祖的反噬！

三、問題與主義

俄國十月革命以後，馬克思主義在知識群體開始傳播，五四以後開始與所謂的工人運動相結合。對於馬主義，胡適態度是混沌複雜的，有認同也有衝突，有支持也有抵制。1919年7月，胡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引起關於“問題與主義”的論爭，是胡適“和馬克思主義者衝突的第一個回合”。文中說了三點：

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

儘管是有所反對，但這樣的反對，不如不反對。一、所謂主義，就是一種文化體系，宣傳弘揚好文化好主義，為政治社會選擇一個好主義作為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是何等重要的事業；二、對於外來進口的主義，予以如理如實的批判，是是非非，摧邪顯正，吸取精華，辟其糟粕，是何等重要的工作。三、辟異端，破邪說，才能避免不良的、惡性的主義“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這都是文化人應盡的責任啊。

胡適強調“好政府主義”。他說：“現在的少年人把無政府主義看作一種時髦的東西，這是大錯的。我們現在決不可亂談無政府主義；我們應談有政府主義，應談好政府主義!”談到好政府主義實行的條件時，他說：“要一班“好人”都結合起來，為這個目標(按，指好政府)作積極的奮鬥。好人不出頭，壞人背了世界走!”

可是，沒有好主義，何來好政府？又何來好人？馬主義能夠指導出政府、培養出好人來嗎？在馬主義哲學、政治和制度框架下，有政府不如無政府；經過馬主義洗腦的群體，比一般不學無術、愚昧無知的小人更可怕。

對於馬克思主義，胡適自以為採取的是客觀的態度。1921年，中共成立，所謂的的工人運動和群眾鬥爭日益發展，使馬主義得到迅速傳播。胡適感嘆說：

“我對於現今的思想文藝，是很不滿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隸減少了，卻添上了一班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隸；陳腐的古典主義打倒了，卻換上了種種淺薄的新典主義。我們‘提倡有心，創造無力’的罪名是不能避免的。”

他不知道，“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隸”的猖獗，正是“打倒孔家店”的邏輯必然。胡適們的罪名，不是什麼“提倡有心創造無力”，而是打到主人、引狼入室。

胡適倒是不贊成或反對階級鬥爭學說的。他說：

“又如階級戰爭說，指出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不能並立的理由，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與工黨發展史上固然極重要。但是這種學說，太偏向申明“階級的自覺心”，一方面，無形之中養成一種階級的仇視心，不但使勞動者認定資本家為不能並立的仇敵，並且使許多資本家也覺勞動真是一種敵人。這種仇視心的結果，使社會上本來應該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兩種大勢力，成為兩座對壘的敵營，使許多建設的救濟方法成為不可能，使歷史上演出許多本不須有的悲劇。”

可他略略清醒又立即糊塗地肯定起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來。他說：

“唯物的歷史觀，指出物質文明與經濟組織在人類進化社會史上的重要，在史學上開一個新紀元，替社會學開無數門徑，替政治學說開許多生路：這都是這種學說所含意義的表現，不單是這種學說本身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關係了。”

胡適還認為“社會主義的必然實現，現在已不成問題”，因為現在已經有了“社會主義的根據地”云云。

事實恰恰相反：唯物主義及其歷史觀，在歷史上開了一個惡紀元，替社會學開無數邪徑，替政治學說開許多死路：這都是這種學說所含負面意義的表現。有了社會主義的根據地，惡勢力就有了地盤和武裝；以唯物主義為哲學背景的社會主義實現之日，就是中華淪陷、民族浩劫之時！2013-5-29儒者余東海

註：本文資料來源：邵建《胡適與魯迅》；易竹賢《新文化戰士：胡適傳》。

附：關於胡適的微博

【1】蔣介石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敗闕多多，大陸時期文化方面更是劣招蠢招連連，輕視冷落大文化人熊十力們，卻對膚淺愚蠢的胡適輩高度尊崇，就很糊塗。胡適連思想政治上“反赤化”應不應該都搞不清楚，還為赤化試驗辯護，堪稱文化蠢驢。蔣尊之高位，豈非誤導天下自取滅亡！

【2】“去年許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討論，我所以遲疑甚久，始終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實驗主義不容我否認這種政治試驗的正當，更不容我以耳為目，附和傳統的見解與狹窄的成見。”這是胡適之愚，也是眾多自由派的蠢，不能辨思想之善惡、主義之正邪，更不能見政治、社會之幾。

【3】我常想，很多豬的前生，應該是五四以來的中國人特別是知識人。他們心眼未必壞，心智卻極低，總是自以為是，自以為好心，卻常常說錯話、辦壞事、造惡業，造大妄語業，所以來生被罰作豬。在畜生中，豬算是老實的，但很愚蠢，為屠夫所殺為人所食，是其宿命，怨不得人也。

【4】或說胡適“是實驗主義者，認為任何事情都沒有絕對的對、絕對的錯，所以不武斷。這正是他健全的個人主義的思維方式：尊重別人意見，不敢吾言以必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之”云云。答：良知知是知非，不能分辨大是大非，見識智慧低弱，便是良知不明，雖是個好人，不配為文化人。

【5】胡適是自由主義大腕，當然不無見識，更非壞人。但他在關鍵問題上愚昧鄉愿，誤國誤人不淺。對於赤化，不僅不予反對和批判，反而以實驗主義的表態為之張目，說什麼“我的實驗主義不容我否認這種政治試驗的正當，更不容我以耳為目，附和傳統的見解與狹窄的成見。”可悲可惱之至！

【6】或說“GCD那時的一些主張和行為是有他的先進性的，否則他也無法奪取江山”雲。馬幫從來就沒什麼先進性，只有激進性邪惡性，其理論錯誤思想邪惡，註定了政治實踐的災難性後果。至於以奪取江山說明其先進性，是成者王侯敗者寇的強盜邏輯。依此而言，秦始皇那時也有先進性了。

【7】或說：“赤化當時乃新生事物，當然可以試驗，後來看清蘇俄本質後，適之先生一直是反對赤化的！”答：蘇俄的本質在其“主義”和各種主張中已暴露無遺，不需要試驗之後才知道，就像瘟疫不需要試驗才看清其“本質”和危害一樣。君子見幾而作，不需要等到瘟疫全面流行才開始反對。

【8】或說：“胡適作為自由主義大家，有責任維護赤化的言論自由；作為實驗主義者，當然不能否認其政治試驗的正當。”答：胡扯胡攪、糊塗透頂！赤化宣傳不僅產生了“即時而重大的危險”，而且已經訴諸武力割據，早已逾越言論範疇，亦非“正常的政治試驗”。蠢驢們無異於為匪張目。2013-5-19餘東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