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的中國女外交官

李忠效

筆名鍾笑，海軍航空兵政治部創作室專業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1955年11月生於旅順，1969年12月從丹東市應征入伍；歷任潛艇輪機兵、輪機班長、輪機軍士長、宣傳幹事、創作員、潛艇副政委等職。1974年8月開始發表文學作品，至今已發表200余萬字，並有電影、電視連續劇問世，文學作品多次獲獎。1989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

第二章 到聯合國總部赴任

第一次“答辯

有一份材料上說，聯合國每年印發的文件多達10億多頁，而這10億多頁的文件中，幾乎有五分之一是新聞處“製造”出來的。

“世界上最大的文山會海是在聯合國。”邢洚在和筆者聊天兒的時候，十分感慨地說。

而聯合國這種“文山會海”現象似乎又是必需的。

聯合國實際上是個國際大講壇，什麼人都要到那裡去講話，每個人的講話都要由新聞處的記者負責記錄下來，然後必須在會後一小時之內將其印成500份簡報，放到三樓的專門用來擺簡報的架子上去，供各會員國代表和世界各國新聞機構派駐聯合國的記者們閱讀。有時有的會議議題只有很少的代表感興趣，500多份簡報只有幾個人看，大部分簡報被原樣送去造紙廠化了紙漿，但你必須每期簡報都要按規定的數量去印。如果哪個會議的議題正好大家都感興趣，少一份簡報就會招致某國代表強烈的抗議。

有些代表的毛病很多，非常難伺候。比如他在會上發表長篇講話，記者不可能將其全部內容寫進簡報，只能選其要點予以刊登。另外，簡報是根據現場記錄整理的，速記水平再高，有時也難免遺漏。於是問題就出現了——他認為他講的某一句話非常重要，是要點的要點，你卻沒有採用，他就非常不滿，輕者跑到新聞處直接提意見，重者可能跑到秘書長那裡提抗議。

邢洚剛剛上任兩個星期，就遇到了這樣一件事情。

聯合國有個印度洋事務委員會，這個委員會裡有幾個代表最愛找記者們的麻煩。那天，一個歐洲國家的代表在這個委員會的會議上講了一番話，新聞處出的這一期簡報出來以後，他發現他講的一句很重要的話沒有寫進去，於是他便跑到秘書長那裡告了新聞處一狀，說沒有把他原來的意思講出來。在聯合國，每一個會員國的代表都是“上帝”，秘書長當然不能置之不理，便責成新聞司司長：“讓Ms．邢在開會的時候去解釋一下。”

這對於剛上任不久的邢洚來說，不啻是個嚴峻的考驗。

新聞處有個老記者叫馬西亞·庫伯，是美國入，已經60多歲了，按規定她早該退休。因為她是聯合國的“元老記者”，從1945年《聯合國憲章》通過的時候她就在這里幹了，所以作為特殊情況，她就留了下來。這時，她怕邢洚應付不了那種局面，就主動提出要和邢洚一起去參加會，關鍵時刻她幫她一把。

副秘書長兼新聞部部長明石康也參加了會議，足見這次會議的重要。

會議開始時，邢洚說：“我們今天來，想認真聽取各位代表的意見，以便更好地改進我們的工作。請大家暢所欲言。”

代表們大約覺得新來的新聞處長是位東方女性，比較好欺，所以矛頭一齊指向了她。先是一位印度代表站起來發言，接着是一位捷克代表又站起來講了一通，然後又有東歐的兩個國家的代表大發議論。所有的指責無非是新聞處的簡報這里少了一句話，那裡沒有把他的原意完全表達出來。有的代表情緒很激動，大有興師問罪之勢。

邢洚拿着小本子，一邊聽，一邊記，同時在思考對策。在此之前，她聽別人介紹過，凡是對新聞處提意見的，大都是亞非拉美的第三世界國家和東歐的一些國家，那些西方的大國倒是都比較大度、寬容，或者說比較理解記者們的工作，很少提意見。她想，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大舞台上，難免有自卑的心理，神經比較敏感，本來就認為自己人微言輕，如果再把他的幾句重要的話漏掉，那豈不是等於他沒說？可是，新聞處是聯合國的服務機構，所有國家一視同仁，不可能因為你是發展中國家就可以難為記者，讓記者成為你的傳聲筒，把你的話一句不漏地記下來，再刊登出去。但她這種想法又不能這麼直直地說，那樣，勢必造成情緒對立。怎麼辦？今天，是她第一次在公眾場合“亮相”，表現必須適當，否則以後的工作就更難開展了。她打定主意，以退為守，以守為攻。

等代表們發表完意見之後，邢洚合上筆記本，從從容容地說：“各位代表，聽了大家的講話，我感到很抱歉。作為新聞處的負責人，我應該對新聞處的工作上的失誤負全責。我們的記者可能有許多做得不夠好的地方，因為我剛剛到任，有些情況還不太了解，但我想在這里先表示一個態度，那就是我們一定認真接受大家的批評意見，爭取今後把工作做得讓大家滿意。接着她把話題一轉說，“同時，我也想借這個機會，向大家解釋一下，我們新聞處的工作特點是新聞報道，不是大會記錄員，我們不可能把代表們所講的每一句話都記錄下來，登在簡報上，我們只能摘錄其要點。那麼，什麼是要點？每個人站的角度不同，心中的尺度也不一樣，所以很可能代表認為重要的內容，記者卻沒有意識到，這種認識上的偏差，以後可能還會出現，因此，我也希望你們能夠理解。總之，我們主觀上一定努力為大家服好務，客觀上儘量減少失誤。我的話完了，謝謝大家。”

邢洚說的是英語，抑揚頓挫，侃侃而談，態度很誠懇，卻柔中有剛，讓代表們不敢小看她。

明石康問大家還有什麼意見，沒有人講話。然後這個委員會負責人宣布散會。那天正好中文處的翻譯組長唐笙在這個會場上為中國代表作同聲翻譯，親眼目睹了那個氣氛緊張的場面。會後她對邢洚說：“當時我真為你捏了一把汗。你今天英語發揮得很好。其實你完全可以用中文講的。”

邢洚說：“用中文講我的心理壓力自然會小些，可是我不是中國代表團代表，我是聯合國職員，這種場合如果我用中文講話，明擺着讓人家看不起了。所以我必須講英語。”

原來想去幫助邢洚應付復雜情況的美國記者馬西亞·庫伯回到新聞處以後，很快拿着一份文件交給邢洚說：“Ms．邢，你今天講得很對，很好，我給你記下來，打出來了。你留作紀念吧 ！”

明石康也對邢洚的這次“答辯”表示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