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殖民地的開發和中國的關係
哥倫布以及後來的很多航海者的目標是馬可波羅筆下的東方世界，只是因為當時從歐洲通往亞洲的陸路被當時強大的穆斯林世界所阻斷，他們採取了一種西轅東轍的路線。哥倫布至死都認為他發現的是東方大陸，印第安人的名字也由此而來。直到16世紀英裔殖民者到達北美的時候，仍然對東方世界念念不忘，在現美國東部看到一條比較大的河流，就回歐洲報告說找到了一條通往東方的水路。作為東方人，應該感激印第安人替我們扛過了這場劫難，95%的人都應該慶幸今天的存在。當然，15世紀的明王朝不像印第安的世界那麼落後，如果歐洲殖民者遇到的是強大時期的明朝，或許世界歷史就是另外一種寫法了。但明王朝在人口數量方面並不比印第安人有太大優勢，如果遇到的是明朝末年的混亂局勢，還真不好說，幾個世紀之後，末期的清王朝和歐洲殖民者交手是，戰損比例並不比印第安人好多少。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中國人對於天花和其他傳染病不會那麼脆弱，因為以前有過。
而歐洲殖民者在美洲大陸的“成果”卻對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玉米
首當其衝的是玉米的引入，玉米傳入我國的時間大約是16世紀中葉，1578年，李時珍已把它收入《本草綱目》一書之中。我國四川、河北、山東和東北等地是玉米的主要產區。
由於戰亂，瘟疫，自然災害，在中國歷史上人口曾有過從少到多、從多到少的反反覆覆的變化。 引起這類變化的原因是複雜的，但如果把歷史放大的千年的尺度，跨越王朝的興衰周期，就會發現人口的唯一決定因素是糧食。
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四次一個世紀內的人口倍增，第一次是西漢建立到漢武帝元光6年，從公元前202年到前129年，人口從1500～1800萬增長到了3600萬。其原因是結束數百年的戰亂，以及漢初文景之治的休養生息政策。第二次是宋朝初年到（960～980年）到宋徽宗四年（1110年），人口從3700萬增加到了1.13億，其主要原因是多年戰亂的結束和越南占城稻的引入。當然這個時間跨度超過了100年，但由於沒有中間的統計數據，根據推算，在宋朝建立的100年內，人口應該實現了倍增。占城稻的引入不僅促進了人口的發展，也讓中國的人口和經濟中心開始南移。第三次是清康熙39年到乾隆59年（1700年到1794年），人口從1.53億增加到3.13億，其主要原因是玉米，土豆等外來糧食品種的引入和領土的擴大。第四次是從1948年的4.61億到1976年的9.3億，其主要原因是多年戰亂的結束，新中國成立以後基層醫療的改善，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低和現代技術——比如化肥——在農業中的應用。
當然由於統計方法和統計技術的限制，古代的人口數量和歷史事實可能有一定的出入。但史學界公認，玉米，土豆等外來糧食的引入促成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三次百年內人口倍增，也成就了康乾盛世。巨量的人口為反擊列強入侵提供了巨大民族抗壓能力，否則以明朝末年的人口基數，按照以前的增長速度，在後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異族入侵和戰亂中，會有一個什麼樣的結果還是個未知數。
辣椒
辣椒原產於墨西哥，於16世紀後期沿絲綢之路和東南亞水路兩條路徑傳入中國。中國關於辣椒最早的記錄見於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箋》：“番椒叢生，白花，果儼似禿筆頭，味辣色紅，甚可觀。”的描述，那時候還主要作為一種花來觀賞。
而促成辣椒廣泛食用的原因是明朝末年的戰亂和腐敗，政府為了增加收入，提高官鹽價格，貧苦的人民吃不起。同時由於戰亂，官鹽的供應也得不到保障，這對南方內陸山區的影響特別嚴重。而辣椒可以對口腔產生刺激作用，又可以自己種植，就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鹽。後來人們又發現辣椒對於抵抗南方的潮濕氣候有很好的作用，進一步促進了他的普及。而現在，辣已經成為中國人餐桌上一個不可缺少的味道。
白銀
殖民者在美洲首先發現的是以往由世世代代的土著匠人製作的無數金銀物品，征服者將它們熔成錠塊。接着，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玻利維亞發現了銀礦，將其開採後運回歐洲。截至1660年，西班牙從美洲得到了總計18，600噸註冊的白銀和200噸註冊的黃金。未經註冊、私運入西班牙的金銀估計占總數的10%。
如前文所述，東方的絲綢，香料，瓷器都是在歐洲受歡迎的奢侈品，輸入的白銀加速了歐洲和東方的貿易，明王朝得到了大量的白銀輸入。大量輸入為白銀貨幣化提供了必要條件，削弱了朝廷印發的紙幣“寶鈔”的地位，由此削弱了帝王的專制權力。這標誌着君主貨幣壟斷權的喪失，促進了經濟控制權向民間的轉移，史學界認為這是明朝後期江南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經濟繁榮的根本原因。
而隨着美洲白銀的開發從頂峰的回落，以及其他因素，導致了明朝末年白銀輸入的銳減，造成銀荒。白銀供應的不足，價格就會提高，作為貨幣，其他物品的價格也就隨之提高了。比如人們需要賣更多的糧食以換取朝廷徵收的等量稅銀，這和自然災害造成的糧食減產一起從兩個方向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最終導致了明王朝的衰敗。任何一個政權如果被只能靠外部輸入的因素控制了核心命脈，而沒有自己的造血能力，滅亡是必然的。
同時，早期穩定的白銀來源提供了穩定的購買力，促使朝廷實行了稅收和服役貨幣化。這對北方內陸沒有白銀輸入的地區造成了困難，這裡的人必須付出相比江南人更多的勞動來換取朝廷徵收的白銀。這加速了地區間經濟的差異，也造成了政治格局的變化。明朝後期，能夠通過科舉考試，對國家具有決策權的人絕大多數出於江南。這和人的智力水平沒有關係，而在於是否有經濟能力提供長期的專業的科舉考試培訓——看看今天的各種輔導班就知道了。而在帝國發生危機時，這些決策者出於回報家鄉的考慮，把新增的三響加到西北貧困地區人民頭上，最終和自然災害一起釀成民變，終結了帝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