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死難的原上海政協副主席陳同生 |
送交者: 芨芨草 2021年05月30日06:00:40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文革死難的原上海政協副主席陳同生
陳同生(1906—1968)原名張翰君、陳農非。四川營山人。1924年,陳同生18歲那年參加了張瀾先生領導的抗捐運動,險些被軍閥殺害;脫險後流亡成都,在那兒,得到了中國共產黨四川省早期革命領導人劉願安、黃映湖、何肇禹等同志的指引,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同年,陳同生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 1927年國民黨清黨,四川軍閥劉湘等,在重慶製造了“三·三一”慘案,陳同生在這次慘案中負傷;傷愈後,轉入川軍部隊搞地下工作。“八一”南昌起義後,陳同生到廣東,參加了廣州暴動,繼而前往東江。 1928年,黨組織為開闢新的革命根據地,決定派東江紅軍幹部,經香港前往各地,陳同生被調去從事地下工作。他去香港後,因未能與組織接上聯系,漂泊一年多,終於在漢口找到了黨組織。隨後,他被派往成都,先後在《日郵新聞》、《成都快報》和《新蜀報》任記者、編輯和總編,在公開職業的掩護下,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1932年,陳同生到達上海,先後在“社聯”、“文總”和“濟總”等團體工作,後又到“特科”工作。抗戰初期,作為人民喉舌的《新華日報》,經常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阻撓、刁難和破壞。中國共產黨急需爭取一家報紙,宣傳黨的主張。陳同生同志被派往由國民黨元老派林森出錢辦的《金陵日報》任社長兼總編。不久,何雲、朱穆之、周維等同志也來到該報工作。在革命黨人的共同努力下,《金陵日報》成為廣大人民愛看的報紙,因而也受到了敵人的監視。 1934年10月,因叛徒出賣,陳同生被捕入獄。在上海的看守所里,一位綽號“教授”的難友告訴他一小小經驗:“刑罰即使再厲害,人一失去知覺也就沒用了,熬它半個小時,什麼難關都能挺過去。” 陳同生記住了那位“教授”的話,面對敵人的各種酷刑折磨,甚至被拖到刑場陪斬,外表看起來瘦弱而又書生氣的陳同生卻視死如歸,不為所動。 由於沒有任何證據,當局只得以陳同生辦過的雜志《東北與西南》上的言論和在看守所寫的兩首諷刺時政的打油詩為由判了他八年徒刑。判決書內稱:被告雖堅不承認有加入共產黨事實,但以文字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依《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國民黨的國安法)判處有期徒刑八年。附件中有一本《官場現形記》和一本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陳立夫的《唯生論》。原來,陳同生在兩本書上各題了一首打油詩: 國運危時官運隆,堪笑古人與今同。 大好青年血無用,養肥蚊蚤南京蟲。 ——題《官場現形記》 警報頻傳草木驚,日寇又入通州城。 國軍百萬無所用,元戎“將軍”論唯生。 ——題《唯生論》 1937年8月,日軍飛機轟炸南京,炸彈剛好落在中央監獄附近,就此“政治犯”紛紛要求出獄抗日,並開展了絕食鬥爭。當時恰逢國共關係有所好轉,經八路軍辦事處和周恩來出面具保,國民黨當局才無條件釋放了獄中全體政治犯。 1938年,陳同生在武漢參加《全民抗戰》的編輯和“中國青年記者學會”的工作。後來,隨軍撤到桂林,任“中國青年記者學會”南方辦事處主任。同時,為華僑報紙當戰地記者。 1939年,陳同生赴湖南衡陽為“中國青年記者學會”印製會刊而遭遇特務秘密逮捕。押送途中,乘敵機轟炸之機得以逃脫,輾轉至上海找到黨組織,任《導報》主編。 後參加新四軍工作,任江南抗日義勇軍總指揮部秘書長,新四軍挺進縱隊政治部副主任,新四軍蘇北指揮部第1縱隊政治部副主任。皖南事變後,任蘇北臨時行政委員會副主任,新四軍蘇中軍區第4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兼海啟地區黨政軍委員會書記。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華中分局敵工部部長,華中軍區政治部聯絡部部長,華東軍區政治部聯絡部部長,第3野戰軍政治部聯絡部部長;是電影《東進序曲》新四軍敵工部長黃秉光的原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南京市政府秘書長,中共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中共中央華東局統戰部副部長,華東軍政委員會副秘書長,上海第一醫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部長,上海市政協副主席。 “文革”初期陳同生就被扣上“三反分子”、“特務”、“叛徒”、“走資派”等帽子遭“隔離審查”,受盡折磨,在隔離室寫信給毛主席: “毛主席:你知道許多跟你苦戰幾十年的幹部被污蔑為‘走資派’、‘叛徒’,過着比罪大惡極的戰犯還難受一千萬倍的日子,比囚徒還苦,請你救救這些幹部。” 無果;留下絕命詩“個人生命固可毀,革命氣節不能侮”;拒不受辱,於1968年1月26日憤而自殺。 1978年,中共上海市委為陳同生同志在龍華殯儀館舉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儀式。
上海醫學院陳同生塑像(估計沒把給毛主席的信刻在底座石碑上) 【馬悲鳴】:和“打倒土豪劣紳”時的“有土皆豪,無紳不劣”一樣;文革“審干”時,凡被捕皆叛徒,凡失去組織聯系皆特務。陳同生兩者皆有。俞志英也因失去組織聯系,文革挨整後的處理結果是黨齡從重新接上組織關係的1946年算起;後經多年申訴才改回最初入黨的1939年。而音樂家瞿希賢1938年入黨,也因失去組織聯系,文革後黨齡從重新接上組織關係的1946年起算,沒再追溯到1938年。干這種事的政工幹部都是吃人不吐骨頭的“後方蛆蟲”。自己從不冒險,卻偏要狠整這些當年出生入死的老革命當投名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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