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學院式漢學的興起——《西方中國古代史研究導論》第一章“西方漢學早期發展脈絡”之二

作者：胡志宏　

歐洲的學校很早以來就開課講授東方語言。

根據傅海波的介紹，希伯來文是歐洲入學習的第一種東方語言。因為組成基督教教義的《舊約全書》與猶太教經典有承繼關係，歐洲學術界至今仍有一種很牢固的觀念即認為世界上只有三種文明值得進行研究：古希臘、古羅馬和以色列文明。伊斯蘭教是歐洲人最早接觸的幾種宗教之一，信奉伊斯蘭教的歐洲人分散居住在巴爾幹地區和地中海沿岸。伊斯蘭文化研究在歐洲學術里占重要位置，學校里很早就開設了阿拉伯語、敘利亞語和波斯語課程。後來，歐洲人發現梵文在某種程度上是印歐語言的祖先，從而熱衷於研究印度。印度學包括梵文哲學和人類起源研究，印度文化里的浪漫主義也深受歐洲人喜愛。時至今日，印度式飲食和衣飾在歐洲日常牛活翠的普及程度仍遠遠超過中國式。繼印度之後引起歐洲注意的東方文明是埃及，再次就是位於遠東的中國。但是，簡而言之，當今歐洲和北美大學裡研究中國學的專家在數量上與研究其他幾種東方文明的已大致相等。

(一)漢學講座的建立

隨着18世紀耶穌會士撤離中國傳教區，漢學中心從中國轉移到歐洲本土，經歷了法國大革命的硝煙以後僅僅20年，漢學不僅得到重建，還出現了一個質的飛躍，開始成為高等學府里一門正式的學科。

按照歐洲學界的慣例，學院式漢學以授予漢學教師教授或終身教授的頭銜為標誌，因此法蘭西學院1814年12月11日開設的漢學講座作為學院式漢學建立的標誌得到公認(見注②、⑥)。該講座全名為“漢族和韃靼——滿族語言與文學講座”。法國也是最早教中文口語的國家。大革命發生以後不久，漢學就得到新層次上的重建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政治制度和權力結構發生變化的時候學術界仍保持自己的傳統、標準和工作上的連續性，這在歐洲並不奇怪，從長時段考察更是如此。法蘭西學院漢學講座設立初年的幾任教授即便用今天的標準去看也是當之無愧的，這一點以後還會提到。

其他歐洲國家在設立正式的漢學教授位置以前度過了較長時間，也就是說，在19世紀初年和中葉的很長時期里，有漢語教學和漢學研究，但是沒有教授頭銜。

德國直到1871年統一的時代一直沒設立漢學教授的位置，於1909年在漢堡大學開設中文課，治漢學的教授僅為兼治漢學，他們的學術工作本身就可以確立其合法性，但是始終不能成為可以與法國漢學教授相比的大家。這個時期德中之間沒有貿易關係，德國在中國沒有殖民地。1871年德國統一後，俾斯麥當政時期德國海外貿易興起，並在中國奪得殖民地，而俾斯麥又鼓勵漢學研究，於是專業漢學在大學裡確立了。

英國直到19世紀後半葉的1876年才在牛津大學、劍橋大學設立漢學教授的位置。傅海波對19世紀的英國漢學評價不高，認為充其量不過是在大學裡增加了異國情調，但是劍橋大學第二任漢學教授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被後人譽為歐洲人文科學式漢學的代表人物，筆者以為這不僅由於他著述很多，還在於他的一個重要貢獻，這個貢獻在今天由於英語已成為國際漢學界的通用語言而變得更為凸顯，即翟理斯與他的前任威妥瑪(Sir Thomas Fri-ancis Wade．1818—1895)教授合作，創立了漢語與英語間的轉寫方案和漢語讀音音標，使英國人認、讀漢字或在中英文之間進行翻譯時有了一個通用的規則。中國文字統一但各地方言語音相差極大，試想如果沒有一個通用的音標，英國人該怎樣讀中文?他們到中國來聽到各種方言又該如何應對?

與傳教士相比，翟理斯的個人經歷很有特色。他出身於書香門第．1867年22歲時到中國，在中國生活24年，先後任英國駐華使館的翻譯和汕頭、廈門、寧波、上海等地英領事館官員，返回英國後於1891—1932年任劍橋大學漢語教授⑩，翟理斯是在中國做外交官然後成為漢學教授的典型。他的另一個貢獻是編寫了一部類似《中華帝國全志》、《中國雜纂》的《中國文學史》，為英語讀者展示了東方風味的文學長廊(見注⑩)。翟理斯的學術活躍期比法國漢學講座初設的時代晚，但是在學術發展的邏輯上應該把他放在學院式漢學建立的初年。

學院式漢學從兩方面得益於耶穌會士，一是人員，二是圖書。最早的漢學教授常有傳教的經歷，傳教士送回歐洲的藏書則使以往從紀實性報道了解中國的教師和學生讀到中國古文原文，這種全新的經歷給治漢學的師生帶來的震撼難以言喻。歐洲漢學教學至今仍以指導學生閱讀中國歷代古文為主要課程，傅海波仍提醒當代的漢學家恢復他的老師、德國慕尼黑大學漢學教授海涅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倡導的背誦中國古文的學習方式。戴密微曾批評耶穌會士沒編出好的中文辭典和語法書，這項空白在19世紀漢學教授的督促下終於得到填補，由於歐洲人更容易接受滿語，因此也編撰了古代典籍的滿文譯本以便易於掌握漢文原著，當今的時代則由日文譯本或中文白話本代替當年的滿文本。此外，教學和研究工作需要的通史教科書、資料匯編、書目索引、百科全書、地圖集等也先後被提到日程上並一一完成。

由於中文艱澀難學，且漢學系學費昂貴，歐洲大學裡學中文的學生並不太多，教師們因而有較多精力研究自己感興趣的問題，歐洲純學術的傳統本來就和相對單純的大學的環境相輔相成，現在漢學也能得益於此，實現學術獨立。

法蘭西學院漢學講座第一任教授雷慕沙(Abel-R*musat，1788—1832)睿智地發現中國史學典籍里載有不少研究印度史、亞洲史和世界史的寶貴資料。他指出，即便僅從歐洲史和世界史的需要出發也不應忽視中文典籍。今天看來，雷慕沙這樣敏銳的史料意識已足夠使他擔任第一位漢學教授。雷慕沙博士論文的內容為中醫，後來又以滿文研究而為人矚目。他特別注意在語言學基礎上進行漢語教學，而他最重要的著作是逝世以後才出版的譯著《法顯撰〈佛國記〉》(]836年)，書後附有內容豐富的考證。由於耶穌會士比較注意儒家，因此雷慕沙這部譯著很引人注意(見注⑥)。

雷慕沙於44歲時死於流行性霍亂，其後任為他的得意門生儒蓮(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儒蓮學習過多種東方語言，早期作品為《孟子》拉丁文譯本(1824年)。為了繼承《佛國記》的譯註工作，他譯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1853年)和《大唐西域記》(1857—1858年)，這兩部書被列入《漢文書籍目錄譯文叢書》，納入商業性出版物行列，以小開本、低價格贏得眾多讀者，很多旅客在乘坐火車時喜歡購讀這種書籍，因此被戲稱為“鐵路圖書館”成員。漢學書籍成為普及的盈利的出版物，使儒蓮的聲名遠遠超出了學術界，同時也使出版家找到了新的出版方向。今天，在歐美普通的書店裡都會看到中文典籍的西文譯本，如《論語》、《老子》、《莊子》、《孫子兵法》等(見注②、⑥)。

儒蓮的譯著還有《突厥歷史資料》、《景德鎮陶錄》、《趙氏孤兒》、《西廂記》、《玉嬌梨》、《平山冷燕》、《白蛇精記》。這些譯本引起的興趣至今不衰。

法國還有一所“國立東方現代語言學院”，該院創建於17世紀，以培養近東語言翻譯人員為目標，19世紀40年代起開始漢語教學，於1843年設漢學講座教授位置。歐洲這類語言學校的建立和延續在學術史上的作用大得難以估計，比如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留歐學生和當今的美國學者都到這些學校去學習自己需要的語言。

首任教授安東尼。巴贊(Antoine Bazin，1799—1862)從未到過中國，但跟從儒蓮學會了漢語。巴贊優秀著作的主題都圍繞着語言研究和口語教學，他還翻譯了四部元代戲劇：《倍梅香》、《合汗衫》、《貨郎擔》和《竇娥冤》。巴贊以後著名的德微理亞(Gabriel Dev6fia，1844—1899)在法國人征服了越南北方時，發表了對公眾及國務決策人均有價值的《中國與安南一一越南關係史》(1880年，見注⑥)，他還是涉足中國近現代史一一太平天國史的幾位先驅之一(見注③)。晚年的德微理亞回到不針對現實問題的研究領域，語言方面他注意中國邊疆地區的民族文字如西夏文、女真文、玀玀文和蒙文墓碑、拓片，他還研究了耶穌會士時代漢學家來不及涉足的伊斯蘭教和摩尼教(見注⑥)。

戴密微把微席葉(Arnold Vissi&e，1858—1930)當做以翻譯為漢學成果主要形式的時代的最後一位代表人物，戴密微描述了他的個人風格，這種境界恐怕很多人沒有達到，但很可能代表歐洲漢學家當年的追求：

“微席葉在舊制度時代講一口無懈可擊的漢語，他自己能撰寫並抄正禮賓性文件，最終具有了中國文人的風度、言行、舉止以及幾乎與中國人毫無差異的情感了。有人傳說，令人生畏的皇太后慈禧曾頗受這種模仿魅力的吸引。在他於東方語言學院30年的教學生涯中(1899—1929年)，微席葉表現為一位嚴謹而又認真的良師。他從不自認為具有高深淵博的學問，而是始終為此做準備卻又不以此為目標。”(見注⑥)

這種境界也是後世許多歐洲學者的追求，但是在20世紀後半葉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治漢學的歐洲學者深受不能親臨中國之苦。

微席葉在法國漢學領域還扮演了類似於翟理斯在英語世界的角色。他的漢語音標法被法蘭西遠東學院和整個法國漢學界接受。當然，當今的法國漢學家都使用中國的“拼音”法(見注⑥)。

戴密微指出，如果在法蘭西學院和東方語言學院的漢學講座之間進行比較，那麼前者注重講授中國的知識、進行某課題的研究，重點在於學術；後者比較注重實用如外交上的需要、重視語言研究和教學。在學院式漢學與耶穌會士漢學之間進行比較，前者的長處表現在描述的準確性和方法的嚴謹方面，並準備把歐洲人文科學的研究方法運用到漢學研究里，進行史料的考察和編排、對比、考證，但是由於不能像耶穌會士那樣與其研究對象保持直接的、感性的接觸，沒有近距離地參與和體驗中國人的生活和文化，因此少了直觀性和親身參與後體現在學問上的深度和貼切。此外，戴密微認為他們還有“阻礙任何比較文化研究的歐洲優越感”(見注⑥)。

巴斯蒂夫人則把19世紀學院式漢學放在當時歐洲學術和歐洲歷史學發展程度的大背景里進行考察。

巴斯蒂夫人指出，學院式漢學建立初年，歐洲學術里的歷史學自身尚未發展為獨立的、成熟的學科，漢學家因而也得不到比較確定的、公認的、可用於中國史的方法。她說：

“19世紀第一個十年，歐洲史學仍處於為自己建立科學紀律的階段。這個過程包括建立新的規則和批評的標準，提倡注意第一手史料和檔案資料，也強調尋找新的研究對象和史學的新任務。史學研究建立在仔細地研究事實的基礎上，進而解釋產生於當時的歐洲政治事件主要行動者手裡的民族國家的起源和特點。”(見注③)

這段話給認識歐洲史學的起源、歐洲史學理論與漢學的關係的中國學者透露了重要信息。歐洲學術一向以神學、哲學和宗教研究為主流，歷史學是在現代民族國家建立的時代產生的，在事件發生以後，人們需要追究事件的起因和進程、主要行動者的動機和行為，而中國史學從一開始就以記錄最高統治者的言行為己任因而在傳統文化里位於前列甚至是中心的位置。但是漢學家並沒有自動運用歐洲史學的理論原則和方法研究中國歷史，中國作為“他者”似乎還可另作別論，只適合用研究古希臘、古羅馬的方法研究中國，簡單地說就是只研究歷史上留下的文字材料，閱讀或翻譯或轉述，談不到鑑別它們是不是第一手資料，也沒有建立適當的評價中國典籍的標準。

但是問題也還有令人欣慰的一面。巴斯蒂夫人明確指出，先進概念產生以後，歐洲中國觀戲劇般的轉變只發生在哲學家當中，歷史學家非常謹慎，他們沒自動運用自己學科的武器研究中國，但也沒盲目追隨製造戲劇效果的哲學家。歐洲歷史學家也從未運用馬克思“亞細亞”概念，其他學科的學者也沒運用這個概念。作為資深的歷史學家和漢學家，巴斯蒂對她19世紀前輩的要求也不是很低，她認為中國的古代文物和典籍實際上是研究人類和古代文明起源問題的寶貴史料，漢學家本來可以利用它們建設古代文明起源和原始社會的知識和理論，但是他們沒有抓住機會，結果使關於原始社會的理論建設來自於深入到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的美國民族學家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中國學者姜廣輝撰文說明中國原始社會的歷史現實可以印證摩爾根的理論”，巴斯蒂夫人則希望類似摩爾根的理論成果產生於19世紀的歐洲漢學家。

歐洲史學在20世紀初期和中期的又一次重大進步產生於對歐洲中世紀史的研究，成績主要由年鑑派學者做出一一建立了開放的史料觀。由於中世紀沒有留下類似現代民族國家建立中和工業革命過程中那麼多的檔案史料，中世紀史料以宗教史料為多，治中世紀史的權力一定程度上由貴族學者壟斷着，因此年鑑學派的創新意義重大。這一次漢學沒有錯過機會，他們運用年鑑派理論研究了中國史。

(二)四個主題與19世紀中期漢學環境的變化

巴斯蒂夫人指出，學院式漢學出現以前及以後的一段時間裡，“中國史研究的興趣集中於四個主要的課題”(見注③)，19世紀帝國主義入侵中國和東南亞以後，歐洲漢學家再次得到進入中國的機會，漢學有了較大進展和質的變化，這四個主題仍明顯地見於其中。

這四個主題為：

1．中國文明的起源。

該主題早已存在於17、18世紀的歐洲漢學裡。做出最初貢獻、促成主題形成的是研究印度哲學和中國哲學的英國教授泰雷安．德．拉孔皮爾(7errien dc Lacouperie)，後來的漢學家做了更細緻、更嚴格的工作，以法國的畢歐(Edouard Biot)翻譯的《周禮》(1851年)為最突出的成績。畢歐的父親是法國著名的天文學家、數學家和物理學家，涉足過中國古代天文學。畢歐原為工程師，為法國最早的鐵路建設做過貢獻，自30歲起專心研究漢學，成為儒蓮的得意弟子。畢歐課題的重心在於中國古代的科學，包括天文學、地質學、氣候學、氣象學和地震測報術。他對工藝極有興趣，翻譯了《周禮．考工記》。戴密微對畢歐極為推崇(見注⑥)，他認為畢歐譯文的質量非常高，以至於1940年在北京被盜印。

漢學家眼裡的中國文明起源問題並不是中國開天闢地時代文明起源那種意義上的問題，他們注意的往往是中國人眼裡很平常、但他們卻認為是特殊的物質文明或科學、技術、工藝的緣起和廣泛的採用，其緣起和採用意味着中國先民在自己的時代作出的選擇。比如一整套耕作技術和方式的形成及其中的重要環節如犁鏵和播種用的耬是怎樣誕生的，木材為什麼在建築材料里占有很大比例，為什麼修建長城，漢、魏墓穴周圍為什麼有石雕，中醫怎樣誕生，《本草綱目》的價值的高低，航海技術的水平如何之類的問題。這些特殊的文明也許代表當時世界的最高水平，但也許並不是在中國環境裡生存的最佳選擇，它們的持續存在就是問題，吸引了漢學家的注意力。

2．中亞部落和中原文明的邊緣地帶。

突厥人、蒙古人、藏人、韃靼人和女真人一直是早期歐洲漢學論著里的主角。長期以來，歐洲人史學研究的主題囿於時間短暫、地域不廣的地中海地區，當他們企圖尋找自己民族的、歷史的起源時會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西亞、北非等中東、近東地區，再追溯下去就是中亞地帶了。而中亞地區的確殘存着歐洲古代文明的遺蹟，中國的古籍如漢代文獻裡確有關於白種人的記載，有珍貴的阿拉伯、印度、地中海各地區的史料，這些文字和實物遺蹟比純粹的中原漢族文明或印度文明更使歐洲人感興趣，他們會很自然地注意與自己有關的事物，中西交通問題成為當然的熱點，如唐代高僧的西行路線、鄭和航海路線等。

歐洲學者在掌握中亞民族文字方面具有優勢，使其中亞史論著帶有顯見的長處。巴斯蒂夫人列舉了幾部優秀著作：普拉茨(J．H．Plath)著《亞洲東方史》(哥廷根，1830年)；亨利．海爾．豪沃思(Henry Heyle Howo~h)著《九一十九世紀蒙古史》(4卷本，倫敦，1877年)；因早已有中文本而廣為中國學者所知的多桑(C．D’ohs-son)著《多桑蒙古史·從成吉思汗到鐵穆耳朝的蒙古史》(阿姆斯特丹，1852年)。

3．中國歷史的連續性。

由於歐洲的古代文明曾經中斷，所以中國文明始終連續存在這．個歷史現象令歐洲學者迷惑不解，刺激着他們不辭辛勞地學習、研讀和翻譯中文史料，巴斯蒂夫人認為19世紀五六十年代在維也納出版的各朝代、各位皇帝統治時期的典籍和注釋是這種努力的代表性成果。巴斯蒂夫人還引用了法國漢學家紀堯姆．鮑狄埃(GuillaumePauthier)1837年的大作《中華大帝國的歷史、地理和文學及資料匯編》開篇第一段話說明中國歷史連續性這個主題在漢學裡的位置：

“所有歷史現象中使人印象強烈並試圖理解的是要掌握整個宇宙生活和人類的一般發展，最古老、最特殊的是帝國確實無限期地存在着。”(見注③)

可惜，戴密微對紀堯姆．鮑狄埃的評價不太高，他認為鮑狄埃的全部漢學工作比較平庸。

漢學發展的變遷帶來的一個重要變化是後來的漢學家也在相反的方向上付出了努力，即努力揭示中國歷史的斷裂、王朝交替時期的實況及官修史書對斷裂的文飾及解釋。

4．中國社會的一般特徵和歷史上長期存在的現象。這個主題一直持續存在，直至當今。

在這個主題上做出最初貢獻的仍然是畢歐。巴斯蒂夫人認為畢歐多半是19世紀歐洲漢學家當中最具有新的立場和革新精神的一位。除了中國古代科學領域的研究，畢歐的筆觸還涉及到長期未曾有人涉足的經濟史，他寫了《論中國自遠古時代以來的土地所有制狀況》(1838年)，從此，許多學生成了他的追隨者。巴斯蒂夫人認為畢歐的《論中國公共教育史和儒生之社》(1847年)是探討中國社會固有特徵的先鋒之作，描述了古代的教育機構及藉以產生的社會組織，把筆觸指向古代農業社會的家族組織和紳士階層占據的關鍵的位置，成為後世一系列注重探討中國古代社會結構、社會一般特徵的史學思潮的先鋒之作。

漢學在19世紀中期得到了發展的好機會。英、法、德、奧、意等國用大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侵人中國進行殖民統治，歐洲學者繼傳教士以後來到中國本土，中國作為殖民地為他們進行實地調查和搜集資料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國際漢學界公認自19世紀中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段時期是漢學發展的高潮期。第二次高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不過主角已變成美國和日本。

巴斯蒂夫人把19世紀中期以後在中國做傳教士、外交官、海關官員、旅行家、記者進而從事漢學的人稱為“實踐型漢學家”(見注③)。他們閱讀了許多歐洲圖書館未曾收藏的中文史料和文學作品，使歐洲漢學由於他們的著述而取得大幅度的進步。歐洲的中國史學者住在中國，這種經歷使他們得到在歐洲得不到的正確感覺。實踐型漢學家由於身處中國，受現實環境和政治需要的影響，還比較注意開闢當代史研究領域，如太平天國史、中越關係史和當代中國宗教問題研究。

對19世紀中期的變化感到特別興奮的是耶穌會士們，現在他們重返中國，得到原被沒收的天主教財產和傳教權。但是他們沒有回到北京居住，卻在直隸的河間府(今河北獻縣)和上海徐家匯建立了兩個中心，創辦了天文台、圖書館和震旦大學，並着手編撰《中華帝國全志》和《中國雜纂》的續編(見注⑥)。

1849年出生的法國學者考狄爾(Henri Cordier，1849—1925)雖不識中文卻被譽為人文科學式漢學的代表人物，箇中原因與他年僅20歲便親臨中國並終其一生為漢學做了許多工作的經歷緊密相關。考狄爾在中國逗留了7年，與許多漢學家包括俄國人和英國人建立了親密的關係。回到法國以後，他在東方語言學院執教長達43年。他對歐洲漢學做出的貢獻首先在目錄學方面，陸續編輯、出版了《西洋人論中國書目》及補編(1878—1924年)，他還整理、編輯了歐洲中世紀的旅行家赴中國遊覽後寫作的遊記。考狄爾另一項出色的才華和能力表現在組織工作上，他活躍在各種學會和國際學術討論會上，鼓勵學生研究中國，其中最優秀的是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考狄爾還創辦了《通報》(T’ung Pao)這個富有盛名的歐洲漢學雜誌。

但是，直到19世紀最後一兩個十年，漢學研究領域的擴展和專家數量的增多都沒使整個漢學當中的對中國歷史的研究這個分支和歐洲史學融和在一起。也就是說漢學當中的中國歷史研究並沒有鮮明地確立自己的獨立地位，其成果不能與歐洲的世界史研究成果相比。也不能被吸收到世界史成果里。歐洲的哲學家仍然傾向於認為中國歷史與世界史發展的正常模式不太一致，因而成為特殊的東方社會。但是歷史學家比較謹慎，不過他們一時之間尚拿不出有說服力的成果。歐洲的中國史研究落後於歐洲史學發展水平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兩點：

1．19世紀後期，以蘭克(Franz Leopold yon Ranke，1795—1886)為代表的實證主義史學思潮在歐洲學界已得到確立，史學有了比較穩固的、獨立的學術地位。實現這一點當然以史學學術紀律的建立為基礎，但是蘭克認為歐洲史學的中心任務是研究歐洲當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和制度的發展，這就使歐洲先進的史學理論難以用於中國古代史，導致當時歐洲的中國史研究難以逃出舊式漢學的範圍，“即通過語言和現有的文獻研究中國文明。漢學方法在西方學術里成為惟一與中國學術相似的研究方法”(見注③)。

2．很難實現讓歐洲的中國史研究與歐洲史學同步發展，即便有些學者打算把歐洲史學方法運用於漢學，但如果沒有長期閱讀、背誦、翻譯中國古文的功底，先進的研究手段仍無以附麗。也就是說，只有少數人能同時掌握歐洲史學方法與中國古文典籍，因此，“這種只有很少數人使用的、新出現的研究方法生產出的學術成果往往是局部的、零碎的”(見注③)。

總而言之，中國的形象在歐洲人眼裡朝負面轉化的時刻，漢學卻先在法國，繼而在俄國、英國、德國的大學裡得到正規的位置，成為歐洲學術的一部分。隨着年輕的學生和學者踏人中國之門，親身接受中國文化的浸染，漢學研究迅速進展，雖然直到19世紀最後一兩個十年以前，漢學尚未取得與歐洲各專門學科如史學同步發展的程度，但是中國豐富的史料和地下的寶藏卻昭示着漢學繁榮的前景。不僅如此，漢學還為歐洲學術提供了新的學養和鮮活的實例、物證，為歐洲的人類學、民族學和民俗學等探討人類文化源頭和各民族原始狀態的新學科帶來生機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