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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司馬遷《屈原列傳》
［ 作者：佚名 ］
每讀《史記•屈原列傳》，我的腦海中就會交替映現出兩幅遙遠而清晰的畫面：
一幅是，被放逐於江湘之間的屈原，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一邊踽踽獨行，一邊悲切吟唱。這就是後人所謂的“屈子行吟圖”，是屈原作為詩人的永恆雕像。
一幅是，屈原自沉一百六十多年之後，年方二十的司馬遷“南遊江淮”，來到屈原自沉的汩羅江畔，臨流憑弔，噓唏垂涕。
理解這兩幅充滿濃郁的悲劇氣息的畫面的關聯，我們完全可以把他們看作是一位悲劇詩人和一位悲劇詩人式的史學家的靈魂穿越一個多世紀的時間，在汩羅江畔，在司馬遷幽禁的囚室中進行的一次對話；看作是司馬遷對屈原的詩人之心的深刻解讀。正因為如此，這篇《屈原列傳》便不僅是對屈原生平事跡的簡要記載，而且是對屈原的詩人之心的“真實”記錄。
司馬遷以敘說的方式從以下幾個方面解析了屈原的詩人心跡，表現了對詩人屈原的由衷敬慕：
首先是“推其行”，即肯定屈原有着超越於世俗之輩的穎脫之才與卓異人品，而這種才能與人品是他成為一個偉大詩人的基點。
屈原在《離騷》中，或自敘身世，或抒寫悲慨，卻始終都把對自我才能與人品的肯定作為抒情言志的前提。司馬遷對之深信不疑，且由衷地推崇。所以，他在《屈原列傳》的開頭就高度概括了屈原的穎脫之才：“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在以下的具體敘事中，更突出地以屈原的懷才不遇與楚國滅亡之間的關係，反證其才能決不為虛。
但是，僅有奇才，而無潔行，仍然不能成為被後世推戴的人物，亦不能成為真正的詩人。司馬遷深知才能與人品間的必然聯繫，所以，又多次稱道屈原的卓異人品。最突出的當然是屈原行吟澤畔時與漁父的對話。
這段對話，亦見於《楚辭》的《漁父》篇，文字略有差異。其是否為屈原所作，後人亦多有懷疑。但司馬遷把它自然地融入傳記的敘事之中，既增加了傳記的文學色彩，又生動而深刻地體現了屈原在“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時，絕不“與世推移”，“隨流揚波”，而要“懷瑾握瑜”，“寧赴常流”亦不改“皓皓之白”的人品。
這種超越於世俗之輩的才能與人品，既是屈原“為人”的根本基點，亦是他成為一個偉大詩人的根本基點，所以，司馬遷在整篇敘事的字裡行間又都流露着由衷的盛讚。
其次是“悲其志”，即肯定屈原人生命運的悲劇性，並揭示其悲劇形成的根源，分析其悲劇命運與詩歌創作間的深刻關聯。
這是《屈原列傳》的核心內容。
文中揭示的屈原命運的悲劇根源最主要是，屈原不能因為生存得失而改變自己的人生準則與精神操守，而楚懷王又於昏憒之中不能了解屈原，反而疏遠、放逐了這位忠誠不阿的人才。文中有幾處寫道：“疾王聽之不聰也”“懷王之終不悟也”“此不知人之禍也”，正是司馬遷讀了《離騷》等詩之後，結合歷史事實作出的評判。這評判之中既有對悲劇製造者懷王的責難，又暗含着對自身命運同樣不幸的悲戚。
文中分析屈原的悲劇命運與其詩歌創作間的關係，最主要是“……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一段。其“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意思與《報任安書》中所說的“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完全相同。這即是為中國文學思想史特別關注的“發憤著書”說。它不僅闡明屈原詩歌是其悲劇性情的自然發抒的特點，而且強調“發憤著書”的“憂愁幽思”中包含的是崇高的正義感，是高遠的理想追求，是志士仁人為正義和理想而獻身的悲壯情懷。
許多研究說明，司馬遷在作《史記》的時候，面對“上計軒轅，下至於茲”（《報任安書》）的幾千年歷史，面對茫茫“舊聞”中無以數計的歷史人物，將什麼人選入傳記之中，有他自己的選擇準則。除了那些對歷史進程起過重大影響作用的帝王將相外，像屈原，如果作為一個僅僅擔任左徒的“政治家”，還不可能為之立傳。但是，當司馬遷讀到屈原詩作的時候，他不僅被深深感動，而且從中體味到一種能真正影響民族命運的博大的精神存在，他就不能不為之立傳了。
《報任安書》中說：“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作為詩人的屈原，就是司馬遷心中的“倜儻非常之人”。所以，司馬遷為屈原而“悲其志”，為屈原而臨淵流涕，並採用屈原《涉江》詩中“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的句意，亦為屈原下一斷語：“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再次是“賞其詩”，即在“推其行”與“悲其志”的同時，讚賞屈原詩歌的許多審美特徵。
如“其文約，其辭微”。“文約”是文字簡練，“辭微”是含意深隱。兩句相聯，即在簡練的文字中表達了深隱的情感意義。
再如“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稱文小”的“稱”是“稱引”“引用”之意。這兩句是說屈原詩中雖然稱引了許多細小的事物，舉了許多很切近的東西作比喻，但卻有着博大而深遠的旨意。
又如“其志潔，故其稱物芳”。意即由於屈原有着異常高潔的人品，所以才引用了許多美人香草來作比喻。
這些特徵絕非我們今天對一篇作品的藝術總結，而是自然融會在傳記的敘事之中，亦是對屈原詩人之心的精到探析。
於是，“推其行”“悲其志”“賞其詩”這三點都緊緊圍繞着對屈原的詩人之心的解讀，揭示了屈原人格與詩作的偉大。
而司馬遷對屈原之所以有如此精到的理解，當然又是由於他也有着屈原那樣的悲天憫人的詩人情懷，有着穿透“天人之際”“古今之變”的詩人智慧與詩人魄力，同時也有着像屈原一樣的悲劇命運。他以詩人之心與屈原的靈魂對話，與許多個悲劇人物對話，於是，他便寫出了一部堪稱悲劇詩史的《史記》。
魯迅說這是一部“無韻之《離騷》”；而《屈原列傳》正應該是最典型、最恰切的“無韻之《離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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