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曉康：漫說中原

【按：古老中原，到現代出了「水旱蝗湯」，四九後改為「水旱謊黨」，愈貧瘠愈產「極左」，這是從河南產生的規律嗎？富饒的豫南竟鬧出餓死百萬人的慘禍，今日鄭州大水，跟「左傾思潮」有關嗎？「中國崛起」在古老中原是什麼效應，這場大水可以提供什麼教訓？】

河南人最愛把河南叫作中原、中州，那典型是一種文化優越感。潼關以西，黃淮之間的這塊黃土，當真是隨地一腳就能踢出盛唐大宋的土坷垃。洛陽是六朝古都，近郊白馬寺是亞洲大陸的佛教「祖廷」，那一帶的農地至今還是海外垂涎的出土文物「高產田」，一犁耙下去興許就掘出個武則天朝的熏爐來；東邊的鞏縣埋着北宋七帝八陵，往東南走是武林勝地嵩山少林寺，再往東就是開封，那個「水滸傳」和「清明上河圖」里的京師汴梁，如此等等，在歷史文物方面，中原人除了還要往西邊的長安咸陽讓一分，便睨視天下，連燕京、建康也不放在眼裡的。雖然近代以來中原極度衰落，但那種以古老悠久為榮的心態還在。

不過，中原的古蹟也是所剩無幾。從東漢末董卓焚洛陽、唐武宗滅佛砸龍門石窟、南宋時劉庸掘宋陵、明末李自成淹開封，到近代已是一片銅駝荊棘。這半個世紀文物的最大劫難自然是「文革」，人們又蜂擁去砸龍門石窟，幸好本地的紅衛兵接到指令前去保護;但在洛陽的另一頭，白馬寺大隊支書帶農民沖進寺內，砸碎了一千多年前的遼代泥塑十八羅漢，還燒了兩千年前高僧鳩目什羅從印度駝來的貝葉經。後來，落難的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非要朝拜「祖廷」白馬寺，弄得周恩來只好把北京故宮里的貝葉經，和香山碧雲寺的清代夾苎十八羅漢，運來洛陽頂替。

中原本來極富饒，哺育了一個最長久的文明之後，只剩下脊薄黃土。按照現代經濟學的觀點來看，一種「耗竭式」的資源利用模式，使中國從十五世紀就開始了能源危機，富比羅馬帝國的北宋，中國經濟已達峰顛卻不可能邁進現代經濟的門檻，最大的障隘是環境破壞、資源枯竭。留在這塊黃土上的中原子民，伴隨着物化了的文物古蹟和傳統虛榮，卻註定要捱貧受窮。加之「中原乃兵家必爭之地」，本世紀以來兵頻仍，盜賊蜂起，各種戰禍蹂躪中原，到四十年代，河南人說自己的家園是所謂「水、旱、蝗、湯」的苦境，那「湯」是指駐扎中原的湯恩伯部隊。這四個字，到1949年以後，便要稍加修改，叫作「水、旱、謊、黨」。

河南黨與「謊禍」

三四十年代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在東南江浙一帶，抗戰時又內移川中，中原一直是兵禍的走廊，雖未成為可被革命割據的邊區地帶，但也出現過豫南大別山（內戰時期）和黃河北岸冀魯豫（抗戰時期）兩處「紅色根據地」。

二十年代豫西偃師一帶有個中學教員，名叫吳芝圃，搞了一場農民暴動，就跑到廣州農民講習所受業於毛澤東，是一個典型的狂熱小知識分子。這個人日後成為河南的執政者，加上「水旱蝗湯」本已是生成「烏托邦」迷狂的溫床，於是五零年代河南成為合作化運動最高漲的省份，出現了好幾個集體化的全國典型，如封丘縣應舉社、新鄉縣七里營等，都是受到毛澤東大力推薦的。這反過來也導致了河南的黨組織極端好大喜功、虛誇蠻幹的作風。

大躍進前一年，在毛澤東批判鄧子恢右傾路線的誘發下，1957年夏天，河南省長吳芝圃拿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開刀，在全省批判以潘復生為代表的右傾路線。省長敢斗省委書記，下面各級班子自然斗得更凶，黨內外大抓「小潘復生」，一切實事求是、體察民情的聲音都消聲匿跡，從此養成河南幹部凶蠻無理、欺壓百姓無所忌憚的臭名昭著的作風，至今依然。

研究中國的大躍進，必須分析從河南產生的「公共食堂」制度，因為它是後來造成大面積飢荒的一個決定性因素。1958年七月，在從合作社合併為公社的風潮中，河南個別地方自發辦起公共食堂，吳芝圃抓住這個苗頭，要求全省效法，家家戶戶停灶到食堂吃飯。吳芝圃提出的口號是不准一家農戶煙囪冒煙，甚至挨家挨戶沒收鐵鍋，通通拿去煉鋼。一個月後，河南就出現27萬個食堂，參加人數占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九，為全國之最。公共食堂受到毛澤東的熱情讚揚，這頗符合他所憧憬的東漢三斗米道的「吃飯不要錢」，因而也要求全國效法。但各省多有抵制。後來的大飢荒證明，公共食堂辦得凶、解散得晚的省分，餓死人就多。 1958年春季，吳芝圃提出了全國最為激進荒誕的目標：一年之內在河南全省實現小麥畝產四百斤、水稻五百斤，水利化，「四無省」（無蒼蠅、蚊子、老鼠、麻雀），綠化，消滅文盲，等等，誘發了普遍的吹牛浮誇之風，如信陽地區的西平縣竟宣布小麥每畝產量高達7，320斤；新鄉地區也吹牛日產鋼鐵120萬噸，均為「世界之最」。

這起因當然是因為毛澤東大講廢除工資制、在全國實行吃飯不要錢的供給制，「現在看來搞十幾億人口也不要緊」，「將來我們要搞地球委員會，搞地球統一計劃，哪裡缺糧，我們就給他」，等等。1958年各省紛紛拍胸脯，爭報高指標，全國匯總數字高達一萬億斤（實際只有4，000億斤），北戴河會議便把1958年的糧食總產定為7，000億斤，登報向全世界吹牛。既然吹了牛、登了報，就得如數上繳糧食，於是省里催縣里，縣里催公社，公社逼農民，交不出糧食就吊打、捆人。各級幹部都怕上級扣一頂「右傾」的帽子下來，也怕追究說謊的責任。可是哪裡有那麼多糧食呢？河南的吳芝圃自然是牛皮吹得最大的。1958年全省糧食實際產量只有281億斤，可省委硬是向中央上報了702億斤，於是河南的各級幹部向農民追逼糧食就尤其兇狠，全省各地大肆拷打、逮捕交不出糧食的農民。到年底，豫東黃泛區的農民已經因飢餓而普遍得了浮腫病，餓死人的現象也開始蔓延。

1959年河南適逢水旱交加，糧食大幅度減產，全省實產210億斤。8月中旬吳芝圃開完廬山會議下山來，立即召開三級干部會議，在全省再一次掀起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高潮。這一次，他把右傾的罪名分為八種：即批「三論」（唯條件論、悲觀論、神秘論），又批「五派」（促退派、觀潮派、伸手派、秋後算帳派、爐前搖頭派），人人對號，人人過關，人人自危，全省「恐右病「流行。同時，吳芝圃硬要把災年當豐年，明明只有二百多億斤產量，他竟估產為450億斤，用這樣高出一倍的指標向農民征購，哪個基層幹部完不成指標，就是「小彭德懷」；哪個農民交不夠糧食，就會被捆起來吊打追逼，名曰「拔白旗」、「反瞞產」。如此兇狠的追逼，把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甚至餵牲口的飼料糧，統統搜刮而去。到1960年春天青黃不接的時候，各地公共食堂普遍斷炊，農民開始偷偷挖地里未成熟的青莊稼，後來就只有挖草根、剝樹皮、吃觀音土了。

信陽事件

餓死一百多萬人的「信陽事件」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的。

1959年冬天開始發生大飢荒的消息，最早從河南傳出來。那是北京一些高級幹部從老家親戚偷偷寫來的信里發現的。據說，連時任南京軍區司令員的許世友在大別山老家的哥哥，也淪落到要飯的境地。對這些零星消息，北京只去向河南省委作一般的查詢，河南省委也極力掩蓋。直到大飢荒的消息越傳越凶，在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嚴厲追問下，河南省委才承認災情嚴重。等到1960年底中共中央派出工作組赴河南調查時，死亡最嚴重的信陽地區已是餓殍盈野。中共黨史上稱此為「信陽事件」。這是中共自大躍進以來處理的第一個飢餓事件，也是全國唯一得到處理的飢餓事件。信陽事發後，瘋狂的大躍進才漸漸停下來。從此以後，中共對信陽事件以及大躍進中餓死人的情況，諱莫如深，絕口不提，也不准任何人涉足。河南的老百姓說：那是毛主席臉上的疤瘌。

信陽是河南最靠南的一個專區。京廣鐵路貫穿其間。東南部是大別山區，緊靠安徽，極為貧窮；北部數縣又是淮河支流洪汝河流域，近代以來一直是水患頻仍的老災區。只有南端與湖北接壤，已屬江漢平原，盛產稻米，算得上是魚米之鄉，人口一千萬。信陽在大躍進中很出風頭，有兩件事是載入史冊的：一件是遂平縣的查牙山衛星合作社，在1958年4月率先由二十七個小社合併為大社，成為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讚揚，全國紛紛朝聖取經;另一件事是河南、湖北的一些合作社互相比賽放高產衛星，你爭我奪，信口雌黃，放出一個個彌天大謊，最後是信陽的西平縣和平社宣布小麥畝產已達7，320斤。這是大躍進中放出的最大一個衛星，當時的河南日報和人民日報都突出加以報導，使信陽名聲大噪。至今人們提起中國大躍進的荒唐，總會舉到這件事例。

當時的信陽地委書記名叫路憲文，是一個大躍進的極端激進派。信陽產生上述兩個出風頭的全國典型，自然是他推行的激進政策的結果，反過來又成為他的政治資本。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路憲文愈加積極地執行毛澤東和吳芝圃的極左政策，在信陽展開又一次對農民的瘋狂掠奪。在這次狂潮中，全區不僅處處私設公堂，打人成風，而且公安部門也任意抓人。據後來中央工作組關於路憲文所犯罪行的報告稱，從1959年11月到1960年七月，整個信陽地區為追逼糧食，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9人死在獄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信陽老百姓形容當時的恐怖情形說：「幹部好似閻王爺，大隊好似閻王殿;只見活人去，不見活人還！」打人最嚴重的光山縣，公社一級的幹部親自主持和動手打過人的占百分之九十三，斗山公社的一個黨委委員、團委書記，親自拷打農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其中有一個農民，是被他吊起來活活燒死的，當地稱為「點天燈」。後來河南省委在向中央的檢討中，也不得不稱這個時期的信陽「一時間形成了一種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在如此殘酷的追逼之下，農民手中的糧食被搜盡，到1960年春天，信陽地區的公共食堂也普遍斷糧。在大躍進的公共食堂制度下，只要食堂一斷炊，全村人就都無處吃飯。有的村子八十天沒有一粒糧食。於是農民開始大量外出逃荒。如果那時共產黨允許人們逃荒，或許象信陽這樣的地方不至於餓死上百萬人。但是，據中央工作組的報告記載，當時路憲文指示社隊幹部派民兵封鎖村莊，指示城鎮機關、工廠、學校一律不准收留農村來人，要求各個縣委做到「街頭、交通要道沒有一個流浪漢」，並下令公安局「限期消滅外流」。路憲文這樣做，顯然是害怕信陽斷糧的情形傳出去，與信陽這樣一個大躍進「先進」地區的名聲不符。中央工作組的報告裡記載着當時路憲文的講話，他說：「不是沒有糧食，而是糧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思想問題」。這個報告還稱他「把該地區發生的糧食嚴重減產和大量餓、病、死人的現象，一概歸之於壞人當權和地主封建勢力的破壞，因而提出打倒反革命復辟勢力的做法」。 慘絕人寰的信陽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然是一個謎。今天人們所說的一百多萬這個數字，是根據中央工作組的粗略統計。這個數字的最早出處，在中央工作組組長陶鑄1961年4月間的一個講話中，他在那次講話說：我看死亡數字就不要再統計下去了，已經一百多萬了„„。從中央工作組的檔案里，我們只能看到兩個驚心動魄的數字：一是表面統計餓死十萬人的息縣，竟有639個自然村幾乎無人倖存，永遠從地圖抹去了；二是僅據潢川、光山、息縣三個縣的統計，家裡大人死光了的孤兒竟有一萬兩千人之多。

1961年初，劉少奇派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和第二書記王任重，率領工作組赴鄭州處理信陽事件，大興問罪之師，逮捕了全河南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約八千人，集中整肅，交代罪行。據工作組的檔案記載，大飢荒使河南全省死亡人數在二百萬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萬多頭，土地荒蕪四百四十餘萬畝，拆毀農民房屋一百六十多萬間。據說毛澤東得知實情，放聲大哭。吳芝圃當時也自請死刑。但到最後他非但沒有受到任何懲罰，反而升調中南局任第三書記，並且一直是中央委員。「文革」後中央還為他平了反。原定槍決以平民憤的路憲文和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後來也留了活口，據說是毛澤東講的，「信陽事件」一個不殺，因為責任在他自己和中央。路憲文也一直被關在河南北部的一個勞改農場，「文革」結束後，他還活着，居然乘着平反「冤、假、錯」案的風頭，給胡耀邦寫申訴，說當年陶鑄、王任重冤枉了他，要求平反。胡耀邦批示道：如果連路憲文這樣人都要平反，我們還搞什麼撥亂反正?

中州「文革」

信陽事件後河南來了一位新「巡撫」，叫劉建勛。此人籍貫河北，早年在保定讀書時，參與過高蠡暴動。大躍進當中他任廣西省委第一書記，據說較早發現餓死人，搶救及時，災情不重，因而頗得北京賞識，派來河南恢復民氣。劉建勛倒是個不愛爭強好勝的人，上任後於民休息，凡事留有餘地，河南從此甘居中下游，不報高指標。

但是這位劉書記又過於陰柔，官場里工於心計，上任沒幾年碰上「文革」，知道「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於是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毛澤東拋出他的那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後，劉建勛立即效法，但做得比毛還「陰損」，他一面秘密與鄭州大學的紅衛兵頭頭黨言川聯絡，授意其炮打河南省委，另一面又召集省委緊急會議，部署各級黨委堅決頂住。在這當兒，劉卻飄然逸出，親自出來支持紅衛兵。這一着棋，頗得毛之真傳，立即被接納進入「紅色司令部」，在大批河南幹部掛牌挨斗之時，劉卻調京去作「京兆尹」了。

當時「候補」在河南省委書記處里有個山西人名叫紀登奎，挨斗最凶，死去活來。造反派「二七公社」把他搶來藏着，以備後用。誰料1967年毛澤東路經河南竟問起這個紀登奎，說「我那個老朋友哪裡去了?」原來，大躍進時毛視察許昌，頗欣賞當時的地委書記紀登奎。這點姻緣，又引出許多故事，例如後來紀登奎做到政治局常委，是處理林彪事件時唯一緊隨周恩來左右的人。

1967年七月武漢事件後，在毛澤東支持下，全國造反派大奪權，劉建勛回河南成立革委會，起用紀登奎，還有一個武漢空軍政委王新，七月武漢陳再道兵諫時護過毛澤東的駕，三人主事河南，人稱「劉王紀」。他們自然以「二七公社」一派掌權，清洗所有「保皇派」，在河南穩穩地統治了十年。這種「造反派」上台執政的情形，「文革」中也就上海王洪文的「工人赤衛隊」辦到了。待「九大」紀登奎進京後，朝里有了人，劉建勛坐得更穩了。「九一三」林彪事件後，劉又開始接近江青、張春橋，鄧小平復出搞整頓，他不買帳，以至「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劉建勛在北京當面批判他過去在二野時的上司鄧小平，結下不解之怨。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劉建勛罷官、紀登奎遭貶、河南大翻個，「二七公社」各級頭目紛紛入獄。劉建勛受審查後被開除黨籍，直到臨死前，才由他的老友李先念向中央說情，趕到病床前宣布恢復他的黨籍。與毛澤東有知遇之恩的紀登奎，後來雖受到趙紫陽的特別關照，一度還可望復出，但終於未成，抑鬱而死。

鄧小平時代的河南毫無特色。改革剛起步時，毗鄰的安徽率先搞起「連產承包」，四川立即跟進，天下都說「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河南不敢為天下先，只是謹慎守攤，待改革大潮湧起，茫然無措，省委換了幾茬，還是不死不活。象河南這樣的內陸農業大省，一無臨海靠港的優勢，二無豐厚的地下資源，本來就缺乏吸引外資的魅力，再無中央的優惠，便只好滯留在農業時代苦熬。依照所謂"馬太效應"，中原與東南的差距將越拉越大。

中原性格

中原民風純朴，宗法社會隱約還在，農人靠天吃飯，觀念不易趨新，維系穩定仍是傳統力量。雖有一百多年西風東漸，除城市逐漸開化，鄉間還是鄉土中國。中原生態環境惡化已上千年，人們與洪水旱災周旋，苦境中習以為常，忍耐和狡黠內化在性格中，這種性格的極致，是所謂「貌似忠厚，內藏奸詐」，其代表人物就是那位袁世凱，河南項城人。不過中原人的脾氣，以順從迎合為主，沉默軟抗為輔， 能吃苦耐勞，少創造精神，容易被道德宗教所懾服。

以這四十年應對共產黨統治來說，頗可見出中原人的性格。中原從來不是東南蔣家政權的勢力范圍，但也不是西北中共的范圍。淮海大戰中共勝利的基礎，在於蘇豫皖魯四省農村的土改。五零年代初，中共靠合作化運動，從農民手中奪回土地，有鎮反和「三反五反」的暴力作鋪墊，並扶助赤貧的農村流氓，脅迫富裕農民入社。以寫河南合作化運動着稱的作家李准，本是洛陽郊區一個小會計，因幾分錢的誤帳被打成「老虎」，開除公職。他胸有點墨，悟出這場土地爭奪的結局，農民一定慘敗，於是迎合時勢，不斷深入農村生活，偏偏曲解河南的現實，從《不能走那條路》到《李雙雙》，專寫改造農民的小說和電影，這種「李准現象」正是河南人性格的一個寫照。

中共政權深入縣以下，瓦解宗法制度，又收回土地，等於將農人徹底趕出傳統環境，令其在思想制度高度合模、統管吃喝拉撒睡的「公社」里生活，農人失去任何傳統的反抗手段。因此，當河南發生大飢荒，景況慘烈到易子相食的境地，居然無人造反，不少地方的農人竟是圍在國家糧庫周圍紛紛餓斃。這場劫難後，在農村幹部個個似閻王的河南，卻又出了一個鞠躬盡瘁的焦裕祿，被蘭考人奉若青天，正好讓共產黨拿去宣傳，把大飢荒里丟掉的臉面又賺了回去。暴力和道德「兩條腿走路」，把個中原製得伏伏貼貼。將近三十年裡，河南農人每年向全國提供大量小麥，但河南人要飯的名聲卻傳遍全國，他們自己年年吃糠咽菜，住茅草房，承受各種水旱災害，農村的破敗甚於1949年以前，加上生育失控，人口猛增，教育萎縮，生態惡化，河南人的素質急劇下降，中州原野遍布沉默無言的茫茫人海，人與自然同時退化，這樣的地區，中國傳統難以復蘇，正好成為基督教順暢進入的地方。今日中國近八千萬基督徒中，河南人數居首位。

河南中古人才輩出，中唐後文明南移，近代中原人才凋零，俊傑稀少。進入現代，從豫北黃河拐彎的滯洪區里，出了一個農家子弟趙紫陽，少年時只在武漢讀過高中，抗日中參加共產黨，以後在南方做官，不知是否受了香港的影響，這個趙紫陽竟是共產黨里最懂市場經濟的官員，在中國的改革中成為第一流的治世能臣。此人性格中傳統痕跡尚在，做人還講道德，做官還講風骨。鄧小平對趙有知遇之恩，趙從來未尚稍有違抗，但在1989年的學潮危機中，他不願再作鄧的擋箭牌，一面力諫不可鎮壓，一面向學生剖白苦衷，然後懸崖撒手，退出對抗;事後他又信守初衷，絕不認錯，絲毫不給鄧小平這個面子，頗得海內外敬重。趙紫陽此舉，是對中原人性格的一次大突破。

（嚴家琪一語道破趙紫陽底色：“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布，中國的一切重大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蘇曉康要麼見不及此，要麼不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