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9百年馬拉松---中國取代美國稱霸全球的秘密戰略

作者：Michael Pillsbury （美國 白邦瑞）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賈誼:《過秦論》

內容介紹

美國政府的頂級中國問題專家之一揭示了促使中國崛起的秘密戰略，以及我們是受到什麼誘惑後幫助中國取代美國而稱霸世界的。

四十多年來，美國在幫助中國不斷壯大經濟這一方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增強其科技與軍事實力，相信中國之崛起會帶來合作、良好的外交關係和自由貿易，並在國際舞台占有一席之地。但如果“中國夢”是要像我們兵不血刃取代大英帝國地位一樣對美國進行取而代之，那又會發生什麼呢？根據與若干中國變節者的談話以及之前不曾公開、新近解密的國家安全檔案，《百年馬拉松》一書揭示出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權的秘密戰略，此舉將持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周年之際——2049年。本書作者白邦瑞自從理查德•尼克松及亨利•基辛格時代就開始擔任美國政府的國家安全高級職務，能講一口流利的漢語普通話；他利用其數十年與中國軍方和情報機構里“鷹派”人物的聯系，翻譯了這些人的文件、言論和出版著作，展示出古代中華的治國方略如何為現實行動打下堅實基礎。他為我們提供了中國人看待美國及其領導人真實想法的內部資料——美國人不過就是終將自掘墳墓的野蠻人。

此外，白邦瑞講述了美國政府時而沒有意識到、時而不情願地幫助圓所謂“中國夢”的具體行動；由於中國並未發展為美國所希望的模式，卻變成了真實的威脅，他呼籲對華採取競爭性更強的全新戰略。我們正面臨着二十一世紀最重大的安全挑戰，《百年馬拉松》一書就如同美國人民的警世鍾。

作者簡介

目前白邦瑞為哈德森協會中國戰略中心主任，服務過從理查德•尼克松至巴拉克•奧巴馬的歷屆政府；他畢業於斯坦福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曾任蘭德公司分析員、哈佛大學研究員，在國防部擔任過高級職務，歷任四屆參議院委員會工作人員；他還是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及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的成員，現居住於華盛頓特區。

導言：一廂情願的想法

“瞞天過海”——三十六計

五大錯誤假設

錯誤的假設一：美中交往能帶來全面合作

美中交往能帶來全面合作已經四十年了，我和我的同事都曾認為與中國“交往”有助於使中國在相當廣泛的領域與西方合作，但這種願景並沒有實現；原本以為貿易和技術合作有助於中國和西方在區城及全球秩序上達成更多共識，也沒有奏效。簡而言之，我們對於中國曾有的樂觀展望都落了空。從阻礙飽經戰火蹂躪的阿富汗重建工作和經濟發展，到給蘇丹和北朝鮮等反西方的軍政府提供救援，中國在目標和行動上都在和美國政府作對。誠然，中國正在和美國的盟友及敵人建立自己的聯系，這一點表明北京任何關於和平的建設性意向都言不由衷。

以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例，沒有任何一種安全威脅會比此類武器的擴散對美國的威脅更大，但是中國一點都不願意幫忙抑制北朝鮮和伊朗的核武野心。這樣說還是客氣的。

“911事件”之後，某些評論員表示相信美國和中國今後將因恐怖主義的威脅聯合起來，就像以前因為共同對付蘇聯而聯手一樣。小布什總統在2002年1月的國情咨文演說中表示“泯除之前的敵對”，合作對抗恐怖主義“共同危險”的殷切盼望，並沒有改變中國的態度。

中美在這個議題上的合作范圍和最終成效都相當有限。

錯誤的假設二：中國會走向民主之路

中國會走向民主之路中國在過去三十年肯定有所改變，但是它的政治制度並沒有像我們這些力主中美接觸、合作的人所預期和希望的那樣演變，越來越多的中國問題專家開始就這一點達成共識。這些專家已不再是少數派。普林斯頓大學的亞倫•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認為中國共產黨不僅沒有瀕臨滅亡，反而可能繼續統治數十年。作家詹姆斯•曼（James Mann）報導中國新聞已逾三十年，指出他所謂的“緩和劇本”——即預測中國將順利演變為自由民主政體——可能成為幻影。他提出警告說，今後二、三十年中國可能遠比今天更加富強，可是它或許還將在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之下，仍然會“敵視持不同政見者和有組織的政治反對派”，並與美國針鋒相對。歐洲外交關係協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是個重要的中偏左智庫。它在2009年的評估報告中指出，認為與歐盟往來會使推動中國“經濟自由化、促進法治及政治民主化”的想法是“犯了時代性錯誤”。中國不但沒有出現美國式的自由市場經濟，反而出現了學者們關注的所謂的“權威資本主義（authoritarian capitalism）”；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安德魯•內森（Andrew Nathan）在《民主雜志》（Journal of Democracy）上撰文，將這種轉變稱為“專制適應力（authoritarian resilience）”。即使如此，以為民主的種子已在中國村級基層播下的想法卻成為美國許多中國事務觀察家的共識。這派主張認為，只要美國不拔苗助長，中國在鄉鎮的地方選舉終究會演變為省級與全國選舉。

和美國政府里的許多同事一樣，這樣的關於中國的民主理論我已經聽了幾十年了。我在無數的書本和文章中都讀到這種論述，我相信它，也希望能相信它。

1997年我和一些人受邀到工業城市東莞附近的一個村子去見證“民主”選舉的萌芽，我的信心才首次動搖。我在參訪時有機會和候選人用普通話聊天，從而了解到選舉實際是怎麼運作的。選舉的潛規則很快就露出馬腳：候選人不得舉行公開集會、不准有電視廣告、不准張貼競選宣傳品；他們不准批評共產黨推行的任何政策，也不得就任何議題隨意批評對手；更不會就納稅、預算開支或國家未來進行美國式的辯論。候選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和對手比較個人品質，違反上述規定即構成犯法。

和我交談的一個候選人問我西方的民主選舉是如何進行的，我不敢告訴他真相，中國的鷹派已經消滅了真正意義上的選舉。

錯誤的假設三：中國是脆弱的小花

1996年，我參加一個美國代表團訪問中國，團員當中的羅伯特•埃爾斯沃斯（RobertEllsworth）是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伯特•杜爾（RobertDole）的外交政策高級顧問。中方以為杜爾若當選總統，埃爾斯沃斯或有可能出任國務卿，不敢怠慢，讓我們有機會破例看到中國內部的運作狀況和問題。接待我們的一些隨員是自命為“鷹派”的軍官。

在和中國學者顯得相當坦率的意見交換中，我們被告知中國面臨着嚴重的經濟和政治風險——政權和國家崩潰的可能性很大。這些知名學者指出中國有嚴重的環境問題、蠢蠢欲動的少數民族分裂勢力和無能又腐敗的政治領導人。除此之外，這些領導人也沒有能力進行必要的改革。考慮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出了名的隱秘性，我很詫異於這些學者的坦率直言，也對他們的預測感到相當震驚，因此強化了我支持美國援助貌似脆弱的中國之心態。

我後來獲悉，中方也安排其他美國學術、企業界領袖及政策專家參加這類“專屬”訪問活動。來賓也都會聽到此類中國即將衰退的類似信息。他們回到美國後，許多人也在文章、專著或評論中重複講述了這些所謂“真相”。例如，頗有影響力的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發表一份研究報告，列舉中國在不久的將來會減速成長或甚至崩潰的十大因素，後來許多年有關中國問題的辯論一直都以此趨勢作為重點。2003年，《評論》（Commentary）雜志刊出一篇文章的標題即為中國“生病”了。2001年出版的一本暢銷書也稱中國“即將崩潰”。許多人表示擔心，深怕美國若對中國施加太大壓力，要求它舉行選舉、釋放異議人士、擴大法治范圍、公平對待少數民族，這些壓力會導致中國崩潰——進而導致全亞洲動盪。

數十年來，我們在新聞報導、評論文章和專著中讀到這類千篇一律的論述，它們主宰了我們全國對中國的討論。不過鐵的事實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和聯合國經濟學家的估計，中國已經強勁的GDP預計還會以至少百分之七至八的速度繼續增長，因此最早可在2018年前後超越美國。不幸的是，像我這樣的中國政策專家已經深深中了“中國崩潰論”的流毒，很少有人相信這些預測。正當我們還在替中國憂心忡忡時，它的經濟已經翻了一番以上。

錯誤的假設四：中國希望向美國看齊，而且正變得越來越像美國

我們美國人過分自大，喜歡想當然地認為其他國家都希望變得和美國一樣。近年來，我們處理伊拉克和阿富汗問題時就犯了這個錯誤；我們和中國交往也秉承着同樣的心態。

1940年代，美國政府撥款進行了專項研究，試圖了解中國人的心態。最後出了幾份研究報告，其中一項研究，以羅氏墨跡測驗卡對紐約唐人街一百五十名中國移民進行測試研究。研究人員包括內森•萊特斯（Nathan Leites）、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和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等知名學者，他們也分析中國通俗書籍和電影的主題，結論之一是中國人對戰略的看法見解和美國人不一樣。美國人往往喜歡採取直截了當的行動，華裔人士則重間接、輕直接，偏重含糊和計謀，不喜歡做清晰明確的表態。另一個結論關於戰略方面的中國著作和和文獻更強調欺騙敵人，用詭計取勝。二十年之後，以心理分析法進行文化研究著稱的內森•萊特斯撰文表示：“從孫子到毛澤東，中國討論戰略的文獻都把詭計看得比其他軍事理論更重要。中國人的詭計主要是誘敵做出不理智的舉動，而較少注重如何去鞏固和完善自身的作戰計劃。在其他文化里，尤其是西方文化，謀略主要用於如何確保己方部隊能實現打擊力量最大化„„中國式計謀的主要着眼點在於儘量少動用自己的力量„„中國人傾向於不露鋒芒，不公布掌權者的日常活動；他們認為奇襲和計謀非常重要。中國文獻經常凸顯爾虞我詐的角色，強調需要“智者”——即明智的政治家——以看穿詭計，洞悉真相。中國許多古典英雄故事都強調利用計謀操縱別人。許多流行小說、電影和電視節目的英雄，皆善於不動聲色地耍弄對手，直到最後才顯露出真正意向。這些藝術家策劃出最復雜的欺敵訊號，需要讀者用心思索，到劇情告終時才有恍然大悟之感。

在1940年代這些研究——認為某一民族對世界會有不同的看法——被認為有爭議、政治不正確，因此從來沒有對外發表，唯一一份原版報告悄悄地躺在國會圖書館里。直到2000年，我才從和中國軍方將領處了解到這些研究的結論基本上是正確的。中國人高度重視隱人耳目戰略的重要性，他們為中國文化的獨特性而感到自豪。兩個鷹派將領成立了一個“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來推廣這個觀點。自從我二十年前認識他們以來，他們在全國媒體上的影響力大為增長。我的同事錯誤地輕視或忽略他們，直到最近，他們某些建議變成了中國的政策。

錯誤的假設五：中國的鷹派力量薄弱

1990年代末克林頓政府時期，我奉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之命執行一項史無前例的任務，反思中國戰略上欺騙美國的能力，以及迄今為止它究竟愚弄了美國多少次。根據秘密情報、未發表的文件、與中國異見人士及學者的訪談，以及直接參閱的中文材料，我終於開始看穿中國人用心遮掩起來、不讓我這類人士知道的機密。

我搜集與我一向相信的傳統論述相互牴觸的線索，開始拼湊起與過去約四十年不同的另類論述。經過一段時間後，我看穿了了中國鷹派向北京領導人所提建議的核心所在，他們希望能誤導和操縱美國決策者，以取得情報以及軍事、科技和經濟的援助。我發現這些鷹派向毛澤東以後的歷任中國領導人建議，要報復百年國恥，期盼在2049年、即共產革命成功一百周年時，取代美國成為全世界的經濟、軍事和政治領袖。這項計劃即“百年馬拉松”。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自從和美國打交道時就已開始執行這項計劃，其目標是報復或“洗刷”過去列強帶來的國恥；然後建立一個對中國公平的世界秩序、一個沒有美國全球稱霸的世界，並且要修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在布雷頓森林和舊金山所建立由美國主宰的經濟和地緣政治世界秩序。若要達成這個鴻圖大計，鷹派評估後認為唯有通過精細的戰略謀劃，或至少要堅決否認中國有任何恐嚇計劃。

當我在研究報告中點破中國鷹派的野心，並就中國戰略欺騙提出相關建議時，美國許多情報分析人員及官員起先都不敢置信，因為他們沒有看到我所發現的證據（多虧中央情報局局長喬治•譚納特（George Tenet）慧眼獨具，他在2001年因為這項研究成果頒給我傑出表現獎）。我能理解我同事們的質疑懷疑，畢竟中國政府長久以來都以落後國家的面貌出現，它的“和平崛起”需要協助；中方否認它有實現全球領導或與美國衝突的念頭。的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文規定禁止中國稱霸，中國領導人也一再地向其他國家保證“中國絕不會稱霸”。換句話說，中國會成為最強大的國家，但不會主宰任何國家或試圖改變任何事物。我們沒有找到一份中國關於稱霸的計劃書，中國也的確說過沒有這種計劃。他們只想讓中國恢復三百年前的全球地位，當時它支配全球約三分之一的經濟。換句話說，根據中國鷹派的規劃，到2049年中國至少要有美國的兩倍強。

一個更加友好的中國，一個民族主義不再那麼強烈的中國，這一理念，贏得了西方學界、智庫、金融機構和政府的歡迎和信任。關於中國只重經濟發展而無意於稱霸全球的判斷和共識也更符合這些人的自身利益。無論他們是想要投資中國企業的民間股票型基金經理人，或是為了籌措經費、獲得渠道以及推動研究計劃並與中方合作者舉辦研討會的智庫學者，都需要合力鼓吹這些樂觀前景。我們的外交政策專家、經濟學者和企業人士這樣去想並無不當，而且也有憑有據。中國也有真正想和美國合作的溫和派，中國政府官員通常也積極闡述這類觀點，並處心積慮地宣稱它們才是真正代表中國的聲音。

但是那些被嘲笑是“擁抱熊貓者”（panda huggers）——我過去數十年也頗以此為榮——所擁有的對中國較親善的觀點，恐怕也缺乏足夠的證據來證明中國境內的許多強硬派民族主義聲音（從最高層的政治和軍事機構到基層民意皆如此異口同聲主張）只不過是“邊緣”主張。這些強硬派被貼上“脫離現實”的標籤，是已經被全球化和信息技術消滅的舊時代殘留下來的“老古董”。

西方大部分中國事務專家數十年來都認定中國的民族主義不是主流。這種一廂情願的偏差想法已經固化成一個戰略盲點，未來二十五年內，美國最棘手的國家安全挑戰可能就要出現了。中國有溫和派和強硬派、鴿派和鷹派，他們在北京的政府機構以及經常舉行的各類會議里，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進行非常激烈的辯論。慢慢地，強硬派和民族主義的勢力逐漸占了上風，在中國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核心圈裡影響力極大。政府辦的鷹派報紙《環球時報》已經成為排名第二或第三的暢銷書刊，廣受關注。它的總編輯胡錫進很清楚地表達出中國鷹派如何看待溫和的鴿派，指責他們是“癌細胞，將導致中國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