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生殿》言慧珠 飾 楊玉環)

小時候，父親（章伯鈞）曾對我說：“好的東西都令人不安。如讀黑格爾，看歌德，聽貝多芬。”
我勉強讀了幾頁的黑格爾與歌德，沒覺得不安，連稍稍不安也沒有。但我看台上的言慧珠，卻能叫我稍稍不安。後來，我聽了她許許多多的故事，心裡真的不安起來。關於她，對我講得最多的朋友是許思言（許寅，上海記者、劇作者）。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們參加一個全國性的戲曲劇目工作會議，下榻在北京西苑賓館。他是會議代表，我是大會工作人員。午飯後，是我倆聊天的時間。我總提前到，等上幾分鐘，他就端着一大杯濃茶來了。
我喜歡言慧珠，他就給我講，我隨着他的講述大笑，隨着他的講述落淚。現在講述者也走了，在很大程度上，我是重複他的講述。眼看着往事即將成為眾人知之不詳的遺事，內心深處當有一種怎樣的創痛與蒼涼？我不過是在記憶的殘骸中拾骨，借了文字悼亡傷逝罷了。

【一家人，五個劇種】

1919年的深秋季節在北京宣武門外校場小六條的一座四合院裡，降生了一個女嬰。四合院的男主人原名咸錫，就是後來更名換姓、京劇“四大鬚生”之一的言菊朋。他的妻子高逸安為專演老婦人的早期電影明星。這個女嬰就是後來比父母還要走紅的言二小姐——言慧珠。言家生活不怎麼富裕，但清王族之氣韻猶存。皮黃、丹青、詩詞、音韻，樣樣拾得起。審美化的人生態度，潤澤着這一家老小的心魄。
言菊朋一生得意的日子短，失意的日子長，所以心情舒暢的時候很少。但到了中年時候，他至少還有兩點希望，藉以安慰和支撐自己。第一，自己辛苦了半輩子，終於自成一家，人稱“言派”。雖眼前不紅，但深信有朝一日會得到社會承認。第二，本人儘管不走運，卻有如許兒女，總有一個能夠走上他所願意看到的道路，為言家爭氣。——這話，算是說准了。進入二十世紀中期，言家幾個子女分別從事着京劇、崑曲、電影、話劇、評劇。所以，言慧珠在1959年紀念父親逝世十六周年的時候，說：“莫怪人家要開玩笑，光算我們一家，就有五個劇種，看到百花齊放了。”
而最美麗的花，就是言慧珠本人：身高一米六五，削肩長頸，柳葉眉，高鼻梁，小方口，一雙俏目，顧盼神飛。是個誰瞧上一眼，就能記住一輩子的女人。

【捧角兒】

幼年，言慧珠讀的是書，愛的是戲。剛剛六歲，就學着青衣旦角，哼起戲來。
程硯秋在北京創辦的“中華戲曲學校”的學生在吉祥戲院演出，讀中學的言慧珠幾乎天天都邀三四個同學去看戲。她不光看，還要高聲吆喝，起勁鼓掌，居然成了一群“捧角兒”的。一時間，娛樂小報上“言二小姐如痴如狂”、“小姐狂捧男角”等花邊新聞，連篇累牘地刊了出來，鬧得滿世界都知道言菊朋有個二小姐。二八佳人，如花似玉，大膽潑辣，頗有男子氣概。人家把這些報導跟她說了，她倒滿不在乎，一笑置之。血肉充盈、恣情任性的個性已然顯露。
高中沒畢業就退了學，她終於着魔般地學戲了。原本堅決不讓女兒涉足梨園的言菊朋除了嘆息，已毫無辦法。

【是塊戲料】

她學的是梅（蘭芳）派。先當了一年多“留學生”，即跟着留聲機學。但名士風度的父親始終沒向梅老闆引見。言慧珠提出：是不是可以向與梅蘭芳合作了二十多年的琴師徐蘭沅學？言菊朋覺得可行。別看言慧珠小小年紀，卻已懂得暗通關節：決定拜師，先從師母開始。主意已定，第二天清早，她買了點東西徑直往徐家而去。進門就親親熱熱叫“師娘”，再恭恭敬敬上禮品，那模樣和聲音着實討人喜歡。
徐師母笑道：“這老頭子還睡着，沒起來呢！慧珠姑娘，先屋裡坐吧。”說罷，便忙着收拾屋子，洗菜做飯。言慧珠立馬捲袖子，跟在後頭幫着幹活。師母不讓干，心想：眼前這個女孩兒是言家掌上明珠，從來不上鍋台。但看她幹得那麼歡實、認真，心裡自是喜歡。
三五日過去了，徐蘭沅一點動靜都沒有，每天好像不是忙着應酬，就是去電台講梅蘭芳，雜七雜八的事情沒完沒了，回家總是很晚。第二天，又要睡到中午。接連一個星期，言慧珠無緣與徐蘭沅見上一面，可與師娘處得像一對母女。師娘過意不去了，對丈夫說：“你總不能老躲着吧，我看你還是給她說說吧。”
徐蘭沅之所以不教，是怕言二小姐吃不了唱戲的苦。他想了想，決定教兩句，難難她；難倒了，便也就死了這份兒心。隨即對她說：“我今兒教你兩句《鳳還巢》裡的慢板。你明兒來，要唱給我聽，看你行不行。”
就這兩句唱，言慧珠學得全神貫注，走路哼，吃飯哼，睡覺也哼。言菊朋納悶：“這孩子怎麼傻了？”
第二天，她唱給師父聽。不但字正腔圓，而且神韻不差。徐蘭沅拍手叫好：言慧珠學戲有靈氣，是塊戲料。什麼叫戲料？那是一種或天生或訓練得極其精緻的舞台感知力與審美能力。她學戲的速度驚人，不出一年，就把徐蘭沅肚子裡的本事全給榨出來了，得到梅蘭芳在化裝、音樂、颱風、扮相方面的真髓。有一天，徐蘭沅對她說：“你學得這麼好，真要變成小梅蘭芳、女梅蘭芳啦！”
言慧珠答道：“先生不也是個不上場的梅蘭芳嗎？”
中國古典戲劇有很多這樣的現象：一個平常劇本能形成一家之“獨創”，而這個“獨”，非劇本之“獨”，乃表演之“獨”。而表演的全部才情，皆寓於綜合性技藝之中。故要當一名戲曲演員，必備唱、念、做、打等綜合性技藝。只會唱，是根本不行的，也不會被觀眾認可。不像如今能有那麼多只會清唱不善表演、只唱折戲，不會本戲的“新秀”與“名家”。言慧珠經徐蘭沅的介紹，從1937到1938年便跟朱桂芳學梅蘭芳的舞蹈身段，又跟着“九陣風”（閻嵐秋）學武旦和刀馬旦。功夫不負有心人，耕耘自有好收成。她就此打下了紮實的功底，甚至超過了科班。
1939年，二十歲的她在上海首次亮相，一炮而紅。她高大又苗條，艷麗又純潔，眉宇間蕩漾着一股英氣。難怪人家說，她不像南方的閨閣千金或小家碧玉，是個絕代的北國胭脂，燕趙佳人。一旦登台，京津滬那些個捧角兒的，就趨之若騖。儘管是敵偽時期，照樣被捧上了三十三層天。
言慧珠的一隻腳踏上舞台的同時，另一隻腳跨入了銀幕。她一直是個出色的戲劇、電影兩棲演員。1940年，上海新華影業公司拍攝的《三娘教子》影片，是言菊朋、言慧珠、言少朋一家人的合演，後來還拍攝了《逃婚》、《紅樓二尤》等多部影片。從她的好奇、好動、好強、好勝的個性與靈動飛揚的藝術天分來看，這又是理所當然的。電影明星不像戲曲藝人那麼保守，言慧珠從中比別人更早、也更多地接觸到西方事物，生活也漸漸浪漫起來。應該說，電影給她的舞台表演帶來了光彩，同時也給她的情感生活製造了許多麻煩和不幸。

【入梅門】

言慧珠要成為梅蘭芳的高足，必得獲其悉心真傳。她距離這個追求的目標，既近又遠。近，是因為梅、言兩家本就認識；遠，是說要梅收下女弟子，決非易事。言慧珠為入梅門，可謂煞費苦心。第一步是要跨進梅宅。進了門，一旦梅先生發現了自己的天賦，事情就有了六、七分。她先是結識了梅府紅人李三爺（釋戡）和許二叔（姬傳），很快取得他們的好感。再後，她抓住了梅老闆的千金（梅）葆玥，哄得這個可愛的小女孩成天價圍着“言姐姐”轉。這一步，已是十分圓滿。因為要梅蘭芳親授說戲，如無梅家子女在側，日子一久，便難免生出閒言碎語。 言慧珠對梅氏夫婦執禮謙恭，敬奉周到。但要找學戲的機會，可就難了。因為梅蘭芳的職業習慣，每天很晚睡，翌日下午才起來。不一會兒，貴客、好友、弟子便紛至沓來，直至深夜。稍有空閒，梅夫人便會出面擋駕，勸其休息。正覺無計可施，她突然發現葆玥喜歡聽故事。這對於一個高中生來說是件輕鬆的事，她講的故事總是長又長，像多卷本的《天方夜譚》。為了聽個結局，葆玥請求父母容許留言姐姐歇夜。而過了晚上十二點，梅老闆就會閒下來，半夜時分跟他聊聊天，說說戲，他是高興的。這樣，無論烈日嚴冬，言慧珠天天趕到梅府，給葆玥講故事，跟梅先生學戲。
這當是抗戰後期梅蘭芳從香港返回上海的事。
1945年抗戰勝利，梅蘭芳復出，登台唱戲。不管演多少場，言慧珠是場場必到，風雨無阻。有時自己剛下場，連卸裝都來不及，就趕去看。好在梅蘭芳的戲都是大軸，放在最後，一般都不會錯過。言慧珠最懂得引人注目的技巧。她看戲總是掐準時候，在大軸將上場之前幾分鐘才進場。座位差不多是在七、八排中間。她揚着頭，邁着輕鬆的步子，由後而前。高跟鞋響着清脆的韻律，好像告訴所有的看客：“我來了”。有一次，她穿着一件絳紅色的呢大衣，脖子上圍着兩條玄狐，還是整條狐狸做的。那在當時是最最時髦的。在燈光照耀下，加之高挑豐滿的身材，閃閃發亮的大眼睛，真是“容光四射，明媚照人”。坐下之後，她先不看戲。挺着脖子用眼睛向前後左右掃射一遍，接着抬起手理理鬢角，打開手包，用小鏡子照着補妝，撲撲粉、抹抹紅。她的這些小動作，也好像在告訴人們“言慧珠在此”，直到梅蘭芳出場，才收斂一切，專心看戲。她細心地看着梅蘭芳的每個動作、身段、台步、水袖，還不時用筆記錄。其實，那時的言慧珠已然大紅，在藝術上卻仍像個求索者，求索不止。哪像我們現在的戲曲名角、名家，一旦自己紅了，就再也不進劇場看別人的演出。
言慧珠學梅蘭芳極像，扮相幾可亂真，唯一的差別是下巴比梅稍短了點兒。論身段，梅蘭芳是男性，屬中等身材，言慧珠則是修身玉立。扮起來，二人高矮肥瘦就差不多了。言慧珠的化裝術非常高明，能夠在眉宇之間畫出梅蘭芳那種神韻。
獨具慧眼的梅蘭芳對言慧珠是破格栽培，言慧珠亦知冷知熱。對恩師、對梅氏一家她都愛之彌深。這裡僅舉一例，梅蘭芳三代世居京城，飲食上習慣於北京風味，尤嗜豆汁。久住上海的他，說起故都小食，真有一付悵然若失的神情。凡離鄉背井的人大多有此體會，因為人的鄉情往往纏繞在尋常的感官印象之上，而在所有的感官印象里，味覺記憶的殘留是最持久、也最是強烈的。言慧珠赴滬，特地用幾個四斤容量的大玻璃瓶（可惜那時沒有塑料桶）裝滿老北京最好的“豆汁張”的上品豆汁。梅蘭芳大快朵頤後，亦深感弟子的一片至誠，別說女子，就是男人帶着幾大玻璃瓶豆汁上飛機，也是辛苦。言慧珠就是用女人的心思、男人的氣力去做這樣的小事敬奉恩師。
1961年8月，梅蘭芳病故。在首都劇場舉行公祭的那一天，她和丈夫（俞振飛）從青島搭乘飛機趕來，言慧珠一身疲憊、滿臉哀傷地站在劇場門口……一個培養她、愛護她、理解她的人永遠地離她而去。
記得1984年，文化部舉辦高規格的紀念梅蘭芳誕辰九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會上，播放了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言慧珠關於《穆桂英掛帥》（梅蘭芳晚年排演的最後一個出戲）錄音講話。播放完畢，全場沉寂。言慧珠講話內容之深刻精闢，語言表達之準確流暢，令在場的所有從事戲曲理論研究的人感到羞愧。她不愧為梅門第一高徒！

【大形於色】

我們常說，一個人喜怒形於色或不形於色。而言慧珠是大形於色，且一切都大形於色。說話行事，從來不分什麼時間、地點、場合及對象，呼嘯來去，旁若無人。梅蘭芳深知這個弟子習性，所以多次講：“你演《巴黎聖母院》最合適了。”當然，話里也包含對她藝術創造精神的讚許和肯定。 有關她張揚個性的故事，實在是太多了。我這裡僅舉幾個小小例子說明。言慧珠的身材曲線分明，且都來自天然。一次，四個太太在一起打牌。一位太太說：“慧珠高頭大馬，真像個外國女人。尤其是她的胸部，和中國人簡直不同。”
另一位說：“那一定裝的假的，中國人不會長成那種樣子。”為此，四人爭執起來。
說曹操，曹操到。
言慧珠從外面進來，大家譁然。
她問：“你們笑什麼？”
其中一人答：“她們說你是假的。”
“什麼真的假的？”言慧珠聽了莫名其妙。但，她立刻懂了，當着滿屋子的人，甩掉短大衣，把套頭的毛衣往上一捋，露出雪白的肌膚和米黃的胸罩。昂着頭說：“你們來檢查，看究竟是真是假！”也不想想，人家的美憑的就是本真、本色和本事，女人身上那麼要緊的物件能摻假嗎？
1956年春，許思言和幾位俞門弟子在俞振飛夫婦家中做客，大家話題自然是崑曲了。正說的起勁，就聽得一陣門鈴響——
“哎喲，這麼多貴客，你們歡不歡迎我呀？”
言慧珠一口清脆的京片子，人隨聲到。
她一來，氣氛立變。客人的話題少了，主人也表現出明顯的冷淡。因此，略寒暄幾句，她伸出手腕看看表，便起身告辭。送客之後，主婦黃蔓耘才端出點心，客廳氣氛又活躍起來。過了不到半個小時，電話響了。是言慧珠打來的——說自己的一隻鑽戒丟在洗手間裡了。
氣得黃蔓耘高聲說道：“你什麼時候去過洗手間？自己好好想想。我這裡可連影子也沒有！”說完啪地一聲，把聽筒掛上。瞧，這就是言慧珠的為人與做派。
又聽我的表姐夫黃宗江講，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一天晚上，在火車站月台，妹妹黃宗英給兄長送行。黃宗江身披軍大衣，他已是一名部隊作家了。那月台上還有許多的軍人，只見身穿豹皮大衣，珠光寶氣的言慧珠奔月、散花般地朝他們兄妹走來。黃宗英嫌她“扎眼”又“咋呼”，偷偷說：“咱們躲着點！”卻怎麼躲也沒躲過。她全身撲向黃宗江，將這位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擁入懷中。這個舉動，把黃宗江嚇了一跳，也把旁邊的軍人嚇了一跳，驚呼：“這人怎麼啦？”
後來，表姐夫回憶這事，無限感慨地說：“如知日後慧珠的遭遇，我一定還要緊緊擁抱她。”

【做一個女人真苦】

男影星白雲因與周璇合演《唐伯虎點秋香》而走紅，言慧珠即與之熱戀，住在上海的揚子飯店。“多才惹得多愁，多情便有多憂。”因為戲曲演員每晚有戲，朋友請客一般都設在中午。有車來接言慧珠，她出門前一再叮囑：“你不要出去噢，我很快回來。”酒席的時間一長，她就很着急。有時拉了女友（顧正秋）悄悄溜出。在電話機旁，言慧珠請女友給白雲打電話，說個假名約他到某個地方見面，對方同意了，掛斷電話，言慧珠眼圈一紅，深深嘆口氣說：“做一個女人真苦。”
言慧珠喜歡名牌陳年的洋酒，會跳舞，可不輕易下池。她說：“和不喜歡的人摟抱着，沒意思！”

【換了人間】

1949年5月27日，上海在爆竹聲中“解放”了。 言慧珠一覺醒來，已然“換了人間”。這一天，沒搽一點脂粉，不知從哪兒弄了一件藍布大褂穿上，一雙辮子紮上一對黑色蝴蝶結。腳上是平跟黑皮鞋，像個女學生。風情絕代的女伶一下子像個女學生。她跑到女友家中。
女友問：“你今兒怎麼啦？像個地下黨員。”
“先看看風向，觀察觀察。”言慧珠淡淡一笑。

【收入好幾萬】

上海市長陳毅是關心名演員的，一直鼓勵他們登台繼續唱戲。言慧珠自己挑大梁，私人組班，參加各種演出。她還參加了上海代表團赴朝演出，慰問志願軍。回國後，她憑着自己的聰穎和才幹，把中國梅派京劇和朝鮮表演藝術結合起來，移植了朝鮮古典名劇《春香傳》。公演那天，人民大舞台的廣告牌上，赫然寫着：“《春香傳》 言慧珠改編主演”演出後，掌聲經久不息，無數人湧向舞台。她的創造力，無人可及。
此後，她集編、導、演於一身，把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搬上了京劇舞台，在中國大戲院演出，效果也好。接着，她組成一個“言劇團”，帶着《春香傳》、《花木蘭》、《梁祝》以及其他傳統劇目在外面演出。原本打算演個把月，誰承想那麼受歡迎。前後兩個多月，單她一個人的收入就有好幾萬。一旦有了錢，便張羅着買房。剛好，華園的主人要出國。房子舊了一點，卻只要八千元，太便宜了。她喜得其所，用了一萬五去裝修。說不上雕梁畫棟，在當時也算得上金碧輝煌。她每天早晨起來，要在花園草坪上跑十來個圓場（戲曲演員表演動作程式，演員在舞台上所走的路線呈圓圈形，周而復始，稱為圓場），從不間斷。難怪有人開玩笑地說：“言慧珠的圓場跑得好，都是買房的結果。”

【教他這粉蝶兒無是處】

中國進入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新階段”，戲班陸續實行“公私合營”。言慧珠盤算個人組織班社——不行了；想有屬於自己的場面（即京劇樂隊，由管弦樂器的文場和打擊樂器的武場組成）——不行了，連個私人琴師也沒有。那時，像李玉茹、童芷苓等上海有名的坤旦已先後參加了上海京劇院，成為國家幹部，每月工資在千元以上。政治上光榮，生活也不錯。偏偏她看不上這些，對勸自己加入“國營”的人說：“現在還早，我要再看一看。”
在舉國上下掀起的“公私合營”的熱潮里，言慧珠是極少數幾個對“國營”不感興趣、並敢於公開表達“不感興趣”的人。俗話說：胳膊能擰得過大腿嗎？角兒的本事再大，可是在樂隊、琴師、配角、龍套一個都沒有的情況下，只能妥協。萬般無奈的她，便也提出申請，要求“國營”了。先臨時受聘於華東戲曲研究院附屬京劇團（即上海京劇院前身），後屈尊過其他劇團。東也唱來，西也唱，卻找不到一個地方落腳容身。1954年北京的戲曲劇團搞體制改革，言慧珠聞訊立即北上，爭取加入北京京劇團，半年而不果。這才是“恰與東風別，又被秋風誤，教他這粉蝶兒無是處。”
其實，作為旦角演員的她內心最嚮往的劇團是中國京劇院，因為那裡有個最好的小生（葉盛蘭)。但是，中國京劇院的前身是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延安評劇院，名義上的院長是梅蘭芳，實際上的負責人是一位無產階級立場無比堅定的中共幹部。想要進入這個劇院，中共幹部不點頭，誰講情也不行。後來，言慧珠被北京市文化局分派到北京京劇四團，去了，就受排擠，而排擠者在技藝上也遠不如她。到了十冬臘月，上座極好的《春香傳》不知何故被迫停演。為了請求復演，好讓劇團暫度年關。言慧珠跑到北京市文化局，請求領導接見，不想，竟讓她在風雪裡站了兩個小時而無任何答覆。她委屈過、也窩囊過，但從未像現在這樣地委屈和窩囊。
3月初的一個深夜，寧可喪命、也不能丟面子的她自覺走投無路而服安眠藥自殺，送醫院得救。活過來的言慧珠不吃不喝,拒絕治療。她神情黯然，唯一的一句話就是：“我要和文化部長通話。”
自殺的消息傳出，梅夫人（福芝芳）着急又心疼，索性把她接到梅宅調養，與她當年學戲的情景一般模樣，與梅葆玥同住一室，同睡一床。想到言慧珠這幾年的起起落落、是是非非，梅夫人語重心長道：“干咱這一行，唱好了是‘戲飯’，唱不好了是‘氣飯’。”這話說對了，眼下的她正在吃氣飯。不過她受氣，並非由於沒唱好戲。
偌大一座北京，容不下她，她含淚回到了上海。剛落腳，北京方面帶話過來：在北京的所有遭遇不要外傳。言慧珠不傳，可別人要傳。傳她在北京亂搞男女關係，生活腐化……說得還活靈活現。
“本是些風花雪月，都做了笞杖徒流。”
有時被統治者的道德，比統治者道德還要嚴。言慧珠一生曾多次自殺。影星白雲舍她而去的時候，言慧珠曾尋死。她有一腔如火的熱情，需要一個完全接納她的男人也付給她同等分量的情感。減一分、短一寸，她都受不了。

【身上都長毛了】

聘請她的單位越來越少，同行“國營”的越來越多。她心灰意冷，把自己行頭也賣了，從此不打算唱戲。她是塊戲料，除了唱戲，她什麼也不會幹，也不想干。到了後來，她只好四處活動，幾經周折，才參加了上海京劇院。
劇院的一個負責人（陶雄）找她談話，說：“李玉茹是第一個參加我們劇院的，根據當時的情況，她的工資定為一千三百元，童芷苓是第二個進劇院的，她的工資一千一百元。你現在要求進步了，也就不必計較那麼多，咱們零頭不算，湊個整數吧，每月一千塊吧。怎麼樣？”
言慧珠立即表態，說：“那兩位比我早進步，我晚進步，就照領導的意見辦。”
“你同意了，那就這麼定了。”
這樣，言慧珠成了上海京劇院的演員。雖然工資數額不等，但在評定文藝級別時，三人均為二級演員。誰說革命不分先後？
如果安分守己，從此也就太平無事，偏偏她不安分。三個旦角，三塊頭牌，都是人中尖子，花中花，自然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每個人的演出機會都不會很多，而配角、樂隊只有一套人馬。首先要滿足出國任務和外地演出的需要。一次，李玉茹、童芷苓先後出國訪問，還有一些人到外地演出。她只得留守“大本營”。恰巧市里有個重要晚會要她演出。一時找不到樂隊和配角，臨時從戲曲學校借來一個打鼓的、一把弦子，從另一個國營劇團借來打大鑼的，從新民京劇團借來兩把胡琴，再從京劇院調來幾個青年人給她配戲。到了劇場，言慧珠還不知道看戲的觀眾是誰。晚會是軍民聯歡，言慧珠認為該唱個熱鬧喜慶的劇目，可領導讓她演《宇宙鋒》。樂隊、演員都是臨時湊合，到了台上，效果之差是不言而喻的。言慧珠憋着一肚子氣，把戲唱完。一下場，就變了臉色。
在黨的領導下，個個都老老實實。領導讓唱就唱，不讓唱就不唱，反正發工資的時候，一分也不會少。她倒是不爭錢，可爭戲。進劇院不足半年，就怨言亂飛，四處散布：“我進了京劇院，戲都唱不成啦！”這不是牢騷話，是事實。因為從1956年5月1日開始在上海京劇院工作，到1957年5月為止。整整一年時間，她只演了十三場戲。追求上進的人看她不順眼，但她也決不迎合你；你要迎合她，也更是休想。如此處世，結果可想而知：結下一大群冤家對頭。
言慧珠到商店買東西。服務員都認識這個漂亮女人，遂問：“您怎麼不演出了啊？”
她嘴巴一撇，沒好氣兒地說：“我在這兒，京劇院，在牆角里，身上都長毛了，我在發霉。”

【我要演戲】

1957年5月初，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展開了整風運動。上海也北京一樣，召集知識界、文藝界、科技界舉行各種座談會，給中共提意見。連章伯鈞、羅隆基這樣一些專搞政治的人，都不知道這個“整風”是個啥含義，那麼像言慧珠這樣的藝人，更鬧不懂了。但“雙百”方針和“整風”運動的提出，都被文人、學者、藝術家視為“福音”，因為它展示出一個自由空間的前景。言慧珠的生命只存在於感性世界，她是為藝術而生。想想自己這幾年的處境，她早有話要說。現在，說話的機會來了，能放過嗎？於是，在座談會上，她把“我要演戲，讓我演戲”的心聲，大大發泄了一通。1957年5月9 日的《文匯報》全文刊出。 她首先檢討自己對“公私合營“的態度。說：“解放初期，我的政治認識不夠，而我又是京劇界裡最活躍的一個。當時各地成立國營劇團，都將我當作爭取目標，因為當時我的政治覺悟不夠，我沒有參加。”
發言的核心內容是關於演戲。演戲從前是謀生手段，而現在是革命工作了。她說：“我知道自己。有些責任是應該自己負的，我的毛病，脾氣，自己都知道改，我要搞好自己的工作。我希望能給我演出機會，給我一些條件幫助我的工作。但這一年多以來，我白白拿國家的許多錢，浪費了那麼多時間。我當然不知道領導人是不是至今認為——這位大小姐不大好惹，對待不得法，就又要生事故。
“我感到過去和我差不多的人，今天都比我工作得好；我還是願意說，我自己應負的一些責任我願意負，願意改正，通過這些，我來改造自己。我想，要是不幫助我一些，不給我條件，不給我演戲，把我擱起來，那我就永遠站不起來了。
“我對發生在我周圍的任何大事小事都要異常小心地對待，否則便會飛來各式各樣的罪名的。我實在感到有時我做的本是好事，也會忽然變成壞事。我對這種種感受甚深。我不敢相信，我這生龍活虎的一個人現在會變得如此消沉。”
在講述了劇院臨時拼湊演出的情況後，她說：“我的身體本來不好，有點神經衰弱，但真正造成我身體不好的原因，在於這樣一些失敗的演出後，夜裡回家睡不着，因為實在痛心！這樣，對不起觀眾，對不起自己，更對不起國家。京劇院的領導一年多來，沒有一次找我去談過有關京劇藝術上的問題。我曾將我過去的劇目開過一張單子給領導，希望能夠看看，有沒有演出基礎。結果，無人問津。我在院裡什麼都不講，因為一講，便會認為是吃戲醋，鬧小圈子。請問，我們得不到發展，得不到合理使用，難道不要呼籲嗎？”

【給親愛的觀眾一封信】

她宣泄對現狀的不滿，既是感性的表達，又是以自己為例。正因為富於感性特徵和個人色彩，所以發言全文一經刊出，讀者的來信、來電即如雪片般飛來。很快，她給這些關心自己的人一個答覆。這就是發表在1957年5月28日上海《文匯報》上的《給親愛的觀眾的一封信》。她在信里說：“我們雖然沒有見過面，可是我們已經是朋友了。在祖國廣闊的土地上，各省各地，工廠、部隊、學校。我有那麼許多朋友，伸出了熱情的手，支持我，鼓勵我。這一股暖流，使我渾身都有了力量。我不再消沉，不再寂寞，我站起來了。
“朋友們！原諒我，一支筆怎麼來得及回答呢，太遲了又怕你們牽掛，因此借報紙上一點篇幅和親愛的朋友談幾句，好讓你們釋念。朋友們！你們是那麼關心我的工作，告訴你們：我接到一個莊嚴又艱巨的任務——到上海戲曲學校去工作。培養第二代是何等神聖的職責，我感到惶恐又興奮，我愛那些學生……”
改京（劇）從昆（曲），是言慧珠信中透露出的最重要的信息。當時，很多京劇觀眾都為此深感遺憾。另一些人則認為是她《我要演戲》的一席發言，把上海京劇院的上上下下都得罪完了。當然，只有走人了事。
當我和許思言談及此事，他卻說：“別看慧珠不懂政治，但她會用心思。從京劇改到崑曲，慧珠決非權宜之計。”
“為什麼？”
“因為嗓子。”
我說：“她的嗓子多好，又甜又亮。”
“甜是甜，只是不像從前那麼亮了。”
言慧珠確有一副好嗓子。但長期過度勞累，聲帶開始肥大，發腫。為此，她去醫院動了手術，手術是成功的，但術後的嗓子，再不如前。儘管她天天堅持練嗓，但總也恢復不到原來的樣子，聲音從響亮變為細嫩。言慧珠是何等的機敏聰穎，從此留意崑曲的演唱和表演。還是在反右以前，浙江省崑劇團團長周傳瑛帶團到上海光華戲院演出。營業慘澹，一個晚上只賣出幾十張戲票。可她識貨，天天買票觀摩，還請周傳瑛夫婦到家中做客，興致勃勃地學習崑曲。到後來，她還跟周傳瑛合作演出崑曲。
應該說，事業上言慧珠是極有遠見的。但凡與藝術相關的人和事，是從不輕易放過的。還是在1955年，當梅蘭芳把俞振飛、黃蔓耘夫婦從香港請回上海的時候，她就特設家宴款待，景仰俞振飛的才學的同時，也是千方百計地跟他學崑曲。有了這樣一個基礎，1957年經文化局批准，她調至戲曲學校，被任命為副校長。從此改唱崑曲，正好和俞振飛搭檔。她真誠求教，為儘量向俞振飛靠攏，她也耍了些可以理解、可以原諒的小花招。比如，聽說俞振飛到江西演出，她急得失魂落魄，還差幾分種開車，居然趕到了車站，成了軟臥車廂里令人驚詫不已的不速之客。
她與作家徐訏始終保持着良好的友誼，在文學上獲益非淺。她與音樂家鄭律成也是很好的朋友。在排演《春香傳》的時候，鄭律成在朝鮮音樂與京劇唱腔的融合上，給予了具體的指導。

【使喚丫頭】

1957年5月19日到6月中旬，她應中國京劇院邀請在北京舞台上與中國京劇頭號小生葉盛蘭合作演出《得意緣》、《販馬記》、《穆柯寨》、《鳳還巢》、《生死恨》、《呂布與貂蟬》、《遊園驚夢》、《玉堂春》。這是展示中國傳統戲劇表演精粹的華筵，也是當代中國戲曲舞台最佳生、旦演員的絕配，絕演與絕唱。因為自這次演出以後，言慧珠告別了京劇，葉盛蘭成了右派（另文講述）。我每晚都去欣賞，整日價心猿意馬，為此恨不得要去逃學。
我對父親說：“我不想上學了。”
父親問：“那你想要去做什麼？”
“言慧珠美死了，美的讓我想去給她當使喚丫頭。”
父親大笑說：“你給她當使喚丫頭，那我還要給你雇一個使喚小丫頭。”

【三更歸夢三更後】

也就在這個6月，中國政治的風向陡轉，從“整風”轉入“反右”。舞台上那麼機靈的言慧珠，暈了，也傻了：自己無非是一心只想多演戲的呼籲，怎麼會成了“發泄不滿情緒”、“猖狂向党進攻”？更要命的是，她平時的人緣就差。俗話說：“多個朋友多條道，多個冤家多堵牆”。言慧珠身邊沒“道”了，全都是“牆”。原來還算朋友的人，剎那間也都變成了冤家。而冤家們幾乎一致認為，言慧珠就該是右派。上海京劇院裡批判她的大字報，一張接一張地貼呀，貼呀……
不明白這場政治運動的起因，卻懂得這場政治運動的後果。言慧珠再是個“政盲”，但自1949年以來，中共所給予民眾的政治直觀教育可謂生動又深刻：土改運動，有了“地主、富農分子”；三反運動，有了“老虎”、“奸商”和“三反分子”；鎮反運動，有了“反革命分子”；肅胡運動，有了“胡風分子”。那麼，這次反右運動的直接後果，就是要有些人去當“右派分子”了。如果自己當了右派，心高氣傲的她從此只能是一堆土、一攤泥，別說演戲，連個人樣兒也無。她後悔莫及，誰叫自己爭戲演呢？誰讓自己去發言呢？誰讓發言上了報呢？真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再往下想，她就想到了死——自殺。這是她貫穿一生的情結，死結。
一天，上海文藝界在文化廣場收聽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錄音傳達。剛傳達完畢，從喇叭里念出了包括言慧珠在內的一連串的名字，叫這些被點名的人到後台去。大家估摸着：他們可能都是上海市的右派了。有人幸災樂禍，有人暗中惋惜。
言慧珠第一次在眾目睽睽之下，斂氣而行。悸動又恓惶，恐懼且哀傷。
到了後台，上海市文化局局長徐平羽早就坐在那裡了。他對言慧珠嚴肅地說：“言慧珠同志，你的那些話，說明你有極端嚴重的個人主義，應該深刻檢討，取得群眾的諒解。如果對抗下去，矛盾就有可能轉化。”
在上海戲劇界，有兩個真心替她着急的人，那就是俞振飛和許思言。俞振飛跑去找到徐平羽，希望領導能寬大言慧珠，否則，這個女人很可能走向絕路。徐平羽說：“她發言影響很不好，人緣也不好，很難過關。唯一的辦法是深刻檢討。”又說：“要她自己深刻檢討是不可能的，你和你的朋友去幫幫她吧！”
俞振飛約了許思言，一齊來到華園。為了讓她檢討，倆人費盡唇舌。言慧珠不是不想檢討，而是對檢討毫無信心。
許思言火了，指着孩子說：“你不做檢討，戴上帽子，你自己怎麼過日子暫且不說，小清卿怎麼辦？”小清卿，是言慧珠在1955年秋率“言劇團”到無錫演出時，與跨刀（指戲班次主角，二牌演員即稱跨刀，寓有隨從協助之意）老生薛浩偉一度同居的結晶，三十六歲生子。為此，她不得不與這個自己並不愛慕的人結婚。
言慧珠仿佛被電流擊中，雙手緊緊抱住孩子，淚水像斷了線的珍珠，灑滿衣襟……
她終於低頭了，到京劇院向領導表示接受批評。
“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回首前塵，輾轉糾結，該如何清理沉埋的心事？任你怎樣的熾烈與慘澹，只有自己一一攤牌了。為了一紙檢討，苦熬兩月，言慧珠把這輩子的文化知識和社會經驗全調動起來。她想起小時侯，為了得到一枚鑽戒，幾天幾宿睡不着覺，千方百計要弄到手。這件事多麼能說明自己的自私與無聊呀！在美琪大戲院召集的上海文藝界大會上，言慧珠就從進幼稚園檢討起，一直檢討到當天為止。她坦白事實，批判錯誤，挖掘根源。聯繫思想，聯繫歷史，聯繫家庭，聯繫社會，聯繫轉瞬即逝的“一閃念”，聯繫一切能夠聯繫的。自覺向*輸誠，也向所有的人低頭。紆尊降貴，遠比想像來得痛苦。人本有顏色，而需要做的是自己一層層地剝去顏色，把內里的筋骨血肉都掏出來；人本有情愛，現在需要做的是把早已入土的死者、親者重新翻檢，暴露於光天化日……許多人被感動了。
當然，再多的群眾被感動，也未必過關。會上，徐平羽開口了。他說：“言慧珠同志的檢查很深刻，態度也很好，戴不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一錘定音。這時，再有人覺得她該是右派，也沒用了——毛澤東的“幹部決定一切”，在這兒用得多好！
散會後，徐平羽在樓梯口遇到擔任上海市戲曲學校校長的俞振飛。他主動對這位校長解釋道：“戴上帽子很容易，可就毀了一個人才，再要培養一個像言慧珠這樣的演員多難呀。所以，今天我竭力主張不戴她的帽子。何況，她的檢查確實寫得很好。看來，她的文采也不錯嘛。”
在徐平羽和其他朋友幫助與護衛下，言慧珠度過了（19）57年的夏季風波。但從此，言慧珠害上了嚴重的失眠症。
“過關啦，過關啦！”當晚，言慧珠從劇場回到家，一進門就對等候在那裡的俞振飛和許思言，大喊大叫。
跟着，她就讓家裡的傭人擺上準備好的螃蟹宴。酒過三巡，她抱着孩子，突然立起。說：“患難之中見人心。今天我不知道向你們說些什麼好！以後，我會竭盡全力為崑曲服務。”一杯喝下，她又說：“兩三個月裡，我懂得了什麼叫同志式的感情……很多人都把我們這些人看得太壞，久而久之，我們能不多長几個心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