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面證據可以說明:

一、崗村寧次回憶錄(中國書局1981年12月第一版)133頁:

"九時於辦事處院內,舉行中國事變以來陣亡軍民追悼會.陣亡者約20萬,近半數為我部下,不勝傷感"

二、靖國神社的統計。

所謂“支那事變”（即日本全面侵略中國的八年抗戰）日軍戰死人員的牌位數是191215個，該圖片見下：

而根據靖國神社的解說詞也可以充分看出日本所謂“支那事變”即指持續八年的抗日戰爭。靖國神社關於“支那事變”的解說詞全文為：“1933年塘沽協定之後日中關係出現好轉，但1935年8月中共發表‘抗日八一宣言’以來，恐怖事件不斷發生，兩國關係惡化。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後，蔣介石與共產黨聯合，抗日運動更加激化。盧溝橋的‘小事件’是中國正規軍對日軍的不法攻擊，之後由於日軍的反擊，發展成北支那事件，使戰場擴大到整個北支那地區。此事件的背景是中方拒絕日中和平。之後戰爭發展到上海、南京，蔣介石等堅持了8年抗戰，最終成為戰勝國的一員” ，解說詞很明確地指出日本所謂“支那事變”持續“八年”，最後以“蔣介石等”“成為戰勝國的一員”而告終，所以，只能是指持續八年的抗日戰爭。

至於有某些網友認為，珍珠港事件之前在中國的戰事日本人才稱之為“支那事件”，它已經隨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而結束，這也是不對的，日本所謂"支那事變"就是持續八年的抗日戰爭，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成為日本所謂“大東亞戰爭”的一個子戰爭，但“支那事變”仍然存在，也不可能停止統計傷亡數據。中國事變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並沒有結束，光是從“大本營陸軍部”中冊中引用的日本在1942-1943年的各種官方文件中看，其中提到“支那事變”沒有結束的地方也比比皆是，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1，根據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篡的“大本營陸軍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中冊143頁記載，在太平洋爆發後的1942年3月19日，陸軍參謀總長將擬議中的陸軍作戰指導大綱上報天皇，其中在“關於對重慶作戰中”一節中，第一條就是“對處理中國事變之草案”，其中明確說：“在全局形勢特別在對蘇形勢許可時，擬利用大東亞戰爭之成果，斷然向處理中國事變邁進，企圖迅速予以解決”
2，根據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篡的“大本營陸軍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中冊148頁記載，日本陸軍參謀總長杉山在1942年4月9日，又向天皇上奏，其中明確說到：“於此特加思考者，即在於中國事變之將來”。
3，根據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篡的“大本營陸軍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中冊185頁記載，日本“大本營機密戰爭日誌”在1942年4月1日載稱：“大東亞戰爭後的目前形勢，是中國事變以來從未有過的處理對華問題的最好機會”。
4，根據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篡的“大本營陸軍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中冊186頁記載，日本陸軍參謀總長杉山在1942年4月6日通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通知中說：“在全局情況尤其對蘇之情況許可時，應利用大東亞戰爭之成果，斷然向處理中國事變邁進”。
5，根據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篡的“大本營陸軍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中冊192頁記載，大本營陸軍部1942年4月16日通知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通知中說：“（中國）事變已至第五年之春，而且今後戰爭更將趨於長期化，軍隊士氣極易消沉，因此應適當加以指導”。
6，根據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篡的“大本營陸軍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中冊369頁記載，日本陸軍部田中第一部長在1942年5月22日業務日誌中以“處理中國”為題有如下記載：“總之，不可使關於中國的解決合併在對美英戰爭之內，不論用戰爭或和平手段解決中國事變，必須在結束大東亞戰爭之內”。
7,根據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篡的“大本營陸軍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中冊372頁記載，日本陸軍參謀總長杉山在1942年5月29日見天皇時，天皇問：“不能設法解決中國事變嗎？”，杉山回答：“正以達到解決事變為目的的觀點進行研究中”。
8，根據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篡的“大本營陸軍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中冊396頁記載，陸軍部田中第一部長記載到：“如今已至對重慶用武力解決，或者從中國事變大局予以解決的關頭”。
9，根據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篡的“大本營陸軍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中冊646頁記載，1942年11月27日日本第121次聯絡會議上，鈴木企劃院總裁說：“日本樹立國民政府（指汪偽），努力解決事變，但時至今日仍未成功”。 
10，根據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篡的“大本營陸軍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中冊646頁記載，1942年11月29日中國派遣軍福山參謀對陸軍部報告：“解決（中國）事變恐怕要與解決對英美戰爭同時求得”。
11，根據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篡的“大本營陸軍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中冊706頁記載，1943年2月27日通過的日本“1943年度帝國陸軍對華作戰指導計劃”規定：“所謂處理對華問題特別有利時機，即乘重慶方面勢力衰弱，加強武力壓迫，以期能迅速解決事變”。1943年2月27日通過的“世界形勢判斷”指出：“判斷在短期內不可能迅速解決中國事變”。
12，根據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篡的“大本營陸軍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中冊770頁記載，1943年5月15日，中國派遣軍參謀總長懇談資料第一條即為“大本營關於解決中國事變的意圖”，其中記載：“重慶在最近的將來喪失勝利希望時，也有可能獲得解決事變的良機“。
13，根據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篡的“大本營陸軍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中冊788頁記載，1943年6月7日大本營通過“適應情況變化對中國方面作戰的研究”中說：“由於英美的干擾，中國事變即使設法解決也不可能有效”。

三、朱世巍的文章。

朱世巍的文章“中日兩軍損失”，明確指出：

“日軍在關內死亡總數45.6萬人。其中1937年7月7日-1941年12月為1917074人；1937年7月7日-1945年8月14日在華死亡總人數為40.46萬。而日軍在此期間陸海軍死亡總數為1858811人，侵華日軍死亡者占其中的22%。上述死在中國關內的近46萬日軍中，既包括戰鬥損失，也包括非戰鬥損失，甚至還包括失蹤未返人員。而根據近年的一些日本資料，其在華死亡人數中，非戰鬥死亡占了大約一半，約22-23萬人，最主要的死因是營養不良”.

再根據日本歷史學家藤原彰的回憶錄,藤原彰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侵華戰爭時長時間被派駐中國,歷任小隊長、聯隊旗手、中隊副、中隊長之職，1945年回日本升任國內軍的大隊長。他將起在華經歷寫成“中國戰線從軍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里，多次記錄了侵華日軍大規模非戰鬥死亡的情況：

該書第42頁：“當時，在我們這個戰區患腸傷寒和腹傷寒的士兵非常多，不管在什麼地方，細菌性的傳染病大多是從水和食物傳染的，而且大多數人的病症嚴重，高燒不退，特別是腸傷寒的死亡率非常高，而我得的恰恰是腸傷寒，且不斷惡化”

該書第116頁：“日軍中陷於營良失調的人員非常多，其特點是因戰爭營養失調病症而死亡的人占了大多數，根據在野戰醫院所統計的病死者的死亡原因的順序，第一是痢疾，第二是戰爭營養失調病症，第三是瘧疾，第四是腳氣，即使是痢疾、瘧疾，很多人也是因為戰爭營養失調病症而導致抵抗力衰竭而最終死亡的”

該書第122頁：“根據中國駐屯步兵第3聯隊作戰日誌所記載的尾崎軍醫的回憶，在茶陵作戰和駐紮期間，第3聯隊野戰醫院收治的大部分患者的病是戰爭營養失調病症”，“正因為如此，在茶陵的陸軍野戰醫院裡由於生病而死亡的人數是作戰死亡人數的兩倍以上，當然，病死的人並不一定都是由於戰爭營養失調病症而致死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其死因或多或少都跟戰爭營養失調症有關”。

該書第163頁：“我講述了由於長時間的補給不足和徵發物資的困難，導致廣泛的營養失調，兵員非戰鬥損耗的最大原因就是因為生病而死亡的實際情況，使那了參謀感到非常吃驚”。

該書第123頁：“大部分士兵由於戰爭營養失調症而倒下，這不能讓士兵自身來承擔責任，沒有給予第一線的作戰部隊以充分的補給，完全是日本高層指揮官的責任”.

上面這些資料充分說明了朱世巍文中提到的日本資料記載日軍死亡的40萬中非戰鬥死亡近一半——即日軍在華戰死20萬這個事實還是比較正確。

四、日本經濟安定本部的調查報告：

從中國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世界軍事史研究室副主任劉庭華編著的《中國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系年要錄·統計薈萃 》引載的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戰爭全史》第四卷第1799頁上的日本經濟安定調查本部的調查報告中的數據揭示，日本軍隊在整個二次大戰中陸軍總戰死一共是1439101人，海軍戰死一共是419710人，日本陸海軍在二戰中戰死的總數，合計戰死1858811人（在前面提到的日軍總戰死數，在服部的“大東亞戰爭全史”的中文翻譯本中原來泛寫成死亡，但我經過分析認為，這個死亡應該是特指戰死，因為如果還包括非戰鬥死亡，那減去太平洋戰爭戰死數和蘇軍戰果後，中國擊斃數將大大小於19萬多，就與靖國神社的統計對不上了，所以只能是指戰死。另，這185萬在原書中除了死亡還包括失蹤，但失蹤一方面微乎其微，另一方面，戰爭結束這麼長時間仍未回來的失蹤，其實已經與戰死無異了，所以，這185萬我忽略失蹤部分，統一按戰死處理）。這之中不包括在本土被美軍炸死的軍方其它機構（比如兵工廠，準軍事部隊等）人員和在海上被美軍擊沉的軍方徵用商船上的海員，所以與靖國神社裡統計的日軍戰死總數有差距，但由於這些人員不是在中國戰場戰死的，所以不影響對中國戰場戰死數的計算。

同時，劉庭華編著的《中國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系年要錄·統計薈萃 （1931——1945）》又同樣引載日本經濟安定本部報告的調查數據揭示，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陸軍一共戰死1140429人，海軍一共戰死414879人，合計戰死1555308人。這之中也同樣不包括在本土被美軍炸死的軍方其它機構（比如兵工廠，準軍事部隊等）人員和在海上被美軍擊沉的軍方徵用商船上的海員，與上面日本陸海軍在二戰中的總戰死數口徑一致，又與上面的二戰總戰死數一樣是日本經濟安定本部的調查數據，為這兩個數據相減提供了可能性。　

　 拿日本陸海軍在二戰中總的戰死人數，再減去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的戰死人數，再減去日軍被蘇軍擊斃的約10萬餘人，可以得出日軍在抗戰中的戰死人數（包括失蹤）大致在20萬左右。

綜上所述，可得日軍在侵華戰爭中的戰死數大致在20萬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