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篳路藍縷者的開拓之路

　　－－五十年代：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科學考察，西藏迎來第一縷現代科學曙光－－從貢嘎山到珠穆朗瑪峰，新中國登山科考傳統－－六十年代：希夏邦馬峰考察中的重大發現；豐富的第一手資料等待着被新思想照亮－－青藏研究事業靈魂人物出現：青藏之子孫鴻烈，中國現代冰川之父施雅風，中國黃土之父劉東生－－在政治風雲翻卷的年代裡，重新披掛的青藏隊踏上征程－－

　 1951年四、五月間，橫斷山脈迎來了燦燦爛爛的春天。杜鵑花滿山遍野開成了花的海洋，寂靜山野因為紅紅火火的爭相怒放顯得喧鬧起來。

　　有一支軍人打扮的隊伍穿過花叢攀向山口。那不是尋常的軍人，他們是中央文化教育委員會派出的西藏科學工作隊。３９歲的工作隊隊長、地質學家李璞牽着馬走在隊列之前，身後是一大群選自國內各地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工作者。此行前方，直指拉薩；拉薩以西，還將去往珠穆朗瑪。此行使命，是從科學研究最基礎處入手，進行路線考察，填補區域空白。工作隊的全部裝備來自部隊，隊員們清一色軍人打扮。李璞隨身攜帶的專業工具，是一隻測距用的計步器，一隻測高用的氣壓表，一隻從英國帶回來的羅盤－－李璞是學成歸來的留英博士；所用地圖，是從前英國人手工測量的極不準確的局部草圖。

　　對於西藏社會以及青藏高原科學考察事業說來，本世紀五十年代仿佛一個時間地貌上的分水嶺。這一分水嶺把此前此後歷史的終結和開端明晰斷代－－

　　１９５０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軍進軍西藏。邊修路，邊進藏，川藏公路從四川雅安開始向西延伸；

　　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在京簽署，西藏和平解放。

　　同年，這支由５７位專家組成的西藏科學工作隊隨軍進藏。這是新中國從事青藏研究事業的第一批。追隨着西藏和平解放的歷史腳步和川藏公路的向西延伸，這支或騎馬或徒步的科學家隊伍就這樣走來了。身後是新中國的燦爛朝陽，眼前是亟待開墾的科學處女地，心中涌動着單純而熱烈的激情和愛。那位在四十年代進藏受阻的地質學家曾鼎乾，作為這支隊伍中的一員，走在了金沙江畔。面迎着雪山下徐徐吹送的清涼的風，腳踏在西藏的土地上，不禁思潮起伏。他想到了舊中國的無能和恥辱，想到了一代科學家的使命和責任，感慨萬端之餘，唯有全身心的投入。

　　這支科學工作隊的出現所顯示的意義首先在於：這是西藏地區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科學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多學科綜合考察。它是西藏這片宗教文化積澱深厚的土地上所迎來的第一縷科學曙光，是現代科學以具象的方式與青藏高原的第一次對話。

　　成語“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其意為駕着柴車，穿着舊衣，去開闢山林。這成語無疑是開拓者的同義語。此刻正是這一成語的寫照：當鮮花鋪就的路消失在身後，越往上走植被越稀疏；冰雪帶出現了，海拔５０００多米處的山口風雪肆虐。李璞望着身邊剛剛倒斃的一匹馬，那馬曾陪伴着他走過了從甘孜以來的那麼遠的山路，它曾是那樣的強健，仿佛永不會衰竭，而今卻永遠躺在這山口的雪地上了。李璞把眼光投向前方，只見群山茫茫。任重道遠，他覺得內心和雙肩都沉甸甸的。

　　過昌都，到波密，工作隊漸漸走在了進藏修路部隊之前。科學工作隊５０多位專家分為農業、地質、社會科學三個組，兵分三路各自進行考察。地質組由李璞兼任組長，成員包括王大純、曾鼎乾、崔克信等地質專家，其中崔克信年紀最大，４３歲，加上從甘孜補充來的兩位西南軍政大學學員汪緝安等，地質組一共九個人。他們在昌都找到了一座幾天都走不出來的大型石膏礦，又進入了雪山和森林環抱中的波密地區。

　　從前的波密地區是個相對獨立的土邦王國，長期不受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管轄；波密土邦與藏區時有征戰，一向被認為是荒蠻之地。最近一次征戰發生在三十年代，以波密土王敗走境外宣告結束。所以當地質組深入到相對高差為３０００米的波密幽谷中時，當地人還指點波密土王的女兒給科學家們看。不過那位公主早已落魄，衣着又髒又破，臉上塗着酥油和羊血為裝飾，不見一絲的高貴氣質，與當地平民婦女沒什麼兩樣了。從波密返回時大雪已經封了山，路遇被雪圍困多日的幾位解放軍戰士，大家以氂牛開道，在雪牆中拱出一條路，合力衝出了山口。那時已近午夜，雪光中李璞親眼看到那位年輕的解放軍班長凍僵在馬上。第二天，地質組人馬重返山口，勉強挖開冰雪凍土，掩埋了烈士遺體，用石塊壘起墳塋，插一塊木牌作墓碑......

　　將近半個世紀前的記憶，在當年的小戰士、如今的地質學家汪緝安那裡，已破碎成閃閃爍爍的片斷了。難以忘懷的那些非常經歷，可以佐證建國初期青藏考察的與今不同。從波密到林芝的深山密林那時不太平，常有土匪出沒。東來的康巴商人的騾邦馱隊常遭打劫，每遇騾邦，對方都願與工作隊結伴而行。不過專家們的任務不在趕路，結伴不久又只得分開。有一次，一支騾邦分手之後走了沒多遠就出了事：一頭馱銀元的馬被土匪搶奪而去。就連工作隊也遇到過土匪。１８歲的小戰士汪緝安給崔克信當助手，一路學習地質知識，一路拿小鋃頭敲敲打打。一天早晨出野外，崔克信轉到山溝里看不見了，汪緝安還留在原地敲打岩石。一抬頭，見三個騎馬挎槍的壯漢氣勢洶洶地奔到面前，並喝問你們是幹什麼的。汪緝安手握小鋃頭在口袋裡作手槍狀，一面用藏語回答我們人很多，一面壯着膽子向前逼近。恰在此時，一隊七八個解放軍從不遠處騎馬經過，三土匪望風而逃。

　　正是在這樣不太平的世道里，從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５３年，地質組工作範圍東起金沙江，西抵珠穆朗瑪所在的定日縣，南自中印邊境的亞東，北至藏北高原的倫坡拉盆地。他們編制了所考察地區１：５０萬路線地質圖和重點礦區詳圖，並編著了《西藏東部地質及礦產調查資料》。

　　科學工作隊農業組由土壤學家李連捷任組長，成員包括氣象學家肖前椿，植物學家鍾補求、崔友文，農學家莊巧生、鄭丕堯，牧草學家賈慎修，以及森林、畜牧、獸醫、園藝、水利等專業共１７人。從１９５１年起的三年間，農業組先後考察了西藏東部的察雅、左貢、邦達等地的墾殖業，藏南農區、那曲牧區和亞東林區的自然條件和農林牧發展問題；以建國初期特有的熱忱，協助西藏地方舉辦農業幹部訓練班，指導建立農作物和園藝試驗場；編著了《西藏農業考察報告》，在系統總結本次考察資料的基礎上，對進一步發展西藏高原的農、林、牧生產提出了具體建議。

　　胼手胝足，開山拓荒。當我們注目於半個世紀的青藏研究之路，遙望開初，就見出一些不同的色彩。有兩支隊伍並駕齊驅：一支始終以地球科學的基礎研究為本，另一支，在學科發展的基礎上，越來越側重於以區域經濟發展為己任。到八十年代末期，青藏研究事業開闢了兩個戰場，有一批“老青藏”索性做了區域規劃專家。而無論做什麼，都始終匯聚在青藏高原的旗幟下。

　　中國知識分子們對於建國以來幾十年間的歷次政治運動固然難忘，而對於運動之間短暫的黃金時代尤感親切和懷念。１９５６年正是這一個黃金時段。那一年，國家號召“向科學進軍”，首次召集大批科學家共商大計，制訂了國家十二年科技發展規劃。青藏高原與橫斷山區綜合考察作為國家５７項重大任務之一被鄭重列入。因之五十年代初這次考察之後，其後又進行了多輪考察－－

　　１９５７年，配合中華全國總工會組織貢嘎山登山科考；

　　１９５８年，由施雅風帶隊進行了祁連山冰川考察；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０年，為配合國家登山隊第一次攀登珠穆朗瑪峰，中科院組織４６名科學工作者，在以珠峰為中心的７０００平方公里範圍內進行綜合考察；

　　１９６０年開始青藏公路多年凍土考察，稍後進行土門格拉凍土定位觀測；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１年，組織十多個專業１００余名科考人員，沿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進行路線調查，同時考察雅魯藏布江中游地區，調查地區一度延伸到東部黑昌公路和西部新藏線；

　　１９６４年，為配合國家登山隊攀登希夏邦馬峰，組織了以冰川學家施雅風和地質學家劉東生為首的陣容空前的科學考察隊；同時進行川藏公路波密段泥石流考察；

　　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８年，劉東生和施雅風再次組織中科院西藏科考隊，兵分兩路：繼續珠峰地區考察；在藏東南林芝地區進行以發展農業、開發資源為目的的考察。

　　與中科院青藏科考工作的啟動幾乎同步進行的，還有兄弟單位的國家測繪局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測繪局、地質礦產部和石油工業部等等。兄弟單位經年累月的工作構成了這項事業的一翼，為這一地區的考察事業提供了羅盤和坐標。在許多時候，他們又走到一起，並肩戰鬥。就這樣，不同的領域行業，共同鎖定了一個目標；在青藏高原的旗幟下，集合起各路兵馬。測繪成果陸續問世，到七、八十年代，他們分別完成了青藏高原１：１０萬航測地形圖的測繪編制；１：１００萬地質圖及重點礦區地質圖的測制。在高原面上的後期考察中，這些地圖就攤放在青藏隊的案頭，在野外的帳篷里被指指點點。每當此時，青藏隊員們的心中就油然而生感念之情。除此，國家氣象、水利和地震等部門也在高原面上布設了大量觀測網點，系統地積累了基本數據和資料－－以青藏高原的名義，相互支持，相互借鑑，各得其所並相得益彰，這一點，構成了半個世紀青藏高原科學考察的一大特色。

　　構成半個世紀以來青藏科考事業的另一大特色，是登山科考的傳統，即登山運動＋科學考察。這一傳統的首倡者是賀龍元帥。這位戎馬一生、為新中國的誕生建立了殊勛的老將軍，兼任了共和國第一任國家體委主任，仍以戰略家的眼光和胸懷，高瞻遠矚地部署了涵意深遠的這項事業。那是１９５７年，中華全國總工會組織登山隊攀登橫斷山脈主峰貢嘎山。此前的１９５６年，中－蘇聯合首次攀登西崑崙主峰慕士塔格峰，一舉登頂成功。但是，對新中國心懷偏見的西方媒介，卻挖苦說中國人“是被蘇聯人扶上去的”。如初升朝陽般的新中國生機勃勃，雄才大略的賀龍元帥雄心勃勃，面對西方的嘲弄譏笑，做出的第一個反應就是，由中國人自己組織登山－－志在為國爭光，為中華民族爭氣。在中華全總組隊時，賀龍元帥特別指出要吸收科學工作者參與。他說了一番實在話：如果登山僅僅作為一項運動，登上峰頂報道一下也就結束了；但如果有了科學考察的內容呢，就不會有完結，意義又大又長遠。於是，登山隊特邀了北京大學地質系、地理系年輕的教師和研究生崔之久（地貌）、馬文甫（地質）、丁行友（地球物理與氣象觀測）三位隨隊考察。時任中科院副院長的著名科學家竺可楨先生聞訊，立即約見了崔之久。年方２４歲的崔之久，兩年前在南京大學地理系畢業的同時，被保送為北京大學地理系研究生。由於身體好、業務棒，被登山隊選中已使他心花怒放，一接到竺老的約請函，年輕的心在受寵若驚的同時，又大受感動。竺老是位德高望重的氣象學家，從那時起就在關注全球氣候變化，對國內將要開展的現代冰川研究有着濃厚興趣。會見時他鼓勵並特別指導了崔之久如何進行冰川考察，並送他一本英國人描寫１９２１年珠峰登山的英文版書籍，扉頁題簽：之久同志將去貢嘎山，贈此書以壯其行。竺可楨。

　　老一代科學家的勉勵成為崔之久從事青藏科考貫穿一生的精神力量。他成為第一批中國登山科考事業的一員，成為中國現代冰川學研究的先行者，成為中國登山科考的代表人物。從那時開始的１０年裡，他參與登山科考轉戰青藏高原南北，貢嘎山（１９５７）－念青唐古拉（１９５８）－慕士塔格（１９５９）－珠穆朗瑪（１９６０）－公格爾（１９６１），以及希夏邦馬（１９６４）和第二次珠穆朗瑪峰地區考察（１９６６）。七十年代中期的三年裡，崔之久受中科院和國家科委委託，參與中科院蘭州冰川所為青藏公路－青藏鐵路選線做沿途冰緣、凍土考察研究；九十年代，已過花甲之年的崔之久風采依舊，率領着他的碩士生、博士生眾弟子參與了青藏科考“攀登”項目，繼續跋涉在崑崙山、黃河源......

　　在１９５８年領導了祁連山冰川考察，接着又在蘭州創建了中科院蘭州冰川凍土研究所之後，冰川、地理學家施雅風從青藏邊緣第一次走進腹地西藏是在１９６３年。那一年他帶了一個工作組乘車沿青藏公路進藏。中科院蘭州冰川凍土所的凍土觀測站，當時就設在唐古拉山腳下海拔５０００米的土門格拉煤礦，施雅風前往檢查工作。土門工作結束後去了拉薩。自治區公路局的總工程師找上門來，說川藏公路波密段，常有冰川爆發，沖斷公路，你們搞冰川的，能否去看一下，想一個整治的辦法。就這樣，施雅風就在交通廳工程師楊宗輝的陪同下去了藏東的古鄉，那裡每年要發生幾十次冰川泥石流－－此前西藏人並無“泥石流”概念，只說是冰川爆發。第二年施雅風又組織由杜榕桓任隊長的考察隊前往古鄉，在泥石流爆發現場作詳細考察，並特邀上海科影廠拍攝了電影《泥石流》。－－泥石流，泥石流！銀幕上的泥石流滔滔而來，奔涌而下，摧毀山體，席捲山林，無堅不摧地推進，顯示了大自然冷酷的威力，震撼人心；那部電影播放在六十年代中期，風靡全國；後來拿到世界電影節上，又獲了一個國際金獎。從此，不僅西藏人，全國和全世界都知道了，世界上除了洪水、地震、火山爆發等自然災害，在青藏高原的一些地區，還有泥石流為害甚烈。

　　－－就像泥石流這類的具體概念，科學家們不時地向我們的常識之庫中填加。我們所獲得的有關自然西藏的全部常識，從最初形成青藏高原的時空，板塊碰撞，到雅魯藏布江的縫合線，以及地球第三極眾多的世界之最種種，莫不得自於包括青藏隊在內的科學工作者辛勤的踏勘和研究成果。他們承擔了一系列角色：自然科學知識的啟蒙者，有關環境意識的教化者和生態保護的布道者。

　　從西藏歸來，施雅風又接受了一項任務：配合中國登山隊攀登希夏邦馬峰，組織一支科學考察隊。施雅風找到了劉東生，詢問他願不願去希峰考察。劉東生正在做着黃土的工作，剛剛完成一本專著的寫作，下一步的工作正在擬定中，結果一拍即合，欣然願往。劉東生就這樣當上了希峰科考隊的副隊長，這次考察對於他的黃土研究和第四紀研究的重要意義，在希峰野外開始顯示。

　　施雅風、劉東生聯袂主持的１９６４年希夏邦馬峰科學考察，由於其超強的陣容、格外豐碩的業績，至今仍為中國地學界所稱道，被奉為野外工作的樣板。那時三年困難時期剛過，正逢文革前的黃金時段，而施、劉也正值盛年，４５歲和４７歲，早已在國內地學界盛名之下。他倆猶如地質科學界的神祗，一司冰雪，一司黃土，都已卓有建樹－－“中國現代冰川之父”和“中國黃土之父”。當他倆的目光一致瞄準了青藏高原並踏上了這片科學世界的高寒沃土，就為這項前無古人的事業帶來了季風暖雨，就宣示了青藏科考基礎研究新紀元的肇始：這一次全方位的考察，既有描述性的填補空白，同時又有理性化的深入研究，一些新的課題隨之被提出；他們所象徵的科學思想的導入，使得這項事業各學科之間不再各自為戰，而是交叉交流融會貫通；這兩位中國科學界泰斗，一直參與指導了青藏研究事業，使它步步登高，時空拓展，一直走到不再單純地就青藏論青藏，而是在區域考察基礎上的面向全球：青藏與全球之間的相互觀照和審視。

　　希夏邦馬峰，是當時全世界１４座海拔８０００米以上高峰中唯一的處女峰，無論登山或科考，都從未被人類涉足過。它的海拔高程，在此前的文獻和地圖上也很不一致。此次考察中，以交會法多點對主峰進行水平角和垂直角觀測，最終確認主峰高程為海拔８０１２米。同時為希夏邦馬峰重新定名：原地圖上名為“高僧贊”，系出梵文，當地並無此稱謂。沿用當地傳統名稱，希夏邦馬在藏語中是此地高山氣候嚴酷之意。

　　施雅風、劉東生既是希峰科考的主持者，又各操己業：施與冰雪打交道，劉與地質打交道。

　　施雅風和崔之久、鄭本興、季子修等一群冰川學家穿行在希夏邦馬峰北坡的冰塔林中，每天置身於陽光照耀下的銀白世界。冰塔林是低緯度高海拔山區特有的大陸性冰川奇異景觀：因為海拔高，巨厚冰川得以形成；因為緯度低及陽光折射作用，造成冰川蒸發、消融與升華的不平衡，才形成了大規模的冰塔林奇觀：冰塔相對高度自數米到３０米參差錯落，形態簡單的如丘如堡，形態複雜的則儀態萬方。穿行在晶瑩閃耀的冰塔林中，宛如步入仙境。四處張望，只見冰路通幽，幽處皆冰；冰塔崖壁間，錯落着明鏡般的冰湖，貫穿着曲折的冰溝和幽深的冰洞，冰溝與冰洞上架設着雪橋，雪橋下懸掛着流蘇般的冰鍾乳。還有遍地的冰芽、冰筍、冰蘑和冰杯，冰塔環狀生長處，猶如蓮花瓣綻開，真正美麗而神奇。置身於仙境般的水晶園林中，全然忘懷了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度。大家大喘着氣議論紛紛，讚不絕口，達成的一致意見是：在希夏邦馬峰各種宏偉奇特的自然景象中，冰塔林是最引人入勝的。這是屬於熱愛冰雪世界的人們的驕傲。

　　滿心驕傲感的施雅風由衷讚嘆：冰川事業真是一項豪邁的事業，是勇敢者的事業啊！這句話後來成為一句名言，成為中國現代冰川學界後來人的座右銘。

　　希夏邦馬北坡現代冰川發育，主冰川名為野博康加勒冰川，這個山谷冰川長度為１３．５公里。施雅風帶領冰川所的幾位年青人，攀登到６２００米高度，第一次領略到低緯度極高山的氣候與冰川特徵。每天進行冰川測圖，觀察冰結構、冰溫度、冰川形成條件、冰塔林發育和消融形態，對於希峰地區古冰川作用也作以探討。這些基礎資料為３０年後屬於國際前沿的冰芯研究提供了基本依據－－３０年後，施雅風培養的博士姚檀棟，在希峰７０００米處的達索普冰川，鑽取了三根分別長達１６０米的冰岩芯，冰芯底部已達７０萬年。在高分辨率恢復古環境氣候方面，冰芯研究獨具優勢。

　　劉東生專心致志地與石頭打交道。他最初的專業本來就是從師楊鍾健先生研究魚化石；１９５４年以來則瞄準了黃土這一中國科學界的優勢資源，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果然，黃土在劉東生手裡變成了黃金，多年後他的洛川黃土剖面被國際黃土學界和第四紀科學界公認為標準剖面；他破譯了黃土地層中的密碼，建立了黃土沉積２４０萬年以來所經歷的２２個氣候旋迴，其豐富的古環境信息和古氣候記錄，使中國黃土成為可與深海沉積和極地冰芯相媲美的、研究古全球變化的三大支柱之一，並以其來自大陸的信息、與人類演化史相關，而優於後者。中國的黃土高原因而成為世界黃土學者的“麥加”，劉東生為中國科學界贏得了極高的榮譽。

　　那都是後話了。此刻的劉東生放下正在進行的黃土研究，走在了世界高地希夏邦馬的群山中。他所做的工作也是地質學家對於科學空白區所做的常規性基礎工作：建立地層系統，進行地質填圖，把希夏邦馬從古到新的地層一一命名：希夏邦馬群－港門穹群－雪拉群－野博康加勒群......

　　恰好這一年，中尼公路正在開通之中，劈山開道，沿途封存了億萬年的岩石第一次暴露在天光下。貪婪地去觀察，去撫摸，去尋找。對於地質學家來說，這真是一個事半功倍的天賜良機。劉東生時而攀上爬下，時而駐足凝神。環顧希夏邦馬的山野多麼壯闊，相形之下使面對它的人是多麼渺小。劉東生歷來強調野外考察獲取第一手資料的重要性，常以一位西方地質學家的話激勵後來人：

　　１９世紀一位西方地質學家在他的中國之行後得出了一個結論，說中國學者喜歡在窗明几淨的書齋中吟詩作畫，不喜歡跋山涉水到野外觀察大自然，若干年後其它科學領域或可發展，唯有地質學不可能有多大進展。劉東生從他的老師那裡聽到了這番話，又把這番話傳播到整個中國地質界。以大自然為實驗室就成為青藏研究的座右銘。

　　但新近劈開的山崖屬於危險地段，塌方時有發生。忽然，隨着不遠處同伴們的一聲驚呼，一塊巨石轟隆隆從天而降，砸向專心觀察的劉東生。此時左右閃避已來不及了，別無選擇的選擇，是撲向山根死角。巨石擦身而過，砸垮了半邊公路，滾下萬丈深淵......這一驚險場面的目擊者們呆傻半晌，才沖向他們的隊長。還好還好，正在拍打渾身泥土的那位當事人，只不過擦傷一點皮肉而已。 常規工作就這樣進行着；整個青藏科考也以常規為基本特徵。但是突然，一個發現打破了這一常規，不僅使劉東生不期而遇地找到了黃土生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引發了青藏研究一個新課題的誕生，一次飛躍性進展。

　　那是夏季里尋常的一天。當太陽在雪山背後隱去，出了一天野外的考察隊員們就像小鳥歸巢，從四面八方陸續返回駐地。北京地質學院教師張康富向劉東生出示了一塊石頭，說撿到了一塊植物化石。說這話的時候，張康富有些不經意的樣子。劉東生端詳着這塊化石，輪廓和葉脈清晰，是一片闊葉。忙問在哪裡撿到的，回答是它就呆在海拔５９００米冰川旁的岩石里。

　　劉東生不禁心有所動。這樣的闊葉林在藏東南海拔３０００米處已是上限，它的同類化石卻出現在高於上限３０００米處。這說明了什麼呢？這說明，如果它是幾千萬年前的化石就不足為奇了，因為當時國際地學界認為青藏高原的高度久已存在，它的隆升時間並沒有作為問題提出。但如果這塊化石出現在較為晚近的年代裡呢？

　　一回到北京，劉東生就找到北京植物所的徐仁先生做鑑定－－結果是激動人心的，這塊化石是高山櫟，年齡僅有兩百萬年！這就意味着青藏高原的強烈隆升是晚近的事件，而且在兩百萬年中強烈地上升了３０００米！

　　這一重大發現為七十年代之後的青藏科考增加了一個新的課題：青藏高原形成演化與環境變遷。具體說來，這一枚高山櫟化石引發了“青藏高原隆起時間、幅度和階段”課題的探討。聚焦於２４０萬年以來的一系列現象的發生：由於青藏高原的強烈隆起，達到臨界高度，深厚高原季風驟起，一舉改變了北半球大氣環流；第四紀冰期始現；全球氣溫下降；北極冰蓋形成；黃土開始堆積；非洲變得乾旱......更何況，兩三百萬年，在人類演化歷程中是多麼關鍵的一個時期。後來的繼續發現證明，包括喜馬拉雅在內的青藏高原經歷過若干次的上升和夷平輪迴，但只有這一次，歷經３６０萬年仍在隆升過程中的這一次，是地球人類親歷的偉大事件。隨着這座世界上最後一座海拔８０００米以上高山被中國登山健兒登頂成功，希夏邦馬科學考察也使青藏科考事業邁步登上一個嶄新高度。 也有失望的時候，應該有所發現但未能發現的時候。但其中的一個失望和未能發現，卻意味着對於喜馬拉雅山脈成因的一個重大理論突破。這一時期，正值國際傳統地質學的最後時代，現代地質學鴻蒙初開前那一刻暗夜之中。在舊的學說中，喜馬拉雅是一個巨大地槽，由於地球內部運動而在原地升起。當地質工作者們興沖沖地奔向希夏邦馬，希望在這裡一舉尋找到大地槽的典型證據，但踏遍山野而不得；大量的岩石和古生物地層資料似乎說明着另外的問題－－令人滿意的解釋註定要待幾年後新理論出現之際。大量的第一手資料等待着被新思想照亮。而國際地學新理論出現之際，中國科學家已以充分的野外工作，做好了迎接的準備。

　　與登山隊員並肩戰鬥的那些年裡，科學家們從登山隊員那裡得到了有益的啟示。事隔３０多年，劉東生的眼前仍然晃動着登山健兒向雪峰之巔一步步邁進的身影。他們的組織工作，他們的適應性行軍，戰勝困難，直達目標，突擊登頂的單純意志，尤其是“一根繩子、幾條人命”的結組行動方式，給劉東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不由得想到，登山活動生動地給出了一個實例，科學事業不也正像是在登山，一樣的群體精神，一樣的必勝信念，一樣的沒有觀眾無人喝彩的爭奪冠軍的賽事！所以他也就格外欣賞登山界那句名言－－“因為它在那裡”。

　　希夏邦馬，珠穆朗瑪，青藏高原，因為它在那裡，這本身就是誘惑和召喚。

　　登山精神，從一開始就貫注於青藏科考隊伍之中了。回首以往，五、六十年代的考察工作可謂步履艱難，不僅僅充滿了初創時期的艱辛；那個風雲變幻的年代對於西藏地區來說很不平靜：反右鬥爭，平息叛亂，中印自衛反擊戰，其後又是文革爆發，遠在崇山峻岭中的科學家們也未能倖免。正在進行的珠峰科考也被衝擊得七零八落。但是，無論怎樣複雜的內外部環境，這一時期的科學考察仍是戰果輝煌。就其科學研究領域來說，這是一個填補科學空白、初涉理論問題的時期，為七十年代至今、乃至自今而後中科院大規模、不間斷的綜合考察深入研究澆鑄了堅實基礎。這基礎猶如巨厚的岩石圈，強而有力地托舉起青藏科考事業這一中國地球科學界的造山運動。尤為重要的是，經歷了這一階段艱苦的野外考察，漸漸聚合起一個將畢生獻身於這項偉大事業的相對穩定的科學家群體，鑄就了這一群體艱苦奮鬥、團結協作、志在創新的團隊精神。在這一背景下，在科學家群體和團隊精神之上，有一面旗幟飄揚：青藏高原科學考察事業推舉出富有感召力、凝聚力、推動力的靈魂人物－－施雅風－－ 劉東生－－ 孫鴻烈－－ 三位中科院院士。

　　在這面旗幟下，在他們身後，群山般屹立着數以百計的青藏科考隊的中堅，他們中的老隊員兩鬢已染風霜：李吉均、李文華、鄭度、林振耀、李炳元、楊逸疇、潘裕生、韓裕豐、章銘陶、李渤生、鄧萬明、文世宣、北京大學的崔之久、南京大學的王富葆......而更多的年輕人加入了這支隊伍：姚檀棟、李世傑、秦大河、丁林、劉曉東、方小敏、歐陽華......接力棒正在傳遞，這個群體正像是青藏高原的化身，年輕，充滿活力，正在崛起。孫鴻烈在九十年代成為國家“攀登”計劃青藏項目的首席科學家。本質說來，他與生俱來地屬於青藏高原。在他５歲時的１９３７年，他的父親，老一代地質學家孫健初先生在青藏北部的祁連山下發現了中國第一個油田－－玉門油田。從小學到初中全家住酒泉，每逢暑假，小小年紀的孫鴻烈便隨地質隊出野外，騎馬，騎駱駝－－高天闊野，是少年孫鴻烈的喜悅所在，也從此註定了他一生的命運。

　　家學淵源，耳濡目染，青年孫鴻烈選擇了地學中的土壤專業安身立命也就在情理之中－－他本是大地之子，青藏之子。大學時代他擔任學生會主席的經歷，是為後來的科學組織工作所進行的適應性行軍。他成為六十年代青藏科考隊伍中最年輕的成員。１９６１年他擔任科考隊業務秘書，剛剛讀完土壤學的副博士研究生，一步跨上西藏，自此便是一生的交付。從七十年代開始，他擔任了２０年的青藏隊隊長；１９９２年，“青藏高原形成演化、環境變遷與生態系統研究”列入國家重大基礎研究“攀登”八五、九五計劃至今，他擔綱該項目第一人－－首席科學家。作為青藏項目的領導者，他的精神和品格是鑄就青藏科考隊伍團隊精神的基礎和核心；作為躬耕於大地的土壤學家，他和本專業的同事們立體描繪了西藏的土壤狀況，考察了西藏的土地資源，為西藏的土地利用和經濟發展做出了特殊貢獻－－在當代西藏發展史上，孫鴻烈和青藏科考隊的名字的確應該被載入史冊。畢其一生的貢獻和付出，專業上的訓練有素和多學科的綜合實踐使孫鴻烈形成了科學思想上的多向思維，這對於青藏事業是至關重要的。青藏隊員們欽佩他的駕馭和統籌全局的能力，跨學科的高度綜合能力，說他從來自多方面的意見中，總能敏銳而準確地抓住要領，把握方向，透過現象直達本質，由此推動青藏研究一步一個階梯地邁步向前。大家曾說，孫鴻烈的頭腦整個一個５８６計算機－－現在該說６８６了。青藏隊員們尤其欽佩他獨具的人格魅力，無私忘我的境界，包容曠達的胸襟，是這樣的魅力凝結起這樣一個優秀群體。儘管孫鴻烈本人一再說，不是因為我，是因為事業。

　　土壤之於孫鴻烈來說，是一個多麼恰切的象徵！土壤學專業本來就兼具綜合性，於是孫鴻烈就像他所研究的、實際上已融為一體的土壤圈那樣，連結起岩石、植物、大氣和水，使得一項共同的事業在他所營造的沃土上茁壯成長。對於這位富有才華但格外謙和眾望所歸的青藏項目首席科學家，以往的採訪者往往大加讚賞他非凡的儀表、高貴的氣質和風範，雖然不免有以貌取人之嫌，但從另一個角度說來，又不難看出，一個偉大的事業選擇了一個多麼適合它的代表人物，成為一個多麼滿含象徵寓意的形象－－的確，孫鴻烈已融入青藏研究中，之於這項事業，也是一個象徵。因之在本書中，他也很難以個人形象出現，但他無處不在。

　　以８０１２米高度的希夏邦馬峰為形象的那一年代，是施雅風、劉東生的黃金年代，也是中國登山與科考的黃金年代。用那一年代的標準語言來形容，登山健兒與科考隊員的熱情足以融化萬年冰雪。而真正的熱情足以激發創造力。從希夏邦馬峰開始，施雅風拓寬了他的冰雪領地，並由此步入高原隆起與環境變化、全球變化關係的領域，由他開創的中國現代冰川研究進入國際前沿；劉東生則以他在青藏高原的第一手材料中獲得靈感，為他的黃土高原形成尋找到了源和本，由他完善的中國黃土研究處於國際領先地位，成為大自然博物館的經典史書。從他們開始，中國第四紀研究為世界矚目，中國環境科學和環境地質學發端。

　　希夏邦馬峰考察之後，劉東生、施雅風再度聯手，組織了１９６６年的珠峰考察。恰在此時，政治冰期訇然來臨－－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大家總是說不提也罷。但是一來它關繫到六十年代青藏科考史的真實性和連續性，二來珠峰科考成果的確成為１９７３年青藏科考東山再起的契機，所以還是略用筆墨，以兩個人的文革遭際故事，去窺見那一晦暗年代裡老青藏們的命運。

　　其一是參加珠峰考察的冰川學家謝自楚兩下珠峰的故事。 謝自楚第一次上珠峰，是在１９６６年３月間。他率領第三專題組－－冰川與氣象－－在東絨布冰川海拔５４４０米處至６６００米處步步為營，設立自記氣象點，進行冰川觀測，考察進展順利。不想六月初，文化革命消息傳來，科考隊奉命提前撤隊，回去搞運動。謝自楚焦急萬分，一次再次找到隊黨委要求本專題組單獨留下，從懇切請求直到發生嚴重爭執。未果，只得忍痛放棄已建好的觀測點，隨大隊撤回拉薩。在西藏軍區第二招待所，本隊的文革運動開始，謝自楚和另一位堅持留守的同事一道被打成“反黨分子”，組長之職當即被撤。

　　一回到蘭州，政治風暴撲面而來。當晚例行的歡迎會改為批鬥會，謝自楚被戴上早已糊貼好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高帽子，並被勒令停職反省。第二天，有人悄悄告訴謝自楚說，不光你一個人，連所長施雅風也被從野外召回揪斗，許多專家同事被貼了大字報。順理成章地，珠峰野外考察被擱置。

　　１９６８年春，珠峰科考再度被提起，這一次是主持科委工作的聶榮臻元帥起了決定性作用。謝自楚立即主動報名參加，再上珠峰。此番前往，是懷着把前年提前撤點的損失補回來的決心，所以熱情高幹勁大。與人的遭遇同樣，故地重返，只見原先金碧輝煌的絨布寺廢墟一片，前年布設的測量花杆全部失蹤，６６００米營地觀測點的百葉箱已經散架，謝自楚找來找去，只找到一支最高溫度表。這種表的功能，當然是記錄最高溫的，水銀柱上的標記只要上去了就不會降下來。謝自楚吃驚地瞪大了眼睛：最高溫度表上竟出現過４７度高溫！這是他無論多少年後也沒弄明白的一件事兒。除非有人曾把它拿來在火上烤過，但有誰會爬到這６６００米高處，還有閒心玩一個惡作劇呢？

　　文革中受衝擊被壓抑的熱情釋放出來，這一天謝自楚奮不顧身地在冰川險境中攀登，在明明暗暗的冰裂隙間行走，為了幫助測繪組同事補拍幾張粒雪盆照片，他讓協助工作的戰士先回，只身前往遠東絨布冰川－－靜謐如死亡的冰雪世界裡，只有這樣一個身影，從黃昏到深夜，在冰裂隙區跳來跳去，在冰磧丘中爬上爬下，當摸索着返回營地時，已是午夜十二時。至此，這一天謝自楚已在海拔６０００米上下行走了２０個小時，負重２０多公斤，行程３０多公里，卻無疲倦感和恐懼感。尤其令他喜悅的是，這一天他在觀測山口雪坑時，發現了珠峰獨特的滲浸凍結成冰作用。對於冰川學者來說，這是探索珠峰冰川成冰之謎的一個重要發現。

　　歷盡艱險並滿載而歸的謝自楚，再次從珠峰返回，並不指望有鮮花與笑臉相迎，但萬想不到的是，這一次比上一次更慘：從蘭州剛一下火車，就被等候在此的造反派直接押送到批鬥會場，當晚被關進“牛棚”；同時被批鬥的還有幾位剛從野外“揪”回的，一個個被打得鼻青臉腫－－就在他出生入死地進行珠峰考察的同時，所里的政治氣候較之冰川世界更冷，一個新的罪名已經羅織，只等他來就範：保施（雅風）反革命集團的頭目。這一回，謝自楚有了運動經驗，不再像上次那樣驚慌失措想不開。他把在珠峰冰川中視死如歸的勁頭拿來應付批鬥，在牛棚里悄悄完成了此次考察資料的整理，並寫下了珠峰滲浸成冰作用的論文。只是這次的衝擊時間過長：整整三年，令人痛惜不已。直到施雅風東山再起，再一次發動青藏科考成功。

　　其二，是施雅風投身黃河的故事。 施雅風的“西藏情結”由來已久。青年時代的施雅風就關注並閱讀遙遠的這一地區，１９４５年他寫了一篇題為《喇嘛教在西藏》的文章，發表在《中學生》雜誌上。作為學識淵博的地理學家、冰川學家和科學工作組織者，他的一生經歷可算是豐富、傳奇而波折。他在本專業和跨學科的地學領域中卓有建樹的同時，尤擅創意策劃和組織，是青藏事業的“智多星”。１９５６年參與編制國家科學遠景規劃，他就力主對青藏高原的考察研究；身體力行，１９５７年他率領冰雪隊，在青藏高原北部邊緣的祁連山開創了中國冰川研究事業。其後不久，他被“反右傾”運動捲入政治漩渦，直到１９６２年這一錯誤批判才被撤銷。次年他考察了藏東南波密古鄉的冰川泥石流，隨之泥石流災害防治事業被開創；再後來又與劉東生一道組織了希夏邦馬峰的科學考察，正當他興沖沖地舉步走向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走向他的事業峰巔時，文化革命開始，他被一封急電召回......

　　被急電召回的施雅風一回到蘭州就進了“牛棚”，作為冰川凍土沙漠所的業務領導被批鬥。時值盛夏，施雅風卻感到了政治盛冰期的降臨。不時有壞消息從各地傳來：青藏科考先驅者劉慎諤，在“群眾運動”的圍剿中含冤而死；新中國青藏科考第一任隊長、中國同位素地質學開創人李璞，不堪羞辱，自絕於某某；劉東生，孫鴻烈，李吉均......凡青藏研究骨幹幾乎無一倖免地遭批鬥。施雅風這位１９４７年的中共地下黨員、為新中國的解放事業和建設事業立下汗馬功勞的革命者和科學家，在建國後也總被歷次"運動"纏繞不清。牛棚歲月里，每天隨"難友"們一起早請示晚匯報鬥私批修。有一天忽然想起，不得了，忘記了"晚匯報"程序－－"今天還沒做禱告哪！"心裡的話脫口而出，可就惹禍上身，一下子升級為"現行反革命"；後來的"清理階級隊伍"中，他的地下黨員身份被說成是國民黨了，以往的科學研究被全盤否定了，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反無產階級專政的"三反分子"。施雅風難抑悲憤，難耐凌辱，真是生不如死。在１９６８年一個夏日午間，施雅風沿着黃河堤岸走上蘭州黃河大橋，縱身躍入養育了中華民族的母親河的激流中。

　　那些往事不提也罷。之所以在一本描寫宏偉事業的著述中涉及個人遭際，皆因此人在這項事業中舉足重輕的地位，這一“未遂”事件對於他個人尤其對於這項事業的深遠意義。多年後，當施雅風笑談當年時，說他判斷失誤－－多謝這一失誤－－他曾想當然地以為那樣高的落差入水必然使人發昏，沒想到一落水驟然清醒，於是命運把他推向河心沙洲，讓他沐浴在夏日的驕陽下。那一刻，他凝望着滔滔流水，曾經的一切都隨波而去，一個念頭升起：從此珍惜，以再生之軀全身心地投注於青藏高原和中國的科學事業。他從此了無牽掛，義無反顧。

　　這一故事的尾聲是：追蹤而來的人群着急地下水了，施雅風朗聲阻止：“這兒水大，不要過來，我會回去的－－”

　　那時黃河的水確實大－－說這話的時候，施雅風有一點黑色幽默－－現在呵，這一河段差不多已經乾涸。 這一事件居然成為轉折點，施雅風獲得了豁免權，從此不再挨批鬥，定罪也從輕：“犯嚴重錯誤的幹部”。他重操舊業，召集舊部潛心整理珠峰考察總結。１９７２年，文化革命仍處於它所製造的令人既寒且栗的冰期中，國內科學界萬馬齊喑多年，但冰川學家施雅風已經看到悄悄消融的冰川融水了，預感到一個短暫的溫暖期的到來－－此前不久，林彪已摔死在溫都爾汗，全國上下震驚之餘都在反思中；周總理的地位穩固，當著名科學家周培源向周總理匯報關於加強基礎理論的工作，周總理意見很明確：還等什麼！科學研究要在深入實踐的基礎上往高里提。並批示說，不要說過了就像浮雲一樣過去了。這聲音不啻一股暖風，使老青藏們聞風而喜，相互串連，一致呼籲。是年秋，中科院關於珠峰登山科考的總結會在蘭州召開，孫鴻烈擔任會議秘書，執筆此次會議擬定的有關青藏科考的十年規劃，申報中科院即獲通過。

　　１９７３年，重新披掛的中科院青藏高原科考隊踏上征程，從此馬不下鞍。

　　此後的幾年中，國內的政治氣候仍是風雲變幻，冷暖交替，但青藏科考事業卻如強弩之箭，一發而不可收。年復一年，青藏隊員們遠離漩渦中心，在荒涼而豐饒的高原面上跋涉，百感交集地聆聽那些遲到的消息，例如關於鄧小平復出並主持工作之類。

　　１９７６年正是青藏隊大規模西藏考察的一年，也是中國風雲激盪的多事之秋，在荒天野地，他們得知了唐山大地震的消息，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最終，他們與全國人民一道迎來了自然界和社會界的間冰－溫暖期。他們明白了，從此再也沒有什麼能夠阻止這項事業的一往無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