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9百年馬拉松---中國取代美國稱霸全球的秘密戰略

作者：Michael Pillsbury （美國 白邦瑞）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賈誼:《過秦論》

內容介紹

美國政府的頂級中國問題專家之一揭示了促使中國崛起的秘密戰略，以及我們是受到什麼誘惑後幫助中國取代美國而稱霸世界的。

四十多年來，美國在幫助中國不斷壯大經濟這一方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增強其科技與軍事實力，相信中國之崛起會帶來合作、良好的外交關係和自由貿易，並在國際舞台占有一席之地。但如果“中國夢”是要像我們兵不血刃取代大英帝國地位一樣對美國進行取而代之，那又會發生什麼呢？根據與若干中國變節者的談話以及之前不曾公開、新近解密的國家安全檔案，《百年馬拉松》一書揭示出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權的秘密戰略，此舉將持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周年之際——2049年。本書作者白邦瑞自從理查德•尼克松及亨利•基辛格時代就開始擔任美國政府的國家安全高級職務，能講一口流利的漢語普通話；他利用其數十年與中國軍方和情報機構里“鷹派”人物的聯系，翻譯了這些人的文件、言論和出版著作，展示出古代中華的治國方略如何為現實行動打下堅實基礎。他為我們提供了中國人看待美國及其領導人真實想法的內部資料——美國人不過就是終將自掘墳墓的野蠻人。

此外，白邦瑞講述了美國政府時而沒有意識到、時而不情願地幫助圓所謂“中國夢”的具體行動；由於中國並未發展為美國所希望的模式，卻變成了真實的威脅，他呼籲對華採取競爭性更強的全新戰略。我們正面臨着二十一世紀最重大的安全挑戰，《百年馬拉松》一書就如同美國人民的警世鍾。

作者簡介

目前白邦瑞為哈德森協會中國戰略中心主任，服務過從理查德•尼克松至巴拉克•奧巴馬的歷屆政府；他畢業於斯坦福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曾任蘭德公司分析員、哈佛大學研究員，在國防部擔任過高級職務，歷任四屆參議院委員會工作人員；他還是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及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的成員，現居住於華盛頓特區。

第十一章 美國需師法戰國思想

「釜底抽薪。」——《三十六計》

如果你是唯一一個知道比賽已經開始的人，你肯定很容易贏得競賽。中國因此正走在即將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霸主的路上，從而建立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可是結局未必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具威脅、戰略也最高明的挑戰者，但它並不是唯一的挑戰者。

不久前，美國才剛擊敗另一個具有稱霸全球野心的大國所構成的威脅。美國以一系列戰略和戰術，在兩黨支持下贏得冷戰。類似的作法可以做為戰略核心，來擊敗或者至少抑制中國過大的野心。對策之一是讓美國的決策者大方承認中國的成就，接納中國的智慧和戰略，引為己用。雖然有些中國古代兵法的作用是以小搏大、以柔克剛，但中國的戰略文化的確有許多卓見可套用在更廣泛的國際關繫上。克勞塞維茨的思想不必只能為德國人所用。本着相同精神，美國可以從戰國時期汲取若干中國智慧，用來在中美交鋒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第一步、承認問題

北京領導人希望我們眼中的中國並不是真實的中國。美國的政治和意見領袖必須睜大眼睛、仔細辨別中國所傳送給他們的“消息”和事實真相之間的差異。孫子和孔子都認為必須辨識外表與實際。即使作為最大的擁護者之一，孫子也提醒大家莫落入聰明對手的騙局。孔子則主張“正名”最為重要，是正確戰略的基礎。簡言之，要知道，敵人希望你相信他的表象，因此不要相信那些表象。

相信中國的經濟面臨重重險阻，最後卻發現中國的經濟單單自 1997 年至 2007 年就成長為三倍，豈不是傻子？相信北京一再的保證，聲稱它將支持自由貿易、會取締竊盜知識產權，也會停止操縱匯率，同樣也愚不可及。相信中國領導人一再宣示中國要和美國建立夥伴關係，卻看不到北京政府批准及鼓勵將美國妖魔化，蠢得可以。相信它承諾會協助對付北韓和伊朗，事後才知道這兩個政權都得到北京的支持，一樣是不見黃河不死心。

如果美國想在百年馬拉松中競爭，它對中國的想法必須徹底改變。這代表必須承認中國是競爭者、心存敵意。這代表要明白中國領導人是如何透過研究“勢”、戰國兵法，以及推翻霸主的策略在思考。這也代表要認識中國政府如何將這些想法化為行動。美國政府有一整套的政策和戰略需要重新檢視。

第二步、明確計算美國已經送出多少援助

每年美國納稅人繳的稅金有一部分被用來協助中國崛起。這些援助大多十分低調，沒受到媒體及大眾注意。而這是刻意如此的。

2005 年，某位國務院官員在國會作證時透露許多美國人前所不知的對中援助方式。他談到美國政府派許多勞工部專家到中國協助提升中國人的生產力。他說到財政部及貨幣監理局（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向中方提議協助它改進金融業務。

他提到聯邦航空署（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協助中國飛機製造商的情況。他也報告美國政府其他機構如何促進在中國的數百項科學研究計劃。

聽證會後，這位外交官把我拉到一邊。他知道我在中美關係上的背景，以及我身為國會幕僚人員的身分，他問我：“你能讓國會取消每年的聽證報告嗎？”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希望以後不再做聽證報告。他說：“說得愈多，外界愈清楚，國會愈是批評中國，就會想要終止它。這樣會使我們和中國的關係倒退三十年。”

我們仍然沒有搞清楚美國政府出資援助了中國多少項目。美國不僅出錢出力壯大自己的頭號對手，甚至沒有記錄自己出了多少錢來養虎為患。

要在馬拉松中競賽，國會應該立法規定所有部會機構每年報告他們援助中國的情 況。

明訂並公布這些計劃至少會有三個好 處。第一，對美中關係保持着更審慎、懷疑之態度的美國人，將取得充分的信息，以對抗大力推動援助中國的多數學者、分析家和政府精英。第二，認清美國援助中國的領域，可以讓決策者更了解在哪方面有籌碼可以左右北京的行為。第三，美國人可以利用這份清單反駁中國教科書的指控（見本書第五章）。

它們聲稱自泰勒以降歷任美國總統都想圍堵及傷害中國。

第三步、精確評估競爭力

戰國時期的許多故事都告訴我們，在擇定戰略之前要仔細衡量權力平衡。美國企業有一條不變的法則：「能衡量，才有改進」。箇中內涵言簡意賅：除非知道你需在哪裡改進，否則無從改進。除非知道自己在哪方面落後，否則無法在競賽中後來居上、領先競爭者。每一年中方會針對他們與美國的競爭力關係進行年度分析。為什麼美國不這麼做？

非營利組織“競爭力協會”（Councilon Competitiveness）成立於一九八六年，旨在提升美國的全球經濟競爭力。它集合了企業執行長、大學校長、全國勞工組織負責人和著名研究機構於一堂。協會刊物詳細預估，至少直到 2017 年，美國的製造業競爭力將會如何下降，而中國卻保持第一位，因為北京在製造業及工業上都保持着大量的投資。美國政府應該就美國競爭力進行類似但更加嚴謹的衡量。白宮應該每年向國會提出報告，包括美國與其主要競爭對手們的相對表現之趨勢和預測。美國政府的許多部會，包括情報機關，都必須參加進來。報告不必涵蓋其他所有國家，只要針對前十名競爭者做比較就行——就從中國先開始。

第四步、發展競爭策略

《戰國策》經常描述領導人如何憑藉“改革”以遠超競爭者的速度來競爭。要訣在於保持心智開放，承認策略需要改變而有所行動，然後執行新戰術以獲致渴望的結果。

肯特•休斯（Kent Hughes）是伍德羅•威爾遜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美國及全球經濟計劃主任，也是競爭力協會前任執行長。他把中國科技崛起所構成的威脅，拿來與 1957 年蘇聯發射伴侶號人造衛星（Sputnik）做比較。他提出，雖然蘇聯發射衛星被視為是對美國科技及軍事優勢的挑 戰，它也刺激美國投資其科學及工業教育，以及民間部門的創新。中國的崛起尚未刺激類似強烈的反應。休斯提出一系列維持競爭力的政策建議。它們包括美國公共、私立部門合作以提升競爭力；財政及金融改革；技術創新；建立終身學習文化；以及增加美國民間研發。紐約大學教授拉夫•葛莫利（Ralph Gomory）曾任 IBM 副總裁，他也建議憑藉推動“美國實質的製造業復興”，來對付中國“政府對土地、能源和科技的大量補貼，以及低成本或無成本的貸款”。中國委員會（China Commission）的帕特里克•莫洛伊（Patrick Malloy）也闡述需要有新的國家競爭力戰略，因為“整體而言，美國經濟的優勢已經受到了長期的威脅，甚至我們的國家安全也岌岌可危。”公共政策分析家羅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Atkinson）和史蒂芬•伊澤爾（Stephen Ezell）則提出一個跨部會計劃以加強美國競爭力，但是他們又擔心由於兩黨都存私心、有政治考慮，計劃會受阻礙或遭到刪除。他們向保守派提出警告：“右派幾乎對美國全球軍力優勢有任何相對衰退的跡象都十分敏感，卻偏偏奇怪地忽視美國經濟地位的衰退將對其整體安全、特別是國防軍備產生的負面影響。”對於左派人士，艾金生和伊澤爾也警告他們：“如果美國輸了全球創新優勢的競賽，左派人士必須承認他們想促進社會正義的使命也無法有效達 成。”

第五步、團結美國內部陣營

戰國時代領導人試圖保持盟國緊密結合，設法將同床異夢的同盟結合在共同目標下。

不團結很危險。美國政府之內及之外，有許多人主張改革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但是他們派系林立，經常搞不清楚其實彼此同在一條船上。至少從 1995 年起，北京的中國學者就常告訴我，批評美國對華政策的美國人是多麼地囿於政治歧異、從來不能合作。

要等待希望見到中國內部發生改變的美國人攜手合作已經太晚了。美國國內應該成立一個大同盟，以改變中國為共同使命，而且一相情願以為美國可以協助中國改革的作法也該改弦更張了。這代表支持達賴喇嘛的美國人，應該和主張撥款強化五角大樓海空一體戰計劃的美國防務專家結盟。這代表人權團體應該與要求保護知識產權的美國企業界合作。這代表主張修改“獨生子女政策” 的反墮胎團體，必須與國會成立的民主促進組織建立共同目標。

第六步、建立反制聯盟

中國擴張它對南中國海的權利主張、欺負菲律賓漁船、切斷越南地震調查船纜線，最近又在東中國海設置防空識別區，種種行為都是別有用心的。中國希望能確保取得在本地區的天然資源，也希望恐嚇其鄰國，它們才會因為恐懼而不敢團結起來抵抗其野心。

無論一個人懂不懂圍棋，他都知道被一群敵人包圍是危險的。中國天生就害怕其鄰國成立這樣一個同盟。因此，美國正應該鼓勵蒙古、南韓、日本和菲律賓等國家去結盟。

就算這樣的同盟不會真正的成功，但僅僅是其可能的威脅性都足以暫緩、抑制北京的攻擊性。中國了解美國及其盟國過去如何圍堵蘇聯。當美國增加援助，並且促進中國的鄰國合作時，當中國感到孤立、在本地區毫無友人時，中國的鷹派將會受到內部指責。

第七步、保護政治異議人士

冷戰最前線的許多戰士是蘇聯和東歐的異議人士，他們拒絕向肆無忌憚的新聞檢查、 政治宣傳、宗教迫害、經濟奴役低頭。他們的主帥是哈維爾、華勒沙（大陸譯：瓦文薩），和索忍尼辛這類人物。由於這些人的勇氣、熱情和原則，他們推翻了蘇聯和鐵幕。但是他們並非孤軍奮斗。從杜魯門至里根，歷任總統皆支持他們的理想。

當他們坐牢時，美國總統要求放人。

當他們需要資金時，美國人撥款。

當他們自己國家查禁而需要言論自由的論壇時，美國人的印刷媒體、廣播電台透過自由歐洲電台把他們的奮戰和信念傳播到家家戶戶。

今天的中國已增強對西藏佛教徒和維吾爾族穆斯林的迫害。在西藏，政府實施宵禁、 逮捕抗議者、殺害無辜百姓，達賴喇嘛最近評說，中共把這個地區轉變成“人間地獄”。在新疆，互聯網和電話經常被切斷。由於國家推動移民，新疆和西藏的漢族人口大增。中國也迫害基督徒。外國人在中國要先出示護照才能參加教會做禮拜，是常有的事。

為什麼？因為中國是由無神論的共產黨當家執政。北京政府希望中國人民不跟非經國家核準的教會有往來。許多專家估計中國有六千萬至一億基督徒，而且人數還在逐步上升。

“對華援助協會”（China Aid）創辦人兼會長傅希秋想倡導中國人民保衛他們的信仰和自由。這個組織的宗旨是，促進法律改革、贊助中國「家庭教會」、援助被捕坐牢的基督徒。他凸顯政策的殘暴，並且支持在中國的其他人權運動分子。最近，傅希秋因為協助盲人律師陳光誠在中國逃出軟禁、平安抵達美國而名噪一時。楊建利是經歷 1989 年六四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的中國異議人士，他在過去二十五年奔走努力、要求中國政府建立問責制度。他成立“公民力量”（Initiatives for China），一個要把中國國內支持民主的團體與全世界人權團體串聯起來的組織。由於他的工作，他被中國政府抓去坐了五年牢，經過美國國會兩院無異議一致決議，聯合國也通過決議案，復經非營利組織奔走，他才恢復自由。他能夠獲釋，證明外界聲援異議人士會起很大作用。我們不妨想象一下，美國政府若是像援救楊建利出獄一樣，積極去支持中國其他許多異議人士，他們將能發揮更大的效用。

國會眾議員南西•裴洛西努力不懈地支持達賴喇嘛，小布什總統也支持傅希秋在中國爭取宗教自由的努力。很遺憾的是，傅希秋說，他向奧巴馬總統求助，奧巴馬卻置之不理。奧巴馬總統沒有把中國的人權表現和北京關切的事項，如貿易關係，綁在一起。奧巴馬政府甚至沒把人權議題列入“戰略與經濟對話”，這是奧巴馬和胡錦濤 2009年 4 月宣布建立的機制。

美國政府不應該暗中破壞那些在對抗百年馬拉松時可能最有力的盟友之努力。

第八步、堅決面對反美的競爭行為

中國不只是針對美國發動網絡間諜攻勢的源頭，它還是首要源頭。根據某些估計，針對美國的網絡間諜行為有九成以上源自中國。中國黑客定期侵入美國企業和政府單位。受害人包括谷歌、博思艾倫咨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AT&T、美國總商會、Visa、Mastercard 以及國防部、國務院、國土安全部和能源部。數十年來，只要是中國自己無法發明的技術、無法創造的知識產權，它就靠黑客去偷竊。美國知識產權竊取調查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Theft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由前任國家情報總監丹尼斯•布萊爾和前任駐北京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領導。它提出的報告指出，美國知識產權被偷使美國每年經濟損失超過三千億美元。

維吉尼亞州國會眾議員法蘭克•伍爾夫（Frank Wolf）長年致力於保護美國技術資產不受中國竊取，也努力促進中國的人權。體認到中國如何占美國開放及樂於分享信息的便宜，他協助為這類資產建立少許低度的防護規定。伍爾夫在 2011 年聯邦預算法中附加一項條款，禁止太空總署和白宮科技政策室在當年與中國進行任何共同的科學活動。然而，在設法阻止中國竊取美國的技術知識的工作上，伍爾夫卻是孤軍奮斗。自從 2011 年以後，他就沒有辦法促進通過類似的立法。由於“伍爾夫條款”成功地阻絕中國記者參訪美國航天飛機「奮進號」（Endeavour）的發射，以及伍爾夫參加湯姆•藍托斯人權委員會（Tom Lantos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的活動，關切中國的人權問題，他本人竟然成為中國網絡攻擊的受害人。像伍爾夫這樣強烈關切關鍵技術、軍事機密和知識產權遭竊，對美國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但是他宣布 2014 年將從國會退休。如果美國還希望在百年馬拉松中和中國競爭，它需要恢復伍爾夫的方案，並且設法擴大它們。

第九步、查緝並懲罰污染分子

美國和歐洲連手每年降低六千萬噸溫室氣體排放量，中國每年卻增加五億噸以上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中國環境問題最嚴重的證明——至少到目前為止是如此——乃2013年1月發生的“空氣污染末日”，北京和中國其他城市的空氣污染超過世界衛生組織認定之安全程度的四十倍。但是即使“空氣污染末日”也無法讓中國改變它的環境政策。北京拒絕遵守任何國際協定，深怕協定會強迫它以對環保負責任的、長期永續增長的政策為優先。

要在中國推動環境保護有一個比較有效的作法，就是洪博培大使批准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用推特公布北京的污染程度。同樣的，中國著名的環保組織“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負責人馬軍，把中國的水、空氣和固體廢棄物污染情況繪製成地圖，公布在網絡上。但是，我們唯一能做的就只是喚醒民眾的環保意識嗎？美國應該從要求中國採取對環境負責任的作法，進一步堅持中國要確切落實，即使這代表比超過去美國政府得對中國施加更大的壓力。否則，中國就占盡經濟上的競爭優勢——華府限制美國企業以保護環境，中國卻徑自全速出口其產品及污染。

第十步、揭發貪瀆及新聞檢查

中國政府最害怕的一樣東西就是新聞自由。它了解陽光是貪官污吏的消毒劑。它深怕中國人民若是了解其領導人的貪瀆、殘暴以及欺瞞美國及民主盟國的歷史之全部真相，會出現什麼樣的反應。可是，美國政府為什麼不更積極反對中國對其人民的新聞檢查和宣傳運動，這實在令人大惑不解。

中國主要的新聞機構都是國家擁有。於是揭發貪瀆的責任通常落在駐華外籍記者肩上。西方媒體大致都不負眾望——揭露侵占公款、反腐官員遭受騷擾、國企管理不善、逃漏稅、性丑聞、欺壓外資企業、賄賂等等弊端。例如，2013年僅僅幾個月內，新聞記者安德魯•傑可布（Andrew Jacobs）報導，中國官方以「尋釁滋事」罪名扣押一名中國記者，以及在四川省殺害無武裝的西藏人。同樣地，《紐約時報》駐上海特派記者張戴維（David Barboza）於2012年10月發出報導，指出溫家寶總理家族有二十七億美元資產取得方式頗有疑問。但是北京政府用盡種種手段不讓這些信息流傳到中國百姓耳朵里。2012年，中國政府封鎖彭博新聞，因為它刊載有關習近平家族財富狀況的新聞。在中國工作的潛規則是：你可以報導中國經濟飛速增長，但若是開始批評共產黨或其高級官員，你就會被驅逐出境。

中國領導人也對美國科技公司施壓，要求它們對其在中國的網址進行新聞檢查。互聯網提供商及社群媒體公司若要在中國營運，得面臨嚴峻現實：要不就是與中國政府的新聞檢查配合，否則就是因政府封鎖它們的網址，被迫退出中國市場。

對維基百科的創辦人吉米•韋爾斯（Jimmy Wales）而言，選擇很簡單。維基百科拒絕順從中國政府限制信息的要求。被謔稱為“中國防火長城”已在許多場合封鎖住維基百科。韋爾斯說，維基百科代表“信息自由，若要我們妥協„„豈不就發出非常錯誤的訊號：等於是宣告地球上沒有人願意說出：‘你知道嗎？我們不會放棄的。’”為什麼美國政府沒有支持維基百科的反抗？它應該向中國政府施壓，要求它不要來欺負維基百科、雅虎、臉書等美國公司和其他媒體。

它也應該加強和中國人民的溝通——透過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的國語廣播。冷戰期間，自由歐洲電台是蘇聯新聞檢查和宣傳的沙漠中，反共異議人士難得的綠洲。沒有理由自由亞洲電台不能在百年馬拉松中扮演同樣的角色，但是它的預算至少需要增為三倍。

第十一步、支持民主改革派

美國在冷戰期間的許多戰略都派不上用場——至少目前還派不上用場。宣示新冷戰正中中國鷹派下懷，他們挖空了心思就是要誇大來自美國的威脅。目前並沒有全球意識型態大鬥爭，沒有必要建立類似北約組織的反中同盟以圍堵擴張中的帝國。但是冷戰有一個教訓美國有必要遵行，那就是恢復對中國境內支持民主及公民社會團體的支持。在談到新冷戰時，中國最擔心的是，美國會恢復他們在冷戰時期的計劃，運用思想的力量從內部顛覆蘇聯。中國大部分鷹派相信這個顛覆中國的計劃已經秘密付諸行動，就和一九四七年對付蘇聯一樣如出一轍。中國至少有兩本書宣稱美國中央情報局領導此一計劃。

前任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曾經指出，1975年的《赫爾辛基協定》振奮了蘇聯境內的支持民主團體，它“在我們贏得冷戰上扮演關鍵角色”。中國鷹派似乎也認同他這個觀點，他們經常撰文表示擔心美國發動計劃以影響易受擺布的未來中國文人領袖，而走向民主的多黨選舉和自由市場。2013年10月，中國的鷹派透露另一項擔憂——美國會物色一個戈爾巴喬夫型的中國領導人，他會終結一黨專政。鷹派對中國自己的領導人的不信任，充分表露在2013年10月的九十分鍾錄影帶《較量無聲》的論調里。中國鷹派深怕自己的文人領導人受到西方領導人洗腦，想要推動多黨制以及民主政體。

羅援少將接受網絡采訪，描述美國中央情報局有一個方案是監視中國軍方媒體，找出「鷹派」，再把這些人姓名提請中國高階文人領導人注意，他們會將這些鷹派降職或懲處。羅援在訪問中舉出三個實例，甚至提名道姓逕指我很高興有這類動作。我不介意他提到我的姓名，但實際上美國並無這種方案。事實真相是，美國或西方並沒有這種顛覆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協同一致行動。每年花在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經費不到五千萬美元。美國政府雖然有些經費並不充足的公民社會計劃，它們並非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行動，與實際需求的規模一比，它們太小了。至少有六個這類的計劃源自冷戰時期，由美國政府出錢，交給美國勞工聯盟暨產業組織大會（AFL-CIO）、總商會及民主、共和兩黨等組織去經營。它們提供資金贊助中國境內相當多元的各式組織，以及流亡團體。美國國務院應該贊助更多項目以促進中國依法治理及公民社會的發展，包括提供法律及技術協助、改革刑事法、改進司法裁判、培訓村級民選官員，以及支持法官獨立等。

美國也應撥出更多經費支持選舉觀察團，並提供技術協助以起草地方選舉規定，改進對預算及政府決策的監督。我們也需要增進獨立的非政府組織能力的項目。伴隨着推動民主的倡議，美國也必須認真推動自由市場改革，而不是認定中國自然而然地會開放其經濟。例如，國會透過民主基金會和國際民間企業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撥款，支持設在北京的“天則經濟研究所”，它在推動雙邊投資條約。這會縮減國有企業、包括“國家冠軍”的優勢。

中國的血汗工廠也已經受到中國非政府組織及美國出資援助計劃的關切。美國政府對於中國內部的辯論倒也不是一直不感興趣或一無所知。上世紀90年代，國務卿喬治•舒爾茲（George Shultz）堅持中國要遵守國際反核子擴散的規范。美國協助在中國建立機構和培訓人員，以扭轉北京不願加入核子不擴散條約的心態。

參議員約瑟夫•拜登（Joseph Biden—現任總統）形容中國是“在國際社會快速成為一頭野象”的國家，要求除非中國改變它的不擴散政策和實際作為，應該扣住不給它貿易最惠國待遇。美國政府的交流計劃結合民間的非政府組織，如麥克阿瑟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發起資助中國培養境內發展武器控制的能力之倡議。外國的壓力和經費協助中國建立第一個出口管制系統，以監督及防止公司輸出受禁制的技術。很遺憾，近來美國又淪於消極。

習近平在談論遵守中國憲法時提起如何把“權力放進籠子”，引發熱切辯論。法學教授張千帆領銜起草，徵得七十二位學者聯署上書。張千帆指出，中國憲法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光是要落實這一句話就會嚴重限縮共產黨當前的獨裁角色。當習近平在制憲三十周年慶上講話，提起“憲法應該是保障公民權利的法律武器”之後，辯論更是持續不斷。《紐約時報》2013年2月3日一篇報導談論劃分黨、國體制及深化市場改革，它說：“習近平近來有些談話，包括有一次他強調需要執行憲法，已在推動改革人士之中點燃希望”。這正是北京鷹派最害怕的新聞。就這方面而言，美國應該是參與者，不應該袖手旁觀。

第十二步、密切觀察鷹派和改革派之間的角力

今天，中國有一套對付美國的冷戰戰略，它仔細地監視華府各個不同派系——哪些人支持北京、哪些人懷疑北京，哪些人可以被操縱、哪些人已經看破馬拉松戰略。美國過去也長於此道。冷戰期間，美國投資時間、技術和人力以打探蘇共政治局各個委員的活動——哪些人主張與美國保持更和諧的關係，哪些人視美國為必須推翻的危險敵人。可是和對付蘇聯時不同，美國在面對中國時就施展不開了。

了解中國內部在關鍵問題上不同人物的不同立場，對美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雖然馬拉松戰略進展種速，中國政府的思想還未僵化成一塊鐵板。固然強硬派占多數，但還是有些真誠主張改革及自由化的人士，他們希望中國能夠以美國模式為標杆。他們的確存在，美國必須找出這些人並予以支持。問題在於美國情報機關還未投資資源，去找出這些真正的改革派。他們和表里不一、假裝有改革意願的許多中國領導人並不相同。

對情報界而言，辨別他們是極大的挑戰。挑戰一直持續不斷。1980年，卡特主政時期，奧森伯格邀請我參加國家安全會議一項幕僚會議，討論他為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所起草的備忘錄。備忘錄提出警告，認為我們對中國的情報工作做得很差，“我們會經歷在伊朗方面同樣重大的情報失敗”，即伊朗國王在1979年遭到推翻。稍後幾年，略有進步，但幅度不大。

1996年在國會作證時，曾在中情局服務27年、後出任駐北京大使的李潔明（James Lilley），指出挑戰的艱巨：“兩千五百年前，中國的孫子就說過一句話，‘能而示之不能’。他們的預算、他們向蘇聯的軍事采購、他們的技術轉移、他們的力量投射，這些事他們全都秘而不宣。你想得知，唯一的方法是透過見不得光的情報搜集。但是，一如既往，到頭來構成最基本差異的還是人。”

前文已經提到，2001年8月，也就是天安門廣場屠殺的十二年之後，李潔明向國會委員會表示，他最大的遺憾就是晚了十年才從中國內部文件獲悉，當時中國已經朝民主走了有多遠、以及抗議者已經有多麼接近將推翻共產黨政府。這位前任大使說，如果他當時就知道，他會力諫老布什總統站在真正的改革派這一邊堅定地干預，而不是受北京領導人之騙與他們站在同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