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中國蒙元史家竭力貶低了南宋軍民抵抗蒙古入侵的偉大意義

中國蒙元史家的筆下，南宋軍民的數十年抗戰幾乎不值一提，他們用類似”南宋還苟延殘喘於東南地區”，把辛勤勞動、發明創造的漢族人民描述成不堪一擊望風而降的小丑形象[注18]。而仔細閱讀歷史，南宋恰恰是當時世界上抵抗蒙古蠻族入侵最悲壯也是最持久直到最後一息的文明社會蒙古軍隊掃蕩歐洲國家不過需要2-3年就可得手，征服中亞阿拉伯地區不不過需要十年時間，可是征服華夏文明社會西夏和金朝卻需要十七八年，征服南宋花費了25年時間，綜合了中國和亞歐的各種武器，利用了漢奸的配合才勉強得手。這正說明中國是當時最先進的文明社會。

因為南宋軍民英勇抵抗，拖住了大批蒙古軍隊不能繼續破壞波斯阿拉伯等其他文明地區。南宋軍民在四川的頑強抵抗，殺死了蒙古帝國的罪魁禍首蒙哥，更是直接導致在阿拉伯地區的蒙古軍隊停止了野蠻的屠殺和掠奪。保護了世界文明不被降低到原始狀態。

蒙元時代不是中國的黃金時期，恰恰相反，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世界上除了中國和蒙古，所以國家無不對蒙古的野蠻屠殺、搶劫和破壞鄙夷。前不久伊拉克的撒大母、侯塞因希望伊拉克人恐懼被美國統治後果時，就用蒙古人在巴格達的大屠殺來比喻。而中國把這種野蠻人尊成英雄一樣對待，是為什麼文明被野蠻殘破的歷史被描述成相反，是中國當代蒙元史專家們的傑作吧？.

中國蒙元史專家用政治迫害的方法威脅、恐嚇，阻止不同的學術觀點

那麼，中國的蒙元史家如何面對中外如此之多的史料，和反對觀點？根據我們現在查到的資料得知，他們採用的不是學術辯論，而是巧妙的利用中國當時的政治形式，對不同學術觀點的人進行政治威脅和迫害，以強迫不同意見住口。他們把中國持不同意見的人扣上“大漢族主義”的帽子，並且把大漢族主義和各種危險的政治身份聯繫起來把他們說成是。比如國民黨大漢族主義的先鋒，帝國主義????，蘇修侵略中國野心的幫凶，四人幫同黨等等。這意味着在中國當時的政治形式下，和他們持有不同意見的人不僅僅沒有學術和生活前途，不可能在學術界提職稱，甚至可能被關入監獄。

韓儒林在其文章中就多次把持不同意見者批判成為別樣用心的“大漢族主義者”，他說“有些大漢族主義歷史家心中橫着少數民族做中國皇帝的時代必為黑暗時代的偏見，抓住一些符合自己需要的史料，加以誇張和普及，就把那個時代渲染成了人間地獄。”[見注1]，而且把伊斯蘭國家關於蒙古種族滅絕罪行的記錄說成是“回教地主知識分子”、“回教歷史家詛咒”，這樣不同學術觀點就會被描述成為反動的封建地主階級代理人，在當時是面臨批判坐牢的危險的。

中國近代蒙元學家還對持不同學術觀點的人採用了誣陷和誹謗的手法。學者對蒙元政權持否定態度的本來清楚，就會因為蒙古帝國種族滅絕罪行，對其他民族財產的瘋狂掠奪，對婦女搶劫和對兒童的殺戳和奴役都是有史以來最為惡劣的。可是這些蒙元專家避口不談這些充分的根據，而是把對手描寫成血統論的種族主義者，說他們““元朝的皇帝是蒙古人。當中原的皇帝寶座上坐一個少數民族皇帝時，有些人就不加調查研究，一口咬定說這是黑暗的時代”[注22]。這是在誤導公眾認為否定蒙古帝國的觀點都是因為種族血統主義而不是屠殺掠奪罪行。事實上，這些蒙元學家因為蒙古帝國不是漢民族，所以才一定要歌頌他們的罪行，好像具有非漢族血統就高人一等，就有屠殺漢族人民的權力，他們才是地地道道的因為血統持有偏見的種族主義者。

韓儒林還說過：“有些大漢族主義歷史家心中橫着少數民族做中國皇帝的時代必為黑暗時代的偏見，抓住一些符合自己需要的史料，加以誇張和普及，就把那個時代渲染成了人間地獄。”[原文見注1]。那麼他證實蒙元時代不是人間地獄的根據是什麼呢，竟然是元代在蒙古地區和漢人地區都存在極大貧富差距。他說：“例如有人受用“負極江南，富稱塞北”兩句話來描寫元代的社會，難道“每一年有收二三十萬石租子的、占着二三千戶佃戶”的江南大地主也是“窮”列“極”點7霞兒賣女的蒙古人，也是“富”得堪“稱”麼?”。在他眼裡，漢人都是應該在生死線上掙扎的，某個漢人地主沒有這樣，就算是蒙古帝國統治者開恩了。連蒙古奴隸過着悲慘的生活，都被這位蒙元學權威說成民族平等，作為禁止批判蒙古帝國罪行的根據。實際上，蒙古帝國統治者和這位蒙元史專家一樣，都是種族主義者，他們部下的奴隸都是在其他民族地區掠奪來的平民。蒙古統治者對於和自己沒有血緣關係的奴隸殘酷壓迫，還用法律規定強姦他們的妻子受到保護。這種歷史上罕見的壓迫，竟然在這位蒙元學權威眼裡成了漢人蒙古人同等對待的證據。

在中國“四人邦”倒台後，這些歷史學家又立刻宣布“四人幫”是“大漢族主義者”[注19]。他們找到“四人幫”關於歷史問題的言論(比如匈奴對漢族人民破壞這樣已經達成共識的結論)，牽強附會地說“四人幫”“醜化誣衊我國的少數民族，妄圖破壞民族團結．搞亂少數民族地區。以實現其篡黨奪權的罪惡目的”，而他們給四人幫捏造的罪名，恰恰是和他們所持的不同學術意見。這樣任何揭露他們謊言的人，都有被當成“四人幫”的死黨的風險，在當時意味着面臨勞動改造的後果。這些蒙元專家的做法既不是真的痛恨四人幫罪行，也不是關心少數民族不受迫害。他們要做的不過是用政治暴力受到壓制不同意見。

在中蘇關係破裂後，中國的蒙元史專家還把對蒙古屠殺持否定態度的人和蘇修帝國主義聯繫在一起。用所謂“蘇修版圖集團的御用史學家，為了替新沙皇侵占我國領土和發話製造輿論，大肆貶低和醜化元朝歷史，拼命宣揚戰爭的殘暴和恐怖”作為理由[注20]，把揭露蒙古種族滅絕罪行的人推到蘇修集團的立場中去。使得反對者面臨更大的政治風險。這些蒙元專家用政治手段威脅不同意見的做法，他們用暴力消滅了學術討論的空間。使得他們編造的謊言成為唯一可以讓公眾接觸的信息。

我想特別指出的是，上述用政治手段威脅的不同學術觀點的人，是中國“元史綱要編寫組”的主要成員，也是中國蒙元史的權威。他們用政治手段壓制了不同意見，不僅使得中國民眾完全失去了從教課書上了解代歷史真相的，也使得中國的歷史學家不能在一個自由寬鬆的環境中研究歷史真相和發表不同意見，因為這面臨這手段嚴重的政治迫害風險。中國歷史學家即使有勇氣關於蒙元罪行的描述，不能發表在主流刊物上，而且在揭露事實的同時毫無根據地說幾句“元代統一促進歷史進步”的謊話，以免早點學術壓制。比如最近一篇研究元代婦女悲慘境界的文章，只能發表在影響力極為有限的“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上[注20]

外篇 對蒙元史的歪曲及其嚴重危害（四）

中國蒙元史家扭曲歷史對中華民族的危害

這些主流中國史家扭曲歷史的作為將對中華民族產生深遠的危害。他們把屠殺和種族滅絕的行為與國家統一、民族融合混為一談，混淆中國人民道德、是非觀念，使民眾喪失華夏文明中德惻隱、仁愛之心，對自己的死難同胞不痛心、不同情，對無辜被殺害的人民麻木不仁。他們誘使民眾不尊敬辛勤勞動、發明創造、對中國文明發展做出貢獻的群體，不知道這是支持中華文明發展的支柱，而是追求模仿好吃懶做、不勞而獲，以為靠相互暴力掠奪同胞的勞動成果就可以成為英雄。

這樣做的結果最終導致中國人民不知道國家統一、民族融合需要相互關心、愛護，誤以為戰爭和壓迫才是國家統一的法寶，這樣的結果必將導致整個中華民族就凝聚力迅速喪失。把中國帶到一個非常危險的心理狀態。當這些蒙元專家，把蒙元政權的種族滅絕行為吹捧為所謂的促進民族融化時，隱瞞了這種所謂的融合破壞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這樣一個事實。讓人造成的錯覺是屠殺有功，培養了很多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的主體-漢族的蔑視感、和對自己祖先殺人、搶劫的優越感。當下一次中國再有外來民族侵入時，這種缺乏凝聚力的毒瘤必將惡性擴散，一定會有人(尤其是非漢族)在勾結外來民族屠殺、欺壓中國民眾時，不但沒有羞恥感，反而為這是在促進新的民族融合引以自豪。這是在為侵害中國人民利益甚至屠殺中國人民的漢奸做心理培訓。

這些蒙元史家扭曲歷史的做法現在還被某些民族別有用心的精英充分利用。在抗日戰爭期間，內蒙王公德王勾結日寇進攻中國軍隊、成立偽政府的時候，就是用所謂成吉思汗種族滅絕的“光輝業績”來鼓勵其族青年建立成吉思汗帝國，脫離並再次欺壓中國。外蒙貴族在清末民初勾結俄國分裂中國領土時，也用所謂成吉思汗業績來迷惑其民眾，造成了十多萬非漢族在外蒙被種族清洗。所謂成吉思汗的光輝業績，是把民族間的利益完全分開，把某些民族的利益建立在其它民族痛苦上的邪惡行為。蒙元史專家吹捧這些行為，實際上是鼓勵這些民族繼續侵害其它民族利益。在內蒙的某些蒙古族精英，現在就發出所謂的“蒙古是主、漢人是客”，為內蒙驅逐漢、回、滿等各族人民的種族清洗做準備。這些分裂分子(大多數都是黃金家族的成員)表明維護國家統一，給政府施加壓力，一方面要求所有中國人民都崇拜成吉思汗。一方面暗中培養本民族蔑視其它民族生存權力。他們就充分利用中國蒙元專家扭曲的歷史作為武器，把自己恢復黃金家族統治的意識形態，巧妙地混入蒙元專家扭曲的歷史中。甚至用國家的資金來為黃金家族寫家譜，為以後趁火打劫做準備。他們以蒙元史專家的結論做大棒，氣勢洶洶地把一切不符合他們黃金家族利益的史觀，說成是大漢族主義，動輒加以嚴厲地打擊。可以預料，蒙元專家扭曲歷史的做法給中國再次發生悲劇埋下了伏筆。

中國主流蒙元史專家使得廣大民眾誤以為蒙元滅宋是歷史的進步，是中國歷史上普通的改朝換代，而不知道野蠻戰勝了文明，游牧民族的瘋狂屠殺掠奪摧毀了華夏文明的精華，他們利用民眾對歷史知識普遍缺乏，掩蓋了蒙元政權成至少五千萬中國人喪生的事實把屠殺和種族滅絕被粉飾成了民族融合和進步，使民眾認識不到蒙元統治者兇殘的本質，以為這是一個普通的改朝換代。使得人民無從了解為什麼從蒙元以後中國文明發展陷於停頓，完全失去了以史為鑑的機會，丟棄了中國古人在文明發展中無數此探索的經驗教訓，讓今天的中國在一個很低的起點上，象沒有任何文化根底的國家一樣從新摸索，再次去體驗古人早已知道避免的教訓，讓我們的後代嘗受沒有先人經驗的痛苦。

蒙元學家這樣扭曲歷史，讓廣大中國人民迷失了文明發展的前進方向。使廣大民眾誤以為屠殺和種族滅絕是促進歷史發展的，讓他們蔑視辛勤勞動和發明創造。文明的水平和科學技術發展必須建立在長期和平環境中多學科小的發明創造、積累成綜合的大發明創造。這種積累需要前人的努力能夠被後人繼承，使得後人在更高的水平上發展。這需要一個秩序的社會和保障社會能夠分工合作、減少內鬥、內耗的人文環境。中國古代正是有了儒家思想才幫助建造了這樣一個人文環境。而中國蒙元史專家扭曲歷史，把蒙古空前絕後的種族滅絕和一般歷史上的戰亂混為一談，隱瞞了蒙元統治後中國的人文環境的被嚴重破壞，成為中國發展緩慢停滯的根本原因。這樣中國人民完全失去了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機會，不知道文明飛速發展需要象儒家文明中的癮側、同情，作為社會和睦的必要條件。讓民眾誤以為欺軟怕硬、弱肉強食才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把蒙元摧殘中國文化的危害發揚光大，造成社會內鬥、內耗不止，造成現代中國文化中的團隊精神成為世界上最差的之一。造成中國人民習慣於蔑視同胞的利益，難以進行互惠互利的合作。誤導中國青年以為只要有所謂成吉思汗式的“雄心壯志”“自信”“果斷”，敢於殺人，就可以當世界的主宰。這在世界科學技術和經濟水平決定國家實力的今天，在以科技為基礎的武器發展越來越決定戰爭勝負的今天，這種思潮將對中國前途產生極大的危害。

為什麼中國的主流蒙元史專家採取這種危害中國的做法。沒有跡象表明他們是有意為之，而更可能是迫於壓力或者奉命行事。但是這些歷史學家顯然對自己的專業道德和危害絲毫沒有責任感。韓儒林曾經在一篇自述中說，他在解放後被迫改變了原來研究蒙元史的方法，採用了“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歷史觀”看問題。本人目前沒有發現馬克思的任何著作支持這種篡改歷史的方法。也沒有發現他們對扭曲、篡改歷史如何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任何解釋。他們的確引用馬克思主義所謂生產力發展是歷史發展動力的理論，可是蒙古帝國促進生產力的說法完全是謊言。製造這種謊言並非是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所謂“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無非是一個可以打人的武器和藉口，把不同意他們觀點的人一律打擊成為“反馬克思主義者”，這在中國政治上不寬鬆的年代，是可以把對手至於死地的藉口。

那麼是什麼原因和過程、或者說那些人迫使這些歷史專家放棄自己的職業道德去扭曲歷史？以本人局外人的身份，無法調查清楚。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這些壓力直接、或間接來源於那些成吉思汗種族滅絕受益者的後代。對成吉思汗罪行的吹捧，有利於他們對本民族普通民眾的控制，增加分裂傾向，而分裂傾向也有他們利於欺騙政府崇拜成吉思汗可以防止國家分裂。當內蒙地區有分裂的危險時，他們可以扮演一個維護中國統一的角色而占據重要領導位置。同時更有權力和機會利用國家資源向其民族灌輸蔑視其它民族利益的意識形態。這些黃金家族精英雖然表面上說讚揚成吉思汗是為了國家統一，但實際上是為了自己的私利，把蒙古族和中國其它民族分開。他們在說維護國家統一的同時，甚至和台獨、外蒙相勾結，準備進一步篡改歷史，把匈奴說成是蒙古祖先，把內蒙說成是自古以來蒙古族的固有領土，為驅趕其它非蒙民族的種族清洗做輿論準備。這在最近某個蒙古精英的一系列文章中有充分的表現。具體內容超出了本文議論範圍。本文所論述的，是蒙元專家如何扭曲歷史，和它潛在的和已經發生的巨大危害。考慮如何阻止和減輕這種危害，是每一個熱愛中國人民的同胞義不容辭的責任.

注釋和參考文獻

[1]韓儒林《論成吉思汗》見《成吉思汗研究文集1949-1990》和《歷史研究》：1962-3月第1期

[2]徐超《浙江大學》《游牧文明與中國北方的生態

[3]Ata-MalikJuvaini,etal

《GenghisKhan:TheHistoryoftheWorld-Conquero》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June19,1997)

[4]勒內格魯塞《草原帝國》藍琪/譯項英傑/校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5]Ibnal-athir原著譯自EdwardG.Browne,ALiteraryHistoryofPersia,(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02),Vol.II,pp.427-431.

[6]Sauders

[7]數字引自尚鋮主編《中國歷史綱要》公元1955年1月版第273頁。

　　[8]愚人《南宋末四川軍民對蒙古的抵抗及其意義》公元2003年，文章尚未在印刷媒體發表，但是按照學術論文格式，引用大量可以查證的原始資料。

　　[9]根據韓音湖等編纂的《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匯編（第一輯）》， 滿清在文字獄時代曾經對有關蒙古的各種記錄做過系統的銷毀和篡改，以掩飾蒙古屠殺和掠奪的罪行。今天在中國古籍中有關蒙古屠殺的資料大多數都殘留散落在非官方編纂的史書中。下面是筆者收集的部分關於蒙古帝國種族滅絕的記錄。

　　《靜修文集》卷一七《孫善墓誌》：“河朔大亂幾二十餘年，數千裡間，人民殺戮幾盡，其存者，以戶口計，千百不一餘。”

　　李心傳（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十九乙集：“貞佑元年即，崇慶三年至寧元年也，十一月至二年春正月，凡破九十餘郡所過無不殘滅，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羊馬畜皆席捲而去、屋廬焚毀、城郭北墟矣。”

　　宋陽枋《字溪集·上宣諭余譙隱（余□）書》（四庫全書珍本）：“蜀自辛卯以來，士夫軍民死於兵者不知幾百千萬。遠者未暇論，姑自近者言之。辛丑西州之禍，殆不忍言。漢嘉之屯，陣亡者眾。江陽失險，瀘、敘以往，窮幽極遠，搜殺不遺。殭屍滿野，良為寒心。”

　　《續資治通鑑·宋紀·一百六十三》載：“紹定四年（公元1231年）八月，蒙古拖雷分騎兵三萬人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徑過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府，民散走死於沙窩者數十萬。”

　　《元史·李忽南吉傳》：“三年（公元1266年），宋軍陷大梁平山寨（今重慶梁平），平章賽典赤令忽蘭吉領兵千餘騎，掠其境，先以六百人覘之，聞寨中擁老攜幼西去，追擊之，斬首三百級。”這段文字記載有蒙軍不分老幼的屠殺。

　　吳昌裔《名臣奏議·卷一百·論救蜀四事疏》：“迨至去冬（嘉熙三年）其禍甚慘。毀潼、遂。殘梁、合。來道懷安，歸擊廣安，而東川震矣。屠成都，焚眉州，蹂踐邛、蜀、彭、漢、簡、池、永康，而西州之人，十喪七、八矣。毒重慶，下涪陵，掃蕩忠、萬、雲安、梁山、開、達，而夔峽之郡縣僅存四、五矣。又虜所不到之地，悉遭訌潰之擾，民假為潰，潰假為韃，而真韃之兵往往借我軍之衣裝旗號，愚民耳目而卒屠之，蓋雖荒郊絕島之間，無一不被燎原沸鼎之毒也。”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眉州史氏程夫人墓志銘》（《四部叢刊》）：“眉州青神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會國朝（元朝）以金始亡，將併力於宋。連兵於蜀，蜀人受禍慘甚，死傷迨盡，千百不存一二，謀出峽逃生。”

　　明楊慎《全蜀藝文志》輯明趙枋（左木水旁代）《史母程氏傳》：“嗚呼！余嘗得《三卯錄》讀之，蜀民就死，率五十人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積其屍，至莫（暮），疑不死，復刺之。（示旁，以下同）異孫屍積於下，暮刺者偶不及，屍血淋漓入異孫口，夜半始蘇，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後出蜀為樞密使。嘗坦視人，未嘗不泣下。賀靖權成都，錄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

　　[10]江曉原《元代華夏與伊斯蘭天文學接觸之若干問題》《傳統文化與現代化》

　　[11]牟復禮（普林斯頓大學名譽教授）《劍橋中國史 --遼西夏金元史(異族王朝和邊疆國家)》第9章 費正清主編，由於本書幾乎沒有關於蒙古帝國種族滅絕的描寫(這種記錄在國外有關的歷史書籍中廣泛地存在)，而且故意對中國人口下降50%事實迷惑不解，筆者懷疑，《劍橋中國史》可能是故意而不是無意地參與了對待中國公眾的欺騙行為。本文中關於扭曲蒙元歷史的描述在書中同樣存在，不過荒謬程度低於中國蒙元史專家，也沒有用政治威脅的手段對待不同學術觀點。

　　[12]周良宵 ：《忽必烈》，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13]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國大歷史》兩書中有關蒙元部分對歷史進行了徹底的歪曲，顛倒了黑白，完全不顧基本的歷史事實。鑑於黃本人並非蒙元史專家，筆者懷疑他是受到費正清學派和中國蒙元史專家的誤導。

　　[14]事見《蒙古秘史》第2章載，鐵木真為了搶1條魚，殺死了他的弟弟。類似事例在其他有關游牧民族記載中也經常見到。

　　[15]據《蒙古秘史》第2章載，鐵木真的父親死後，其母親因為部落不分給他家弱小肉吃而與部落首領發生爭吵，結果部落將其孤兒寡母丟棄而去。

　　[16]《元史·本紀第一》鐵木真祖先莫拿倫夫人看到幼兒挖草根充飢，就驅趕馬車將小孩軋死，造成兩個部落相互仇殺，死者眾多。

　　[17]據《蒙古秘史》第4章，當蒙古部落和塔塔爾部落民仇殺之後，鐵木真下令，把男子和車輪高度做對比，高於車輪的一律殺掉，女子分給部下強姦並作為性奴隸，死後還作為陪葬。這種類似類似於種族滅絕的習俗在其他民族關於蒙古軍隊的記載中也能看到，在匈牙利，蒙古人把強姦後的婦女也給殺死。游牧民族種族滅絕和奴役其他民族作為奴隸的行為並非只限於蒙古帝國，這個習俗甚至延續到滿清政權。滿清政權曾大批掠奪漢族、朝鮮族百姓稱為奴隸，並在多個地區進行大規模的種族滅絕，其中比較典型的是揚州大屠殺和在准葛爾的種族滅絕。和蒙古同源的突厥在亞歐各地也經常有大規模的種族滅絕記錄。希臘歷史資料就有土耳其多次對希臘民族種族滅絕的記載。最近1次土耳其的種族滅絕行為發生在公元1914年在其領土上屠殺了140萬亞美尼亞人。

　　[18]王鍾翰主編《中國民族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公元1994年

　　[19]樹森、榮勝《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期公元1977年出版

　　[20]元史綱要編寫組《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期公元1977年出版

　　[21]徐適瑞《元代平民婦女婚姻生活考》《西南師範大學學報》29卷第2期

　　[22]韓儒林《穹廬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公元1982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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