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是是非非

辛亥革命，90年了，眾說紛紜。辱承友人下問，不揣淺陋，僅就若干疑點，敬獻芻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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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辛亥革命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後來的歷史卻不太爭氣，帶來的是災難而不是福祉。回首話當年，究竟應該怎樣看待這個歷史事件？

袁：辛亥革命在今天，已經是陳年舊事，太可心平氣和，慢慢探討。我很欣賞章士釗晚年說的一句話："今之論士，語涉辛亥革命，往往過於誇張，估計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許。" 評價這一歷史事件，應該把它放在近代中國歷史發展全局下，弄清它給此後的中國增添了什麼。說乏善可陳，也許過於絕對；建樹不多，大約是公允的。我搜索枯腸，只想到一點：加速了思想觀念的變革。帝制不存，三綱焉附？三綱是中國中世紀意識形態的核心；儘管要徹底摧毀它，非常艱巨，但辛亥革命後它的合法性成了問題。這是新文化運動能夠一呼百應的重要原因。與流行的觀點略有不同，在我看來，辛亥革命是新文化運動的真正起點。更準確地說，是中國文化從中世紀的宗法專制意識形態向現代文化轉型的新階段；經過一代又一代的先驅持續努力，清末最後十年的新政中，儘管仍有不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保障包括隱私權在內的個人自由已經寫入法典。 辛亥革命爆發推動這個變革直指過去無法觸及的君臣關係；不管是真情還是假意，"軍人不得干政"、"法治"、"公理"等新名詞，被文武官員背得滾瓜爛熟；如此等等都體現着思想觀念在變遷。可惜，這些變革很不徹底，並且多半停留在嘴巴上，沒有在制度層面鞏固下來。其他方面的發展（如經濟立法）是清末新政的繼續，不是革命的成果；而後來的社會動盪則有目共睹，不必多說了。

友：難道推翻帝制本身不是一大功勞嗎？

袁：對現代社會說來，有沒有皇帝不是大問題，關鍵是政治制度的性質。辛亥革命前夕的清王朝，正在向立憲政體轉化；而號稱民國的政府大都是專制政權。兩者差別不大。而就實行真正的憲政的可能性來說，前者的幾率似乎更大一些。這樣說的根據有幾條：

1． 國家是統一的，沒有1916年以後沒完沒了的各地軍閥之間的紛爭，精力可以集中於政治體制改革。

2． 外部環境比較穩定，經濟狀況比較好。民族工礦業以平均每年15％的速度增長。財政收入由19世紀末的八千萬兩左右，穩步增長至1910年的將近三億，赤字約八千八百萬兩。而民國建立後，軍費劇增，收入銳減，1912年的赤字估計高達兩億八千萬兩！ 財政處於破產狀態，不借外債就活不下去。1928年以前，除少數幾年外，情況沒有根本性的改變。這樣的狀況大大增加了外國操縱、威脅的可能性。英、俄兩國正是以此要挾要袁世凱政府在西藏、外蒙主權問題上讓步的。

3． 中央政府處於弱勢。滿族只有500萬人，皇族和親貴更少，他們已經腐化，精銳的新軍不在他們手中；從而使清政府與民國時期直接掌握着槍桿的軍閥比較，更容易受到牽制。

4． 以各省諮議局和商會為中心的民間社會相當強大，他們的獨立性很強，幾次請開國會運動就是他們領導的。

政治是不同社會力量之間的博弈。沒有各種力量牽制，靠統治者恩賜的民主、自由和法治是不牢靠的。如此看來，當然是辛亥革命前夕的清政府比後來軍閥統治時期的政府更容易向民主、法治體制過渡。

友：這不是在宣揚"告別革命"嗎？

袁：李澤厚、劉再復教授在上一世紀90年代初提出"告別革命"，衝擊了近代中國研究中把革命神聖化的死水一潭的局面。不管人們是否同意他的觀點，從思想史的角度看，至少有啟發人們深入思考之功，不應也無法輕率抹煞。海外和港台的情況我不知道，就大陸而言，1995－97年初，國務院教育委員會下屬部門如臨大敵，出錢"組編"一些人開會、作文、出書，批判圍剿，熱鬧了一陣子。我的感覺是可憐兮兮，沒有留下什麼值得一提的業績。有個前提必須明確：肯定還是否定任何國家的革命都不是判斷學術是非的標準。一進入學術領域，任何問題都不可能統一口徑。再過一百年乃至一千年，如何評價辛亥革命仍然會眾說紛紜。就我個人而言，卻不願使用"告別"或擁抱革命之類感情色彩很濃的字眼。歷史無法告別；我們的責任是竭力接近歷史真實（儘管史家們已經一再說明完全揭示歷史本來面目是不可能的），讓人們作出自己的判斷，從中吸取歷史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