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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祖國”與回族認同的歷史變遷“回回祖國”與回族認同的歷史變遷[1]

復旦大學歷史系 姚大力
一

在中國歷史上，回回人究竟是在什麼時候才形成為今天被稱為“民族”的這樣一種人們共同體的？

對這個問題，我們先後有好幾種不同的回答。較早對回族歷史進行比較系統的考察的金吉堂認為，從元代到明中葉，“為回民在中國[的]同化時期。各色回教人士，在中國境內起一大結合，構成一整個民族”[2]。中國共產黨內最早認真地對這個問題從事討論的“民族問題研究會”，在《回回民族問題》一書中沒有明確斷言回族究竟形成於何時，只是不失審慎地寫道，回族的“發展史應該從元朝開始”[3]。基本完成於1963年的《回族簡史》事實上遵循着上述思路。它寫道，自南宋末葉至元亡，“是回回的初期活動時期。這時，形成回回民族的條件在萌芽、成長中，回回民族還沒有形成”；而在“明代三百年中，回回已成為一個民族共同體”[4]。有明統治長達近三百年；那麼，能否將回族的形成確定在其中某個更具體一點的時間段之內呢？王建平在他完成於瑞典的博士學位論文中認為，就雲南而言，“一種區域性的回族認同形成於明代中葉以後；那時‘回回’的名稱已廣泛流傳，而中國伊斯蘭在線資料一個鬆散的網絡也已構成了”[5]。當代著名的回民歷史學家楊志玖，則在他逝世前不久為自己最後的論文結集《元代回族史稿》所寫的“緒言”中，將回回的民族形成提前到比明代更早。他說，這個過程，“大約在元代中後期”已臻於完成[6]。

與以上諸說相比較，還有一種差異度更大得多的見解，將回族的形成時間位置於1950年代在中國開展的大規模“民族識別”工作之後。杜壘指出，儘管回回先前已經具有某種程度的種族意識，但在國家於1950年代正式承認它是一個民族之前，此種意識是相當地方化、並且缺乏充分條理化的。他說：“與各種的官方歷史或少數民族地圖所示相反，在1950年代獲得政府確認之前，回民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就像許多其它的人們群體一樣，回族只是在中華帝國向民族國家轉變的時期才開始出現。如今以回民著稱的人們，是7至14世紀定居中國的波斯、阿拉伯、蒙古和突厥等族的穆斯林商人、軍人和官員們與當地非穆斯林婦女通婚而產生的後裔。因為絕大部分生活在相互隔絕的共同體中，如果說他們其中的部分人（肯定不是全部）還有那麼一點共同性，那也就是對伊斯蘭的信仰而已”[7]。李普曼也說，所謂“民族”的概念，“只是形成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之初，並且僅在1949年以後才被有效能的中央政府作為一種政治工具持續有力地加以使用。但這樣的‘民族’論者卻又堅持認為，在現代國家的各種技術的和社會的干預及能力使‘民族’得以成立之前，這些實體作為具有自覺意識的統一的團聚體，已經存在了極長的時期”。因此，李普曼反對“把‘民族’的範式應用於回民穆斯林（或者毋寧說是任何一個人們群體）的歷史”。他贊成杜壘的看法，認為在1949年之前，“回回”的概念僅僅意味着穆斯林[8]。

學者們對回族形成的時間問題之所以會有如此分歧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因為他們在怎樣界定一個民族的存在或否這個問題上存有嚴重的不一致。仔細檢視把回族的形成位置於元明時代的上述諸種見解，不難發現，它們都把某些共同文化基質的產生、發育視為特定民族共同體確立的標誌。不論持有此種見解的中國伊斯蘭在線資料人們是否先驗地假設，他們中國伊斯蘭在線資料所發現的那些共同文化基質必定會或者已經在該共同體成員之間催發出一種主觀歸屬感或認同意識，總之，這種認同意識本身始終不曾成為他們鄭重關注的對像[9]。另一方面，李奇於1954年發表的對高地緬甸克欽部落的研究表明，種族集團的形成又未必以共同文化的承載單元作為必要前提。恰恰相反，是“自我指屬”（self-a????ion）的意識，導致某個群體的人們選擇並利用某幾項文化特殊性作為他們與眾不同的標誌。繼李奇提出的“挑戰”之後，巴特為1969年出版的《種族集團與劃分界限》一書所寫的“導論”，在人類學領域內賦予種族性以“新的意義”。於是，由不同人群間的互動關係、而不是由其文化基質的異同所引發的對自我與他者的區別意識，以及它在有關種族性的各種理論中的重要性，就在1960年代以往的人類學研究中被極明顯地凸現出來[10]。事實上，到1980年代中國民族學研究重新起步的時候，不少國內學者對這一點曾有所意識。他們似乎是想把這種極其重要的主觀認同意識納入斯大林定義中所謂“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概念框架里去[11]。不幸的是，這樣的處理，正好消解了新觀念原本可以推動的再深入一步的思考與新的學術創穫。

主張回族形成於1950年代中國的民族識別工作的研究者，高度強調現代國家的“制度化”運作對回族成員的身份自覺或種族認同意識的決定性作用。但他們所倚靠的人類學方法，在考察更早時期出現在回民群體內的自我歸屬意識的歷史狀況及其演變方面，往往顯得有點力不從心。李普曼的著作所採用的，基本上是歷史學的方法；但他對回回群體內部認同意識的產生及其歷史變遷，似乎仍未給予特別的關注。

其實，我們所面對的，不盡然是回回民族究竟在何時形成的問題。問題的實質似乎是，在當代中國政府將“民族”作為一種制度化範疇來劃分國內的各種人們群體之前，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這樣一個種類的人們群體，其特性與今天被稱為“民族”或“種族群體”的人們共同體基本相近？更具體地說，今天的“回族”，是否存在着某種前現代的歷史型態？

本文擬從回回群體內認同意識產生與變化的這一歷史層面，對有關的史料進行清理和嘗試性的分析。

二

漢語文獻裡的“回回”名稱，如果不算沈括《夢溪筆談》卷5“樂律一”所記“凱歌詞”中的“銀裝背嵬打回回”一語，則最先是遼金之際華北漢人用指喀剌汗朝乃至迤諸地居民的名辭。該詞本身應當是派生於“回紇”、“回鶻”的又一漢語異寫；對西北域外情形不甚瞭然的華北漢人，很自然地將遼遠地方的人們看作是同屬於這一方向上自己尚能有所知中國伊斯蘭在線資料曉的最外緣人群。因此，在金宋漢人的觀念中，“回回”與“回紇”、“回鶻”經常是同義語詞[12]。

但這種情況在蒙元時期發生了變化。元初漢人用“回回”來對譯蒙古語Sarta’ul。後者派生自突厥語詞sart，原來譯言“商人”，但它在十一世紀之後衍義為（與游牧人相區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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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王建平副研究員的諸多指教。謹對他的幫助致以誠摯的感謝。惟文中未當之處，自然仍應當由我本人負責。

[2] 金吉堂：《中國回教史研究》，1935年成達師範刊印，據“民國叢書”（重印本），上海：上海書店，1989，頁133。

[3] 民族問題研究會：《回回民族問題》（1941），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年重印本，頁18。

[4] 《回族簡史》，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78，頁1、13。

[5]王建平：《協和與衝突：回族共同體在雲南社會》，倫德大學，“倫德亞非宗教研究叢書”卷11，1996， 頁126。據本文作者於2003年11月9日與該書作者的個人通訊，後者並且以為，一個更大範圍內的回族認同的形成，大體來說，應當也是在這個時期。

[6] 楊志玖：《元代回族史稿》，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頁2。

[7] 杜壘（Dru C. Gladney）：《華人穆斯林：人民共和國的種族民族主義》，麻省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91，頁96至97。

[8] 李普曼（J. N. Lipman）《熟悉的陌生人》，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1997，頁215至217。

[9] 《回族簡史》只是用明代回回“黨護族類”、“行賚居送，千里不持糧”兩條舉證，在不到三行的文字之內簡單交待說：當時“回回的民族感情已經有了”。見該書頁16。

[10] 見契耶斯（C. Keyes）：《“亞洲的民族”：泰國、中國和越南的種族集團劃分中的科學與政治（離任主席講演）》，《亞洲研究雜誌》61·4（2002，11），特別是頁1170。又見巴費爾德（T. Barfield）主編：《人類學詞典》，麻省劍橋，馬爾登：布萊克中國伊斯蘭在線資料維爾書店，1997，“種族集團·種族性”條（契耶斯撰）。

[11] 只要檢閱一下1980年代和1990年代《民族研究》等雜誌上發表的有關民族理論的諸多論文，便很容易了解這一點。具體論文篇目茲不贅舉。

[12] 參見田坂興道：《中國回教的傳入及其弘通》，東京：東洋文庫，1964，上卷頁81至88。沈括“凱歌詞”里的“回回”一詞，語義不明，未必是對異族的稱呼，因而可以將它排除在現在的討論以外。

[此貼子已經被作者於2005-8-23 23:36:40編輯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