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空軍情報部部長之子談913(zt)

１、“１號台”的設立及其功能

隨着我軍通信專業的迅猛發展，各軍兵種陸續組建了自己的通信系統。設立總機，俗稱“１號台”，如：軍委１號台，空軍１號台，海軍１號台，中直機關“１號台”„„

有了“１號台”，找人極為方便。只要拿起電話，撥１個號碼，如空軍直屬機關，只要撥個“９”即可接入總機的人工服務。

有了“１號台”，首長們就沒有必要背電話號碼了。打電話時也不用麻煩秘書代為撥號了。只要拿起電話，簡單撥個號，告訴接線員想找誰就行了。

當下級幹部找領導時，會拿着電話等話務員接通。如果遇到新提拔上來的，不懂規矩，敢放下電話等，則下次話務員會輕輕地囑咐：請不要放下電話„„。如果領導不方便立刻接聽電話，會讓話務員告訴對方不能馬上接聽的原因。如果方便的話，會讓話務員馬上接通。而領導找下級幹部接聽電話時，只需告訴話務員找誰，就可以放下電話等着。

“１號台”有個紀律——不准竊聽！不准監聽！因此，到“１號台”查詢，只能查到通話時間、時長，查不到通話內容。

當年，每位“１號台”的話務員通常要熟記幾百個電話號碼。有的技術尖子可以背上千個電話號碼。當然那年代有電話的人家也不多。

每個話務員都有分工。每個人具體負責兩三位首長。要求話務員對自己負責的每個首長的家庭、單位、常去的地方的電話號碼爛熟於心。要知道首長家屬情況，包括每個家屬的年齡，上班單位（聯系方式）、上學情況„„

有個小故事：一個周末下午，吳法憲要找一位軍級幹部。“１號台”查遍了單位、家裡、其愛人單位、平常喜歡去的地方„„都找不到。此時已經過去了４分鍾。期間吳法憲催了一次。當班的三四個話務員都急了„„忽然，有位話務員想起：今天是周末，下午學校要開家長會，而這位幹部的孩子在這個學校上學，會不會是去參加家長會了？馬上打到學校傳達室，用學校廣播找人。果然，這位幹部在參加家長會。因為一般周末下午機關放假，所以沒有告訴值班室自己的去向。

事後，吳司令員表揚了“１號台”。

２、毛下令切斷林彪與中央軍委的聯系，導致葉群等鋌而走險

舒雲調查文章里寫到：葉群接到周恩來的電話後，還“安靜”了半個小時（半個小時的時間不對！——本文作者）。這半個小時葉群在幹什麼？無人回答。筆者發現，周恩來警衛披露周恩來在接到張耀祠報告後，特意回到人民大會堂的新疆廳，叫與會的政治局委員誰也不許離開，也不許接電話。周恩來出來後布置警衛嚴密封鎖新疆廳，不許外面的人進去，也不許裡面的人出來。裡面有誰？有黃永勝。葉群得知周恩來要來北戴河，又得知北京封了飛機，按常理她會想到問問黃永勝，看北京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可是卻找不到黃永勝了！辦公室沒有，家裡也沒有，哪裡也沒有。黃永勝怎麼可能找不到？於是葉群認為黃永勝被抓起來了，她才臨時決定連夜走„„

其實，舒雲沒有考慮到“１號台”的作用。那就是周恩來通過１號台，通知了林彪，毛對他的態度和已經採取的措施。

過程應該是這樣的：

與周通了電話後，一定是有涉及黃永勝的事情，因此葉群要找黃。

葉群首先給軍委１號台打電話，告訴話務員：接黃永勝。然後放下電話，等。軍委１號台很快找到了黃永勝。通過中南海總機，知道了周恩來下令（包括黃永勝在內的開會人員）不許離開，也不許接電話。１號台只能將了解到的情況如實向葉群報告。

此時，就算葉群搬出林彪，中南海總機也不會讓黃永勝出來接聽電話。

就這樣，利用電話總機，周恩來給了葉群足夠的信息。周，做為三把手，林彪的下級，居然敢對二把手進行封鎖？！葉群不用多想，就知道這背後是毛的命令。因此得出“北京已經動手，扣壓了黃永勝„„”的結論。於是驚慌失措，走上了亡命出逃之路„„

因此，是毛先動的手，導致林彪出走。

周恩來秘書張樹迎在其回憶錄中提到：“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２３點２０分，葉群在９６樓中段原來的辦公室接到周恩來的電話。接完周恩來的電話，葉群試圖給黃永勝打一個電話，探聽北京的動靜。此時，按照毛的指示，周恩來將正在人民大會堂參加四屆人大報告討論會的黃永勝等人集體辦公，並不准他們單獨活動，不要出門，也不要接電話，同時在門口布置警衛„„”

我了解到的“２５６”墜毀真相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夜，山海關機場，載有林彪全家的２５６號三叉戟飛機強行起飛，沖入茫茫夜空„„

２５６在跑道滑行時，右翼翼尖與跑道邊上沒有來得及開走的油罐車相撞。撞擊力之大，將油罐車頂部直徑在１·５cm以上的鐵質手輪柄撞彎；機翼翼尖的航行燈撞碎，鋁制蒙皮破損，漆皮掉落不少（事後在現場撿到了這些撞落的物品）。這個巨大的撞擊力傳遞到機翼根部，會造成該部位應力集中，結構出現微變形。經過長途飛行，在飛機速度、高空氣流等各種復雜因素作用下，飛機結構變形部位集中的應力逐漸加大，致使變形加劇，最後會導致蒙皮出現裂縫，甚至破裂。三叉戟兩個機翼內部是油箱，而且飛機右機翼下方有個加油口。從機翼裂紋處漏出的航空煤油被吸入尾部發動機，引起發動機失火。迫使駕駛員潘景寅不得不馬上採取野外迫降措施，希望能僥幸迫降成功。

２５６在空中的情況被駐扎在大同的北京軍區空軍第８技術勤務團（俗稱“技偵８團”）掌握。當時８團一台偵測車前出到距離中蒙邊境１００多公里的地方。上機偵聽員叫“宮子越”（事後榮立了二等功），他截獲到多處蒙古地面觀察哨用無線電向上級報告的內容，包括：“一架大型目標入侵”“一架大型目標空中起火”“大型目標尾部發動機起火”“大型目標墜落在××地區。方位××，××”„„

當２５６飛出國境線不久，我軍的雷達就已經跟蹤不到了，只有技偵部隊還能截獲到一些情報。因此，周恩來命令“三北”地區、總參三部„„所有技術偵查部隊全部開機。目前已知新疆軍區情報處、北京軍區情報處、總參三部、空軍情報部等幾個單位有偵聽情報上報。

當時，技偵８團將截獲到的情報及時上傳到空軍情報部在西山的情報分析中心。經過進一步校核，形成正式情報上報。開始時，用電話報告到空軍情報部值班室，後來直接報到地下指揮所，由當時在地下指揮所值班的情報處處長王玉林接聽、抄錄後，交給部長賀德全（本文作者之父——編者，1926年生）。賀審核無誤後，將電話記錄報給已經在空軍指揮所坐鎮的李德生手裡。

當李德生拿到２５６空中起火的情報時，不敢相信。先問在場的空軍副參謀長白云：（跑出去的）飛機有沒有可能空中起火？

白雲肯定地回答：不可能！那可是專機啊！

將信將疑的李德生轉身打電話給三部部長胡備文，向三部要情報。

不久，胡備文來電話，稱三部得到的情報是：一架大型目標在邊境地區移動。

李德生告訴他空軍截獲的情報。讓胡儘快落實。

胡備文打電話給賀德全，了解空軍截獲的情報。提出拉條專用電話線，讓８團把情報直接報三部的要求。賀德全回答：“哎呀，這涉及到兩個軍兵種的關係。我要請示一下吳司令”。婉拒。此後，胡部長再沒有提及此事。

這時，來自８團的情報一條一條報到指揮所„„直到“大型目標墜毀。方位××，××。”

由於三部上報的情報與空軍上報的情報不一樣，加上李德生此時不敢相信空軍了，所以他索性將兩方面收集的情報一塊提交給了周恩來。之後，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時，特意提到：空軍有個情報，林彪的飛機已經墜毀了。

由於技偵８團截獲的情報準確、及時，在黨中央正確處理這起突發事件中起了巨大作用，因此全團被記一等功。

９月１４日上午，李德生在空軍司令部大樓的走廊里遇到賀德全，高興地說：“看來你們的情報搞得真准啊！”

賀問：主任怎麼知道的？

李說：昨天，蒙古方面來抗議了。通報的墜機地點就是你們報告的地方。

賀德全是９月１７日被隔離審查的。初，關在亞療。一年多後，送秦城羈押。後被空軍法院判刑１２年。刑滿釋放後，被送回老家泰安，“養起來”了。

賀德全出獄後，接觸到中央下發的有關林彪罪行的材料，知道中央將２５６墜毀原因歸結於迫降失敗。因此不再提及當時８團截獲的情報。直到２００５年以後，中央放鬆了對林彪事件的輿論控制，民間關於林彪事件的討論逐漸公開。他看了許多這方面的資料，終於開口，講出了他了解到的２５６墜毀真相。

他肯定地告訴我：（２５６）就是空中尾部發動機起火才墜毀的！這是由８團情報搞到的。

我問：有文字記錄嗎？

告訴：有電話記錄啊！被專案組收走了。一查就清楚！

２０１０年７月３０日，在大冶市委湛月賓館，湖北籍空軍技偵８團戰友們舉行了第三屆（大冶）戰友聯誼會。主持人劉炳坤在８團當過多年的首長司機兼警衛員，知道的機密多。借着閒聊和酒興，大家的話題就很自然地談到“九一三事件”真相。他表示：“九一三事件”許多高度機密的證據就掌握在技偵８團和技偵１團手上。如果公開，有可能影響目前對林彪問題的結論。告誡大家：團長、政委有言在先，永遠不要談及“九一三事件”的核心機密。 14/48

【說明】：根據原山海關機場參謀長佟玉春介紹，２５６右翼翼尖與油罐車相撞的事情，被山海關機場隱瞞了多日，不敢上報。一個多月後，老百姓到機場附近農田裡收割黃豆，將撒落在地里的飛機蒙皮，航行燈罩，等等碎片交到部隊（此時機場已經被陸軍接管了）。眼看紙里包不住火，機場方面才正式向上級報告了２５６滑行時撞到油罐車的事情。

【跟帖】

* 只是撞了油罐車又經過飛行那麼長時間後才起火，有點解釋不通。陰謀論的的說法可能於邏輯上是通的。

【馬悲鳴】： 2000年7月25日法航協和式4590號班機起飛時，前面一架其他客機掉了一小片金屬材料，被這架協和機的輪子壓到，機輪將其甩飛撞到機翼根部，引發機翼內油箱起火墜毀。從此協和式全面停飛。

由此觀之，撞油罐車應該立即起火，而不是飛出境外之後才着火。256號專機組有5人未能上機。其中第二副駕駛康庭梓說，飛機沒有着火，是着陸燈太亮，地面上的牧民沒見過，誤以為着火。鄧小平接見外賓時說，飛行員是個好人。估計潘景寅知道出大事了，不肯再往前飛，降下高度，打開着陸燈尋找適合着陸的地點，可惜沒能成功。

** 所以說陰謀論的可能在邏輯上是最讓人信服的理由。

【馬悲鳴】：周恩來是特工老手，不但對外，而且對內。舉凡車船店腳牙都預伏眼線。比如顧順章護送張國燾、陳昌浩、沈澤民（茅盾之弟）等人從上海去鄂豫皖根據地時，所乘之船的船老大就是自己人。專機機長、專列車長、專車駕駛員等都是事先培訓過的。張國燾《我的回憶》裡提到一、四方面軍會師後，中央調四方面軍高級將領的警衛員集中培訓，學習如何危機時保護首長；但若首長有異心，他們有權射殺。張國燾的警衛員雖然沒敢射殺，但也沒跟着叛逃。項英的警衛員射殺了首長奪走軍費。潘起飛後才知道大事不好，只好先迫降了再說。

3* 有可能老大只是一個眼神，三哥就心領神會了，所有細節都是輕車路熟的。當年丫頭不是還在海邊一個勁的與京城電話不斷，最後不上大鳥嗎？老二最後是一步步被裝進瓮里。

【馬悲鳴】：近見李銳之女李南央“挺川”時講了一件事：她們家認識一位兩航起義人員，是飛過五十次駝峰航線仍能倖存下來的僅有的幾人之一。他講自己曾是潘景寅放單飛的考核官，認為潘的技術水平不夠，沒讓他過。但潘的政治背景過硬，後來換了一位考官重考，才算過了。他認為256號專機失事是潘景寅迫降技術不行導致的。

李南央提到此事是為了證明“挺川”有理，因為共和黨更重專業。

李銳父女夸張其詞，多不可信。比如李銳說南方蘇區打AB團時殺了十萬五千人。而發生“富田事件”的1930年底，紅軍總數也沒有三萬。雖然如此，但轉述的潘景寅主考官的說法聽起來好像有點兒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