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百年，20世紀第一個十年是中國社會轉型史上最堪回味的篇章之一。梁啓超無疑是其中主角之一。啟蒙；辦報；辦學；組織政黨；暗中參與清政府的“預備立憲”，代清政府大臣草擬《考察憲政報告》和其他奏章，為中國的憲政竭思殫精；擬訂中國第一部《刑事民事訴訟法》，推動中國走向法治……不少事功、言論，穩健、公允、中肯，重溫史跡，人們往往為任公當年的遠見卓識未能實現而扼腕嘆息。

　　他是戊戌變法的號角。政變突發逃亡日本後，有機會系統接觸世界先進文化，思想升華，成為公認的中國第一代啟蒙大師，所辦《清議報》、《新民叢報》被譽為當時的百科全書，不少篇章至今光芒未減。

　　他也是名副其實的國學大師。從十一歲中秀才、十六歲榜列全省第八的舉人，到清華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之一，加上硬邦邦的一堆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著作，這個大師可不是冒牌貨！令人嘆服的是1902年，正屆而立之年的梁啓超寫下《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為中國文化史、思想史的研究留下開山之作。

　　一個有幾千年文明史卻在近代不能順利轉型的國家，其傳統文化必然既有瑰寶，又有極難打破的桎梏和必須填補的闕失。梁啓超的高明之處是以西方文明為參照系，既肯定中國文化的特點和貢獻，又不迴避本民族的闕失，並力圖探索其中原由。當前“國學熱”的令人惋惜之處之一，是有些人無視前人的學術成果，彷佛自己是在空地上創造新世界。虛心求教任公，也許是減少虛驕的良方。

　　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的學術文化，“非特中華學界之大觀，抑亦世界學史之偉績也。”（《論中國學術發展之大勢》，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華書局1989年北京影印版。以下引用此文，不再註明）他指出這個局面的出現有七個原因：“蘊蓄之宏富”、“社會之變遷”、“思想言論之自由”、“交通之頻繁”、“人材之見重”、“文字之趨簡”、“講學之風盛”。與此同時，他對中國文化提出了許多探索性的分析，即使現在看來，不一定準確，但引人深思，功不可沒。除了學術是否自由這個決定性因素外，他特別注意地理位置與傳統的影響。例如，他說：“欲知先秦學派之真相，則南北兩分潮，最當注意者也。”“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為齊。故於其間產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在近年關於中國文化的探討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到這類觀念的影響。

　　與狹隘民族主義者不同的是，他沒有停留在對傳統頂禮膜拜的水平上。他專辟一節闡述“先秦學派與希臘印度學派比較”，直指先秦中國學術有六大缺點：“一曰論理Logic思想之缺乏。”“二曰物理實學之缺乏也。”“三曰無抗論別擇之風。” “四曰門戶主奴之見太深也。” “五曰崇古保守之念太重也。”“六曰師法家數之界太嚴也。”

　　前兩點阻礙科學在中國誕生和發展。後面四條帶來的惡果是扼殺學術自由，進而阻擋民主與科學的進展。開其端的是孔子、孟子、墨子和荀子等人。 “先秦諸子之論戰，實不及希哲之劇烈，而嫉妒褊狹之情，有大為吾歷史污點者。以孔子之大聖，甫得政而戮少正卯。問其罪名，則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也。……其毋乃濫用強權，而為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蟊賊耶！” 此外，他認為中國的學術成為政治的附庸也是與泰西有別的缺點。孔學所以能獨尊，正是由於它為專制統治者服務：“嚴等級，貴秩序，而措而施之者，歸結於君權”；“蓋儒學者，實與帝王相依附而不可離者也。”

　　客觀，全面，敢於探索；這是研究中國傳統文化非常好的開端。百年前，如此開篇，不愧為大師手筆。在此以後，凡是嚴肅的學者，大體都保持了這種良好的學風。

　　20世紀30年代，著名的新儒學代表人物張君勱談到傳統時感慨系之：“然秦後兩千年來，其政體為君主專制，養成大多奴顏婢膝之國民。子弟受大家族之庇蔭，依賴父母，久成習慣。學術上既受文字束縛之苦，又標‘受用’‘默識’之旨，故缺少論理學之訓練，而理智極不發達。此乃吾族之受病處。”（張君勱：《明日之中國文化》第84頁，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敢於正視還是着意抹煞這些客觀存在？這絕不是無關痛癢的小事。

　　1958年元旦，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四位20世紀新儒學的集大成者，發表著名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也毫不含糊地說：“我們承認中國文化歷史中，缺乏西方之民主制度之建立，與西方之科學，及現代之各種實用技術，致使中國未能真正的現代化工業化。但是我們不能承認中國之文化思想，沒有民主思想之種子，其政治發展之內在要求，不傾向於民主制度之建立。”

　　嚴肅的學術、文化研究必須建立在考查前人成果的基礎上。現在有些大談“復興國學”的人們，似乎根本不知道前代國學大師已有的成就，公開揚言：“中國不能實行民主”，從大師們已達到的高度後退，這是儒學的不幸。
袁偉時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z_special/2006/02/20060228085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