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出身寒微，從小是出了名的勤學苦讀，最愛在破廟燭燈下通宵達旦的看書，沒想到一天雪夜遇到當時的東林領袖——大學士左光斗出來微服賞雪，一見之下大加青睞，就此收為門生。俗話說明師出高徒，低手才出自於暗師（韋小寶語）。左也是當時明朝政壇上鐵中錚錚之人，他的言傳身教無疑對史可法產生了重要影響，只可惜左老前輩行事向來光明磊落，有時未免失之於拘泥陳腐。史見樣學樣，不免失之變通，雖一生清正廉潔，卻缺乏在複雜微妙的政治鬥爭中駕馭局勢的才幹機變，此乃後話，暫且不表。
　　 崇禎末年，局勢岌岌可危，思宗皇帝自然要考慮預作退路。這退路，就是當時人稱留都的南京。留守重臣中一位是太監韓贊周，一位是功臣子弟趙之龍，這第三位，就是當時已在政壇上展露頭角的史可法，時任兵部尚書。說來也荒唐，崇禎本來與史可法連面都未曾見過，只是因為大家都說他好，就毫不猶豫地調可法走馬上任，所幸崇禎一生雖常常舉動失措，這次到真的挑到兩位忠臣。（他曾說贊周和可法出身寒微，比起來還是不如功臣子弟可靠，沒想到後來可法贊周皆死於國事，降清的恰是這位與國休戚的功臣子弟，唉，崇禎呀崇禎……）
　　 1644年，南北交通基本斷絕，時任南京兵部尚書的史可法憂心國事，正在調兵遣將渡江準備北上勤王時，噩耗傳來，崇禎帝已於煤山自盡，南京頓時成為明王朝理所當然的政治重心，擁立新君組織政權，就成為留都諸臣的首要任務。
　　 擁立新君，在當時有立福和立潞之爭 ，立福是出於血統和就近考慮，而主張立潞的東林黨諸君子以立賢為號召，但其實另有私心，他們一方面是害怕福藩藉機報復，一方面也有借擁立飛黃騰達的打算，作為當時南京第一實權人物的史可法真是左右為難，作為左光斗的得意門生，他政治上傾向東林黨人，自然不大想立福王，可又恪守宗法倫理觀念認為應當按倫序推立神宗子孫。反覆考慮之下終於想出妙計，於是秘密前往浦口同鳳陽總督馬士英密商，馬士英手握江北重兵，若取得他的支持，想來應該萬無一失了。果然身為外鎮的老馬受寵若驚，很快就達成一致意見，搞折衝立同為神宗子孫的桂王（即永曆）為帝。這一方案公布出來，人人皆大歡喜，以為大事已定了。沒想到風雲突變，福王求援於江北三鎮總兵，馬士英見風使舵改投福王。對這一變故，原本興高采烈的史可法一時還摸不着頭腦，寫信給自己的好盟友馬士英強調福王“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七不可立，力圖勸說馬回心轉意。但馬士英的權謀機變那裡是史可法及得上的，這封信反而成為後來藉以要挾可法的利器。事已至此，史可法只能痛悔自己輕信人言，結交“匪類”。但已悔之無及了。
　　 史可法性格上的最大弱點是優柔寡斷，缺乏政治家應有的決斷和魄力。他總想八方應付妥帖，誰也不得罪，卻往往事與願違，幾頭不討好。人送可法外號“老媒婆”，其為人慣和稀泥可見一斑。作為留都手握實權的第一號人物，若能一開始就當機立斷擁立福王。權柄不至於旁落，四鎮和馬士英也沒有可乘之機。福王不過庸人，但也有任人不疑的好處，若史可法借擁立得福王信託，政由己出，任用得人，未必沒有扭轉危局的機會。史可法其實自己也懂得這一點，他曾對人說：“以齊桓之伯也，聽管仲則治；聽易牙、開方則亂。今吾輩之所立者，豈其不惟是聽，而又何患焉？”意思是以管仲那樣的能臣自居（只怕未必），認為如今大權在握，就算擁立福王做了皇帝，必然是惟己意見是從。皇帝雖然是個庸人，也沒有什麼好擔心的。話雖在理，可惜史公沒有機會看看《教父》，柯里昂家族的軍師湯姆•黑根就有過名言：“有的事你做就是了，沒必要說出來。”史可法卻是光說不練，他的受業恩師左老前輩又不是godfather之流的人物，必然沒有教過他這樣的政治要訣。史說的話很快就傳了出去，輿論一時大嘩，認為這樣想，這樣說簡直是大逆不道，史可法從此更不敢有擁立福王的意思了。
　　 決策失誤，造成的最大影響是軍閥勛鎮勢力從此抬頭，朝廷政治分裂，黨爭激化。世事如弈棋，一着失誤，滿盤皆輸，史可法的棋錯一着，竟然決定了弘光小朝廷的敗局。不可謂是作者危言聳聽。
　　弘光立國伊始，在爭取人才方面，史可法還是比較清醒的，他極力打破黨爭的弊政，主張不拘一格收錄有用人才，包括名列魏忠賢“逆案”（以馬士英，阮大鋮為代表）和曾在北方投降大順政權（主要是東林黨人）的在野士紳。然而大家並不體諒史公一片苦心。馬士英，阮大鋮借江北四鎮打壓東林黨人，東林---復社骨幹也拼命攻擊馬，阮。一時鬧得雞飛狗跳，使可法再一次落了個兩頭受氣。史可法灰心已極，再加上當初痛罵弘光帝的信還捏在馬士英手裡。總是心不自安，雖然弘光帝面子上還對史可法禮敬有加，但可法心裡明白，皇上真正寵信的是從龍有功的馬士英，自己已成了靠邊站的擺設花瓶。正好馬士英入朝輔政，江北統御無人，於是史可法上書自請北上督師，意圖收取四鎮以彌補自己的失策。
　　 江北四鎮向來名義上受馬士英的統帥，與馬的歷史關係也最深。史可法為亡羊補牢，全力設法把這隻軍隊抓過來，他的第一個手段，即是奏請加封四鎮總兵黃得功為靖南侯，高傑為興平伯，劉澤清為東平伯，劉良佐為廣昌伯，以結好於四鎮。然而四鎮以立天子為功，驕氣已深，一面上書要錢要餉，一面勾心鬥角，爭奪江北繁華之地，騷擾百姓。駐節於揚州附近的史可法一籌莫展，當時清方兵力單薄，山東各府縣紛紛起義，河南也幾乎處於權力真空地帶。有謀士獻策勸他在河南，山東各設強鎮，厚集兵馬，以圖恢復。史可法也知道這是好計，然而名為督師的他根本指揮不動四鎮的跋扈將軍。只有徒喚奈何了。
　　 史可法在定策問題上舉措失當，導致四鎮坐大，歷來都被看作弘光期年而亡的重要原因。然而失足於前，未必不能補救於後。四鎮雖然為跋扈驕悍之將，但並非全然喪心病狂之徒。除劉澤清，劉良佐後來兵潰降清外，兵力最強的高傑，黃得功都能堅持抵抗，最後戰死沙場。人心未死，未必不可因勢利導以圖大計。自古常說御將之道，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劉邦能於進退之間將項羽手下的第一悍將英布折服的俯首帖耳，玩於股掌之上。高敖曹一輩子目空一切，凶狡異常，卻終生對高歡唯命是從，生死以之。無他，為人主的恩威並施，變化不測罷了。史公謙謙君子，歷來作思想政治工作以說服教育為主。以為和風細雨，必能潤物無聲。往來奔波於四鎮之間，苦口婆心的勸說他們顧全大局，共赴時艱，四鎮要糧給糧，要錢給錢，奉為驕子，唯恐伺候不周。大家聽膩了老生常談，反覺可厭。史公無法可想，只好寫信給大學士高弘圖訴苦：“鎮鋒惡，盍謹避之！”軍閥脾氣太壞了，我還是躲他們遠點吧。（據南渡錄記載：，史可法微服私行至淮上，竟被督工頭目抓去當苦力，碰上劉澤清來察看營建情況，他才扔下肩上的巨木大叫：“學生效勞三日矣！”）
　　 制人不成，反為所制。為史公計，另一出路即是放棄幻想，另練新軍以自強，人常說雖然當時多有失策，但史公也是形格勢禁，內受制於權臣，外受制於軍閥，沒有條件施展拳腳。是不是真是這樣呢？當時黃得功駐真州（儀徵）、劉良佐駐壽州（今壽縣）、劉澤清駐淮安，高傑駐瓜州，可法駐節揚州居中指揮（注意：有地盤），當時可法並非光杆司令，手中握有一支不大不小的親軍，時人張怡在南下旅途中還親眼看到：“過德州界，一路鄉勇團結，以滅賊扶明為幟，所在皆然……既聞弘光登極，史公督師，無不踴躍思郊。每遇南來客旅，輒訊督師閣部所至。”（又有兵源，人氣頗旺），在糧餉上，四鎮餉額向來充裕，又有徵收江北部分囤糧，商稅的特權。可法雖受制於四鎮，手上還控制着一部分糧餉領批大權（又有錢糧），自然史公雖人稱愛兵如子，兵不飽不先食，但真要行軍打仗，上陣殺賊還是非其所長，不過這並不等於領兵無人，以後來江陰抗清為例，名不見經傳的小小典吏閻應元竟指揮若定，抵抗數萬清軍圍攻兩月之久，吳日生（他還給可法做過參軍，受過史的直接領導）在太湖中舉義，一時聲勢浩大，曾重創清軍，斃敵千餘人，像這樣起身低微的人物一時竟不可勝數。若能有人能不拘一格，識拔英雄，也不可謂無將。可惜史公受任督師以來，雖清正勤勉，處理公文往往日以繼夜，為調和四鎮，安撫百姓費盡心血，卻無所建樹，回想當年祖逖僅率千餘兵將渡江，中流擊楫，一生威震兩淮，虎踞江北，北方胡騎無不避之唯恐不及的英豪氣概，不禁使人撫膺長嘆。
　　 史可法督師淮上，其最初目的無非是為了防禦清軍和大順軍乘勢南下，繼以待機恢復中原。然而，當時“聯虜平寇”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國策，弘光朝廷一時看不清形勢，還把清方看作是“剪除醜虜，以復君父之仇”的好朋友。再加上當時橫掃河北，打得明軍丟盔棄甲的大順軍竟然被清軍一舉擊敗，不由使得眾大臣對清軍的戰鬥力心懷忌憚，認為上策最好就是保守江南，避免激怒清軍南下，然後卑詞求和，以維護效法東晉，南宋的偏安局面。只可惜黃河南北的人民群起結寨自保，山東河北州縣紛紛反正，日夜翹首以待史督師的大軍北上恢復，他們心中的王師卻坐據兩淮，遷延時日。弘光小朝廷，正積極的謀求割讓淮河以北，偏安於江南了。
　　 清軍入關之初，一時還摸不清明朝底細。態度一開始比較持重，但隨着江南財賦對北方的重要性逐漸凸現出來，再加上南明政權的軟弱態度，這一切都使清方感到有機可乘。清攝政王多爾袞命弘光朝廷派來的副將何拱薇、參將陳萬春帶了一封信給史可法，信中充滿了恫嚇之辭，甚至說什麼“且擬釋彼重誅，命為前導”，連清軍的勁敵大順軍也被“借用”來作為迫脅手段，滿紙荒唐，令人噴飯，卻反映了清廷對南明政權態度的全方位轉變，即自封正統，否認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要求它無條件投降。史可法在回信中卻惟恐觸怒清廷，措辭極為軟弱。通篇只是為弘光朝廷繼統的合法進行辯解，反覆表達“連兵西討”的願望，準備在鎮壓大順軍後兩國世通盟好。史可法重操駕馭江北四鎮的故智，處處妥協退讓，只求息事寧人。這種做法在江北四鎮中已種下惡果。現在又以此奉為對外交涉談判的圭臬，只能是助長強敵的驕狂氣焰，無異於與虎謀皮。隨着以南明派出的以左懋第為首的和談代表團的失敗，清方厲兵秣馬，終於放膽準備南下滅亡南明了。
　　 和談失敗，史可法似乎逐漸清醒過來。1645 年初，史可法親自安排了高傑率軍北上，這是弘光朝廷惟一一次向黃河流域推進的軍事行動（主要還是對付大順軍而非清軍）。正月初十高傑率部來到河南睢州，鎮守此地的明總兵許定國早已暗通清軍準備投降，高傑在得知此事後本計劃以優勢兵力脅迫許定國隨軍西征。高傑自恃武勇，竟想學關雲長單刀赴會，沒想到在酒宴中中了埋伏，反被許定國殺害。消息傳來，史可法傷心欲絕，急忙趕到高傑營中處理善後事宜，立高傑子為興平世子，外甥李本深為提督，胡茂禎為閣標大廳（即中軍），李成棟為徐州總兵。當時黃得功等又想乘機瓜分高傑部的兵馬和地盤，雙方劍拔弩張。高傑妻邢氏擔心兒子幼小，難以服眾，她知道史可法沒有兒子，提出讓兒子拜史可法為義父。然而史可法卻因為高部是“流賊”出身，堅決拒絕，命高傑子拜提督江北兵馬糧餉太監高起潛為義父。當時高部以兵強馬壯著稱，手下李本深，李成棟後來都成為縱橫一時的大將。這本是史增進與高部感情，藉機團結高部勢力，共求抗清的大好良機。卻因一己偏見輕輕放棄。千載之下，讀來只有苦笑而已。
　　 有學者評價史公：“在智識上無甚特殊之處”。在下卻不敢完全苟同，以事實論，史一生在擁立，守邊，御將，外交國策等重大問題上屢屢失誤，然而從當時他的一些書信和私人言論中可以看到，他並非對這些問題沒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也曾對一些人提出的正確建議表示由衷贊同，然而卻從來沒有轉化為實際行動過，史可法一生的真正悲劇在於久習明末官場風氣，為人軟弱世故，遇事習慣四面應付周到，只求潔身自好。缺乏剛毅果決的鐵腕手段和魄力擔當。能知而不能行，終於一誤再誤，徒留遺恨罷了。
　　 睢州變後，三月二十三日，鎮守荊襄的南明大將左良玉為避李自成兵鋒，藉口“清君側，救太子”傾巢東下來攻南京。在弘光帝催促之下，史可法不得已不顧清軍重兵已經進入江蘇北部的危險抽調兵馬過江拱衛南京。他於四月初二日領兵過江，行至草鞋峽時得到報告黃得功等部已擊敗左兵。史可法請求入朝召對，面見弘光帝說明對主要威脅來自清方而不是左良玉部，因此在兵力部署上不贊成從江北抽調大批主力去對付左軍。馬士英卻耽心史可法名位居前，入朝後自己的首輔將保不住，加上清軍南下的消息日益緊迫，又建議朝廷下旨：“北兵南向，卿速回料理，不必入朝。”史可法接到詔書後大失所望，登上南京城郊的燕子磯，“南面八拜，慟哭而返”。這時候，清軍一路勢如破竹，由多鐸統率的大軍兵鋒已度過淮河。史可法方寸大亂。據應廷吉《青鱗屑》記載，當時一部分南明軍隊駐於高郵，史可法一天之內三次發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應廷吉“督一應軍器錢糧至浦口會剿”左良玉部叛軍；中午又下令“諸軍不必赴泗，速回揚州聽調”；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諸軍至天長接應”。應廷吉對諸將說：“閣部方寸亂矣，豈有千里之程，如許之餉，而一日三調者乎！”局勢一片混亂，劉良佐和原高傑旗下將領李本深，楊承祖等人紛紛不戰而降。隨即就轉過頭來接受多鐸調遣進攻揚州。史可法困守揚州孤城，城裡只有總兵劉肇基部和何剛為首的忠貫營，兵力相當薄弱。由於城牆高險，清軍的攻城大炮還沒有運到，多鐸派原明總兵李淒鳳，高歧鳳招降史可法，遭到嚴詞拒絕。他毅然說道：“此吾死所也，公等何為，如欲富貴，請各自便。”
　　 當十八日清軍初抵城下時，總兵劉肇基建議乘敵大眾未到，立腳未穩，出城一戰。史可法認為：“銳氣不可輕試，且養全鋒以待其斃。”在城守方面，“舊城西門地形卑下，城外高阜俯瞰城下，勢若建瓴，且為興化李宦祖塋，樹木陰■，由外達內，絕無阻隔，枝幹回互，勢少得出。”在軍事地形上給守軍造成重大威脅。“諸將屢以為言。公以李氏蔭木，不忍伐也。且言，諸將以此地為險，吾自守之”。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仍自以為是，處處囿於細事小節，不知輕重之勢，令人扼腕。二十四日清軍完成合圍，正式發動總攻。夜間，清軍用紅衣大炮轟塌城牆，“城上鼎沸，勢遂不支”。二十五日，揚州陷落，劉肇基戰死，揚州知府任民育、何剛等壯烈犧牲，史可法被俘後堅貞不屈，拒絕多鐸的多方勸誘，最後終於遇難。
　　 “死而可九吾無悔，魂不能南客莫招。”史可法殉國之日，大江南北，處處為之招魂，悲咽之聲，傳於一時。當時明末官場積弊流傳，從崇禎以來，高官顯貴“闖至則降闖，清至則降清”，只以身家性命為己念。堅持氣節，諸多藉口託辭，只求因循度日。守正不屈之人反被目為怪物。史可法以身殉難，無疑予當時的風氣和人心以極大的震憾。然而史公謙謙君子，立身勤勉清正，在朝堂上當能立德立言，卻無才力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真君子不以身後榮名為己念，若史公泉下有知，未必不因自己在內政外交上的一誤再誤而追悔莫及，魂兮歸來，能哀江南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