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煌言，字玄著，號蒼水，浙江鄞縣（今屬寧波市）人。他的父親張圭章，是天啟四年（1624）舉人，官至刑部員外郎。母親趙氏早逝，父親到北京做官，一直把他帶在身邊。當時，後金（後來的清朝）多次派兵繞道擾襲直隸。敵騎蹂躪當地人民的慘況，在張煌言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跡。後來由於朝政日益腐敗，張煌言的父親乾脆辭官回鄉，閉門教子讀書，考慮到當時時局日壞，還請人教習煌言武藝。一心把他培養為文武全才之士。張煌言從小就有豪俠之氣。據《海東逸史》說：張煌言年少時放蕩不羈，喜好賭錢，贏了錢後就呼酒買醉。有一天，他喝醉了躺在社祠中，夢見一個神仙對他說：“君宜自愛，他日成大事者，君也。”。張煌言聞言感悟，從此以任天下事自居，折節向學。十六歲參加縣試，加考騎射，三箭皆中的，與試者無不驚服。加之他平日留心時局，“慷慨好論兵事”，所以周圍的人們對他更加敬重。
　　南明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1645）五月，清軍攻陷南京，弘光政權覆滅。清軍渡江後的屠戮燒殺，激起江南人民的強烈反抗。浙東地區的廣大民眾在士紳錢肅樂、沈宸荃、馮元颺等人首倡下，舉起了抗清義旗。當時年僅二十六歲的張煌言也加入到這支隊伍中去。隨後，他就作為義軍的代表到天台迎魯王朱以海至紹興監國。一開始，張煌言被魯王授以行人之職，至紹興，又被授以翰林院修撰，由於他文武兼資，並任“入典制誥，出領軍旅”之事。
　　 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1646），清軍在博洛的率領下進攻閩浙地區，魯監國政權一時瓦解，魯王在張名振的護衛下逃往舟山群島。張煌言隨即匆忙趕回鄞縣故里，與老父、繼母、妻兒子女訣別，然後追隨魯王一行至舟山。但舟山守將黃斌卿卻拒絕接納魯王。魯王一行只得逃往福建長垣重建臨時政權。張煌言與張名振待局勢稍定後，又重返浙東與舟山地區，重新組織與招募義軍。而張煌言又被魯王加授“右僉都御史”之官職。
　　 1647年，兵敗逃海的魯監國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恢復整頓後意圖尋機再起，恰好這時在江蘇復社巨子陳子龍等人的奔走聯絡下，駐於蘇州的清蘇松提督吳勝兆決意反清。希望附近明軍派人接應。當時守舟山的明軍主要是肅虜候黃斌卿的部眾。魯王部將定西侯張名振以及總督浙直水師戶部左侍郎沈廷揚等也有一部分軍隊駐於該地，張煌言當時為這部分軍隊的監軍。經會商後決定以張名振領軍，沈廷揚副之，張煌言監軍，率將士數萬人，戰船兩百多號，浩浩蕩蕩開往松江接應吳勝兆。不料在崇明附近海面遇上颶風，不少船隻被洶湧的巨浪掀翻，清軍水師乘機大舉進擊，明軍一時潰散，張煌言的坐船也被風浪打翻，被清軍俘執，囚禁七日後，為人暗中所救，“有導之出者”，逃出後沿途收容了一些潰散的義軍“走間道復還入海”。途經黃岩時，又被追趕的清兵“圍而射之”，張煌言卻僅“以數騎突［圍］出”，終於回到營中。舟師覆敗，明軍一時灰心喪氣，而剛剛死裡逃生的張煌言認為兵敗事出意外，兵員損失並不太大，仍然奮不顧身的要求再次出師援應，不料吳勝兆起事失敗的消息很快傳來，良機已失，也只好徒喚奈何而已。不久，他又在浙東招募集結義軍於上虞縣平岡寨屯田拒守。其時，“諸山寨多出劫掠，獨煌言與王翊［率義軍］履畝勸輸，戢所部勿擾民”，深得民眾擁護。
　　1649年，魯監國在襲殺黃斌卿，入主舟山城之後，銳意整頓朝政，張煌言被任命為兵部右侍郎，受任後張煌言全力整治軍政，操練部伍，囤積資糧，經過兩年時間的殫精竭慮，終於把原來士氣低落，軍心渙散的明軍編練成一支訓練有素的精銳之師，從此縱橫於江外海上，對清方在江浙地區的統治構成重大威脅，為以後的舟山之役和長江之役打下了基礎。
　　魯王雄踞海上，多爾袞視之為眼中釘，肉中刺，不拔不快。終於下決心發動舟山戰役以解決南下後患，在這危急關頭，魯王與部將定策由阮進據守舟山，其他部隊兵分兩路南北並舉，先打垮清軍水師，具體部署是“魯王與張煌言、阮駿率顧忠、羅蘊章、鮑國祥、阮騂、鄭麟、李英傑、符文煥等斷北洋；張名振督張晉爵、葉有成、馬龍、阮美、阮驥、方簡等遏南師。”張煌言代魯王起草《祭海神文》慷慨誓師：“予起義於浙東，與薪膽俱者七載，而兩載泊於此。……今義旅如林，中原響應，且當率文武將吏，誓師揚帆，共圖大事。潔誠備物，致告行期。啟行之後，日月朗曜，星辰爛陳，風雨靡薄，水波不驚。黃龍蜿蜒，紫氣氤氳，棹楫協力，左右同心，功成事定，崇封表靈。……”檄文一下，各路明軍分道出海，張煌言所統北路明軍在吳淞口與清軍遭遇 ，張煌言居中指揮，在波濤巨浪中當先猛進，一舉擊破清軍水師，戰後清方計點損失，吳淞水師原有五千餘人，戰船一百五十餘只，剩下的還不到一半。
　　“南北應敵皆大捷”，然而因阮進輕敵戰死，舟山告急。張煌言等急忙會師救援，但在舟山海域遭到清阻截舟師的頑強阻擊，張煌言血戰之下，終因兵力懸殊而不能突入。這時舟山失守，大勢已去，魯監國，張煌言等人不得以移師溫州附近的三盤，然而清軍又緊隨而來，魯王部眾立腳不住，只好南下廈門，暫時投歸鄭成功。回想起舟山失守，功敗垂成，張煌言不勝惋惜，後來寫下《滃州行》，詩中追憶：“圻時帝子在行間，吳淞渡口凱歌還。誰知勝敗無常勢，明朝聞已破岩關。又聞巷戰戈旋倒，闔城草草塗肝腦。忠臣盡痤伯夷山，義士悉到田橫島。” 心中尚憾憾不已。
　　鄭成功接受朱以海及群臣避居舟山，但並不承認魯監國政權，滿心打算要兼併魯王的部眾，他採取的措施是把魯監國及其文臣變成自己的“寓公”、“賓客”，對魯監國的軍隊則採取容納和逐步改編的方針。張煌言作為魯王的兵部侍郎，也被成功派人監視起來，脫離了軍隊。煌言與成功皆為少年得志的英雄豪傑（是年煌言32歲，成功28歲），二人在交往之中頗有瑜亮互重之情。面對鄭成功的防範與監視，張煌言十分不滿，曾對鄭成功說：“招討（指鄭成功）自始至終為唐王出力效命，真可謂難得的純良忠臣啊！”鄭成功聽後則答覆說：“侍郎（指張煌言）您從始至終追隨魯王，與我豈不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嗎？！”兩人高來高去，彼此不着痕跡，哈哈一笑而已，然而從此鄭成功對張煌言更為忌憚。煌言在《曹雲霖中丞從龍詩集序》中感慨：“歲在壬辰（1652 年，順治九年），予避地鷺左（廈門），雲霖（曹從龍，亦為魯王所任兵部侍郎）儼然在焉，歡然道故。予時欒欒棘人耳，不敢輕有贈答；而雲霖囊中草多感時悲逝，亦不肯輕以示人。”監視之嚴，竟然仿佛復明志士在清統治區內的境遇，然而魯王部下將領以擁戴魯王為志，堅持原來的系統。在大敵當前的形式下鄭成功一時也硬吃不下這支部隊，雙方在承認偏處西南的永曆皇帝為正統的前提下，大體上維持着相互依存的同盟關係。
　　1653年間，天下形勢似乎正向着有利於南明的方向發展，李定國率軍八萬東出廣西，下桂林，又攻入湖南、廣東，“兩蹶名王，天下震動”；同時，孫可望派劉文秀出擊四川，克復川南；清方連敗之餘四處調集兵將到兩湖前線與明軍對峙，湖廣以下清軍江防兵力非常單薄。一心要恢復江南以圖自效的錢謙益在這樣的形式下提出了東聯孫可望，西聯鄭成功，東西夾擊乘虛收復江南的戰略計劃。並與姚志卓，眭本等人四處奔走，東西聯絡。張煌言，張名振都認為這個方案切實可行，應當抓住時機以圖進取。與此同時從孫可望那裡也帶回了秦王允諾以主力大軍配合，東下會攻的消息。張煌言和張名振當即整頓部伍，在得到鄭成功的部分資助後率原來魯王部下兵將兩萬多人，戰船五六百艘北上，在長江口崇明島登陸，一面在島上安營雜寨，四處聯繫內地的復明勢力，大興屯田，一面圍困島上崇明城中的清軍，為即將發動的長江戰役建立前沿基地。
　　1654 年正月，張煌言、張名振、劉孔昭等部明軍進入長江口，衝過狼山、江陰、靖江、等清軍江防汛地，二十一日到達瓜州。明軍在金山上岸，繳獲清軍防江大炮和火藥、錢糧等物。張煌言等帶領五百名軍士登金山寺，朝東南方向遙祭明孝陵，題詩寄慨，回想十餘年來戎馬艱難，寸土未復，眾人不由泣下沾襟：明軍海師在鎮江僅停留了兩三天。清江南總督馬國柱聞訊後緊急派提督管效忠領兵由浦口、六合增援儀真（今儀徵）、瓜州；尼堪領兵由龍潭救鎮江。明軍在清軍到達之前，回舟東下。清軍撲了個空。三月初六日，張部明軍四五百人又在揚州府屬呂四場登岸，擊敗防守清軍，繳獲大河營守備印。這就是初入長江之役。三月二十九日，張煌言，張名振等率水師六百餘艘再入長江，過京口（鎮江境內），直抵儀真，在儀真城外江中焚毀鹽船數百艘。這一次在儀真停留的時間很短，就返航東下，撤回崇明一帶的沙嶼稗沙、平洋等處，是為二入長江。同年，明軍軍再度入長江口，攻占過瓜洲、儀真、燕子磯等戰略要地，探聽孫部明軍東下消息，然而卻音信渺渺。不得已只好率師 “還屯臨門”。
　　張煌言等率眾屯營崇明，三次冒險突入長江，是為了在戰略上配合接應孫可望的東下大軍，正可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然而這東風卻遲遲無法颳起。原來西線明軍內部，已經起了重大變化。孫可望為在抗清戰場上取得重大戰果，提高個人威望，非常贊成錢謙益所提出的東西並擊的戰略，然而當時他與李定國的嫌隙日深，需要留兵監視李定國動向。另一方面他的野心日益膨脹，正積極籌劃取永曆而代之，也必須要坐鎮黔、滇指揮，不願親自統兵東下。因此可望決定由劉文秀統兵代己出征。而劉文秀向來不贊成孫可望取代永曆，眼見內變一觸即發，他也擁兵屯駐於貴州湖南交界，遲遲不願會師北上。永曆小朝廷諸臣各懷心事，一場恢復失地的大好機會，就此化為泡影。
　　到永曆九年（1655年）時，鄭成功派遣部將陳六御率師與張名振義軍南北配合，攻取舟山。清軍台州守將與義軍約降，張煌言“以沙船五百（艘）迎之”，使此戰一舉告捷。不久，張名振卻因中毒身亡，臨死前遺言將自己所統屬的軍隊歸由張煌言統轄指揮。鄭成功卻下令由陳六御接掌。次年清軍再度占領舟山，陳六御陣亡，在將士推戴下張煌言成為原魯監國系統軍隊的主要領袖，繼續同鄭成功聯合作戰。
　　永曆十三年（1659），清軍大舉進攻雲貴地區的永曆朝廷，長江沿岸守備薄弱。張煌言與鄭成功趁此良機再次率軍入江作戰。一開始，明軍抵達並占領崇明。張煌言對鄭成功建議說：“崇明，江、海門戶”，宜先將義軍“定營於此”，稍事休整，務使大軍“進退有所據”。但鄭成功自恃必勝，並未聽從。當時，駐防長江的清軍，在瓜洲金、焦二山間橫上攔江鐵索（俗稱“滾江龍”），且在沿江兩岸遍置西洋大炮，防守嚴密。張煌言卻親率十七條船奮勇當先，截斷鐵索，在後援的鄭軍配合下，“翦江而渡”，於六月一舉攻占瓜洲。攻克瓜洲後，張煌言又向鄭成功建議全力攻取鎮江，然而成功顧慮駐守南京的清軍將趕往支援。張煌言則主張可先派一支舟師水軍，佯攻直搗江寧北門，即觀音門，這樣“南京自不暇出援”。同時，他還提議這支水軍應溯江而上，前往蕪湖一帶活動，以防阻江楚方面清軍的來援。鄭成功採納了意見，並命他向南京方向進攻。此時，張煌言所率軍將人數僅有千餘，渡江之舟不滿百艘，仍毅然率軍西行，深入敵境。不久，張煌言攻克儀真，進軍六合，沿途受到沿江民眾的熱烈歡迎，“儀徵吏民齎版圖迎降五十里外”。當得悉鄭成功攻克鎮江後，張煌言又致信鄭成功，認為應當“先撫定夾江郡縣”後，再從陸路進軍，直取南京，但鄭成功未採納他的建議，致使有利戰機喪失。
　　 六月二十八日張煌言軍直抵南京觀音門外江面，僅派輕騎八人由浦口南門入城，守御此地的清騎兵兩百多人聽說張煌言到來，竟從北門倉皇逃走。時童謠有云：“是虎乎否？八員鐵騎，驚走滿城守虜”。張煌言的威名遠震可見一斑。
　　張煌言停留兩日仍不見鄭軍的到來，只得遣別將率輕舟數十艘，“直上攻蕪湖”，他自己則率軍駐紮在浦口。待鄭成功到達後，張煌言又於七月七日趕到蕪湖，在此，他將明軍兵分四路，分道攻城略地，且在沿途“移檄諸郡縣”，張貼文告。許多故明降清的舊官吏，見到文告，紛紛倒戈，“於是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廣德及諸屬縣皆請降”，明軍很快便收復了四府、三州、二十四縣，城池近三十座。 由於部分清軍也加入其中，兵力一時增至萬餘人。
　　 張軍紀律嚴明，所過之處，對民眾百姓“秋毫無犯”。史籍記載，張煌言駐軍於蕪湖時，“一兵買面價值四分，止與十錢。店主哄起白張，張問兵，曰：‘誠有之，時無錢耳。’張曰：‘汝食大糧，何雲無錢？’將藍旗一面投下，曰： ‘拿下去！’左右縛兵，兵問故，曰：‘張爺令斬汝。’兵大驚曰：‘吾罪豈至此乎？容吾回稟。’張曰：‘吾有諭在外，即一錢亦斬，況四分乎？’遂斬之”遠近百姓大為悅服。張煌言每“經郡縣，入謁孔子廟，坐明倫堂，進長吏，考察黜陟，略如巡按行部故事，遠近響應”。致使出現“父老爭出持牛酒犒師，扶杖炷香，望見衣冠，涕淚交下，以為十五年來所未見”的空前盛況。可是，這一大好形勢，卻因鄭成功在南京城下的失利，而很快急轉直下。正當張煌言收復徽州時，聽說鄭成功在南京城下兵敗，於是“還蕪湖收兵，冀聯合瓜洲、鎮江（義）軍為守計”，期待有利時機，再作他圖。然而，鄭成功兵敗之後並未作接應張煌言退軍的安排聯絡，而是直接率部退出長江。致使張煌言所率部眾處於進退失據、腹背受敵的危險境地。
　　 此際，清兩江總督郎廷佐一方面調遣水軍切斷張煌言東退水路，另一方面又寫信向張煌言勸降。張煌言對招降書毫不理睬，同時，為擺脫困境，又率“余兵道繁昌，謀入鄱陽湖”，向江西發展。當船隊進抵銅陵時，卻與湖廣來援的大批清軍水師遭遇，與之激戰而敗退。張煌言只好棄舟登陸。又從陸路自桐城，取道霍山、英山，到達東溪嶺時，適逢清軍“追騎至，從者盡散”。張煌言好不容易才突圍而出，只得“變服夜行，至高滸埠，有父老識之，匿於家數日，導使出間道，渡江走建德、祁門亂山間”。此時張煌言身染瘧疾發作，幾乎不能行走，但他仍不顧病痛，奮力疾行。到達休寧後，“得舟下嚴州”。登岸後，又復行山路，途經浙江的東陽、義烏“至天台達海”。歷盡千難萬險，兵敗後繞道潛行二千餘里，九死一生，終於回到了浙江沿海地區。
　　此後，張煌言收集舊部，準備東山再起。他將義軍屯駐長亭鄉，就地屯田以解決軍餉的供應問題。同時，又派遣使者向永曆帝稟告自己兵敗的消息。永曆得悉後，在敕書中表示安撫慰問，並給他“加兵部尚書”的職銜。1660年，張煌言又率義軍移駐寧海縣臨門村，並加緊訓練兵士。然而一年後，清廷為了肅清東南沿海地區的抗清勢力，頒布了“遷海令”，下令把沿海居民強行遷往內地，以斷絕對義軍的糧餉“接濟”。義軍“無所得餉”，只得“開屯南田自給”。當鄭成功率軍東征，從荷蘭殖民者手中收復台灣時，張煌言不理解此舉的重大戰略意義與價值，認為鄭成功已無意繼續與清廷作戰，曾寫信勸阻鄭成功復台。不久，清軍直下雲南，終使南明永曆政權覆亡。值此危急之際，張煌言“遣其客羅綸入台灣”，催促鄭成功出兵閩南，一方面支持東南沿海人民反對“遷海令”的鬥爭，另一方面也可牽制清軍，以解永曆政權之危，但鄭成功認為台灣初定，需要自己親身鎮守，拒絕了張煌言的請求。於是，張煌言只得又遣使者到湖北的鄖陽山中，去說服“十三家”出戰，“十三家”原為李自成起義軍的餘部，由郝永忠、劉體純等部將率領，他們以夔東茅麓山為根據地，堅持抗清鬥爭。張煌言請求“十三家” “使之擾湖廣”清軍，牽制敵人，“以緩雲南”，挽救永曆政權即將覆亡的軍事危局，但“十三家”終因兵力“衰疲”，加之勢單力薄，最終未能成功。
　　 不久，鄭成功與魯王相繼病逝，張煌言聽說魯王病故後，悲痛欲絕，眼見抗清鬥爭大勢已去，於是將義軍人馬全部解散。本人則攜隨從羅綸及部屬數人，駕一條小舟，登上南田島（今浙江象山南）附近一個名為懸山花岙的荒僻小島上隱居，小島孤懸“海中，荒瘠無人煙，南汊港通舟，北倚山，人不能上”，煌言就在島上，“結茅而處”，暫時得以棲身。島上不出產糧食，只能化裝外出購買。清廷浙江總督趙廷臣。提督張杰從降將處探知張煌言藏身於附近海島，就派遣兵丁潛伏於舟山的普陀、朱家尖一帶，不久果然截獲了張煌言的購糧船，當即利用所獲船隻連夜趕往花岙。七月十七日天色未明時分，清兵出其不意地闖入煌言居室，將張煌言、羅綸以及部屬葉金、王發，侍者湯冠玉等人擒獲。
　　張煌言被俘以後，斷然拒絕了清政府的招降，在押解途中，寫下了許多傳誦一時的詩篇。如《被執過故里》詩云：“知者哀其辱，愚者笑其顛。或有賢達士，謂此勝錦旋。人生七尺軀，百歲寧復延。所貴一寸丹，可逾金石堅。求仁而得仁，抑又何怨焉？”《甲辰八月辭故里》詩更是膾炙人口：“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敢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屬鴟夷。”
　　康熙三年九月初七日（1664年10月25日），張煌言被清軍殺害於杭州弼教坊。當他赴刑場時，大義凜然，面無懼色，抬頭舉目望見吳山，嘆息說：“可惜大好河山！”就義前，賦《絕命詩》一首：“我年適五九，偏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臨刑時，他“坐而受刃”，拒絕跪而受戮。同時就義還有羅綸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