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鄭芝龍出生於福建南安一個小官吏之家，字飛黃，小名一官。家中兄弟五人，而鄭芝龍“性情逸盪，不喜讀書，有膂力，好拳棒”，從小喜歡舞槍弄棒，似乎倒是一個豪傑胚子，然而當時天下勉強還算太平，一官生時也沒有紅日貫頂，飛龍入腹之類的離奇夢兆，看不出來日後會成為吳越王錢繆一流人物，因而他父親對他的“不務正業”十分反感，到十七歲上，鄭芝龍就只好投附在澳門做海商的舅父黃程。在澳門與葡萄牙人接觸之下信了天主教，還取了教名，從此外國人稱他為“尼古拉•一官”。中西合璧，倒頗為別致。
　　 在海外貿易活動中鄭芝龍結識了居於日本平戶的華僑李旦，後來就投入李旦門下，專門從事海外貿易的李旦資本雄厚，擁有一支船隊，是當地華僑首領。他覺得一官能幹可靠，“撫為義子”，交給一部分資產和船隻讓他去做“越南分公司總裁”以獲取大利。不數年，鄭一官就成為巨賈，常往來中國、日本間，居日華僑都很尊重他。芝龍猶不過癮，便以獻名貴藥品為由，設法跑去拜見當時的幕府將軍德川家康。家康剛平定日本不久，芝龍幾頂高帽一送，長期窩窩囊囊居於秀吉之下的家康竟大有相見恨晚之感，於是又盛宴款待又賞賜禮物的忙了個不亦樂乎。日人也頗為勢利，見鄭芝龍受將軍推重，無遠弗屆的富豪顯貴都跑來結交拍馬，還親切的稱他為“老一官”。內中數松浦侯最為大方，為鄭芝龍在長崎附近平戶的河內浦千里濱賜宅地建新居猶嫌不足，還親自做媒介紹平戶侯家臣田川昱皇之女田川松與老一官締婚。田川昱皇就是翁昱皇，是中國遷平戶的僑民。而田川松卻是日本人，為翁昱皇養女，故又稱翁氏。當時年方十七，溫柔賢淑。成婚第二年，田川氏在千里濱遊玩，拾文貝，突將分娩，還未來得及回家，就依濱內巨石以誕，這就是後來威名赫赫的鄭成功（幼名福松）。這塊石頭日人呼為兒誕石，至今仍立“鄭成功兒誕石”紀念碑。1629年又生次子七左衛門，此乃後話。
　　 當時，正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縱橫海上之時，荷蘭人曾一度占領澎湖，後在明軍壓力下退到台灣，打跑西班牙人之後獨占了台灣全島，開始以此為基地壟斷對日貿易，指使一些中國船隻在中國沿海掠奪，李旦也把新婚不久的鄭芝龍派往台灣擔任通事（翻譯），接洽通商事務，然而荷蘭人正與明軍進行軍事對峙，正常海上貿易無法開展，鄭芝龍的通事無用武之地。於是改換工作，為荷蘭人執行在台灣海峽上截擊前去馬尼拉的中國帆船的海盜任務。後來又脫離荷蘭人自立門戶，然而一直是帶着幾艘帆船的小打小鬧，談不上有什麼大發展，就在鄭芝龍鬱郁之時，接下來發生的兩件事卻幫助他迅速的完成了原始積累，從此躋身於東南海上霸主之列。
　　 顏思齊，漳州海澄縣人。生性豪爽，精通武藝。因為遭官家欺辱，怒殺官奴，亡命日本，開始做裁縫為生，兼營中日海上貿易，數年後漸富。結識了一批流寓日本，亡命海外的閩南人。鄭芝龍與他興趣相投，尤為要好。加上芝龍“容貌姣美”，思齊向有龍陽之好。一來二去兩人竟成莫逆。由於顏思齊廣交豪傑，遠近聞名，日本平戶當局便任命他做甲螺（頭目）。沒想到顏思齊早不滿德川幕府的統治，與鄭芝龍等二十八人拜盟為兄弟，密謀聚集黨羽，號召日人“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起來革幕府的命。幕府偵知後大為震驚，急忙派兵緝捕，顏思齊率眾分乘十三艘船倉惶出逃。駛至九洲西海外時，盟兄弟陳衷紀建議：“吾聞琉球（台灣）為海上荒島，勢控東南，地肥饒可霸，今當先取其地，然後侵略四方，則扶餘之業可成也。”顏思齊本豪俠之人，一聽有理，於是率船直取台灣。在北港登陸後一面伐木闢土，大建營寨，一面派人至內地招募移民前後三千餘人，進行大規模屯墾，又組織船隊開展海上貿易，一時好生興旺。可惜天有不測風雲，顏思齊和部眾到豬玀山捕獵，暴飲暴食之下不幸染上傷寒。數日後竟一病不起，死前留下遺言：“不佞與公等共事二載，本期創建功業，揚中國聲名。今壯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繼起。”顏思齊故後，大家推鄭芝龍為盟主，繼統其業，樹旗招兵，下設參謀、總監軍、督運監守、左右謀士等。此前一個月，鄭的義父李旦也在平戶去世。李旦死後，他在台灣的產業都歸鄭芝龍所有，為鄭芝龍兼併當時台灣其他武裝勢力（主要在今雲林北港地區），創造了條件。初具規模的鄭氏地方統治政權就從此張目。
　　 鄭一官自立門戶後，從福建招徠了鄭興、鄭明、楊耿、陳暉、鄭彩等部將，逐漸將部下改造為有濃厚家族色彩的集團。他將部下分為十八先鋒，稱為“十八芝”，繼續進行拓墾，勢力不斷壯大，成為當時海上首屈一指的武裝集團。“凡我內地之虛實，瞭然於胸。加以歲月招徠，金錢所誘餌，聚艇數百，聚徒數萬……禮賢而上（尚）士，劫富而施貧，來者不拒，而去者不追。”好似一個海上梁山泊。明天啟六年，閩南大災，鄭芝龍趁機數次派兵擾襲劫掠金門，廈門等地。屢次打敗福建明軍，聲勢大振。明政府被搞得疲於奔命，乾脆改剿為撫，利用鄭系勢力來對付東南海盜及荷蘭侵略者。面對朝廷主動伸出的橄欖枝，鄭芝龍也表示要以“剪除夷寇、剿平諸盜”為己任，就撫於福建巡撫熊文燦，率部眾3萬餘人，船隻千餘艘離開自己多年經營的海上貿易根據地台灣歸降明朝，詔授海防游擊，任“五虎游擊將軍”，鎮守閩海。崇禎元年(1628年)，閩南又遭大旱，鄭芝龍在熊文燦支持下，再度招納漳、泉災民數萬人，“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送到台灣墾荒定居。在台灣歷史上，鄭芝龍稱得上是組織大規模移民的第一人。
　　 鄭芝龍勢力稱霸海上，對荷蘭殖民者造成極大威脅，荷蘭船隻只要在中國海露頭，便被鄭芝龍集團俘獲，荷蘭“紅夷”滿心不忿，便勾結另一股稱雄於海上的大海盜頭目劉香，聯合對付鄭芝龍。劉香曾與鄭芝龍一起出生入死，如今見鄭芝龍坐大自也心懷醋意。1632年12月，鄭芝龍與劉香的船隊在福州附近遭遇，不免血戰一場，雙方從早上激戰到傍晚，各死傷千餘人。鄭芝龍弟弟鄭芝虎在身上兩處負傷的情況下，沖入敵陣，被劉香的人用四爪錨纏住，幾乎不能脫身，後為部下拼死救出。大家見主將如此奮勇，一擁而前，劉香部抵敵不住，大敗而走，劉香本人則向南潰逃。第二年七月，新任荷蘭台灣長官普特曼斯為迫使明朝開放海禁，企圖用武力強占大陸沿海，在劉香的幫助下，不宣而戰，對毫無戒備的鄭芝龍部和明官兵發動突襲。擊沉、燒毀廈門港內二十幾艘戰船。這些船隻裝備精良，架有十六、二十到三十六門大炮。是鄭芝龍的精銳部隊，也是當時中國最先進的海上艦隊。明朝廈門官員在駐軍遭到荷蘭人襲擊後，竟採取息事寧人態度，找人與荷蘭人疏通，表示願意通知廈門、金門、及附近各島的百姓送上牛、豬和雞等物，希望荷蘭人不要再傷害百姓，使他們可以繼續安心耕種。荷蘭人向來欺軟怕硬，氣焰愈益囂張，又於9月與劉香在台灣大員會合，準備再度襲擊鄭芝龍。面對荷蘭人的背信棄義，福建巡撫鄒維璉忍無可忍，於是檄調諸將，會集水師，準備痛打荷蘭侵略者。命鄭芝龍擔任戰鬥前鋒，實際負責指揮戰鬥。鄭芝龍由漳州海澄誓師出發。不久在澎湖的遭遇戰中，焚毀荷船一艘，生擒敵將一名，溺死荷兵數百。首戰告捷，人心大振，在鄭芝龍指揮下，明軍150餘艘帆船（其中50艘為特大戰船）在金門料羅灣追上荷蘭大船九艘、劉香船五十多艘。鄭芝龍一心報廈門港之仇，奮勇當先，使用鐵鈎鈎住敵船，拉住一艘，便縱火焚燒一艘，一時煙焰彌天，荷蘭軍大敗而逃，劉香臨陣敗走，普特曼斯狼狽退回台灣。福建巡撫鄒維璉在奏捷書中稱：“此一舉也，生擒夷酋一偽王、夷黨數頭目，燒沉夷眾數千計，生擒夷眾一百一十八名，戫斬夷級二十顆，燒夷甲板巨艦五隻，奪夷甲板巨艦一隻，擊破夷儺≈畚迨�余只，…谬}涀雜瀉煲囊岳矗�数十臅忆，此举创螖Q！包br>　　 鎩羽而歸，一時甚囂塵上的荷蘭人也只好將哭臉換成笑臉，前來與鄭芝龍談判，表示願意放棄武力，在台灣與鄭芝龍和平通商。鄭芝龍也不原到處樹敵，因此在一位同安商人居間協調下，雙方同意進行貿易往來。劉香失去荷蘭人支持，勢力一落千丈，不久在廣東田尾洋被鄭芝龍徹底擊潰，劉香見大勢已去，舉火自焚；但在此役中，鄭芝龍最心愛的胞弟鄭芝虎也不幸戰死。
　　 鄭芝龍集團在掃清海上障礙之後，東南海疆大小海盜李魁奇、楊六、楊七、鍾斌等均唯鄭芝龍馬首是瞻。“從此海氛頗息，通販洋貨，內客外商，皆用鄭氏旗號，無儆無虞，商賈有二十倍之利。芝龍盡以海利交通朝貴，寖以大顯。” 他在泉州安平鎮建立規模龐大的航海和經商基地，打破官方的海禁，發展海上貿易，鄭氏武裝船隊旗幟招展，盔甲鮮明，船堅炮利，來往於中國沿海、台灣、澳門和日本、菲律賓等東南亞各地之間，幾乎壟斷了中國與海外諸國的海上貿易。鄭芝龍“自就撫後，凡海舶不得鄭氏令旗者，不能往來。每舶例入三千金，歲入千萬計，芝龍以此富可敵國。自築城於安平（今晉江安海），海舶可直通臥內，可泊船徑達海。…八閩以鄭氏為長城。” 他以強大的武裝力量和雄厚的資本在國際市場上同荷蘭、日本、南洋各國商貿集團競爭逐角，在東南海域獨樹一幟，成為官商結合的代表人物。崇禎十二年（1639年），日本德川幕府發布鎖國令，退出東亞海洋競爭；在鄭芝龍高壓政策之下，荷蘭殖民者不得已與鄭芝龍訂立海上航行與貿易協議，規定荷蘭的對日貿易，需等鄭芝龍將中國特產運至台灣，轉手之後，方能由荷蘭方面運往日本出售。鄭芝龍遂成為雄霸西太平洋上的唯一強權。
　　 鄭芝龍從事海外貿易，主要是同日本通商。據荷蘭東印度公司《巴達維亞城日誌》與《平戶荷蘭館日誌》記錄：崇禎四年（1631年）鄭芝龍兩艘商船從日本長崎載貨物返航泉州安海。崇禎十二年（1639年）駛往長崎的鄭芝龍商船多達數十艘。另據《長崎荷蘭商船日誌》記錄，從1641～1643年（崇禎十四至十六年）間，鄭芝龍運載大量生絲、各類紡織品、黑白砂糖及麝香、土茯等藥物，運往日本，非常受歡迎。同時鄭芝龍也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廣泛建立貿易關係，並利用葡萄牙，西班牙與荷蘭的矛盾縱橫捭闔，從中獲利。他運往日本的絲織物，一部分是從澳門購進，日本的貨物也由他運到呂宋，轉售西班牙。鄭芝龍極力發展海上貿易，經常滿載絲綢、瓷器、鐵器等貨物，駛往柬埔寨、暹羅、占城、交趾、三佛齊、菲律賓、雅加達、馬六甲等地貿易，換回蘇木、胡椒、象牙、犀角等。在短短幾年內，成為當時作威作福於亞洲海上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最強競爭對手。東印度公司史料說：如果公司想存在下去，必須把一官這一根刺從公司腳下拔除。東印度公司縱橫亞洲海域，不可一世，卻在鄭氏海上鐵壁之下碰得焦頭爛額，一籌莫展，鄭芝龍當時實力之強由此可以度見。
　　 當鄭氏的海上霸主事業正如日中天之時，天下形勢大變，李闖王攻破北京城，崇禎自盡，清軍入關，南明一路潰敗，弘光政權敗亡後，鄭芝龍、鄭鴻逵與黃道周等，擁立唐王稱帝於福州，改元隆武。鄭芝龍受封平虜侯，掌握軍政大權；旋晉平國公加太師，三弟鄭鴻逵(鄭芝彪)為定西侯，旋進定國公，四弟鄭芝豹封澄濟伯，侄兒鄭彩亦封永勝伯，鄭氏一族備及榮寵。
　　 鄭芝龍掌握國政之後，曾派人持書信赴日本借兵，在書信中提到：“……附隆武皇帝（唐王）之赦旨，引周之彭濮、唐之回鶻之事，意在求借勁兵也。前雲借兵五千，今欲更多，以戰勝敵兵。”當時幕府對此事極為慎重，召集家老，老中一連幾天的反覆研究，大部分家老要求立即出兵，尾張大納言甚至說：三人（御三家）中，吾居長，應派吾為主將。’主動要求出征，然而也有部分家臣主張慎重，認為：“國家出援兵，無功則不僅為本邦之恥，且長期與外國結仇，成為永世之害；如我兵有功，得其地亦荒其田，於國無益，反招後世之弊，不可從其請。……”經多次會商之後，幕府決定暫時按兵不動，觀望形式。不久，隆武朝廷所在的福州陷落，出兵一事，從此也就擱下不提了。
　　 福州陷落。自然是鄭芝龍不戰而走的結果。鄭芝龍當初擁立隆武，主要是從維護自己家族在東南地區的利益而作出的安排，就事論事，商業和地方霸權上的考慮是其主要動機，而不是像曹操擁立漢帝那樣出於爭取天下的勃勃野心和政治見識。當時形式甚至已非弘光時可比，要支持隆武長期與清方對抗，看來不可避免的要耗費掉鄭氏家族苦心積累下來的大量人力物力。對鄭芝龍來說，恐怕是一筆血本無歸的賠錢買賣。想通這一節，鄭芝龍的熱情自然一落千丈，轉而向清方尋求政治投機。
　　 鄭芝龍讓出仙霞嶺和福州後，清軍統帥博洛一面繼續派兵追擊，一面寫信招降。鄭芝龍不免有俏眉眼做給瞎子看之感，很不高興的說：“我懼以立王為罪耳。既招我，何相逼也！”博洛將計就計，一面下令退軍，一面大加吹捧鄭芝龍的“遠見卓識”，並提出將一力保舉芝龍為閩粵總督和“三省王爵”，鄭芝龍轉怒為喜，他認為自己在閩粵地區擁有強大的水師和地方勢力，滿洲人只習騎射，必然要借重自己，於是不顧鄭成功的苦苦勸阻，只帶五百衛士親自來到福州謁見博洛，博洛面子功夫加意做足，極力奉承芝龍為不世出的英雄豪傑，又是折箭又是指天誓日，上串下跳的折騰了個汗流浹背，鄭芝龍也自感寬慰，沒想到歡宴三天之後，博洛突然半夜下令拔營北上，挾鄭芝龍入京，鄭芝龍驚得目瞪口呆，但已悔之無及了。
　　 首領被挾，鄭氏勢力群龍無首，一時全盤崩潰。鄭芝龍赴福州時過於托大，並未對部下作出統一部署和制定應變措施，他受降後，在清方利誘挾制之下，閩粵一帶武毅伯施福、澄濟伯鄭芝豹，施郎、梁立、黃廷等舊部紛紛降清，一時竟有兵將十一萬三千名，清軍得手之後即攻入鄭氏長期經營的海陸基地平安鎮，將鄭芝龍多年積累的財富劫掠一空，，成功的母親翁氏也被姦污，憤而自縊。
　　 鄭芝龍自投羅網，部下星流雲散，對清廷來說他本人已無多大利用價值，於是食言自肥，僅敷衍他一個不倫不類的精騎呢哈番了事，沒想到天下事不能盡如人意，鄭成功又在東南沿海重操抗清大旗，振臂一呼，應者雲集。清方無法可想，只好老着麵皮重新啟用鄭芝龍這張“王牌”。順治頗會做好人，把鄭芝龍被騙到北京後的遭遇一股腦兒推到死人多爾袞身上，又屢加恩賞，放鬆監視。並應鄭芝龍請求，授予鄭芝龍在京的第二個兒子鄭世忠為二等侍衛，同時命兵部給勘合將鄭芝龍的部分親屬從福建護送來京團聚。加封芝龍為同安侯，令芝龍親自寫信，以老爸之威，慈父之情招降鄭成功。鄭成功殷鑑不遠，豈願再次上當。和議打打談談，一籌莫展，最為慌張的卻還是昔日虎嘯海上，喑嗚叱咤的鄭芝龍，他上疏新主子一面痛罵鄭成功“索求不止，致使詔使往來頻繁，其罪並非不深”，一面又婉言解釋，列舉成功對清使如何恭敬，接着表示自己心有餘而力不足，“恨不能親揪鄭成功之頭剃髮”，對遠在東南的兒子耍耍老爹威風。最後說他經過晝夜苦思，終於想出了一個“妙策”，建議清廷派他的兒子鄭世忠同欽使一道赴閩，“臣次子鄭世忠，現為侍衛，每日侍從皇上，伊與鄭成功情如手足，朝夕相處。若上傳皇恩，下述父言，婉言開導，則鄭成功勢必心悅誠服。倘若眾官內有一二人阻撓歸順，鄭世忠則以君父之命，將其立斬，以遏恣意妄為者。”滿紙語無倫次，內心驚慌失措，搖尾乞憐之態令人可發一嘆。
　　 十二月，鄭成功攻漳州，絕清使，撫局完全破裂，清廷怒囚鄭芝龍於高牆、鄭芝豹於寧古塔。朝堂之上不乏落井下石之輩，一時對鄭芝龍喊打喊殺之聲響成一片。順治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清方藉口“（鄭芝龍）怙惡不悛，包藏異志，與其子成功潛通，教唆圖謀不軌，奸細往來，泄漏軍機等項事情，經伊家人尹大器出首，究審各款俱實。如此負恩叛國重犯，不宜尚加監候。” 十月初三日，鄭芝龍及其子孫家眷11人被清廷殺於北京柴市，鄭氏在北京老少無遺。
　　
　　附錄二：海上帝國的幻滅
　　
　　 中國自秦漢一統以來，逐漸成為一個陸海複合國家，但卻並不等於就是一個陸海文明國家。國人自古強調“以農立國”，“重農輕商”的傳統觀念早已深入人心，大陸型的自然環境和農耕型的經濟生活的緊密結合無疑是傳統中華文明的最大特點。長期以來海洋意識和海權觀念的落後廣為今天的人所詬病。然而事實上，幾乎所有在歷史上嚴重威脅這一農業帝國的邊患都來自北方邊疆，漫長的海岸線被看作保衛帝國安全的天然長城，同時也似乎成為向外擴張的最後邊界。
　　 但是中國人從來就不缺乏嘗試的勇氣，自唐中葉以來，中國就努力致力於海洋發展，以福建為例，由於受山勢的限制，平原極少，無法維持眾多的人口，北宋時即已發生人、地失衡的矛盾，其經濟的發展只有求諸海外活動。因而造就了閩海一帶人民海外貿易與海洋活動的傳統。南宋成為國人由大陸邁向海洋的一個新起點，為了以遠洋貿易補充稅收的不足，政府主動以國家機器承擔起發展和保護民間海貿的義務，只要能增加收入，甚至規定不論官民，能招來外商增加國庫收入至某數額者，都予以爵祿厚賞。國家水師游弋海上為進出商船保駕護航。元代承襲此勢，在遍及世界的蒙古帝國的體系中，遠洋貿易逐漸形成“全球化”趨勢。然而已帶有政治色彩濃厚的“朝貢”形式。 到了明初，中國已擁有了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海軍和超前的航海技術。然而為了防止在元末爭霸戰爭中失敗而逃至海外的“逆臣”的騷擾，明太祖在沿海一帶頒布海禁令，晚唐以來的遠洋貿易如今成為中央政府的專利。普通百姓沒有出海做生意的權利，而來“天朝”貿易的外國人必須打着“朝貢”的旗號。鄭和下西洋是直到今天還眾口傳頌的海上事業的輝煌篇章，然而這一場壯舉主要是為政治目的服務，明朝放棄了南宋以海貿供養海軍的政策，中央財政在驚人的海洋開支面前捉襟見肘。不得已狼狽叫停，此後留下的，是日益衰敗的帝國海軍和裹足不前的民間海上商貿。從宋代起漸成氣候的沿海地方豪強自然對此極為不滿，他們開始自發組織起來，一度威震海外的帝國海軍現在竟在一群來自民間的海盜面前束手無策，海禁越禁越亂，國家不得以做出讓步，在國家壟斷之外，有限度的“私營”開始張目。
　　 現在我們掉過頭來看一看我們的遠鄰，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西班牙的哥侖布發現了新大陸。渴求財富與霸權的人們紛至沓來，葡英法等國在美洲各踞一方。從此，大西洋變成西歐人的內海。在這個圈環內，西歐的資本和冒險家接踵而來，西非的黑人被運到美洲當勞動力，去開發美洲的資源。一個建築在世界分工體制上的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網絡開始呈現出來。在這個網絡成形後，西洋人又從美洲和印度洋進入太平洋，促成太平洋圈的誕生，並對亞洲大陸形成合圍之勢。葡萄牙人帶着對東方神秘財富的渴求，第一個敲開了印度洋的大門，從馬六甲到澳門，成為葡萄牙人的前進基地，西班牙因沒法弄到像澳門那樣的據點，就在太平洋建立了一個殖民地——菲律賓。不過，風光一時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並沒有帶來什麼新鮮的東西，他們在海上進行赤裸裸的掠奪，商業貿易屬於國家。黃金是為了獻給國王和“上帝”，在這個時候，國家和私人並未區分開來，大家追求財富而不是以財富增值財富，一切和過去一樣，歷史用血與劍來書寫。
　　 然而，新的參賽選手很快加入進來了，後起的商業天才英國和荷蘭帶着妒火闖入這裡，並不占海上優勢的英荷政府為了對抗西班牙人的海上霸權，不惜鼓勵自己國內的海盜和民間力量前去與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一決高下。伊麗莎白女王甚至以國庫投資入股，與她的子民共同享有海外的紅利。在資本主義精神的狂熱感召下，財富變成資本，它與暴力極有效率的組織起來，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節節敗退。很快被排擠出局。一種全新的組織模式在印度洋的樞紐地段建立起來，它就是——英屬東印度公司與荷屬東印度公司。這個時候，政府反而為私營公司所左右。荷屬東印度公司公然宣布：“公司在東印度群島奪取的地方與據點是私商的財產，不得視為國家的征服，私商有權把它們賣給任何人，甚至是西班牙國王或聯合省（即祖國荷蘭）的另一個敵國。”
　　 這一切，並沒有人覺得不妥，異軍突起的新教教導大家為了上帝的榮光而奮鬥於現世，繼承於羅馬的拉丁文名言“Non sub hoine sed sub Deo et lege”指出：人類的權力應受某種外部力量制約。法治的傳統為憲政和人權保護奠定了基礎，包括保護財產權不受專制權力的侵犯。儘管在16和17世紀的絕對君主制階段，法制在現實中遭到的破壞多於被遵守。加上代議機構，多元社會，個人主義，在這些巨大支柱的支持下，宗教狂熱甚至國家政治利益向資本的流動和增值讓路。迥異於以往的時代正在展開。
　　 暫且收回我們的目光而移向自家門口，1633年9月，鄭芝龍在金門大敗荷蘭人，不可一世的“紅夷”不得已收起槍炮，在這裡他們屈從於一個東方人的海上霸權，轉而試圖以和平的方式與中國開展海上貿易。
　　 我無意誇耀戰勝本身的所謂輝煌意義，對勝利過程窮形盡相的描寫，讀來也許只能一時增加血氣之勇而已。這樣的勝利，我們曾經並不缺乏，此戰之後，還有鄭成功收復台灣，康熙帝又在雅克薩擊退沙俄殖民者，那自然又是常為人們誇耀的輝煌，卻阻止不了一百七十三年之後，黑龍江外的土地終於落入他人之手。
　　 那麼在勝利的背後是什麼值得我們去探究？去擺脫精神勝利法的夢魘？不希望在從故紙堆中翻出的這一場大捷，只成為一些人自我安慰的資本。“老子當年，比你闊氣多了……你算什麼東西”。
　　 “從此海氛頗息，通販洋貨，內客外商，皆用鄭氏旗號，無儆無虞，商賈有二十倍之利。芝龍盡以海利交通朝貴，寖以大顯。”在和平共處的局面下，鄭氏勢力雄踞海上，一張前所未有的網絡在東方迅速建立起來，這張網絡，並非狹義的商業貿易網，在網絡上的每一個節點之間，巨大的物質財富和人力資源，豐富的信息情報和知識技術流動起來，互通有無。為了更有效率的適應交換的要求，東西方各個集團逐漸在組織及制度上加以改造，以使自己更適合與內外對手競爭的需要，以使自己更快更高效的在海洋上攫取每一份利潤。對鄭氏來說，為了維護家族的海上壟斷霸權，在每一條網絡迴路中，強大的海洋武裝力量正在建立，鄭氏家族在內地之外的台灣和日本建立基地。馬漢筆下所描述的近代海洋和海權意識開始抬頭。
　　 在這個橫跨幾大洋的交換網絡之間，東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體系開始碰撞，震盪並交融，一些原有的結構在撞擊中崩毀，新的結構逐漸建構起來，新的網絡包融了舊的。邊界由稜角分明到日趨模糊。歐洲人遵循的商業規則，資本主義精神和海洋霸權意識與亞洲人的儒家文化，家族榮譽感，組織與紀律交相輝映，在資本流動的洪流中它們以自己的方式進行着自我複製並移植到另一個文化體系中去。這是一場平等的競爭與變革。
　　 與以往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的海上輝煌不同，鄭芝龍見證了一個全新的時代，與以往民間和平進行海貿的繁榮不同，他船堅炮利，充滿霸氣，敢於摧毀一切競爭者和商業壁壘。與政府壟斷和管制下海貿的繁榮不同，他是一個來自民間的商人甚至海盜，與普通的商人和海盜又不同，他還是一個“廣交朝中大老”，專制閔粵海上的高官顯貴，與鄭和六下西洋的政治考慮仍然不同，他一心追求的是永無止境的商業利潤。
　　 他的前輩，名震一時的海盜王直是一個悲劇，在受撫之後即被朝廷處死。從這一點上說，鄭芝龍的運氣要好得多，也成功得多。他將自己的事業納入明王朝的體制之內，他自然成為體制內的一員。在鄭氏受撫後的一系列活動中：爭奪海權，移民屯墾，壟斷海貿，開展通商，這一切，無一不得到朝廷要員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廣為人所詬病的禁海令只不過是一紙具文。一個以前未曾有過的模式正在潛移默化中逐漸形成。
　　 鄭芝龍也自然成為東南沿海無可謀生而鋌而走險的人們的榜樣，中國人紛紛移民到馬尼拉，馬六甲，菲律賓尋求新的冒險天地，像顏思齊那樣意圖在海外建立新王國的冒險家大有人在。他們一時無法與鄭氏的強大霸權相爭，卻有能力在與西班牙人，荷蘭人的角逐中設法站穩腳跟。通過活躍的海上貿易，在東南亞的任何一個角落，他們都能輕易得到來自中國內陸在人員，物資上的及時補充。甚至雖然受到大規模的屠殺（在馬尼拉曾被西班牙人前後屠殺數萬人），但卻能很快恢復元氣，獨霸海上的鄭氏家族的威權不可能永久存在，他們相信，通過努力，冒險和機緣巧合，鄭氏海上霸權的建立是可以複製的，也許下一個就是自己。在競爭中他們表現出從未有過的熱情，好奇和勇氣去開拓新的天地。
　　 現在看來，一切都進行得非常順利，中國人的船隊正在槍炮的衛護之下，浩浩蕩蕩的游弋於東南海域，新生力量尚稱不上無比強大，但異常的朝氣蓬勃，長期生活於農業文明下的淳樸人們，也開始滋生對外進取拓殖的勃勃雄心。然而，我們不應忘記馬漢的另一個理論：“海權與陸權乃是天生的盟友，是相輔相成而非相互為敵的，不可偏廢，空有海權，無法將力量延伸至人類生活的陸地，自然無法獲得立即與絕對的戰略勝利；而空有陸權，也無法將其強大的陸上武力投射至海外，達成其奪取或占領的目的。”鄭芝龍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來自於他所依託的沿海內陸。這裡是鄭氏海上貿易的財富之源，這裡為鄭氏提供兵源和海外墾殖的拓荒者，鄭氏家族深深的植根於這裡。這所有的輝煌，在1644年之後，逐漸起了微妙的變化。
　　 1646年，清軍入福州，鄭芝龍降清，這之後，他的兒子——鄭成功幾乎是白手起家的將鄭氏家族的領導權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反清復明的旗幟號召下，鄭成功先是依託閩浙沿海，後來又退到台灣的基地與清廷展開對抗。縱橫馳騁於大江南北的滿州騎兵一時對鄭氏家族竟無可奈何，在多次激戰與僵持後，為要消滅抗清的鄭氏海上勢力，清廷嚴禁沿海居民出海，至清順治18年(1661年)，更發布了沿海遷界令，將東南沿海居民遷至內地，以斷絕沿海地區以物資接濟鄭氏的抗清力量。
　　 鄭氏以海上商業貿易建立霸業，中國大陸廣大的資源及市場，是其貿易活動的命脈，不論是與日本人或歐洲人做生意，大陸都是她們最主要的對象。鄭氏家族由於具備良好的商情、通路，和壟斷的海權地位而能夠在市場供需之間獲取利益。此一利益，更是明鄭抗清的財政基礎。禁海令一下，鄭氏家族的商業帝國受到沉重打擊，僅靠當時尚不發達的日本，南洋與歐洲人的商貿往來，難以支撐巨大的經費開支。海上財源驟減，又難以得到來自大陸的人力，物力的補充，鄭氏家族逐漸日薄西山。
　　 不但如此，早已移居至南洋各地的華人開拓者也成為這一禁令的連帶受害者，在與當地人和歐洲殖民者的競爭中，他們的損失從此難以得到來自祖國內地民間的大規模輸血，因而漸居下風，在日趨殘酷的鬥爭中他們當年雄姿英發的的氣魄逐漸被消磨，擠在西方殖民者和當地人之間，海外中國人的生存不得已開始採取“寄人籬下”的方式，為了生存，他們服務於前者，卻又遭到後者的妒恨，他們控制着南洋的經濟，卻無法控制自己的命運。這個悲劇直到今天仍在進行中。
　　 清康熙22年(1683年)，鄭成功的孫子鄭克塽降清，這場勝負手塵埃落定。清廷靠荷蘭人幫助滅掉鄭氏後，逐步放鬆海禁，然而因為後來與西洋人貿易中頻頻發生事故，於是在十八世紀後期把海貿限於廣州一埠，重新退回唐朝的水平。直到1840年，由於西方列強也忙於歐洲大陸的宗教和爭霸戰爭，其殖民勢力僅局限在東南亞一隅，西太平洋幾成無人問津的舞台，着實名副其實的太平了一陣子。明末建立起來的這張雄跨亞洲海域的商貿巨網，在切斷與大陸的血脈聯繫後日益萎縮乾枯，網上曾流動着華人雄心與熱血的每一個節點，也逐漸發生異化，無奈的以一種蹲伏而謙讓的生活智慧來試圖保護自己。
　　 曾經曇花一現的海上帝國，就此幻滅。在看似重新恢復平靜的萬里波濤之上，一場驚雷很快就要響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