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柞里子:《逍遙談》(9-12) |
| 送交者: zuolizi 2006年03月08日17:19:26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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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文言遠較白話為簡潔,《老子》又是文言中之最簡潔者之一,故其全文雖僅五千餘言,倘若譯成今天的白話,則非三倍之,甚至四倍之莫辦.,未便全文轉錄。下面徵引的片段,思想既具代表性,行文亦復精彩。為方便不諳文言的讀者起見,引文全部譯成白話,納入黑括號內。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為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有無相生”之說,可謂最早的相對論。“萬物作焉而不為始”,再次申明天地系自然而成,無待神力。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古今中外,論成功之術者,無出其右。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從自然之理推及處世之道,愈比愈深,愈辯愈明。“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誠放之四海而皆準之真理,可惜懂的人不多,懂得如何實行者更少。否則,天下可以減少多少爭戰。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唐代有位叫王真的人,寫過一本《道德經論兵要義述》,聲稱《道德經》“未嘗有一章不屬意於兵也”。文化大革命時有一夥深諳體會領導意圖之輩,據此而斷言“《老子》是一部兵書”。稍有常識者,皆知其非是。不過,以上引文倒是的確可以尊為用兵之法。換言之,說《老子》談兵未嘗不可,說《老子》通篇談兵則不可。說用兵者可以把《老子》當兵書讀則可,直呼《老子》為兵書則不可。王夫之《宋論》說“言兵者師之”,可謂評述得當。視《老子》為兵書,也是揣測《老子》作於戰國時代的重要根據,因為時至戰國兵書方盛行於世。故此謬說,雖謊謬以致可鄙可笑,仍值得一駁。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千古詼諧奇文,絕非孔孟所能道,莊子亦或不能。但凡懷疑中國文化不存在英文之“humour”而須用“幽默”以對應其聲音者,想必不曾讀《老子》此文。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俗話所謂“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或者從此衍生而出。不過,俗話所謂,指讀書的功能。老子所謂,恐非是。讀書也是一種“為”,老子強調的是“無為”,故老子所謂“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想必是指“悟”而言。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 治理大國要像烹調小魚,那麼,烹調小魚又要像什麼呢?老子沒有說,想必當時才學如老子者也都精通烹調因而不必多費口舌。不巧當今的知識分子多不諳此道,於是,“烹小鮮”究竟是什麼意思,竟然也是“見仁見智”了。《選輯》的解釋是“不要常常擾動它”。柞里子不堪“知識分子”之稱,因而時常下廚,遂明烹小魚動動實無妨,烹大魚動多了方才不妙。因為魚小則鏟大鍋大,翻動自如。魚大則鏟小鍋小,動不好就把大魚弄碎成小魚了。竊以為老子的“大國”、“小鮮”之說,其用意僅在強調對比,並無實際意義。換言之,“治大國若烹小鮮”其實等於說“治國若烹鮮”。更進一步說,“鮮”也不是實指。因而“治大國若烹小鮮”,其實就是說“治國如同做菜”。正象做菜須按食譜一樣,故治國須以“道”。《韓非子ܬ解老》把“若烹小鮮”解釋為不應打攪廚子,亦未見其可。韓非貴為王子,料想必是“遠庖廚之流”,不黯烹調。故有此誤。 “......,報怨以德。......”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老子》以“道可道,非常道”的辯證始,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辯證終。全文以辯證法貫穿始終。
道家思想又稱“老莊”。“老”當然還是指老子,“莊”指莊子。莊子(約前369-前286)姓莊名周,戰國時蒙(今河南商丘)人,與孟子同時。事跡亦見諸司馬遷《史記ܦ老子韓非列傳》。《老子韓非列傳》也習稱之為《老莊申韓列傳》,因該傳實為四人而作,除老子和韓非子外,另有莊子和申子。老子領先,莊子繼之;申子居中,韓非繼之。合四人為一傳,旨在說明四人的思想有所關聯。以老子韓非為傳目,意在標明兩個流派。以莊子繼老子之後,明莊子為道家之流。以申子居韓非之先,明申子為法家之祖。不過,這些觀點都是司馬遷之意,是否符合當事人的意思,死無對證,難於斷言。是否代表先秦時代的一般觀點,似乎可疑。莊子的傳世之作為《莊子》。其中有一篇曰《天下》,對先秦各思想流派有所總結和分析。從文理和語氣觀之,《天下》篇的作者殆非莊子本人,當為時代稍後於莊子者所作。據《天下》篇作者的觀點,老子與關尹(即前文提到的關令尹喜)為一派,莊子自成另一派。然而後世大都取司馬遷之說,因而“老莊”也就同“黃老”一樣成了道家的代名詞。 司馬遷之所以視莊子為老子之徒,並非信口開河;後人之所以因襲司馬遷的觀點,亦非盲從無識,因《莊子》與《老子》所言確有共同之處。比如,《莊子》曾引《老子》:“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視人”,“大巧若拙”等等以證其說,即其證。此外,《莊子》稱“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可與論議。”譯成今天的白話,就是:“因此,去掉聰敏、放棄智慧,方能消滅大盜;扔掉玉石、毀壞珠寶,方能杜絕小盜;焚燒符節、砸破璽印,方能使民純樸;搗碎斗斛、折斷天枰,方能使民不爭;完全銷毀天下所謂神聖的法則,方能同人講理。”這主張顯然是對《老子》“絕聖棄知,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慈孝;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的引申和發展。至於《莊子》對“治”的最高境界的描寫:“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雖未標明出自《老子》,實則完全抄襲《老子》第八十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只是字句略有出入而已。 倘若老子和莊子都是美國人,其子子孫孫又找得出家譜來證明其為老子莊子的後裔身份不誤,則少不得有一場版權官司要打。老子之後會向莊子之後索取侵權損失美金數千萬元,莊子之後會祭出疑古派的法寶,指控老子之後捏造祖先,偽托《老子》之名,行盜竊《莊子》之實,也是索取美金數千萬元賠償。官司當然還不止此。老莊兩家子孫或會聯合或分別起訴上迄先秦下至當今一切發行過《老子》、《莊子》的出版商,替《老子》、《莊子》作過注釋的學者,或其子孫(如果當事人已經作古),也是索取美金數千萬元,以賠償其所謂精神損失。
可惜,或者說所幸,中國不是美國,沒有版權的傳統,所以在中國只有潘(美)楊(繼業)兩家世代相仇的笑話,不曾發生老莊子孫相訟的官司。雖說讀書人偷書不算偷,總難免遭人疵議,可是古往今來從來不曾聽說有人指責莊子偷書。猜測其原因,可能有二。其一,《莊子》據《漢書ܦ藝文志》有五十二篇之眾,現存的《莊子》雖經逸散,仍有三十三篇之多,而抄襲《老子》者不過區區數言。故可忽略而不予計較。其二,現存的《莊子》顯然有因脫落、錯簡、誤入等等而造成的勘誤,也極可能並非《莊子》原作而系後人以《莊子》為基礎編輯而成的一部道家文獻匯編。故莊子未必須對抄襲《老子》的文字負責。 現存的《莊子》為西晉郭象注本。郭象注本以向秀未完成的注本為基礎而有所增補。西晉有以風流倜儻而出名的所謂“竹林七賢”,向秀即為其中之一,但向秀主張自然與名教合一,混儒家與道家為一家,與同為“竹林七賢”而全盤否定儒家的嵇康、阮籍不同。其《莊子注》雖剩下《秋水》與《至樂》兩篇未竟,本已行世,後經遺失,郭象的《莊子注》遂成為唯一流傳至今的本子。因郭象注本以向秀注本為基礎,有人申張應視所謂“郭象注”為向秀、郭象二人之合注。從版權的角度出發,言之不為無理。不過,郭象也是獨尊道家、排斥儒學之流,與向秀之為調和派並不合拍。史稱道家思想經郭象之注《莊子》而大盛於晉,可見為道家之功臣者,實為郭象而非向秀。由此觀之,向注先出而遺失,郭注後繼而獨存,偶然耶?必然耶?發人深省。 《莊子》的思想內容雖然是進一步發揚和發展《老子》返璞歸真的理論,文字卻與《老子》大異其趣。《老子》以簡而又簡見稱,幾乎每一段落都是總結性的。《莊子》以鋪敘描寫見長,幾乎每一篇都有寓言故事。其寓言故事中之生動比喻,往往被後人因襲而為成語。比如,“白駒過隙”、“呆若木雞”、“得魚忘筌”、“扶搖直上”、“亦步亦趨”、“井低之蛙”、“害群之馬”、“邯鄲學步”、“東施效顰”、“涸轍之鮒”、“每下愈況”(今多作“每況愈下”)、“鵬程萬里”、“神工鬼斧”、“螳臂當車”、“吐故納新”、“望洋興嘆”、“遊刃有餘”、“越俎代庖”、“捉襟見肘”等等。信手掂來,出自《莊子》的成語就有十八、十九之數。是以《莊子》不僅是一部哲學名著,而且是一部文學經典。 《莊子》最為人所熟知的比喻,是《齊物論》篇末的這麼一段:“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譯成今天的白話,就是:“莊周曾夢見自己是蝴蝶,輕鬆自在地真是一隻蝴蝶。自己覺得非常快活得意,根本不只道有所謂莊周。忽然醒來,驚訝地發覺原來還是莊周。不知是莊周做夢化為蝴蝶?還是蝴蝶做夢化作莊周?”這比喻之所以廣為人知,固然是因為本身獨特新奇,但也極可能另有因素。 唐代詩人李商隱以七律名家,尤以無題七律著稱。這些無題詩之所以題作“無題”,大都因牽涉不可明言的私情。而這些無題詩之所以為後人津津樂道,固然是因為其本身的藝術造詣,也顯然與內容涉及曖昧不無關係。所謂“食色性也”,此之謂也。李商隱的“無題”詩,並非統統無題。有的雖有題而實等同無題,因而也被歸入“無題”一類。其中一首題為“錦瑟”的“無題”七律,曾在歷史上引起文人騷客反覆推敲其用意之所在。詩曰:“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有人說為悼亡之作,有人說“錦瑟”為情人之名,有人以為無所寄託,只是詠物。近人推測當為感慨年華而作。竊以為感慨年華之說差近,只是尚未道出為何以“錦瑟”開頭。料想作者為此詩時適逢不惑之歲,故有感於“錦瑟無端五十弦”。不過,無論作何解釋,“莊生曉夢迷蝴蝶”之句使《莊子ܬ齊物論》末的這一比喻家喻戶曉,則可謂殊途同歸。 歷史常因小說戲劇而流傳愈廣,這是眾所周知的。哲學亦可因詩詞而流傳愈廣,於此例見之。
司馬遷稱莊子“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好象莊子專門同儒家作對似的,實則並不盡然。莊子既為道家者流,其不如儒家之徒尊重孔子,自在情理之中。然而,據《莊子》觀之,莊子充其量只是嘲笑孔子並不曾得道,並不曾以孔子作為其攻擊目標,也時甚至還假借孔子之口以明其說。比如,《秋水》篇曾徵引孔子對天命的陳述,《知北游》篇曾假孔子與弟子的問答以闡述其對天地開闢以前的認識。《莊子》也不曾抨擊孔子的徒子徒孫。比如,莊子與孟子同時,而《莊子》不曾涉及孟子,更遑論“詆訾”。當然,不曾攻擊並不等於贊同。莊子之所以不曾論及孟子之流,極可能是因為當時儒家思想極其不合潮流,遂根本不值得一提。孟子汲汲於進取,結果卻是到處碰壁,只好回家閉門著書立說,藏之名山,傳諸其人。莊子無意出仕卻有楚威王甘辭厚幣、虛相位以待。就是一反一正兩個極好的明證。 莊子的真正對手,不是孔子之徒,而是名家之流。“名家”又稱“辯者”或“刑名(亦作形名)家”,為戰國時期學術思想的“九流”之一。同儒、法、墨、道等各流派不同,名家不大談政治、社會和倫理,而專以認識論和邏輯學為務。公孫龍和惠施為名家的代表人物。前者主張“離堅白”,後者主張“合異同”。二者均不乏追隨者和擁護者,從而曾在戰國時期掀起一股空前絕後的探討認識論和邏輯學的熱潮。空前是好事,絕後卻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挫折,至少從現代科學技術之未曾從中國興起的角度來看是如此。何以如此說?姑置之勿論,且先解釋何謂“離堅白”,何謂“合同異”。 “離堅白”,亦作“堅白石二”。與“白馬非馬”同為公孫龍藉以名世的明辯命題。公孫龍(約前325-約前250),戰國時趙人,曾為趙國公子平原君的門客。所謂“離堅白”或“堅白石二”,是說石頭的白色和石頭的堅硬是兩種分離的屬性,並不能因其同時體現在一塊石頭上而合二為一。理由是:用手觸摸,只能知其硬,用眼觀看,只能知其白,不能通過同一種認識手段而同時認識到硬與白。所謂“白馬非馬”,是說“白色的馬”的概念,不是“馬”的概念。理由是:若喚“馬”,則黑馬、白馬、黃馬等各色馬都可以應。若喚“白馬”,則只有白馬可以應,而黑馬、黃馬等其他顏色的馬皆不可。公孫龍的傳世之作,曰《公孫龍子》,在西漢時共計有十四篇;至唐代猶完好無缺,有三卷本行世;至北宋始喪失八篇,僅餘六篇,被改編成一卷本。北宋一卷、六篇、不足兩千字的版本得以倖存以至於今。《公孫龍子》行文大都取對話形式,偶作寓言,兼收《老子》簡潔、《莊子》鋪敘之妙,亦不可多得之文學經典。 “合異同”為惠施的主張。惠施(約前370-約前310),戰國時宋人,曾為魏相。所謂“合同異”者,用惠施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譯成今天的白話,就是“大同和小同的差異,叫做小同異;萬物完全相同,也完全相異,這叫做大同異”。惠施的著作《惠子》一卷,見諸《漢書ܦ藝文志》,早已遺失。其片言斷句散見於《莊子》、《韓非子》、《荀子》和《呂氏春秋》等書。以下所引惠施的言論皆取自《莊子ܬ天下》篇,黑括號內為白話譯文: “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 §12 前文之所徵引,有三點可進一步分析。第一,“至大無外”、“至小無內”云云,正是現代數學所謂無窮大和無窮小的概念。第二,但凡學過平面幾何者,想必皆明“無厚不可積也”的道理。不過,別忘記惠施作古的時候,平面幾何的創始人歐幾里得乳臭方乾。第三,燕國居中原之北,越國居中原之南,因而燕與越常被用作北方和南方的代名詞。說天下之中央在“燕之北,越之南”,等於是說“天下的中央在北方之北,南方之南”。這種觀點以及由“南方無窮而有窮”所放映的觀點,說明惠施早在基督出世四分之一世紀以前業已作出地圓的假說。 惠施的假說和認識,顯然尚屬於極其抽象的階段,是否能從這類假說或認識走向現代科學技術,得看惠施之流是否認識到證實的必要性和是否有興趣和能力去從事證實的具體工作。然不難想象,如果惠施、公孫龍之流的辯者後繼有人,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為辯論須有證據方能辯出勝負。換言之,倘若在戰國末期由名家推動的認識論和邏輯學的論戰不曾絕後,則所謂現代科學理論頗有可能會提早兩千年在中國出現。所以上文曾說:至少從現代科學技術之未曾從中國興起的角度來看,這場論戰的絕後,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挫折。 至於這挫折如何發生,自從民國初年以來以至於今,一直流行一種過於簡單、過於膚淺的觀點,以為一切都壞在孔老二手上。故民國初年有打倒孔家店的運動,文化大革命時的“批孔”雖然別有原因,也不能說同視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為“進步”的阻力毫無關係。出現這種過於簡單、過於膚淺的觀點並不稀奇,甚至可以說理所當然。理由明顯之至。第一,自漢以降以至於近代,儒家為中國文化唯一持久之正統。中間雖有老莊在晉代的復興,有佛教在南北朝時的風靡,儒家的正統地位從來不曾動搖過。既為唯一而且持久的正統,自難逃責任之所在。第二,儒家之蔑視科學技術,證據十足,無庸置疑。最常被人徵引的例子,莫若《論語》中孔子與弟子樊遲的這麼一段對話(黑括號內為白話譯文):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古代的種地和種菜的知識同現代科學技術也許談不上有多少瓜葛,但是據此而說孔子蔑視農業技術,並從而引申之為蔑視一切技術,也未便以深文周納責之。不過,但凡徵引這段對話來證明孔子蔑視技術者都忽略了兩點。第一,孔子在說過“小人哉,樊遲也”之後還有下文。這段下文是: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這段話說明孔子以經世濟國者自居,也以經世濟國者期待其弟子。經世濟國的領導需要的不是種地的技術而是其他的本領,實為無可爭議的事實。 第二,治國者的大忌在於自以為無所不知,而孔子承認種地不如老農,種菜不如老圃,可見孔子這種人當領導,至少不會犯以政治理想代替科學技術的錯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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