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一道閃電

明末科學家是對中國古代科技成就進行了歷史性的總結。“自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這一百年，在我國科學技術史，是個群星燦爛的時期”各種科學成果異彩紛呈
總結了中國古代所有的科學技術並達到了空前的高峰。有邢雲路天文歷算的《古今律歷考》，茅元儀匯集武備和火器製作的《武備志》，趙士禎的《神器譜》。
計成的古典園林的《園治》，方以智涵蓋天文地理和醫學的《物理小識》。最具有代表性的是 李時珍的集成中國醫學草藥學大成的《本草綱目》。徐光啟的匯總農業科學成就的《農政全書》、徐弘祖偉大地理學著作《徐霞客遊記》。宋應星反映中國技術全貌的《天工開物》。朱載堉的《樂律全書》。同時出現五位科學巨人。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這是古代生產技術發展推動科學前進的一個極好的歷史見證。《朱載堉－明代科學和藝術巨星》。
這時科學思潮的湧起，是和明末“經世致用”實學的推動分不開的。另一原因是明中葉以來的思想解放運動發展有密切的聯繫，他們批判以理學為本的“名儒”諷刺其誇誇其談，不切實際。
明末實用性的數學非常歡迎，比如《算法統宗》一版再版。
明末的科學思潮有如下四個特點
堅持經世致用方向，批判空疏學風和迷信觀念，抨擊脫離實際的科舉制度。
不論是徐光啟還是宋應星所有的著作都是抱着富國強兵的目的，改造社會的目的。徐光啟說科舉制度“我輩爬了一生的爛路，甚可笑也。”宋應星、李時珍都對科學制度辛辣的諷刺。
第二 表現出突破思想禁錮，嚮往大自然的愉悅，勇於探索的科學精神。
朱熹的理學看來：學問“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看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飲沙而欲其飯也。”把人牢牢禁錮在“存天理，滅人慾”的狹小範圍。否認自然科學的社會價值。而明末科學家那裡，關心的已經不是一草一木而是整個自然。突破理學束縛，以研究和探訪自然為樂。以徐霞客最為典型。徐霞客顯然不同於歷史上儒家名士，不為了任何政治目的，宗教。就是純粹以探訪自然為樂，“窮九州內外，探奇測幽，至廢寢食，窮下上，高而為鳥，險而為猿，下而為魚。”
這“反映出當時的人們在資本主義萌芽來臨之時迫切希望了解自然，研究社會的強烈願望”《徐霞客遊記前言》。這和意大利文藝復興期間人們研究和探訪自然多麼相似。同時促進了人文主義世界觀的形成。
第三 強調和重視數學在自然科學中的作用
中國古代的科技，重理輕量，模糊而不重細節和數量關係， 到明末的科學家開始糾正這個問題，朱載堉首創了十二平均律，提出了“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數”。《天工開物》具有“把數量關係詳細記載下來”的特點。徐光啟提出數學乃一切科學的基礎。他竟然研究人口增長的問題，用數字得出三十年增加一倍人口。比馬爾薩斯人口論還早二百年。《晚明思想文化史》。朱載堉提出“理由數出”。把數學作為認識世界的出發點，這就徹底擺脫了理學的束縛。這種思想很容易和近代西方科學相結合。
第四 提倡觀察、試驗方法和驗證手段，突出科學的實證精神
朱載堉、徐光啟等人親自動手，製作天文觀測儀器，以數據說話。李時珍、宋應星、徐霞客同樣如此。
總之明末的科學受東林學派實學的影響，注入了一種資本主義萌芽的時代精神和科學理念。使明末科學思潮的性質和內涵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同西方近代化類似有早期近代化因素。
明末科學的局限：仍然束縛在道家的“天人合一”，和“陰陽五行”學說之中，極度不相信理性和邏輯的力量。西學的來到，正是這一偉大的轉折關頭。
一、引進泰西水法、火器火炮、物理機械等實用科學。二、《幾何原本》的翻譯，嚴密邏輯論證和演繹推理思維方法的介紹。三、超越地域限制的世界地理知識的傳播，破除了封閉落後的地理觀念。四、宣揚以西洋曆法修正中國曆法。傳教士參與編纂《崇禎曆法》，利瑪竇請羅馬教會派遣精通天文學的神父。這一切都掀起了學習西學的熱潮。
明末泰西文明普遍地成為士大夫中間的時髦學問，大致有四個方面
篤信西儒之學與儒家學說相契合。
閣老葉向高《贈西國諸子》詩：“爰有西方人，來自八萬里。言慕中華風，深契吾儒理。” 第二推 崇傳教士於名利聲色不染，志學有禮、樂善好施。以及各方面的才藝。
明末士人認為，不僅是西方天文歷算，而且諸如水利、音韻、機械、乃至西洋畫法都有可取之處。見《泰西水法序》。顧起元在《客座贅語》中，讚揚了西洋繪畫。
第三 提出向西人學習的口號， 郭子章在《山海地輿全圖序》說“天子失官，學在四夷”，這個口號在明末士人中相當流行。方以智發展為:"借遠西為剡子，伸禹周之短積。"
李之藻《同文算指》強調 一切事物離不開數。“六藝而數居其一，數於藝猶土於五行，無處不寓，耳目所接，已然之跡，非數莫紀”數就是實學。對西學應該兼容並蓄
明末出現一位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士人，擁有世界人文主義觀念，相信整個世界可以產生不同的文化，逐漸走向融合交流。這人就是瞿太素。《職方外紀小言》批判舊的夷夏之辨。提出新人文主義標準：“其人而忠信也，明哲焉，雖遠在殊方，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鮮恥焉，雖近於比肩，戎狄也”（說得好！）
把西人視為同類，可見明末知識分子的思想開放程度。滿清能比嗎？
馮西京主張引進《天主實義》說是病人就是中國，這是回世之方。從西方的倫理、哲學、科技、文化去尋找救世良藥。

楊廷筠認為西儒恢復自秦以來的隱沒的儒家正統。“惟我西方天學乃始一切掃除，可與吾儒相輔而行耳”，二倡實學。用基督教修養和自省方法提高儒士道德。
徐光啟提出的中西會通方針，第一是翻譯，第二是融合，第三是超勝。這反應了中國文化的包容性。比洋務運動，只引進洋人的實物不同，這時的西學要引進的是宗教、道德、哲學和科技。
利瑪竇建立在先秦儒家思想基礎上的傳教路線，證明儒學有進行西化的能力，也就是現代化改造的能力。在論述基督教信條時，利瑪竇用儒家思想和術語闡述。西學補充儒家天堂、地獄說。道德領域和基督教教義的互補，天堂地獄與現實聖人結合。

徐光啟認為引入西方基督教義的必要性有三條：
第一 東西方道理相通。西方學說和中國聖賢如出一轍。《徐光啟集》“蓋彼國教人，皆務修身以事上主，聞中國聖賢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而且在行王道、重實教即推己及人的問題上，東西方也是暗合的。
第二 引入西學，返本求實，改掉儒家學風的浮躁習氣。他說科舉制如同爬了一輩子的爛路。耗盡士大夫的精神，而與國計民生毫無干涉。
第三 引入西學，批判佛學。易佛補儒。補充儒家的臨終關懷和未來報應的漏洞。儒家的個人反省，道德修煉和基督教的神操結合。

關於明末這一時期的科學，1993年陳美東先生有一篇很好的總結性文章。他說，這一時期“中國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錦，西來的科技知識，更是錦上添花”，“群星燦爛，成果輝煌”。他並且總結出當時科技發展的三個特點，其中的“重實踐、重考察、重驗證、重實測”和“相當注重數學化或定量化的描述，又是近代實驗科學萌芽的標誌．是中國傳統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在陳美東說的“繁花似錦”中，我挑出9朵花(著作)來，認為它們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
　　(1)李時珍《本草綱目》(1578年)，
　　(2)朱載堉《律學新說》(1584年)；
　　(3)潘季馴《河防一覽》(1590年)；
　　(4)程大位《算法統宗》(1592年)；
　　(5)屠本畯《閩中海錯疏》(1596年)；
　　(6)徐光啟《農政全書》(1633年)；
　　(7)宋應星《天工開物》(1637年)；
　　(8)徐霞客《徐霞客遊記》(1640年)；
　　(9)吳有性《瘟疫論》(1642年)。
　　在短短的67年中(1578一1644年)出現了這麼多的優秀科學專著，其頻率之高和學科範圍之廣，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

本文主要摘錄自《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