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 年 滄 桑 話 高 校

http://agri-history.net/scholars/yxl/yxl112.htm

修 齡

中國的西式高等教育～大學院校開始於清末，起因是腐朽的晚清王朝飽受各國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欺凌，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罄竹難書。愛國志士，奮起變革圖新，認為必須學習西洋科學技術，於是廢科舉，興學校，掀起一系列的辦學熱潮。不久，辛亥革命（1911）推翻了清王朝，中華民國繼之，興辦高等院校，逐步走上正規。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的半個多世紀以來，高等教育更有了飛速的發展。

對這百年來的經歷，聯繫歷史的傳統教育，作一次鳥瞰式的回顧，其中有不少值得我們今天深思的地方。

全國的高等院校很多，難以全面回顧，這裡以已滿百年的浙江大學為例，浙江大學的前身稱“求是學堂”，所謂“學堂”是對封建時代“書院”的改稱。求是學堂成立於光緒廿二年（1896），較“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成立於光緒廿四年（1898）早兩年。求是學堂到光緒廿八年（1902）改稱浙江大學堂。民國元年（1912），又改名浙江高等學堂。到民國十六年（1927），在全國設立四個中山大學，被改名第三中山大學，不久即改名浙江大學至今。

民國時期從1927至1949年的廿二年裡，抗日戰爭占去八年（1937～1945），解放戰爭四年（1946～1949），其餘勉強可以算是相對的安定時期，通常把這一段時間稱為民國的黃金時期，經濟和教育在這段時間裡的發展相對地比較順利。

從1949年新中國誕生至今又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五十餘年來，國內處於和平建設時期，但在高等院校方面，卻不斷經歷着政府指令下的改革和調整。

1952年起，全國高等院校貫徹學習蘇聯“一邊倒”政策，進行了一次空前大規模的撤、並、遷、建等的調整。仍以浙江大學為例，浙江大學被改為工科大學，原浙江大學農學院獨立出來，成為浙江農學院，其餘文、理、醫等學院都作相應的拆散大變動，原浙江大學徹底瓦解。再以獨立出來的浙江農學院為例，於1960年又改名浙江農業大學。浙江農業大學不滿四十年，到1998年又迎來全國第二次高等院校的大調整。這次大調整中，浙江大學被樹立為先行的榜樣，即把1952 年拆散的浙江大學、浙江農業大學、浙江醫科大學及杭州大學合併成為綜合性的新浙江大學。至此，被拆散的浙江大學各學院，經歷了四十六年的拆散之後，到 1998年又“重回娘家”。

如果把1952年的調整稱為“分家”，則1998年的調整是“回家”，有如《三國演義》的開場白“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反覆折騰。分也正確，合也正確，反正都有道理。

從1949年新中國誕生至2005年的半個多世紀裡，國內一直處於和平時期，本應是最理想的發展文教事業、趕上西方國家先進科學技術最寶貴的時期，但事實上卻“樹欲靜而風不止”，從1950以後的近三十年間，階級鬥爭如長江後浪推前浪，起伏輪番而來。記得從揭批胡風反黨集團開始，第一次遇到停課半月，覺得很不習慣。因為過去在抗日戰爭年代，敵機經常來轟炸，空襲警報來了，師生們臨時停課躲避一下，敵機一走，又立即複課。從來沒有因敵機經常空襲乾脆停課的。那知道以後的運動一來就停課，教學服從政治運動終於養成習慣，反右派鬥爭期間，大會小會，說停就停。到1958年大躍進開始，乾脆師生全面停課，大煉鋼鐵了。

1961年起總結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的經驗教訓，貫徹執行中央關於“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和《高教六十條》，學校工作終於得到恢復，教學秩序重新納入正規運行。但好景不長，1964年又開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師生們又一次下鄉接受社教，接着，1966年開始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各級學校全部、徹底地停課鬧革命，一停十年！不是由於戰爭破壞，不是因為自然災害肆虐，而是為了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不論是老年、中年、青年和兒童，人人都付出了十年一去不復返的寶貴光陰，沒有一個人可以例外。中老年的知識分子出不了教學研究的成果，都陷入寫不完的自我批判檢查中；青年學生接不上中老年的班，靑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常規中斷了；小學生被發動鬥爭、鞭打、侮辱老師，同時也被剝奪了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基礎教育機會，素質教育的基礎不好，影響極其深遠，至今社會上的許多牽涉素質問題的弊病，根源都在於此。

本文不是回顧文革歷史，只能點到為止。接着全國人民在鄧小平同志領導下，終於邁開了改革開放的大步，從此走上迅猛發展的道路。二十餘年來國家各方面的建設，欣欣向榮，蒸蒸日上，有目共睹，也不須多說。如果把過去百年裡高等教育走過來的足跡，與國內外的高等教育歷史作一個簡要的比較，筆者粗淺的體會，有以下幾點值得思考：

一，高等教育的穩定性必須有保證

穩定是高等院校不斷培育人才的先決條件，如果學校經常處於撤、並、分、遷或停課的反覆折騰中，又企圖快出人才，只能是所謂欲速則不達。同西方的大學比較，為什麼歐美的大學長期以來都非常穩定？如英國的牛津大學，創立於公元1167年（中國宋乾道三年）；劍橋大學成立於1208年（宋嘉定元年），至今已逾 800年。劍橋大學自從1901年諾貝爾獎頒發以來，至今共獲得78個諾貝爾獎，平均毎一年半即獲獎一次，顯然是與歷史的穩定積累密切不可分。美國的建國歷史很短，但哈佛大學建立於1636年（明，崇楨九年）至今也有370年年歷史。

教育不穩定的原因很簡單，是與中國歷史的改朝換代、以及同一朝代內帝位的更迭有密切的關係。試看中國歷史上每個新王朝一建立，都把所有的錯誤、罪惡和各種弊端推給被推翻的前朝，而不是更早的前朝。譬如中華民國推翻滿淸，聲討淸朝是萬惡之源；新中國推翻中華民國，萬惡便集中於民國，不再提淸朝的腐敗，反而在電視劇上無休無止地為清王朝歌功頌德。另一方面，歷史上凡是壽命長的王朝，每逢新帝即位，總要否定先朝的政治措施，於是出現反覆的變革和保守的鬥爭。清末廢科舉，興學堂，屬於清王朝內部改革，民國改學堂為大學則是改朝換代的改革。新中國學習蘇聯把綜合性大學拆散成單獨的學院，屬於改朝換代的改革；此後一系列的改革都是內部改革。百年來的高校，處於這兩種反覆改革的折騰之中，又何來穩定性可言。

橫向地看，我國興辦西式學校是仿照日本的做法，所以與日本非常相似。日本在明治維新初期，政府公布了“新學制令”，打開了向歐美學習的門戶，1877年（光緒三年）日本第一所國立大學～東京大學誕生（一度時間改稱東京帝國大學），共設文學、法學、理學、醫學及法學等五個學部。東京大學早於浙江求是學堂（1896）及京師大學堂（1898）僅20來年。日本第二大學京都大學創立於1897年，則與浙江求是學堂（浙大）及京師大學堂（北大）同時。

試把建國以來高等院校與同時期日本的高等院校作比較：日本自1949至2002年的53年間，共獲得12個諾貝爾獎，除去一名和平獎係非學術性的以外，學術性的共得11個諾獎，包括物理學獎4名，化學獎4名，醫學、生理學獎1名，文學獎2名。若按得獎時間排列，分別是1949（物理學）、1965（物理學）、1968（文學）、1973（物理學）、1981（化學）、1987（醫學・生理學）、1994（文學）、2000（化學）、2001（化學）、 2002（物理學）、2002年（化學）。平均約每五年即獲得諾獎一次。

日本自從“二戰”徹底失敗無條件投降後，從1945至1949年的五年裡，國民經濟崩潰，全國陷於飢餓和失業的深淵裡，連燒飯的鐵鍋子都買不到，因都被徵用造炮彈了。與此同時，中國國民黨崩潰逃往台灣後，留給大陸一個通貨膨脹，物價飛濺，經濟癱瘓的爛攤子。兩國的困境相似，兩國的高等院校也都是處於相似的困境下走向復甦和發展，但是半個世紀後兩者的反差何以如此之大？日本復甦的外因果然與美國有意扶植有關，但日本民族的堅韌刻苦和團結一致，教育一貫穩定，渡過難關，顯然是內因更起作用。有個小例子，1945年日本投降後，全國陷於失業饑荒，父母無力帶養兒童，讓兒童上街討吃，日本政府發現這一現象後，認為兒童是國家的未來，兒童不入學，國家的未來如何能復興！於是下決心想盡一切辦法，節衣縮食，動員所有失學的兒童，凡是回到學校念書的，免費供應一頓午餐，而且還規定小學教師的工資超過國家公務員，這個決策一下，召回了所有在街上乞討的兒童，提高了全社會對教育和對小學教師的社會地位。日本是從小學和小學師資抓起，我國則始終是從高等院校抓起，頭重腳輕，至今未變。

上述日本近半個世紀以來高等院校的成就遠超過中國，不是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不及日本人，也不是中國的財力不如日本，而是中國高等院校的穩定性沒有保證。中國在1949年至1952年的三年裡，成功地克服了國民經濟崩潰帶來的通貨膨脹，有條件從1953年開始全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到1956年，宣布提前完成了計劃任務，工農業產值大幅度提高，為中國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此後雖然繼續推行九個五年計劃，但已有名無實，各種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地進行，在高等教育方面已如上述那樣，遭受着反覆的折騰，當日本平均約每五年獲得一個諾貝爾獎時，我們的院校正處於反右、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停課十年動盪之中。這種穩定性的徹底破壞，導致差距的更加拉大，豈是短期內所能挽回。

二，歷史上“書院”的精神值得再評估

中國在秦漢以前的學校概稱“庠序”，西漢新創“太學”，把庠序也包括在內。太學是設立在京師的最高學府，太學內立五經博士，以養天下之士。古代的“太”和 “大”同音同義，都念“代”dai音,現在的客家人還保留太大都念dai音。所以太學和博士的名稱至少有兩千年以上，把西方的university 和doctor 翻譯為大學和博士，是聯繫歷史的意譯，只不過內容與古代的太學及博士已完全不同。太學到東漢時，發展規模很大，東漢順帝時（公元126～～144年）有太學舍240座，1850室；質帝年（146年）太學生曽多達三萬人，東漢時長江以南廣大地區遠未開發，這三萬太學生是華北黃河流域太學的盛況。

唐朝改太學為國子監，“國子”原指公卿大夫的子弟，他們有優先的入學權。國子監下設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算學、書學。各學都並立博士。四門學需要解釋一下，舊學宮內講課的地方稱明倫堂，取“以明人倫”的意思，也就是講授道德倫理、人格修養的課堂。明倫堂有四門，故稱四門學。律學不是法律，是音律（音樂詩歌）之學。算學的內容涉及天文、物理、建築，相當於理科的內容。書學不是現今的書法（寫字），是指一切記載下來的事物，所謂“書者，五經六籍總名也。”（《史記禮書索引》）。可見唐朝國子監的學習內容大體上相當於現在的文史、數理、音樂、倫理等有關的內容。古代還有在春夏射（獵）御（駕馭），秋冬讀書的傳統，所以綜合地看，古代對於德、智、體的平衡發展還是安排得很全面的。

相對於官學，隋唐已有私人講學的“書院”，但書院的燦爛發展則出現在宋朝（960～1279）。宋時也有公立的州學、縣學、官學，但它們都是徒有其名，而無其實。隋唐書院的前身是“精舍”，盛行於六朝（公元222～589），學生都是貴族、士大夫子弟，書院則打破了這種限制，走向平民化。

宋代書院的興起繁榮，由於南方大開發，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人口的重心南移的結果。宋代書院學生最多時曽達16餘萬人。宋朝最著名的六大書院中，四個在南方：白鹿洞書院(江西九江)、嶽麓書院(湖南長沙）、茅山書院（江寧府（南京）茅山）和石鼓書院（湖南衡陽）。兩個在河南：嵩陽書院（登封）和應天府書院（商丘）。書院經過唐、宋、元、明、清的繼承和演變，長江流域共產生了一千多所書院，其中著名的書院都分布在長江中下游。

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和王守仁等人，不光是宋、明著名的理學代表人物，同時也是主講書院的傑出教育家，是他們把教學、學術研究、文化人格修養融為一體，進行講學，使得書院名副其實地成了他們傳道授業和弘揚學術的載體。如朱熹從登進士第到告老的五十年裡，為官不過十年，其餘時間都投入私人講學，他的教學場所幾乎遍及各大書院，其中以在白鹿洞書院的講學時間最長。宋代這些書院，都係私人集資建造，請一位學者來院主教，被稱為山長。書院大半選擇在山水秀麗的地方，書院內藏書豐富，便於學生自修閱覽鑽研。

1924年，胡適在當時的南京東南大學演講“書院制史略”，他對書院的評價說“書院實在占教育上一個重要的位置，國內的最高學府和思想的淵源，唯書院是賴。蓋書院為我國古時最高的教育機關。所可惜的，就是光緒變政，把一千年來書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學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國書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國的大學研究院。譬如南菁書院，他所出版的書籍，等於外國博士所作的論文。書院之廢，實在是吾中國一大不幸事。一千年來學者自動的研究精神，將不復現於今日了！”（《東方雜誌》第21卷第3期，1924年2月上海）。這話如果出自一個思想頑固的老學究之口，人們可以嗤之以鼻，而胡適是留學美國多年，學貫中西，充分了解美國的教育，他這種中西對比不是心血來潮之言。

胡適在演講中還提到講學與議政的關係，說“書院既為講學的地方，但有時亦為議政的機關。因為古時沒有正式代表民意的機關；有之，僅有書院可以代行職權了。漢朝的太學生，宋朝朱子一派的學者，其干涉國家政治之氣焰，盛極一時；以致在宋朝的時候，政府立黨籍碑，禁朱子一派的學者應試，並不准起復為官。”明淸兩朝繼之，且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明太祖朱元璋於洪武十五年（1382）頒學校禁例十二條，並刻石置於學宮明倫堂之左側，稱為臥碑。在臥碑的禁令中規定“一切軍民利病，工、農、商、賈皆可言之，唯生員不可建言。生員聽師講說，毋恃己見，妄行辯難。…其不遵者，以違制論。”清朝也有同樣的明倫堂臥碑。儘管明清都大興文字冤獄、鎮壓知識分子，但正義之聲也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明後期魏忠賢太監專政，“乃有無錫東林書院學者出而干涉，鼓吹建議，聲勢極張。此派在京師亦設有書院，如國家政令有不合意者，彼輩雖赴湯蹈火，尚仗義執言，以致為宵小所忌，多方傾害，死者亦多，政府並名之曰東林黨。然而前者死、後者繼，其製造輿論，干涉朝政，固不減於昔日。於此可見書院亦可代表古時候議政的精神，不僅為講學之地了。”（同上《東方雜誌》）。

明朝後期人口最高時曾達兩億，經過滿淸入關的大屠殺，只剩下一億人。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淸廷更加強了對知識分子的鎮壓，以杜絕反淸議論的傳播。經過殘酷的文字獄大屠殺，迫使知識分子遠離政治，從事與政治最無瓜葛的訓詁考據之學。清代考據學的輝煌成就背後，也意味着民主意識的消沉靜寂，使得清廷的腐敗一泄千里，不可收拾，直至滅亡。

清代與前朝一樣，仍有書院，而且還很興旺，但是清代的書院只專心研究考據之學。而且書院都是公立的，書院的“山長”由州、府、縣官聘請富有學識的人擔任。儘管淸代對思想控制如此嚴格，但另一方面也有其對西洋文化作出反應的表現。據胡適說：“又當聲明者，即書院並不拒絕科學，如清代書院的課程，亦有天文、算學、地理、歷史、聲、光、化、電等科學。尤以清代學者如戴震、王念孫等，都精通算學為證。惜乎光緒變政，將一千年來學者自動的研究精神，將不復現於今日。”（同上《東方雜誌》）。

清末廢科舉，興學堂，提倡西學，與書院勢不兩立，使得綿延千餘年的書院終於淹淹一息，走向結束。但傳統的國學大師還不絶如縷，故在民國時期還有他們興辦書院的餘波，猶如迴光返照，令人稀噓。其中應該一提的，早些的如新儒學大師梁漱溟（1893～1988）於1924年在山東曹州創辦的“重華書院”，因軍閥混戰，只一年余即結束。接着有馬一浮於1939年在四川樂山主講的“復性書院”，也不足兩年而結束。其中馬一浮的影響和他對現代西化大學的觀點值得一提。

馬一浮(1883-1967)早年曾與馬君武、謝無量在上海合辦《二十世紀翻譯世界》雜誌，介紹西方文學。1903年任清庭在美國的留學生監督公署中文文牘，後又赴德國、西班牙、日本學習外語，是名副其實的學貫中西。民國初，孫中山在南京委任蔡元培為教育總長時，即聘馬一浮為秘書長，馬上任後發現蔡元培的教育改革主張是廢除小學的“讀經科”和中學的“讀經講經”（經指四書五經等），馬一浮則堅持讀經不可廢，兩人無法調和，他上任才三周，即辭職回杭州，從此閉門深居，只在家中接受慕名前來請教的學者。抗戰開始後不久，杭州陷敵，馬一浮離杭赴內地，1938年曽應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的邀請，在江西泰和與廣西宜山為浙江大學的學生開設短期的“國學講座”。接着1939年他到達重慶後，得到弟子們的協助，在四川省樂山縣風景秀麗的烏尤山烏尤寺創建了“復性書院”，馬一浮為書院主講，終於實現了他一生為之追求的願望。但因時局多變，書院只維持了一年余（1939，9月至1941年5月）即吿結束。

民國時期的國學名師如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賀麟、唐君毅、牟宗三、馬敘倫等人，對馬一浮的學問道德推崇備至，以賀麟的評價最為概括：“馬先生兼有中國正統儒者所應具備之詩教、禮教、理學三種學養，可謂為代表傳統中國文化的僅存的碩果。”

馬一浮力主保持讀經傳統，發揚孔孟之道，這在“五四”打倒孔家店、學習西洋的洶湧大潮下，逆潮流而行，與其說他是“落後”於時代，不如說他是時代的悲哀。現在時過境遷，回顧他對中西教育得失的評論，卻不能不欽佩他的眼光具有超前之明。馬一浮指出“古人論學主通，今人論學貴別。今之所謂專家者，得之於別，而失之於通。因此讀書之道，不能為紛歧多變的現象所迷惑，要從中抓住一個根本的東西。”（《復性書院講錄》，轉見國學網站），他所謂“得之於別”即指學科的不斷細分，專家只是在極其狹小的領域裡知道很多知識，其後果“失之於通”，是指專家們缺乏宏觀的整體認知。最終是使學術成為追逐名利的工具，導致人性的墮落。他把書院取名“復性”，即是這個用意。馬一浮半個多世紀前的“得之於別，而失之於通”的警言，今天看來，不但沒有過時，更值得我們深思。

如果歷史上的書院不因改朝換代而消滅，其中若有部分保持穩定性，如劍橋和牛津，得以綿延至今，且能與時共進，那就是東方式的書院大學，與引進的西式大學互相輝映，取長補短，將是另一種局面。當然，歷史不能臆想，這樣的假設雖是廢話，卻值得我們反思。

三，基礎教育必須加強，教育經費應當增加

曽擔任末代皇帝溥儀英語教師的牛津大學學士莊士敦（Rejinald F. Johnston,1874～1938），一生主要在中國渡過，精通中國儒學。1913年時莊士敦曽指出：“當我們歐洲人開始驚異地發現中國的社會和政治思想、中國的道德倫理、中國的藝術和文學都有崇高價值的時候，中國人自己卻開始學着把他們文化中這些偉大的產物加以不耐煩的鄙視……，這是一個令人大惑不解的現象。”

莊士敦決不會想到，他說這話六年之後的1919年，中國還進一步發起“五四”運動，高呼打倒孔家店，否定文言文，提倡廢除三千多年延用下來的漢字，主張把漢字丟進糞坑，改用拼音文字。而且在“五四”以後，不僅沒有總結糾正，反而在文革中再一次、更全面、徹底地否定傳統文化的價值，不分青紅皂白，把整個傳統文化視為中國落後的罪魁禍首，認為中國所缺乏的只是西方的科學技術，只要科學技術能趕上西方，就可以達到國家富強的目的。反映在教育思想上，就是重上層的大學，輕基礎的小學，重知識傳授開發，輕素質教育培養。把大量財力、物力、人力集中投放於在高等教育上，而加強高等教育的做法就是上面所回顧的一系列的反覆折騰，急功近利，急於求成，日本在20世紀的後半個世紀裡不聲張，不說大話，拿到12個諾貝爾獎，我們高喊辦成世界一流大學，合併大學，興築大學城，卻與諾獎“行行重行行，相去日以遠。”

高等教育的質量是建立在優良、紮實的普及教育基礎之上，由於急功近利，我們卻寄希望於直接從高等教育入手，忽視普及基礎教育，其後果是導致全民的科學素質低下。據2003年一次公民科學素質的調查表明，中國達到公民科學素質標準的人口比例不到２％，而美國在1991年已達１７％。另一項同日本、美國、歐盟 15 國的比較調查，中國公眾對“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的了解程度均為倒數第一，主要原因是普及教育不夠。具體的事例不勝枚舉，如2003年底重慶開縣發生井噴事故時，沒有人通知警告村民、村民自己也不知道應迅速撤離，而是站在那裡看熱鬧，等到呼吸感覺不舒服想跑時，卻已經中毒跑不動了。筆者校門口有個書報亭，周圍掛滿了各種報紙期刊，琳琅滿目。一次，筆者想買新出的一期《科學與生活》雜誌，卻說沒有，筆者問這刊物不錯，何不進貨？答以“曽進過貨，沒人買的！”瑞典是世界上申請專利最多的國家之一，瑞典專利局平均每年受理約5000項專利申請，而瑞典全國人口只有900萬，比全國文化中心的北京市少200 多萬。2003年，中國15 歲及以上人口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為4.6 ％，而發展中國家平均為6.5％，發達國家平均為28.1％，轉型國家為13.9 ％，我國比發達國家滯後約50 年。不抓普及教育提高全民人口素質，要進入世界先進行列，又從何說起。

如果說過去國家的經濟困難，拿不出較多的經費普及教育，還勉強可以理解，可是2005年我國貿易順差達1020億美元，外匯儲備10,000億美元，可能將在今年第一季度超過日本，成為全球最大外儲國。對比1978年時全國公民的存款總額只有 226 億人民幣，現在全國公民的存款已達二十萬億，為什麼還是沒有錢投放到普及教育上？反而大中小學毫無例外，都要收高額的學費？把教育（及醫療）逼上產業化的道路？

與此同時，據《中國經濟時報》報道：2004年全國用於公款吃喝招待、公車消費和公費出國的開支共計高達7000億元人民幣，其中吃喝、出國各2000 億，公車消費3000億，《中國經濟時報》指出這3000億元人民幣的公車消費，比教育經費和醫療經費加起來還多。

我國早在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曽規定：“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本世紀末達到4%。”現在，這“本世紀末”已過去了五年，還只有達到3.41%！令人意外的是，最近教育部建議從2006年至2010年裡，把教育開支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從原來2.79% 提高到4%，公然否定了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規定的20世紀末達到4%，將其推遲到2010年兌現，而且即使到2010年實現了4% 的指標，仍然遠低於世界平均的5.1% ”。

又據報道，我國教育經費占世界的比重只有1.5 %。排名第178位。（2003，11/10，羊城晚報）。鑑於我國從1991年至今，國民經濟平均增長9.7%左右，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這正如孟子所說的“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四，以史、以人為鑑，提倡民主辦學，鼓勵民辦大學

回到大學教育本身，不論從總結歷史經驗看，或借鑑西方經驗看，辦好大學的要點是遵循大學自身的特點和使命，即尊重大學的自主性，保持大學的相對獨立性和穩定性，政府的職責是領導、督促辦好大學，不是包辦大學的事務，把大學變成一個教育衙門和囊括生活福利齊全的小社會，把大學校長折算成副部長、副省長待遇等官本位的辦學政策。其後果必然使校長高踞於教授學生之上，校長只要對教育部負責，即使教師、學生都不擁護也沒有關係。反之，試看最近美國的哈佛大學校長薩黙斯，挾其曽任克林頓總統財政部長的一套作風管理大學，時常說粗話得罪人，如說女性科學家之所以少於男性，是因女性天生不如男性，此話引起全校軒然大波。薩黙斯不知道校長治校的權力越大，學校對校長的要求也越高，校長要受師生民意的軟約束。2005年3月，哈佛大學的核心學院文理學院的教職員工以218票對185票通過了對薩默斯的不信任案，雖然這種“不信任案”只具象徵意義，並不能直接解除校長的職務，但民意不可忽視，薩校長不得不主動宣布辭職，避免了進一步的麻煩。薩黙斯辭職以後仍擔任經濟學教授。

大學教育在半個世紀來由國家一手包辦的弊端已經昭然若揭，現在應該以史為鑑，在改善官學的同時，提倡私學。公私兩條腿走路，可以相互競爭促進，提高質量，是避免浪費財力人力資源的最佳途徑，因為沒有任何一個私立大學是象今天的國立大學那樣大手大腳、肆意揮霍納稅人金錢的。歷史上的書院，一般都是私人捐資為主，政府資助為副。如宋代的書院，都係私人集資建造，明代四大書院之一的無錫東林書院由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共同捐資，得到常州知府歐陽東風和無錫知縣林宰與鄉里同人的大力支持，修復宋代的東林書院原址，重開講學。顧憲成為書院所撰寫的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使書院成為當時江南地區人文薈萃之區和議論國事的主要輿論中心。此聯曽被胡躍邦同志所引用，引起新一輪愛國熱潮，這種優良的傳統應該恢復，發揚光大。

民國時期創辦的私立大學或學院也不少，一般以外國人辦的教會大學為多。如1910年在北京辦的私立北平協和醫學院，私立成都華西協和大學，及1914年在湖南長沙創辦的私立湘雅醫學院等。北平協和長沙湘雅因聲譽雀起，有“北協和、南湘雅”之稱。還有1919年創辦的私立燕京大學，南京的私立京陵大學（現南京大學）京陵女子大學等等，不一一例舉。

其次是愛國人士辦的私立大學，如1905年馬相伯66 歲時創辦的私立上海復旦公學（1917改復旦大學，1941年改國立）。陳嘉庚在1921年創辦的福建廈門大學，及集美小學、集美師範、航海學校、水產學校、商科學校、農林學校、國學專門學校等各種實業學校（1994年合併成省屬集美大學）。

1952年的全國大學院系調整，對於私立院校或分或拆，最後都併入國立或省立，從此沒有了私立大學。到改革開放後才恢復接受香港等地愛國人士的捐資興學，如1986年包玉剛創辦的寧波大學等。2004年由楊福家 主持引進的中英合資英國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寧波分校等。私立大學的教學質量優良，主要是引人西方大學的辦學方式，制度、師資等，有比較成熟的經驗，雖屬初創，而起點較高之故。

以早期私立的燕京大學為例，燕京成立於1919年，建校之初，沒有政府資助，舉步艱難，據首任校長司徒雷登的回憶，起初只有有五間課室。一間可容100學生的飯廳，還有三排宿舍，一間廚房，一間浴室，一間圖書室，一間教員辦公室。另有網球場和籃球場。一座兩層的廠房改作課堂和實驗室。是一座“分文不名”的大學。由於經費沒有着落，不得不到處募捐求助，司徒雷登曽經感嘆：“我每次見到乞丐，就感到我屬於他們一類。”（詳見燕京大學校友校史編寫委員會所編《燕京學校長司徒雷登》）不久因哈佛燕京學社的建立，解決了經費問題，從此蒸蒸日上。與國立的清華、北大並駕齊驅。到1920年代後期，燕園（現北大）之內已經是名師雲集，如國文系的顧隨、容庚、郭紹虞、俞平伯、周作人、鄭振鐸等人，歷史系的陳垣、鄧文如、顧頡剛等人，哲學系的張東蓀等名宿…。謝泳根據這本會刊中的歷屆校友名錄和1939年在校研究生情況進行統計，發現從1928至1936年的八年裡，幾乎每屆研究生中都有非常出名的人物，他舉例如國文系有鄭德坤、顧廷龍、吳世昌、陳夢家等。歷史系有杜聯、朱士嘉、譚其驤、陳觀勝、馮家升、鄧嗣禹、翁獨健、趙豐田、蒙思明等；哲學系有瞿世英、施友忠、羅忠恕等，物理系有褚聖麟、孟昭英、張文裕、馮秉銓、袁家騮等；生物系有談家楨、毛應斗、張宗炳等，社會學有楊慶、林耀華、瞿同祖、嚴景耀等。他又統計出1939年度在讀的46名研究生中，後來著名的即有王世襄、王伊同、王鍾翰、李有義、何炳棣、侯仁之、楊明照、葛庭燧等等，可以想見其一時人才之盛。

燕京雖然是教會大學，用英語上課，但其院章卻多次強調“對於所選習之專門學科，有充分之準備，能用中文作明確暢達之文章…，”同時對畢業論文的規定是： “研究論文須用中文撰作，但得提交用外國文撰作之副本。”說明本土特色非常鮮明，民族情感非常強烈。（謝泳：燕京大學研究院燕京大學研究院 2006年01月20日）。對照現在的情況，並非教會大學都一律強調英語，輕視漢語，以至於不管英語是否過關，漢語水平卻先急速下降，真有說不出的尷尬。

回顧歷史上的私學和上世紀初期的私立大學，他們辦學的共同精神是艱難創業，育人為先，最終是人才輩出，多麼值得我們後人景仰嚮往。對比現在的大學，物質硬件之大學城已高到奢華程度，而人文素質滯後，短視浮躁，已經到了非正視不可的地步。最近中國政法大學的蕭瀚在一篇題為“學界怪狀與學者尊嚴”的文章中，揭露當前學界科研的弊端，歸納為四大點：一是論著抄襲同行；二是一篇論文拆成多篇發表；三是教授侵占學生成果或師生互相利用；四是找槍手代寫專著論文。這四點怪狀，其實也都是我們耳聞目睹的現象。接着作者分析這種學風敗壞的兩大根源：一是高校的經費不能獨立；二是高校缺乏人事自主權。（《中國青年報》 2006，1，18）這個分析真是一針見血，點中要害。

其實，這兩大根源還可以再合成一點，即教育部門這個計劃經濟的行政核心並沒有隨着改革開放而“與時共進”，卻戀戀不捨於習慣了的既得權力和利益，要求主動放棄這種權力和利益是非常困難的，但可以提倡私人辦學，公和私兩條腿走路，有競爭才有比較，有差距才會起到相互促進的作用。最近的例子是1991年新辦的香港科技大學，由理、工、商、及人文社會科學四所學院組成。當時英政府撥給四分之三經費，但不干涉學校事務。到2004年底，四個學院的科研都取得傑出的成績（詳情從略）在英國《泰晤士報》的全球200所最佳大學排名中，香港科技大學高居第42名！世界大學50強中最年輕的大學。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絕無僅有的特例，世界大學發展史上罕有的創舉。傳媒的分析認為香港科大是“得盡天時，占盡地利，享盡人和”；是“沒有老本，沒有包袱，沒有束縛”的典範。學校的座右銘是：“延聘第一流的人才並使他們愉快。”人選對了，所有成果都是正確選人的“副產品”。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孔憲鐸著有《我的科大十年》，這書一問世，便不脛而走，據說內地不少大學的校長們看過以後的感想是“新一時耳目，開多年茅塞”。但願科大這個就在身邊的榜樣能成為改革的推動力。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鑑，可以知得失。”回顧百年來高等院校走過來的滄桑道路，對於歷史的經驗教訓和現實的生動榜樣再也不能視而不見，依然我行我素。相信只要我們改變觀念，收起口號，腳踏實地，經過一段時間的埋頭努力，完全有可能以嶄新的面貌步入世界先進大學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