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 68111 於 2006-02-27 01:56:20

韓愛晶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號上午，我來到北京大學俄文樓，這是首都紅衛兵代表大會總部辦公地點。午飯後我就順便在工作人員宿舍睡個午覺。當時我擔任北京航空院會革命委員會主任和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職務。我也是首都紅代會核心組的副組長。對於大學紅代會的日常工作由我校陳良同學，常駐紅代會代表我處理。大部分時間忙於北航的運動。

熟睡之中，我被陳良叫醒，他很激動地說：“快、快起來，清華出事啦！多少萬人把清華包圍了，工人要強行拆除武鬥工事，！”

我一骨碌從床上坐起來，拍手叫道，“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陳良問：“怎麼好？

我說：“這樣不就把武鬥問題解決了嗎？”

陳良說：“還搞不清怎麼回事！”

我下了床說：“走，我們去看看。”

我們就趕緊從北大往清華走。清華大學圍牆外面的路上人聲鼎沸，停靠着許多卡車、吉普、大轎車……我們走近看，車上貼着“北京針織總廠”“、新華印刷廠”等字樣。路邊、樹下、河坡到處是密集的工人。他們處在熱烈而有組織的狀況。

我看着這樣少見的情景，想起謝富治在北京市革委員會跟我們講過的話：“我可沒你們那麼大的膽子，一聲令下，隨便就在北京開十萬、二十萬人的大會。我開一萬人的大會都要請示毛主席。”謝富治是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部長、北京軍區政委，還是軍委辦事組成員。

我對陳良講：“這麼大的行動，調動幾萬人可不是兒戲！這麼大的事情發生在北京，誰有這麼大的膽量？黨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嗎？” 我們邊走邊看，我走到隊伍里去，向一些工人師傅打聽：“請問，誰派你們來的？怎麼動員？”

“不知道。”

“領導組織我們來我們就來，別的我們也搞不清”。問了幾處，工人們是聽從廠領導安排來的。內情沒誰說得清

我們繞到北面清華附中，從北面小門進了清華園。從北京四面八方來的老百姓摩肩接踵。聽說清華出事了，外面的往裡擁想看明白，裡面沒看出名堂的往外走。人流涌動。

清華園高音喇叭像炸了鍋，聲嘶力竭：“工人同志們，工人同志們，你們受騙了，楊余傅及其黑後台，操縱你們鎮壓紅衛兵……”

我聽到這個廣播腦袋嗡地懵了，又急又氣地跟陳良說：“這是誰定的調子？這個定調子的人要撤職，這麼大的事情還沒搞清楚，怎麼就可以輕率地說是楊余傅黑後台操縱的呢？定這樣的調子太被動了。”

在迎面過來的人潮里，正巧碰到北京市中學紅代會李冬民和陳文香。李冬民是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陳文香是委員。他們從清華校園裡看熱鬧往外走。我趕緊問：“冬民，到底怎麼回事？”

李冬民也說不清。

總之，此時清華成了全北京的熱漩渦。在人群里擠來擠去也搞不清怎麼回事，再往裡進也進不去了。真是問不清，看不明，聽不懂，心裡急，沒辦法。只好改變方向跟着人群往外奔。決計回北航再想辦法。走到四道口，還遇到從清華被衝出來蒯大富的部隊。我又問到底怎麼回事，回答是：“工人來拆除武鬥工事，於是跑出來，散落校外。”

我回到北航，就千方百計想和蒯大富取得聯繫，我打電話給清華大學總機，找蒯大富，電話總機回答：“接不通，找不到人。”

我又急不可奈地給市革委會領導打電話，也是找不到領導，在電話里我問市革委會工作人員怎麼回事回答搞不清。我只好在電話里請他們趕緊把情況向中央匯報並非常嚴肅地強調搞不好要出大事的。

找不到上級領導，我無可奈何地坐在四合院院井的台階上，真是呼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毫無辦法，望着天，恰見濃雲密布，我仰天擊掌：“老天爺、老天爺，你快下雨，快下大暴雨，把工人和學生分開，只要過了今夜就好了”。

晚飯前後一場大雨把天地沖刷得清新宜人，有人說清華那邊已經開槍了，準確消息搞不清。晚飯後，我心潮難平，叫上尹聚平、朱芒大、蔡新榮三個學生出門散步，我們從北航南校門走出，向北醫三院方向漫步，快到了三院門口，看到路旁一堆石頭子上蹲着四五個大孩子，有男有女，中學生模樣，我走過去問：“這麼晚了，你們怎麼在路邊待着？從哪裡來？”

他們說：“我們是廣州來的中學生，住在清華大學了解運動情況，今天那裡出事了，我們跑出來，找不到去處，只好在路邊待着”。

我說：“那怎麼行，走、跟我走，今天晚，我給你們安排”。一個小男孩說：“只要有個坐在的地方就行，明早天一亮我們就走。”我把他們帶回學校，交給尹聚平，讓她去安置。我就休息去了。疲勞，疲勞，睡着了。

電話鈴驚醒我的時候，大概是深夜二點鐘，是北京衛戍區軍代表劉豐來的電話。劉豐說：“韓愛晶嗎？今天夜裡中央首長在人民大會堂接見，要我通知你來開會。”

我說：“可以派別人代替我去嗎？”

劉豐說：“中央首長要你自己來，到人民大會堂西側南門口。”

我起床，準備紙和筆又打電話給汽車班，請司機到紅旗院門口，即驅車趕到人民大會堂西側南門口。

奇怪而令人不解的是，這次等待中央首長接見與哪次都不同，似乎有一種受冷落的感覺，不是直接進大會堂會議廳見中央首長，而是在進門的過道口坐下來等。

我到大會堂參加中央首長接見和開會次數已記不清，早就習以為常。如果是重大活動有正式入場券，一般從東側正門進大會堂，有時還在主席台就坐。至於平時，周總理，中央文革領導接見，我們一般從南門進，汪東興同志經常站在門外接我們，說一聲∶“來了？” 握握手我們進去。在會議廳，比如安徽廳，或福建廳，或江蘇廳坐下，等中央首長。如果學生、工人、農民代表來得多，那麼我們先在小客廳里等。周總理、江青、陳伯達等中央文革領導總是先跟我們北京主要的學生頭頭，工人頭頭小範圍談談，聽聽我們反映的情況，見面10分20分鐘左右，然後周總理中央文革領導再到會議廳。那時在安徽廳接見次數最多。周總理，中央領導在台上，我們就坐在下面，有幾十、幾百的學生、工人、外地來京的群眾組織負責人坐在一起，往往每次接見要持續一兩個小時，這種會議是文化革命時，周總理、中央文革領導與群眾對話的最常用形式，所以這種會議的記錄稿，在文化革命中也是流傳很多，影響很大的。

可是這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我們來到人民大會堂西側南門，只允許進到過道門裡等着。

聶元梓、我、譚厚蘭、王大賓先後來了，坐下來等着，很自然我們議論起今天清華發生的事情。王大賓嚴肅地說清華學生開槍，打死工人，聶元梓說這麼多工人包圍清華，她白天已打電報給中央反映這一情況。

等了大約二十分鐘左右，謝富治副總理出來問：“都來了嗎？” 我們說蒯大富還沒來，謝富治對我們說：“不等了，進去吧。”

我們跟在謝富總理後面向里走，因為我年齡最小，腳步快，走在前面，挨在謝富治身邊。到樓道中間要向右拐時，謝富治突然停住腳步看看我問道：“身上有小刀沒有？”

我們也站住了，我說：“沒有。”

謝富治彎下身子，用手把我捲起來的褲子抹下來。因為天熱，我白天把褲腿卷到膝蓋上。謝富治又站起身說：“快進去，毛主席在裡面等你們好一會了。”

他這句意想不到的話所表達的內容跟他剛才在外面平淡的表情跨度太大。我覺得好像一下飛騰到雲霧之中，頓時有迷離為夢的感覺，簡直不敢相信，也來不及想什麼。

我們快步，跟着謝富治往裡邊一個門走去。後來才知道這是人民大會堂的湖南廳。我還是走在前面。

走到門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後陪同的中央領導已經在門口迎我們。我們三步並着兩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動一下，我們非常激動地跟毛主席握手，嘴裡說：“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說：“都是一些年輕人”。

我們又依次跟其他中央領導人一一握手。毛主席還跟黃作珍同志握手說：“你叫黃作珍？我不認識，你沒被打死！”

然後，毛主席要大家坐下，我們在沙發上坐了下來。這是毛主席會見客人，召集中央領導人議事的一個廳室，一個一個沙發圍成大半個圓形，沙發旁邊有茶几，茶几腳旁有白色搪瓷痰盂。可以看得出來，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們剛才已經在這裡碰頭議論了一個時候，也正是我們在外面走廊口等待的時候。

陪同毛主席接見我們的有：毛主席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副主席、國防部長林彪元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文革小組顧問康生、毛主席夫人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文革小組成員姚文元、林彪夫人葉群、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警衛團負責人汪東興、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長、北京市革委員會主任、北京軍區政委謝富治、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副總參謀長北京衛戍區司令溫玉成、北京衛戍區政委黃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員副主任吳德。在我們坐定以後，大會堂女服務員給大家分別倒了茶水。

江青說：“好久不見，你們又不貼大字標語。”

毛主席說：“還不是在天安門上見過，又沒談話，不行嘛！你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啦，其實你們的小報我都看過，你們的情況我都了解。”

我趕緊拿出鋼筆和紙一邊聽一邊作記錄。我看着毛主席他面色健康，大概因為經常游泳的緣故臉上皮膚映着紅褐色的光澤，微黑，如同古柏，顯出超人的神聖。毛主席問：“蒯大富沒有來？是出來不了，還是不願來？”

謝富治回答：“恐怕是不肯來。”

我覺得謝富治說的太不合情理就急忙替蒯大富解釋說：“不會的，這個時候他要是知道中央領導接見不會不來，他要是見不着毛主席，他會哭的，肯定是出不來”。

毛主席說：“蒯大富要抓黑手，這麼多工人去‘鎮壓’紅衛兵，黑手到現在還沒有抓出來，這黑手不是別人，就是我嘛！他又不來抓，抓我好了！本來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中央警衛團就是我派去的，你們就給吹。我問他們怎麼對待校園的武鬥，我說你們去做做工作看看。結果去了三萬人，其實他們恨北大不恨清華。”

毛主席一邊說着，一邊抽紫褐色的大雪茄，當時我不懂，心裡想毛主席怎麼還抽捲菸葉？毛主席偶爾咳嗽，聲如鐘磬，清脆順暢。

毛主席轉向聶元梓問道：“工人和學生這樣搞幾萬人遊行。聽說你們那裡招待還好，是你們還是井岡山兵團？”

溫玉成和黃作珍說：“不是他們，北大和那個單位衝突了”。

聶元梓說：“是和農科院，我們還在門口擺了茶水，他們罵我們二流派，老保，還罵我破鞋。”

我說：“不要在主席面前說這個。”

毛主席說：“那不知道，抓黑手，這個黑手不是我，是謝富治，我也沒有這麼大的野心。我說你們去那麼一點人跟他商量商量，蒯大富說去了十幾萬。”

毛主席說：“你們看大學武鬥怎麼辦？一個辦法是統統撤出去，學生也不要管，誰想打就打，過去北京市委、衛戍區對武鬥的態度是不怕亂、不管、不急、不壓。這看來還是對的。另一個方法是幫助一下，這個問題深得工人的贊成，深得農民的贊成，深受學生大多數歡迎。大專校院五十九個，打得凶的大概五六個，試試你們能力，至於如何解決呢？你們提出意見。我看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就必合。你們北京大學要那麼大幹啥？如果解決不了，不一定住在一個城市，一個住在南方、一個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個城市打一個括弧‘井’ 在一個城市打一個括弧‘公社’ 。就像蘇聯共產黨打－個括弧‘布’，另一個蘇聯共產黨打個括弧‘孟’。”

毛主席說得大家都笑了。主席又接着說：“如果你們不能解決這些問題，第三個辦法，那麼軍管。請林彪同志掛帥，還有黃永勝，問題總能解決。你們搞了兩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們是搞武鬥，也不鬥也不批，也不改，現在是少數學校搞武鬥，人民不高興，工人不高興，農民不高興，居民不高興，部隊不高興，多數學校學生也不高興，就連擁護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興，就這樣一統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爺，你是多數，是哲學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沒有反對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當面不說，背後還是說怪話。”

毛主席把臉轉向王大賓問：“王大賓你的事情好辦一些吧？”

王大賓說：“那幾個反對謝副總理的、反我們的人都跑了。”

謝富治說：“他的二把手聶樹人要奪權，說他右了。”

毛主席說：“他就那麼左？馬克思！”

王大賓說：“那是他們挑撥關係、聶樹人是一個好同志，出生又好，苦大仇深，這個人很正直，革命性強，就是急一些，不大會團結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主席說：“你能團結他嗎？一個左、一個右，很好團結嘛！你坐那麼遠，你坐過來些。”

林彪說：“來嘛。”

謝富治說：“去、去。”

王大賓起身坐到另外一個靠近一些的位子上。

毛主席說：”事情都要留點餘地，都是學生，你們也沒搞黑幫，最近有些學校鬥了些黑幫，畫了像，新北大搞了十幾個，就那麼點黑幫？我看不止那一點，就是因為關鍵兩派忙於武鬥。這個斗、批、改不行，或者斗、批、走，學生不講了嗎？斗、批、走，斗、批、散。現在的逍遙派那麼多，現在社會上說聶元梓、蒯大富的壞話的多起來了。聶元梓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來，有時候三百，有時候一百五；哪裡有林彪，黃永勝的那麼多，這回我一出就出三萬多。”

林彪說：“哪有黃永勝那麼多。”

毛主席：“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鬥工事統統拆掉，什麼熱武器、冷武器，要刀槍入庫。聶元梓，他們叫你佛爺爺，叫你佛爺老巢。還有你這個譚厚蘭同志，你還是個小辮子嘛？你就要下放？在學校讀了十幾年書，大家贊成你下去，我怕你走不開，你走了誰來代替你呢。”

譚後蘭說：“都安排好了。”

毛主席說：“你們這五大將我們都是護你們的，包括蒯大富罵你們黑手的，我也是偏向你們這一邊，你們回去一講，我們有偏向，井崗山四一四兵團，就會對我有意見。我不怕別人打倒，清華四一四說四一四思潮必勝，我就不高興。說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無產階級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個理論家叫周泉纓，理論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論家嘛？人家寫文章你抓人家幹什麼！應該放出來，人家有意見讓他再寫嘛！不然不是沒有言論自由了嘛？”

溫玉成立即起身打電話叫衛戍區放人。

毛主席接着說：“我說你老佛爺也大方點。北大井岡山有幾千人，那一河水放出來你受得了受不了？你這個老佛爺，不然就實行軍管，第三個方法就按照辯證法，而且不要住在一個城市裡，就一分為二，一個南一個北，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岡山搬到南方，根本不見面，打不起來，各人自己清理自己的內部，一統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那老佛爺老巢一捅就睡不着覺，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你們大概還是留一手的，所謂……根子。留一手也是必要的，何必那麼緊張呢，怕人家打，你不留點後手，人家一衝怎麼得了啊。你們贊成……什麼？聽說不是一個兇手戳你嗎？知道也不要一定抓。算了，明明知道是誰也不要說啦。不過你以後要注意點、不要一個人亂跑。”

江青說：“她有人保鏢。”

聶元梓說：“沒有”。

聶元梓說：“地質學院支持他們，半夜裡抄我的家，到北大遊行，把破鞋掛在樹上。”大家沉默片刻，相對無言。

毛主席說：“人家說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這個聶家就是不好。哥哥不好是哥哥，姐姐不好是姐姐 ，為什麼一定要牽連妹妹呢？”

這時有人進來報告說：“還是找不到蒯大富。”

謝富治說：“廣播了，點名說中央文革要找，要請華蒯大富來開會，他就是不肯來。”

毛主席說：“蒯大富這個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縱他的人是壞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的，這個經驗很多。”

江青問：“是他自己不願意來，還是出不來？“

謝富治回答：“我估計有人控制他，有人控制他也不緊。”

姚文元說：“有可能。”

毛主席又問：“王大賓你那裡沒有打架。”

王大賓說：“我那裡沒有，就是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和保守派奪電台幹了一下，是伯達同志派人救援我們，以後我們就沒打過。”

毛主席說：“那就好，以後一個你、一個韓愛晶內部就沒打過架。”

毛主席風趣地說∶“韓愛晶，你是韓信的後代，很會打主意，是個謀士啊？”

我說：“我們學校工農子弟多，比較樸實，有不同意見，但沒有分裂為兩派。”

姚元文說：“我才不信呢？你們那裡就沒有不同意見，純之又純。” 姚元文總把頭翹得高高的，一副誰也瞧不起的樣子。

康生說：”韓愛晶不是你說的那樣吧？！”

毛主席：“你們不要把韓愛晶說得那麼壞，人家很難受。”

我說：“蒯大富周圍有一批人，裡面比較雜，運動初期靠寫大字報起家的人權少了，搞武鬥的人權多了。要求改組總部。蒯大富控制不了。”

毛主席說：”譚厚蘭，文化革命兩年了，你那一個兩百人的兵團也沒解決得了。弄得你睡不着覺，你暫時還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四個，兩個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暫時還不能走，給他們恢復糧食，出出進進，那些人也夠慘的，造反兵團是個湖南‘省無聯’式的大雜燴，因為他奪權嘛！別的有些學校都參加了。

我說：“我也參加了。”

江青說：“韓愛晶想顛覆人家譚厚蘭。”

毛主席說：“你也有份，我們的蒯司令也有份。青年人就是做些好事，也會做些壞事”。

毛主席又說：“你們說中央沒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恩來在三月二十四號，二十七號講了話，又開了十萬人大會。這次黃永勝同志、溫玉成同志講了話，可是下面還打，好像專門和我們作對。我們這麼一個道理，第一條要文斗，不要武鬥，如果你們要打，就打，也可以，越大越好，兩方面都有土炮，你們算什麼打嘛！你們的打法算不了什麼打，把卡賓槍、大炮都使出來，像四川一樣，把高射炮對天上打。”

江青說：“敗家子。”

毛主席一邊抽雪茄，一邊說話，有是還用火柴重點雪茄。

毛主席說：“你這個老佛爺，那麼大的神通，調起兵來只調兩三百，你的兵跑哪去了嘛？還得靠工人、復員軍人為主力，沒有那個你還是不行。護兵，林彪同志多哪！給你幾千、幾萬，可以把井岡山統統滅掉嘛！這個問題也不要在這裡答覆。商量商量也可以，開些會討論，但是首先還是要聯合。”

林彪說：“首先還是要聯合，主席講的四個方案：第一，軍管；第二，一分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主席說：“一分為二，就是因為結了仇，雙方緊張得很，雙方都睡不着覺。搬家可是個問題，找地點在北京就會爭起來。我看這個大會堂很多空地，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萬紅衛兵，辦個學校還不行？或者你聶元梓來，或者候漢清來，你們不是殺牛宰猴斷羊腰嗎？牛是牛輝林、侯是侯漢清、羊是楊克明，這三個人我知道楊克明。楊克明也是個青年人嘛！到過十一中全會，那張大宇報楊克明幫了忙，你們這張大宇報分成了兩家，這種社會現象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誰會料到會打起來呢？原來打算停課半年，登了報，後來不行，延長一年，又不行二年，我說三年就三年嘛！我說不行要多少時候就給多少時候，反正人是在長的，你一年級現在就是三年級了。再搞二年，四年，八年，你還不是在哪裡過一天長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一個辦法，譚厚蘭不就是想走了嗎？走光，掃地出門，大學還要不要辦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個講話是留有餘地的，這個大學還要辦，講了理工科，並沒有說文科都不辦。但舊的制度、舊的辦法不行，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現在高中比大學的課程還多，上六年、十年頂多了。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礎課跟大學差不多，這專業課先生都不大懂專業，哲學家講不出哲學。你聶元梓不是哲學家嗎？

聶元梓說：“我不是哲學家。”

江青打趣說：“她是老佛爺。”

毛主席說：“這個哲學有什麼學頭呢？這個哲學是能夠在大學裡學來的嗎？沒有做過工人，農民就去學哲學，那個哲學叫什麼哲學。”

林彪說：”越學越窄，是窄學。”

毛主席說：“如何學文學呢？就不要搞文學史，但要寫小說，每周給我寫篇稿，寫不出來就到工廠當學徒，當學徒就寫當學徒的過程，現在學文學的寫不出小說、詩歌。上海的胡萬春原來還是寫了很多東西，以後就沒有看見什麼了！”

周恩來說：“還有高玉寶都進了大學，後來頭腦都僵化了。

毛主席說：“我跟你們講講馬、思、列、斯，除了馬克思，列寧大學讀完了。其他人都沒讀完，列寧讀法律讀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半年，中學還沒有讀完，父親叫他到工廠當會計，後來工廠搬到英國，在工廠里接觸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學是怎麼學的呢？是在倫敦圖書館裡學的，在那裡呆了八年，根本沒有進大學。斯大林沒有進過大學，他是教會中學畢業的。高爾基只讀了兩年小學，比江青還差，江青是高小畢業，讀了六年，高爾基只讀了二年。”

葉群馬上奉承說：“江青自學很刻苦。”

毛主席很不高興地衝着葉群說：”你不要又吹她。學問才不是靠在學校里學來的，以前我在學校里很不規矩的，我只是以不開除為原則，考試嘛！60分以上，80分以下，70分左右，好幾門學科我都不搞的，再搞有時沒辦法，有的考試，我有時交白卷，考幾何我就畫了一個雞蛋，這不是幾何嘛！因為一筆交卷最快。”

林彪說：“我讀中學，讀四年，沒畢業就走了，自動退學，又沒有中學文憑，去當小學教員，喜歡自學。”

毛主席說：“現在辦軍事學校害死人，黃埔軍校你們知道多長，三個月，六個月。”

林彪說：“一、二、三期只有三個月，到了四期加長了。”

毛主席說：“就是訓練一下，改變一下觀點，至於有什麼學問呢？不太多；，實際學一些軍事，教練。”

林彪說：“有一點，學了就忘了，學幾個禮拜的東西，到軍隊裡幾天一目了然，讀書結合不起來，百聞不如一見。”

毛主席說：“我就是沒上過什麼軍事學校，我就沒讀過什麼兵法，人家說我打仗靠《三國演義》，我說《孫子兵法》我沒有看過，《三國演義》我是看過的。”

林彪：“那時候你叫我給你找、我沒給你找到。”

毛主席：“遵義會議的時候，我跟誰辯論……”

毛主席記不起那個人的名字，看看周總理。

周恩來說：“是何XX。”

毛主席接着說：“他問我《孫子兵法》你看過沒有，我問他：《孫子兵法》有多少篇？他不知道。我問他第一篇叫什麼？他還是不知道。後來我寫什麼戰略問題才把《孫子兵法》粗粗望過一遍。”

江青說：“……”

毛主席說：“什麼叫兵法，誰學英語，阿特密爾就是兵法，阿達密爾孫子就是《孫子兵法》，還是學英語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虧，學外文要趕快，年輕時學好，譚厚蘭你學什麼？”

譚厚蘭說：“我學俄文。”

毛主席又轉向我們， 我和王大賓也作了回答。

這時，由於談話時間比較寬裕，我向主席提出我個人前途問題。我說：“主席，文化革命搞完以後讓我當兵去吧。”

毛主席回答道：“當半年兵就夠了。當那麼長時間兵幹什麼？當半年兵一切就範，再當一年農民，二年工人，那就是真正的大學校啊！真正的大學是工廠，農村，你說林彪同志不算個知識分子，上過中學。黃永勝，溫玉成還不是丘八！”

毛主席問黃永勝：“黃永勝你念過幾年書 ？”

黃永勝馬上站起來，把軍帽子放在茶几上，畢恭畢敬答道∶“一年半。”

主席又問：“你家什麼成份呢？”

黃永勝回答：“下中農。”

毛主席又轉向溫玉成：“溫玉成你念過幾年書呢？”

黃永勝坐下去了，溫玉成又畢恭畢敬地站起來回答說：“三年。”

主席問：“你家什麼成份呢？”

溫玉成說：“貧農。”

毛主席說：“都是土包子，就這麼點學問，黃永勝就學這麼點，他當總參謀長，你信不信。黃永勝這個人我原來也不認識，到北京來談了兩次就認識了。”

林彪說：“黃埔軍校x x x，蔣介石給他一個金表，後來在南京就是不能打仗。”

葉群說：“他是反對主席的。”

毛主席：“世界上的人沒人反對還行，反對就讓他反對，我說他譯的孫子兵法有缺點，讓他改也不行。周約翰、王明、還有王德侯，還到蘇聯學過呢。

林彪說：“在延安，他給朱德當秘書。”

林彪說：“x x x在南京軍事學院，x x學科，x x 學科，x x 學科都能考5分，就是不能打仗。”

主席說：“所以，斗、批、散，還是個辦法。走譚厚蘭的道路，譚厚蘭不是想走嗎？我並沒有說文科都不要辦，但要改變辦法，學文的要寫小說，詩歌，學哲學的要寫論文，論述中國現在革命鬥爭的過程。至於，法律恐怕是不太要學為好。你們說，根據法律……聽說天派反謝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爛公檢法，砸爛謝富治，實際上砸爛公檢法，是謝富治第一個提出來的，北京公安局三萬人，弄出九百幾十個地富反壞右。因此提出砸爛公檢法，三萬人只剩百把十人，其餘進學習班，你們也提口號。謝富治是中央的人，可你們一定要打倒。於是匆匆忙忙抓人，人大三紅總部不出面，只讓個小戰鬥隊提打倒謝富治。只是一個戰鬥隊，追究責任，他說只是一個戰鬥隊，我們總部沒有打倒謝富治。他們提出打倒反革命趙貴林。趙貴林我不認識，但怎麼是反革命呢？你們那些材料我都看過。聶元梓，侯漢青你們還沒有提他們是反革命嘛？”

聶元梓說：“侯漢青在社會上搞了一個反動集團，惡毒攻擊主席、林副主席。”

毛主席說：“我們這些人受到一些誣衊不要緊。牛輝林綱上得不好，又不是什麼大的政治問題……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學院，一個政法公社、一個政法兵團，他們聽了要不高興的。要把時間減少，挑工農子弟。鞍鋼一個審訊偵察的案子，有群眾參加消息靈通，多少年沒有查出來的案子搞出來了。在這之前公安局預審沒有別的辦法，只是打人，現在由群眾來審，又不打人。用偵察得來的材料不確切，軍管會還不是丘八。溫玉成，黃永勝，這些人又不認識人，就根據幾個偵察能行嗎？我們說：向群眾學習，他們……我說一不要殺，二不判重刑，判他們二三年算了。軍隊過去關禁閉現在還沒有？‘逃兵’，你們還抓嗎？”

溫玉成說：“禁閉早就取消了。”

毛主席說：“人家還想逃，你抓回來幹啥呢？斗、批、走，如果他想走，就讓他們走，為什麼人家要走呢？還不是鬥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或者家裡有家事，或者軍隊太苦了，他受不了，逃兵不捉，不關禁閉，逃兵比過去反而少了。我們是人民解放軍，現在學校捉了人要做俘虜，要供，不供，就打，打死了，打傷了，知識分子最不文明了。你說什麼知識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黃永勝、溫玉成也不抓逃兵了，也不關禁閉了，你們發明了個噴氣式，這個罪魁禍首是我，我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講戴高帽子游鄉，我可沒講坐飛機，我是罪魁禍首，罪貴難逃啊！今天怎麼樣？以為要抓你們來坐禁閉嗎？井岡山他們這個做法不好，我說這蒯司令的井岡山打死四個人，打傷針織總廠五十個，就是如果不考慮這個社會影響，我也不是看一個人，實際損失最小，最小。”

林彪說：“值得，損失最小”。

周恩來說：“林副主席說得好，損失最小最小，成績最大最大。”

毛主席說：“如果以後有工人到你們那裡去，你們呀，不要採取蒯大富這個辦法。”

周恩來說：”在1966年下半年，你們去工廠串聯，工人歡迎你們，沒有打你們嘛。”

毛主席說：“讓他們去宣傳嘛！不要開槍，是工人麼，是中央派出的麼！不是工人是領導階級嗎？我們不是說過工人階級專政麼！專你們學校極少數壞人的政。你們都是主要人物，知名人士，包括蒯司令。現在搞個串聯會，又在清華開會，又在北航開會，還在和平里開會，又是廣西的‘四·二二’，河南分出來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錦州的糟派，遼寧的‘八·三一’一部分，黑龍江的炮轟派，廣東的旗派…這些都不該搞。”

我說∶“有的我也不知道。”

姚文元∶“你們侯玉山不是做了報告嗎？”

林彪笑了說：“我們沒有開九大，他們就開了。”

周總理說：“也沒有開十二中全會。”

毛主席說：“又說是中央開十二中全會，中央鬧得亂七八糟，鬥爭很激烈，什麼社會鬥爭是中央鬥爭的反映。不是社會鬥爭反映中央，應當是中央鬥爭是社會鬥爭的反映。”

周總理說：“北航要開什麼國防科委系統的會議，開了沒有？”

我說：”我聽到下面有這樣的建議，一嚇，沒敢開。

周總理說：“這就對了，你是知道的嘛，國防機密嘛。”

毛主席說：“我為什麼不找你們的反對派呢？找你們幾個人來人來講講，這件事，使你們有個準備。我歷來不搞錄音，今天錄了。因為你們回去各取所需，我就放我這個東西，你們先去討論、討論。這麼一放，搞得許多人都被動，搞了這麼多天不算數，開了這麼多會。開始，黃作珍講話不算數，一定要中央直接表態，我對你們的事，除了運動一開始，管了一下，以後因為太忙，召集你們開會在北京由謝富治負責，我也不到的，林彪也不到的。當了官僚，這次怕你們把我開除黨籍。官僚主義就開除，我早就不大想當了，我又是黑手鎮壓紅衛兵。”

林彪說：“昨天我開車了，我說去看看大字報吧。我問怎麼沒有北大、清華的大字報？’人家說：‘他們武鬥’。我說你們脫離群眾，群眾反對武鬥。”

毛主席說：“群眾就是不愛打內戰。”

林彪說：“你們把自己孤立到工農兵之外。”

毛主席說：”有人講，廣西的布告只適用於廣西，在我們這裡不適用。陝西的布告只適用陝西。那現在，再發一個全國的布告，如果誰繼續違反，打解放軍，搶劫軍用物資，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是包圍起來，就要打圍剿，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

林彪說：“現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國民黨分子，他們打着造反的旗號，燒了一千多間房子，還不讓救火。”

毛主席說：“報告上要寫清楚，給學生講清楚，如果堅持不改，抓起來。抓起來，這是輕的，重的實行圍剿。”

林彪說：“廣西燒了一千多間房子，還不讓救火。”

毛主席說：“國民黨還不是這樣？這是階級敵人的一種垂死掙扎，燒房子要犯大錯誤的。”

林彪說：“我們長征過廣西時，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計，先放火，冒充共產黨，現在是舊計重用。”

毛主席說：“韓愛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幫助他，做政治上的朋友。”

我說：“蒯大富是騎虎難下，下不來，他有難處。”。

康生說：“情況不是像你說的那樣。”

毛主席說：“如果他不能從虎背上下來，那麼我們就要殺掉老虎。

周總理說：“從廣西來的人住在你北航，你們怎麼召集那些人來參加這個會的呢？你們還把‘四·二二’藏起來，廣西來的學生就在北航。

康生：“他們想控制全國運動。”

我說：“那個會不是我們召集的。中央可以調查，當時，我生病在北京體育學院休息，學校里打來電話，說從廣東來兩個省革委會常委。一個是工人邱學科，一個是中山大學的武傳斌，他們是找黃永勝總參謀長，他們說黃永勝支持他們，我說自己沒有體力接待。北航的學生說，現在外面都說你韓愛晶驕傲自滿，老大作風，自以為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國防科委學代會，外省來了很多領導和群眾組織負責人，可是你根本不見人家。邱學科、武傳斌是廣東省革委會常委，你應該接待人家，要不人家說你是富農，不革命了。於是我在體育學院接待了邱學科、武傳斌。送行之時，他們提出要開一個全國形勢串聯會。我說北京不比外地，北京不能隨便開會，一開會，中央就會批評是黑會。北京還有天派、地派，很複雜。我只同意，在天派、地派都參加的情況下找一些可靠的外省革委會負責人，只交流情況，蒯大富，王大賓都參加才行，後來我住了醫院，開會的那天，學校的同學，打電話說，大家感到不對頭，地質學院只參加籌備會就不參加了。蒯大富來聽一會兒就嚇跑了，井岡山也跑了。我說，那你們趕快寫報告，把這件事報告中央，誰知道報告還沒有寫好，中央批評已經下來了，說是黑會。”

毛主席說：“有些……”

康生說：“你韓愛晶……”

姚文元說：“韓愛晶……”

毛主席說：“你們把韓愛晶講的太多了，他才二十二歲。”

江青說：“運動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人來上訪，你們把他們藏起來，你們做了很多工作；事實上，我們當時有委託，現在變了，要認識了，現在再搞這個不行了。因為他們反對的是各省的革委會和解放軍。譚厚蘭，九七誰去給你穩定局面的？”

譚厚蘭說：“是毛主席，中央文革。”

謝富治說：“ 那時江青同志知道了，是江青同志給你穩住了。”

江青說：“對兵團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這麼熱天，斷水、斷電、斷糧。三伏天，三個月不見陽光，虧你作得出，我聽了都流淚了，他幾百個人，幾十個人也是群眾嘛。還有蒯大富，最聽韓愛晶的話，我們的話不聽，你們想推翻譚厚蘭。開頭是韓愛晶不對，他想推翻你。”

我說：“我有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