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峰還原文革發動真相

李海文

李雪峰的回憶，基本將文化大革命發動的過程說清楚了。這是八屆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成員中留下的唯一關於文革初期中央情況的回憶，彌足珍貴。

打倒“四人幫”後很長時間，許許多多的問題困擾着我。 為什麼會發生“文化大革命”?中央政治局那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十年之久的“文革”為什麼是從改組北京市委開始的?工作組是誰派的，毛澤東知道不知道?“文革”是怎樣從紅衛兵運動走向打倒一切的?„„我期待找到答案。

所以，當好朋友李丹林告訴我她父親李雪峰想要寫回憶錄，問我願不願意幫忙時，我喜出望外。

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期間，我訪問過數百名老同志。他們對歷史理解之深刻，常常令我不能望其項背。但是這些老同志或是司局、部長級的幹部，或是中央委員，都不是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並不清楚高層領導內部的分歧，以及黨中央鬥爭的來龍去脈。

李雪峰則不然。他是中共八屆中央書記處書記、八屆(1966年補選)和九屆政治局候補委員。我看到檔案，60年代毛澤東講話，多是李雪峰記錄的，他記得詳細、清楚。1965年12月到1967年，很多高級幹部或被打倒，或靠邊站，而他一直工作到1971年初，一直參與中央工作。這六年，前三年是天下大亂、紛亂繁雜，難以釐清;後三年出現林彪集團，各說各的，撲朔迷離，認識大相徑庭。

再者，從1972年被隔離後，他在反覆的審查中一直在不斷重述、回憶、思考這些事情。多年的反思，他尋根探源，將一些表面看來零散、無關的現象聯系起來。並且，打倒“四人幫”後他沒有官復原職，顧慮相對較少，且在改革開放年代一直密切觀察、注視着社會的巨大變化，現在的回憶是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高度上。

我想，終於有一位了解文革發動情況的中央領導人開口回憶，將真實的歷史留給後人。

文革初期前的順利仕途

從1925年到1933年，李雪峰在山西國民師范學校和教育學院整整讀了9個年頭。前者屬於中等教育，後者屬於大學。

1933年10月，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二九運動”後，擔任了中共北平市委書記。抗戰爆發後，他在太行根據地抗戰前線堅持了十年武裝鬥爭，任中共晉冀豫區委書記、太行區委書記。八路軍一二九師政委鄧小平對太行根據地的工作的評價是：“要兵給兵，要糧給糧，要錢給錢。”

李雪峰沒有經歷過延安整風，這是他一生的缺憾。他入黨後一直在地方擔任領導工作，沒有經歷過嚴重的黨內鬥爭，不了解其復雜、尖銳、殘酷的程度。學生出身、知識分子的書生氣、沒有經歷過大的黨內鬥爭、性格缺少圓通„„這些，都為後來種下禍根。

1947年，他隨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任中原局第三書記。解放後，中原局在武漢改建為中南局，他任第二書記。1954年，大區撤銷，他到北京參與中央領導工作，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等職。

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1956年的中共八大與1945年的七大有一個很大的不同——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分開了。並且，賦予中央書記處很大的權力。中央副主席周恩來任總理的國務院，要接受中央書記處的領導。對此，毛澤東解釋說：“我說我們這些人，包括我一個，總司令一個，少奇同志半個(不包括恩來同志、陳雲同志跟鄧小平同志，他們是少壯派)，就是跑跑龍套工作的。”

毛澤東要培養鄧小平。1954年，鄧小平擔任了黨中央秘書長，李雪峰等任副秘書長。當時幾乎天天開秘書長會議，討論研究各方面的工作。毛澤東說：你們是幹事的，對外一律用中央名義，不用秘書長、副秘書長名義。

醞釀八大中央名單時，鄧小平表示不願意做總書記，怕“不順”。“不順”，一是和副主席、黨的接班人劉少奇，一是和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劉周的黨齡、資歷、年齡、威望，都在鄧之上。對此，毛澤東講得很風趣：“至於秘書長改為總書記，那只是中國話變成外國話。其實，外國的總書記就相當於中央的秘書長。”他明確提出：“還要設一個書記處，書記處的人數可能要多幾個，書記、候補書記可以有十幾個人。”

鄧小平曾向毛澤東提出，書記處還是作為政治局辦事機構，負責對軍隊和國務院的文件承送。毛澤東不同意，強調書記處是黨中央的辦事機構，什麼事都要管，發文用中央的名義。凡是黨政軍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報告、文件，都要先送書記處。一般問題，書記處討論決定，即可下達、執行。重大問題，書記處先拿意見，再報中央常委討論、決定。

中央政治局委員並不都在北京，因要主持地方大政工作，非重要會議一般不來北京，所以政治局不能經常召開全體會議。而書記處要處理大量日常工作，經常每周開會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澤東的直接領導。書記處的成員最早聽到毛澤東的聲音，知道中央的決策，反而比一些政治局委員消息更靈通。

中共八大選出的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為鄧小平，書記為彭真、王稼祥、譚震林、譚政、黃克誠、李雪峰，候補書記為劉瀾濤、楊尚昆、胡喬木，共10人。其中，彭真協助鄧小平負責全面工作;王稼祥兼任中央聯絡部部長，負責外事;譚震林是副總理，分管農業;譚政是總政主任，負責軍隊幹部;黃克誠是參謀長;李雪峰負責工業。

李雪峰在八大第一次當選為中央委員，就直接進入了中央書記處。當時中央委員97人，中央候補委員73人，共170人。其中，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加書記處成員，共31人。49歲的李雪峰在書記處書記中年齡最輕，資歷最淺，但是工作時間卻是很長的。

1961年，成立了六個中央局，李雪峰任華北局第一書記。毛澤東經常召開各大區書記會議，召開有各省省委書記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因李雪峰兼任華北局書記，他經常參加這些會議。

1966年5月，原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被打倒後，李雪峰擔任了“新北京市委”第一書記。

坎坷歲月

我第一次見到李雪峰是1966年7月25、26日的萬人大會上。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在北京大學東操場召開全校師生大會，這是文革小組第一次召開群眾大會。出席這次大會的，還有各大區書記。這次大會後，紅衛兵組織從秘密走向公開，紅衛兵運動從學校走向社會，群眾運動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召開大會的目的，說是要聽取不同意見，讓同學們辯論工作組的問題，但是，辯論徒有虛名，輿論一邊倒。其實，24日上午，毛澤東在中南海主持會議，已決定撤銷工作組。會場完全被康生、江青、陳伯達控制，數萬群眾的情緒為他們左右。

26日晚，大會臨近結束時，江青突然走到一旁的李雪峰跟前說了幾句什麼(後來我才知道，她要李講話，李表示不講)，然後轉身回到主席台，衝着麥克風說：“請新市委書記講話。”並帶頭鼓掌。

李雪峰將手中的扇子折起來，站起來，走到麥克風前。他身材清瘦，風度翩翩，像儒雅的學者。全場屏聲靜氣，看他如何回應。

只聽他不卑不亢、不慌不忙地說：“工作組在你們那裡，什麼時候批判，什麼時候要讓他們來，他們就來。工作組是中央派來的，我們對具體的事情也不太了解。工作組都是四面八方來的人，情況不明，隨傳隨到，奉陪到底。”

這句“奉陪到底”，後來成為了他的罪狀之一。

8月，毛澤東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批評了劉少奇、鄧小平。雖然書記處增補了謝富治和劉寧一，但因鄧小平受到批評，很快就停止工作。一直到1980年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才成立了新的書記處。中間14年，中央沒有書記處。

會前，中央文革小組已有取代書記處的趨勢。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多是搞意識形態工作的，如康生、陳伯達等，各中央局派一副書記或常委參加。李雪峰不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可能毛澤東考慮到，中央書記處將停止工作，書記處的這些書記放在哪?因此，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補選了陶鑄、葉劍英等為政治局委員，李雪峰、謝富治等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8月17日，李雪峰因“執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被撤銷北京市委第一書記職務，但是名義上還保持着這一職務，所以被撤職一事不為眾人所知。實際上，他擔任這一職務僅三個月。

雖然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但是他的處境並沒有改善，時常被炮轟，到處作檢查。特別是聶元梓領導的北京大學一直不放過他，他走到哪，大字報貼到哪。但是再怎麼炮轟，他一直沒有被打倒，1967年1月，他到天津工作，邊工作邊檢討，這在六個大局第一書記(除1965年初逝世的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外)中絕無僅有。1968年2月，河北省革委會成立，他任主任。九大上，他再次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李雪峰1967年夏天在京西賓館曾勸老戰友秦基偉說：“現在挨轟，以後日子好過。現在工作的，將來可能沒有好日子。”他不幸而言中。

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由於“簡報”事件，李雪峰後來被扣上林彪黑幹將的帽子。華北會議後，1971年2月，他被隔離，在家軟禁，後送到安徽囚禁。

與李丹林的交往

認識李雪峰的女兒李丹林並成為好朋友，是在東北農場勞動時。

文革前，我們同在北京大學三年級學習，她在歷史系，我在國際政治系。那時女學生少，都住在一棟樓里，但大家埋頭學習，很少和外系的同學來往，我與她並不相識。1966年李雪峰當了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丹林成了名人，在校園內經常看到她活躍的身影，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講過話。

我們開始熟悉是1968年。這年夏天，解放軍宣傳隊、工人宣傳隊進校，武鬥結束。冬天開始畢業分配，因為哥哥在佳木斯，我報名到黑龍江。黑龍江領導人潘復生決定，分配來的兩千大學生一律到部隊農場勞動。在連隊的名單里，我意外地發現了丹林的名字。沒有想到，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女兒也主動要求到邊疆、到反修前線工作。

學生們按連隊編制，一共4個排，女生集中編為一排，排長是解放軍幹部。丹林在一班，我在三班。很快，連隊從哈爾濱軍部招待所來到嫩江3065部隊農場。

農場是一望無際的雪原，方圓幾十里沒有人煙。我們住在山坡上，井有幾十米深，井繩有手腕粗，就是夏天也結滿了冰。全班10個同學齊動員，不僅要給自己班打夠水，還要輪流給廚房打水，最後要飲農場的牛群。十幾頭牛從不入圈，滿山亂跑，一到晚上就到井沿來等水喝。它們喝水時都來了，幹活時沒影了。強壯的頭牛跑得飛快，男生只能抓住落在最後的瘦弱之牛。但排長說：你們讓牛幹活，你們幹什麼?

艱苦的生活將大家的距離縮短了。丹林是文藝活躍分子，時常聽到她的歌聲、笑聲、俏皮話。她不僅活躍在舞台上，就是在台下也是唱啊、跳個不停。幫廚時，端着盤子，跳着舞步，來個大旋轉，盤中的餃子隨着她的旋轉飛了出去。

我真正認識她是在政治運動中。那時，說我們都是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其實我們都是解放後才上小學，在紅旗下讀了17年書。在學校還有紅五類、黑五類之分，現在無一例外都成為革命、改造的對象。一年零三個月的時間內，搞了三次運動：清隊、整黨、黨員轉正。每次都是如臨大敵，人人過關。

我的父親李琪文革前是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他在京戲改革中與江青意見相左，被說成反對江青。1966年5月，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點名批判我父親。不久，父親自殺，離開了人世。因為父親的問題，這三次運動我哪次也逃脫不了，而且次次都是重點。

每到運動，丹林因父親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備受重視。連隊召開積極分子會，積極分子們在領導帶領下魚貫而行。丹林走在最後，卻回過身來，邊走邊向大家招手，不斷做着鬼臉。她是用這種方法，向大家表明她對這種做法的反感。從此，我們成為了好朋友。靠着丹林等人的鼓勵、幫助，我才熬過那段最難過的日子。

1970年3月，結束了勞動鍛煉，分配工作。省里規定，大學生一律不准進大城市，全部分配到縣城或縣城以下單位。不少同學都找關係回到了關內，丹林最有條件，卻沒有活動，分配到五常，而且主動要求到公社、基層工作。我分配到通河，從此天各一方。

不久，傳來她父親出事的消息。我在通河，畢竟在縣城教書，不禁擔心在農村的她。東北農村不比關內，地廣人稀，荒山野嶺，她一個人怎麼生活呢?後來聽說她回到遼寧，結了婚，和丈夫、公婆一起生活。他們全家愛唱，時常唱歌、唱京戲，令鄰里咋舌稱奇，在當地廣為流傳。

再見面，已是5年後。一天，我回到北京月壇北街，媽媽說丹林來過。丹林說起，李雪峰早被開除黨籍，但好在這份文件毛主席沒有劃圈。我聽了很難過。我趕去見了她。丹林帶着一歲多的女兒，不多說話。女兒身有殘疾，我才知道，她懷孕5個月時，突然聽到父親死亡的謠傳，深受刺激。

運動總有結束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終於結束了。1982年，丹林調到中央教育台，常常做歷史片子，送到我所在的中央文獻研究室審查。每次審完片子，我送她，都有說不完的話。她的語言仍然犀利、一針見血，俏皮話常常引得我開懷大笑。

她告訴我，她父親也回到了北京，就住在廠橋的中直招待所，一拐彎就到。

初次拜訪李雪峰

這是一座舊的三層小樓，李雪峰住在二樓的一間客房。屋裡陳設簡單。他仍然瘦削、文雅，與十幾年前不同的是，因為不出門，穿着簡朴隨便，天熱，他穿一件無領短袖背心和一條類似睡衣式的薄長褲。

我自報家門，一切都那麼自然，我們談天說地，一見如故。他正在賦閒，等待結論，有時間和我閒聊，氣氛輕松自如。他的夫人翟英言詞之激烈，一點不亞於我們年輕人。

我從不主動提問題。這是從小在家裡養成的習慣，不該問的不問。大人讓你知道，自然會說;不讓你知道，你問了，也白問，還會挨批評。經歷文革，我更養成了不要給別人添麻煩的習慣。大家說南道北，李雪峰看似不經意講出的故事，真實而令人驚奇，聽得我目瞪口呆。

1983年，李雪峰做了結論，任全國政協常委(1985年補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他離開了招待所，搬到了南沙溝。當時，我所在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開始寫周恩來解放後的歷史。中共八大書記處書記中只有李雪峰沒有官復原職，比較容易見到，因此列入了我們的重點采訪對象名單。

我帶着周恩來研究組的人到他家拜訪。他正在花壇邊舞劍，一招一式，動作標准、到位、輕松，舞姿矯健、優美、飄逸，完全看不出已是古稀之年。原來，他51歲時生了一場重病，休養期間，向名家學了太極拳、太極劍，從此身體漸漸好起來。他毅力驚人，每天堅持練劍，還天天堅持洗冷水浴，一直堅持到90多歲。他活到97歲，與此有關。他看見我們來了，收起劍，將我們領回家。

屋子裡，幾乎家徒四壁。他沒有平反，沒有官復原職，這在6個中央局第一書記中僅此一位。因為不是平反，不補發工資。經歷戰爭年代的老同志將錢看得很淡，沒有攢錢的習慣，又要接濟親朋故舊，平日開銷大，也存不下錢，自然沒有財力置辦家具。但他安之若素，精神很好。

他熱情接待了我們，但講話很有分寸，不輕易講什麼，特別是到關鍵的地方，宏篇闊論，聽得我們雲山霧罩。回來整理記錄，發現他談了很多，卻又什麼都沒說。訪問無功而返。

整理回憶錄

一晃10年。1993年，丹林來找我，說他父親要寫回憶錄，關鍵是文革這段，問我願意不願意幫助整理。真是天賜良機!我喜出望外，欣然接受。

1993年12月21日，我們第一次談。李雪峰說：“1978年回來，‘擺’了4年，不會客，不出門，守紀律。我按照列寧的話，能創造歷史還是繼續干，不能創造歷史就回到書齋，可以考慮留個材料。”這年，他86歲，心髒安了起搏器。

第二天早上，李雪峰照常在家裡打太極拳，突然暈倒。幸虧倒在沙發上，無大礙。我聞訊後，十分不安，給丹林打電話：“你爸爸要是出了事，我就成罪人了。”沒有想到她竟爽快地說：“海文，如果爸爸出了事，我們慶幸你幫助他終於留下了材料。不然我們才後悔呢。”她的一句話，使我的顧慮渙然冰釋。

從1993年底開始到1994年夏天，李雪峰跟我談了9次。參加者還有夫人翟英、秘書趙春偉、女兒李丹林、丹林的妹妹李谷丹。翟英常常插話，提醒、補充。丹林、趙春偉負責錄音，谷丹照相、後勤。

雖然李雪峰手邊沒有任何資料，說自己兩手空空，但他滿腹經綸，博聞強記，記憶力好得驚人，如數家珍。他對日期、對過程記憶之準確，對人物神態描述之生動，呼之欲出。我常常聽得入迷，時時感到心靈的震撼，感到經歷戰爭、生死考驗的那一代老共產黨員的氣度、胸襟。

他的回憶，從1960年開始。他的敘述準確、鮮明、概括、凝練，從不拖泥帶水，保持着高級領導人的風格。所談的這些事，件件都是鮮為人知的。

他談到四清中的爭論，高級幹部對桃園經驗的不滿。我明白了，為什麼事隔十幾年，《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要專門寫一句話：“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幹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

他還談到了1966年3月、4月和6月的三次杭州會議的情況以及派工作組的前因後果，談了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在講話(即“五一八講話”)中的失態之舉。

他談到，7月，在懷仁堂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康生頂劉少奇、陳伯達與鄧小平發生爭吵，江青從後面躡手躡腳進了會場，將這一切全看在眼裡。

他講述了8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始末。他提到，在會上，許多人對姚文元進入中央文革小組提出了意見。他認為，導致國務院副秘書長許明自殺的原因，不僅是中央文革小組宣布的支持“聯動”，還有在這次會上對群眾列席會議提了意見。

他還談了8月1日和3日毛澤東與劉少奇在政治局會議上的爭論，談了陶鑄、王任重被打倒的緣由。他提到，兩次生活會上，林彪整鄧小平，被毛澤東叫停。

他的回憶，基本將文化大革命發動的過程說清楚了。這是八屆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成員中留下的唯一關於文革初期中央情況的回憶，彌足珍貴。

談話後，我整理了錄音，核實、增加日期，根據當年文件將引文補充完整，補充背景資料。整理時，我儘量保持他的語氣、用詞，生怕換個詞，會改變其意。

整理成文，完成第一稿，李雪峰基本滿意。丹林將她1990年錄的20多盤錄像帶也交給了我，我從李雪峰早年的秘書黃道霞那裡又拿到了李雪峰當年的工作日誌，根據這些材料進行了整理補充。

1996年，整理工作基本完成。李雪峰又請原華北局宣傳部長張鐵夫、秘書黃道霞修改，後又請人民日報主編李莊看過。這個回憶錄是眾人勞動的成果，我僅是整理者。

1998年，全書定稿。此時，我已調入中央黨史研究室，任《中共黨史研究》和《百年潮》副主編。這年10月《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和《回憶“文革”初期“五十天路線錯誤”》分別在這兩個刊物發表，引起轟動。各個報刊紛紛轉載，眾多專著引用。同時，中央黨史出版社出版了《李雪峰迴憶錄(上)——太行十年》，一切都在有序進行。

後來，《李雪峰迴憶錄(下)——文革十年》的出版擱置。

2003年3月15日，李雪峰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