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宋時期的畬田與畬田民族的歷史走向2 |
| 送交者: tangtang 2006年03月11日19:16:26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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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時期的畬田與畬田民族的歷史走向 http://agri-history.net/scholars/zxs/santak.htm 武夷新集，卷一二 其次，唐宋時期的畬田民族和後來的畲族一樣也主要居住在山區。畲族之畬，又寫作“輋”，反映的就是畬民居住的情況。根據20世紀50年代對於福建福安畲族的調查，福安畲族遍布全縣的崇山峻岭中，村莊一般都在半山腰上，且分布極為分散，一個村莊一般都是幾十戶人家，聚居一百多戶以上的不多見。 第三，從耕作方式來看，唐宋時期的畬民和後來的畬田民族一樣，都是以畬田為其主要的生產方式。朱慶餘有“蠻人獨放畬田火”（《全唐詩》，5895頁）的詩句，放火燒畬、刀耕火種是畬田民族最主要的特徵之一。明清時期的畲族與之一脈相承。明萬曆進士謝肇淛游福建太姥山過湖坪時，目睹“畬人縱火焚山，西風急甚，竹木進爆如霹靂……回望十里為灰矣”，並寫下“畬人燒草過春分”的詩句[25]。放火燒山的時間一般選擇在春分以前，此時“草木黃落，烈山澤，雨瀑灰，瀏田遂肥饒，播種布穀，不耘籽而獲”[26]。屈大均《廣東新語》：“澄海山中有輋戶……其人耕無犁，鋤率以刀，治土種五穀，曰刀耕，燔林土使灰入土，土暖而蛇蟲死，以為肥，曰火耨。”《廣東通志》： “畬蠻，以刀耕火種名者也。”《龍泉縣誌》：“畬音奢，火種也，民以畬名，其善田者也。”《天下郡國利病書》：“隨山散處，刀耕火種，采實獵毛，食盡一山則他徙。粵人以山林中結竹木障覆其居息為輋，故稱徭所止曰輋。”這樣的例子很多，此不一一。 第四，畲族從最早出現在漢文文獻開始，其特點除了“刀耕火耘，崖棲谷汲”之外，就是“畬民不悅（役），畬田不稅。其來久矣。”[27]說明畬民自古不受中央王朝控制，“莫猺自生長，名字無符籍”（《全唐詩》，3962頁）。表現在於他們不向中央政府負擔賦稅和徭役。敘述畲族歷史的《高皇歌》和《祖圖》中多次提到了畲族耕種山田不納稅的情況，《高皇歌》有：“好入潮州鳳凰山，不用納糧亦是閒；犁田三尺無糧納，正是狗王子孫山”；“住了潮州已多年，自種山田無納稅”。《祖圖》載：“我不要平洋田也”，“我要深山空谷居住，永遠耕種”，“我免用納糧供國”。“永免難役，系撫安樂，代代子孫不納糧稅，不與庶民交婚，無占庶民田土，只望青山，刀耕火種，自供口腹，及賜木駑遊獵為生，仍有異記，名籍盤瓠原是。”有關史志也有畬民“不供徭賦”的記載。如《宋史·許應龍傳》：“（宋）招捕司遣統領官齊敏率師自漳趨潮，截贛寇餘黨……距潮州六、七十里，曰山斜，洞僚所聚，丐耕土田，不輸賦。”順治《潮州府志·徭人來潮之始》曰：“鳳凰山諸處畬，遁入山谷，不供徭賦”；同書《輋戶、蛋戶》載： “（輋戶）不供賦也”；吳震方《嶺南雜記》卷五亦載：“潮之西北山中有輋戶者，依山而處”，“不供賦也。”檀萃《說蠻·五》說：“潮州山輋……不屬官，不屬峒”。這在宋詩中也有所反映，從宋詩來看，畬田的稅收不是全無就是很輕，所以有“自種自收還自足，不知堯舜是吾君”[28]的詩句，即使要象徵性的收起稅收，稅收額也很小，“官輸甚微。巫山民以收粟三百斛為率，則用三、四斛了二稅。”稅率不及百分之一，所謂又有“稅畝不什一”的說法。[29]稅率只有百分之一或稍多一點，和當時期盛行的什一之稅相去甚遠，故說“稅畝不什一”[30]。所以張孝祥又有“賦少畬田熱”的說法。或許正是由於畬民不向中央政府負擔賦稅和徭役，所以歷史上又將其稱之為“莫徭”，即不負擔徭役之意。《隋書·地理志下》卷三一：“長沙郡又雜夷蜑，名曰莫徭，自雲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畬田民族由於沒有稅收或者稅收很輕，所以徵稅的依據，田畝的數量往往不被重視，每年開始畬田時，“但以百尺繩量之，曰某家今年種得若干索，以為田數。”所以有“山田不知畎畝”、“ 各願種成千百索”[31]之說。 第五，唐宋時期有關“畬田”的詩歌所反映出來的文化特徵也與後來畲族有相似之處。如唱山歌。畬民能歌善唱，在集體勞動中，他們總要藉助於山歌來助興，平日也是“牧童唱巴歌，野老亦獻嘲”。這也和後來的畲族有某些相似之處，山歌在畲族人民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婚喪嫁娶都離不開唱山歌。 從唐宋有關詩文的記載來看，莫猺畬民還有自己的語言，這種語言與漢語並不相通，當漢人向畬民問路時，總要遇到語言上的障礙，常建“空靈山應田叟”中有“泊舟問溪口，言語皆啞咬”的詩句。他們在勞作時，“鼓譟而作”，“援桴者，有勉勵督課之語，若歌曲然”。漢人因不懂畬民的語言，便認為畬民所唱山歌是“空有歌聲未有詞”。畬民因刀耕火種的需要，畬刀是最重要的農具，畬刀也就成為畬民最為貴重的物品，而後世畲族也有“嫁女以刀斧貲送”的習俗。[32] 綜上所述，畬田雖然是歷史上許多農耕民族所共有的生產方式，但唐宋時期有關畬民的史料卻與後來的畬田民族，特別是畲族，多有相似之處。 四、從畬田和經濟重心南移看畬田民族的歷史走向 畬田刀耕火種，不僅對所砍伐的林木帶來毀滅性的破壞，而且由於火勢難以控制，還會殃及四鄰，破壞整個生態環境。劉禹錫《畬田行》詩中對畬田破壞環境是這樣描述的：“何處好畬田，團團縵山腹。鑚龜得雨卦，上山燒臥木。驚麏走且顧，群雉聲咿喔。紅焰遠成霞，輕煤飛入郭。風引上高岑，獵獵度青林。青林望靡靡，赤光低復起。照潭出老蛟，爆竹驚山鬼。夜色不見山，孤明星漢間，如星復如月，俱逐曉風滅。本從敲石光，遂至烘天熱”（《全唐詩》，3966頁）從漢族地區來說，畬田對於環境的破壞作用至少在宋代已有深刻的認識。大中祥符四年，北宋政府對畬田做出規定：“火田之禁，着在禮經，山林之間，合順時令。其或昆蟲未蟄，草木猶蕃，輒縱燎原，則傷生類。諸州縣人畬田，並如鄉土舊例，自餘焚燒野草，須十月後方得縱火。其行路野宿人，所在檢察，毋使延燔。”[33]雖然在法律上還允許火田的存在，但對火田的時間作出了規定，必須在十月收穫以後才可以火田，這與畬民在春季放火燒畬有着本質的不同。但這個禁令除了說明，當時政府已經認識到畬田對於環境的破壞之外，對於一些名義上歸其統治之下的一些畬田民族，並無行政約束力。 畬田對於環境的破壞，直接表現為土壤肥力的衰減和產量的下降。畬田最初多為處女地，一般比較肥沃，所以儘管耕作方式相對落後，經營也相當粗放，但首種當年產量卻不低。唐宋時期的詩文中也多有反映。劉禹錫《畬田行》曰“巴人拱手吟，耕耨不關心。由來得地勢，徑寸有餘金。”張淏《雲谷雜記》中也提到：“沅湘間多山，農家惟植粟且多在岡阜，每欲布種時，先伐其林木，縱火焚之，俟其灰，即灰種於其間。如是則所收必倍，蓋史所謂：刀耕火種。”畬田的第二年產量可能會有所下降，但是雜草樹木在經過頭一年的砍燒之後，新生的雜草樹木砍燒起來相對容易一些。因此，在不費太多力氣的情況下，也會有一定的收成。王禹偁“畬田詞二”提到：“莫言火種無多利，樹種明年似亂麻。自注云：種穀之明年，自然生禾，山民獲濟。”[34]史書中就有畬田中嘉禾生的記載。[35]然而，進入第三個年頭之後，產量就低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而被迫重新選擇新的山地進行砍燒。因此，遷徙成為畬民生活的主題。王禹偁詩中“種了南山種北山”既是原始互助合作的表現，也是畬民在附近地區遷徙的反映。居住分散就是遷徙的結果。 唐宋時期，或許是在畬民居住的附近地區還有大量的處女地可供年年砍燒，所以遷徙的記載相對較少，而到了明清時期，經過數百年的砍燒之後，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達到了一定的限度，因此遷徙更為頻繁。史志中有關畬民“隨山種插，去瘠就腴”[36]的記載，俯拾即是。如《永春縣誌》：“耕山而食，率二三歲而徙”。《霞浦縣誌》：“耕山而食，去瘠就肥，率數歲而一徙”。《福建近代民生地理志》：“畬民……隨山遷移，種穀三年，土瘠輒棄之。”而隨着遷徙頻率的加大，範圍的擴大，環境破壞的深度和廣度也就越來越大。 唐宋以後，畬田民族的歷史走向是由兩個方面的因素決定的。一個方面是，畬田民族出於自身的生產方式和生態環境壓力，要不斷地向外遷徙；另一方面，經濟重心南移，畬民聚居地區外來人口不斷增加，要不斷地開闢新的耕地，對於畬田民族的包圍圈越來越小，結果是畬漢之間的接觸越來越緊密，衝突越來越頻繁。據統計，從唐代中後期到明代中期，福建的泉、漳、汀、建四州的人口增長率大於1000%，[37]是當時人口增長最快的地區，而正是這個地區出現了最早的所謂“畬民之亂”。 唐至明福建人口增長情況 資料來源：[明]黃仲昭，八閩通志，卷之二十，食貨·戶口，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389-399頁。 至少自唐代開始，中原王朝就開始有意識地向畬田民族集居地區進行滲透，設州立縣，開疆拓土。宋神宗熙寧五年章惇“開梅山”、“籍其民”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38]迫於外來的強大壓力，一些畬民選擇歸撫，如南宋漳州“南畬上余所酋長，各籍戶口三十餘家，願為版籍民”[39]；這些畬民成為了宋朝的臣民，宋末張世傑等領導的抗元戰爭中就有畬兵的加入。[40]元滅宋以後，曾在畬人集居的福建汀、漳州地區設立屯田，並將曾參與宋軍抗元的畬兵餘黨編入軍屯之中。[41]更多的畬民則選擇了遷徙，明清時期，聚居於閩、浙、贛三省交界的畬民開始向外遷徙，逐漸向閩南、閩中、閩東、閩北、浙南、贛東北等地移動。遷徙又引發了新的衝突，衝突又導致被迫遷徙。據《游洋志》記載，明初畲族由汀、漳遷移到興化（今莆田）山區，到明萬曆間該地區就發生了畬與漢民之間的衝突。有學者推測，畬人進入贛東北的時間當在明代中葉，而據《貴溪縣誌》卷五“武備”的記載，明正德、嘉靖年間，贛東北一帶曾先後出現了王浩八、袁三等領導的爆動。畬漢衝突的最高點當為所謂的“王守仁的平畬之役”。因此，明代以後的畬民遷徙，其原因除了自身的生產方式之外，更與漢族的打壓有關。“每每彼所開墾之地，墾熟即被漢人地主所奪，不敢與較，乃他徙，故峭壁之嵮，平常攀越維艱者，畬客皆開闢之，然每每刀耕火耨之所得，未成卒歲，則掘草藥，種茯苓以自活。”[42]畬民自己的史詩中就多次提到因受官府欺侮而遷徙的事，所謂“一路搬來都一樣，官府欺侮住人難”。 前面說過，畬漢之衝突始於唐代，當初南遷的漢族人口還相對較少，畬漢的力量對比還不是太明顯，處於勢均力敵的階段。因此，當漢人南遷到畬田民族人的領地時，遭到畬田民族人民的強烈抵制。遂有一系列的抵抗運動發生。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了明代開始發生了變化。明朝不僅要平定畬民的所謂“叛亂”，更想根本解決畬民的問題，使他們成為明朝的編戶齊民。[43] 經過多次的所謂“平畬”之役，明代以後，畬漢的關係發生了變化。漢民反客為主，漢民稱畬民為“畬客”，畬人稱漢人為“明家人”。在明朝以前，畬民是基本上不受漢族統治者管轄的，畬民“不入版圖，無丁賦差役”[44]，“有國者以不治治之”[45]。明代以後，畬民則開始受到以漢族為主的統治階級的統治。此時的畲族已完全淪為一個受剝削受壓迫的民族。漢族對於畲族的包圍圈越來越小。傳說畬民曾只許在 “庶田之外一丈三尺地方開荒種地”，越過此限則被視為“盜耕”，或“霸耕”，如明正德中，廣東畬民“盜耕”香山縣南三灶禁地三百餘頃。嘉靖十五年，又有一批畬民“霸耕”南三灶都里排的土地。更多的畬民出於無賴只得租種漢族地主的土地，淪為佃戶。浙江處州府各地“佃田多是盤瓠種”[46]；福建建陽畬民“所耕田皆漢人業”[47]。然而，畬民並未就此屈服，他們“陽雖聽招，陰實肆毒。”[48]在時機成熟的時候，他們也會起來暴動和反抗。根據近人沈作乾對於漢畬相處情形的調查，漢人對於畬民一是蔑視，二是壓迫，三是欺騙，四是奴役。而畬民對於漢人則一是尊崇，二是毒害。與此同時，畲族的農業文化也為漢族先進的農業文化所同化。因為畬民在租種漢族地主的土地時，也不得不採用漢族先進的農耕方法。而漢族地主和官僚也有意識地推廣先進的農耕技術。南宋真德秀在福州勸農時，就告誡當地百姓要在“勤於耕畬”之外，還要“勤於耘耔”、“勤修溝塍”、“勤於糞壤”，[49]漢族先進的農耕技術開始畬田民族中紮根。就在不斷的遷徙、衝突和融合過程中，畬田民族的農業發生了一些重大的變化。 1，牛耕代替刀耕。這從畬民結婚所送之禮物中便可見一般，畬民嫁娶時，多以農具禮物，起初是以刀耕火種農具刀斧做為禮物，如永春畲族“嫁女以刀斧貲送”，這種習俗一直保留下，據民國《德化縣誌》卷三，《風俗志》的記載，德化畬民仍有此俗，但隨着畲族農業的漢化，婚姻嫁娶所送的嫁妝也發生了變化，如建德畲族“以犁、耙、蓑衣、刀、鋤為嫁妝。”[50]景寧畲族嫁娶，“其聘資則定一十二金有五錢焉，其奩具則耒焉耜焉，而茲基焉”[51]。龍游畲族“奩具惟犁、鋤、蓑衣數事”[52]。這種習俗一直保留到近代，據沈作乾《括蒼畬民調查記》載：“招贅者，無親迎禮，奩幣悉農具，而服飾甚鮮。如犁、鋤、耒、耜、蓑衣、水車等，皆為必需之品。富者益以牛。貧者缺焉。” 2，梯田代替畬田。由於畬田是一種很原始的山地利用形式,由於它順坡而耕,又不設堤埂,加上刀耕火種對於植被的破壞，所以每當大雨傾注,山水就順坡而下,沖走大量田土,水土流失嚴重。一般是二,三年之後,土肥就已枯竭,就不能再種植了,而不得不另行開闢。由於畬田的保土蓄水能力很差，一般只能種植豆、麥、粟等旱地作物，產量也不高。梯田就是為了解決畬田的水土流失問題而出現的。它的出現為水稻上山提供了條件。所謂梯田,也就是在山區,丘陵區坡地上,築壩平土,修成許多高低不等,形狀不規則的半月型田塊,上下相接,象階梯一樣,故名梯田。梯田和畬田的最大區別在於，梯田具有防止水土流失設施的堤埂。元《王禎農書》首次給出了架田的概念，並對梯田的修築技術做了詳細的記載。 畬田改梯田始於唐宋時期。南宋詩人范成大在《驂鸞錄》中記載了他遊歷袁州(今江西宜春)時所看到的情景,“出廟三十里，至仰山，緣山腹喬松之磴甚危，嶺阪上皆禾田，層層而上至頂，名曰梯田”。這也是中國文獻中所記載的最早的“梯田”。但是在此之前的唐朝，仰山還是一處畬田之所[53]。也就是說，仰山一帶的畬田是在唐宋之間發展為梯田的。雖然仰山的畬改梯田不一定與畬田民族有關，但唐宋以後，特別是明清時期，隨着畬漢的接觸越來越緊密，受漢族的影響畬田民族也開始將畬田改梯田，雖然畬田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被當作旱地（一稱農地）保留下來，但在農業生產中所占比重愈來愈小。根據50 年代對於福建省福安縣畲族的調查，“畲族多居住高山斜坡上，耕種着梯田。耕地分水田和農地二種，水田較農地為多。水田約占耕地總面積的90－95％。”對寧德縣南山、漈頭和南崗三片畲族土地面積的調查顯示，水田面積約占總耕地面積的三分之二，農地只占三分之一。廣東省的畲族地區也有相同的情況。根據中共汕頭地委統戰部1955年對廣東鳳凰山區潮 安、饒平、豐順三縣畲族情況的調查。潮安縣的山犁、碗窯、李工坑、黃竹洋，饒平縣石鼓坪，豐順縣鳳坪村的生產以農業為主，主要種水稻，旱地次之，還有砍柴，燒炭等副業生產。又據廣東博羅縣革命委員會民政辦公室1972年對博羅縣橫河公社嶂背大隊畲族情況的調查，全隊耕地面積有水田399畝，旱地25畝，合計424畝。 與此同時，明清時期的畬民開始對環境和土壤肥力進行一定程度的維護。表現之一，在廢棄的畬田上插竹。畬民“隨地遷移而種穀，三年土瘠輒去，去則插竹償之。”[54]表現之二，在正利用的梯田中使用“石糞”。“石糞”，是將一種青石，燔成灰，因灰有火氣，施于田，使“田得其暖，陽氣乃生”。屈大均的“畬民詩”云：“畬客石為田，田肥宜石糞，英州石太多，燔石無人問”。又云：“火燒土膏暖，陽氣發畬田，盡斬陰陽木，斜禾種絕巔”[55]。這種石糞，疑為石灰，明清時期在南方稻區，石灰已廣泛用以改造冷浸田。 3，水稻代替了陸稻。畬田改梯田的過程，也就是水稻代替陸稻的過程。明清以前，畬田所種之作物主要為粟、豆、麥、黍、稷、芋之類。即便有稻作，也惟有旱稻而已。明清時期出現了三種新的變化：一是明清以後，番薯和玉米開始成為新的主要作物。番薯是明萬曆年間，從海外分別傳入福建和廣東的。此二地正是畬民分布比較集中的地方，番薯之廣泛傳播實有賴於畬民之辛勤勞作。公元1594年，福建發生饑荒，巡撫金學曾下令各地種植番薯，畬民在“近山之地，輒種薯芋，名曰開輋”。[56]番薯逐漸成為畬民的主糧。二是各地畬民還根據山區特點，經營各種經濟作物，主要有香菇、藍靛、茶葉，以及杉、竹等經濟林木。三是水稻的出現。畬田上所種之作物，最值得注意的莫過於稻。畬民所種之稻有水稻和旱稻之分。旱稻是畬田的產物，所以又稱為畬稻。而水稻則是接受漢族水田農業的產物。明清時期，畲族分布比較集中的福建、廣東、江西等地區，都有畬稻的分布。 結論：一個民族的歷史是由自身文化傳統決定的，同時也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從畬田民族來看，刀耕火種所致的民族遷徙必然會與周邊民族發生衝突，即使沒有經濟重心的南移，畬田民族也會遲早與其它民族發生碰撞，只是經濟重心的南移加速了這種碰撞的到來。
後記：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及人類學研究所易華博士的幫助，在此致謝。
On She-Tian and it’s related nationalities since Tang & Song Dynasties Zeng xiongsheng The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Science Academy, Beijing, 100010
Abstract: The economical center of China had been shifted to the south during the times of Tang & Song Dynasties（AD 618-1279）,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conflict was happened among the nationalities with different agricultural patterns, especially between the nationalities of the slash and burn cultivation and Han nationality of intensive agriculture in the south China, which made the so-called SHE-TIAN (slash and burn cultivation) that once occurred in the ancient documents of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16CBC-221BC)appeared on the stage again after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This paper deal with the history of She-Tian and it’s related nationalities, the main content included cultivation of She Tian, it’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crops, the possibles relation of She-Tian peoples and She nationality of modern times, and the historical trends of She-Tian and it’s peoples.it is suggested that shift of economical center enhanced the clash and union of the wandering She-Tian peoples with his neighbors,especially the Han nationality, and the progress of agriculture. Key words: Tang and Song She-tian (slash and burn cultivation) She-Tian peoples shift of economical center to the south
[作者介紹]曾雄生，男，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員，主要從事農業歷史與文化研究。
[1] 傅衣凌：《福建文化》第2卷第1期，1944年。 [2] 《畲族簡史》編寫組：《畲族簡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106頁。 [3] [清]楊瀾：《臨汀匯考》卷三《畬民》。 [4] [明]王陽明：《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747頁。 [5] 廣東潮安縣鳳凰公社古坪村《蘭氏祖圖前言》。 [6] 《王陽明全集》，331頁。 [7] 《王陽明全集》，350頁。 [8] 《廣東通志》119冊，330卷，6－7頁。 [9] 《廣東通志》119冊，330卷，20－21頁。 [10] 周碩勛：《潮州府志》卷十二，《風俗》。 [11] 張士璉：雍正八年《海陽縣誌》卷八。 [12] 董作賓：《說畬》，《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第2卷，第14期，1926年。 [13] 李根蟠：《西周耕作制簡論》，《文史》第十五輯，49-50頁。 [14]《全唐詩》，第4729頁。註：本文所引唐詩利用了北京大學中文系李鐸博士主持開發的《全唐詩電子檢索系統》http://chinese.pku.edu.cn/tang/。出處頁碼依據為《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下同）。 [15] 庾開府集箋註,卷四。 [16] [宋]王禹偁：《小畜集》卷八《畲田詞並序》。 [17] [宋]張淏：《雲谷雜記》卷四。 [18] 李根蟠、盧勛：《中國南方少數民族原始農業形態》，農業出版社，1987，128-142。 [19] 《廣西各縣概況·農業》，民國二十二年（1933）。 [20] 覃乃昌：《壯族稻作農業史》，廣西民族出版社，1997，237。 [21]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百二《梅州》。 [22] 游修齡：《中國稻作史》，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5，258-259。 [23] 見傅衣凌：《福建畲姓考》，徐松石：《粵江流域人民史》等。 [24] [明]黃仲昭：《八閩通志》卷之二十《食貨·戶口》，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403頁。 [25] 《太姥山志》卷中、卷下。 [26] 光緒《長汀縣誌》卷三十三《瑤民紀略》。 [27]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三《漳州諭畬》。 [28] 王禹偁：《小畜集》卷八《畬田詞三》。 [29] 范成大：《石湖詩集》卷十六《勞畬耕·並序》。 [30] 范成大：《石湖詩集》卷十六《勞畬耕·並序》。 [31] 王禹偁：《小畜集》卷八《畬田詞一》。 [32] 道光《福建通志》卷二《風俗·永春》；《德化縣誌》卷三《風俗志》。 [33] 《宋史·食貨志》。 [34] 王禹偁：《小畜集》卷八。 [35] 《舊唐書·五行志》載，元和七年十一月，龍州（今四川江油）武安川畲田中嘉禾生。 [36] [明]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100，9。 [37] [美]彼得·J·戈雷斯：《宋代鄉村的面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年，2期。 [38] 《宋史》卷四九四《蠻夷傳》；參考饒宗頣：《畬瑤關係新證——暹羅《傜人文書》的《游梅山書》與宋代之開梅山》，《畲族研究論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25-33。 [39]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三《漳州諭畬》。 [40] 《宋史·張世傑傳》 [41] 《元史·兵志三》 [42] 胡先驌：《浙江溫州處州間土民畬客述略》，《科學》第7卷，第3期，1923年。 [43] 詳見沈作乾：《畬民調查記》，《東方雜誌》第21卷第7號，1924年。 [44] 同治十年《貴溪縣誌》卷十，《 雜類軼事》。 [45]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三《漳州諭畬》。 [46] 光緒《處州府志》卷三十《詩篇》。 [47] 道光《建陽縣誌》卷二《畬民風俗》。 [48] 《王陽明全集》，325頁。 [49]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四十《福州勸農》。 [50] 民國《建德縣誌》卷三《風俗志》。 [51] 同治《景寧縣誌》卷十二《風土》附畬民。 [52] 余紹宋：《龍游縣誌》卷二《地理考，風俗》。 [53] 仰山在中國佛教史上，曾經是中國五大禪宗之一的溈仰宗發祥地。溈仰宗的創始人慧寂和尚，曾於唐會昌元年（841年），從湖南溈山來到仰山腳下，“創庵以居”。後於宣宗年間建“棲隱寺”，其時寺廟附近既無住戶，也無糧田，乃是一片原始森林，和尚吃的主要靠燒畬種植旱糧作物。《大正新修大藏經》中記載了這樣一段對話，“師（慧寂）云：‘某甲在下面鋤得一片畬下，得一籮種’，溈山（慧寂的師父）云：‘子今夏不虛過’……山僧與汝諸山說着：‘開得一片畬，綿綿密密，兩頓粥飯，其道自辦’”。也許慧寂和尚的這一片旱地正是在宋代開闢為梯田的，並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早有梯田記載的地方。 [54] 《長汀縣誌》及《龍溪縣誌》有載。 [55] 《廣東新語》卷五《石語》。 [56] 《（乾隆）潮州府志》卷十二《風俗》。 本文載《古今農業》2005年第4期 ，引用轉載請以刊出本為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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