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說“法治”被誤譯為“rule by law”， 只是柞里子的揣測， 因為並無人出來承 認其為 如此。不過，柞里子自信這揣測不誤。因為倘若有人問：甚麼是“法治”？答案想必為：依法而治或遵法而治。相當於“依”或“遵”的英文是“by”不是“of”，因而但凡不知英文之中只有“rule of law”而沒有“ rule by law”的人，必然把“法治”誤譯為後者無疑焉。說“必然”，也許過於武斷，因為精通英文者想必會知道置“of”於名詞和抽象名詞之間，等於用後者作為前者的形容詞。比如，“man of courage”, “lady of virtue”, “man of genius”等等都出於“of”的這種用法。明白“man of courage”為“勇士”, “lady of virtue”為“淑女”, “man of genius”為“天才”，自會明白相當於“法治”的英文是“rule of law”。不過，但凡精通英文者，也就不會不知道英文已有現成的“rule of law”，而不必生造一個“rule by law”。由此觀之，“必然”云云，其不必為武斷，也未可知。

“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的區別究竟何在？竊以為不過相當於“法治”和“遵法而治”的區別。或曰：上文剛剛用“遵法而治”解釋“法治”，這裡又說二者存在區別，豈不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乎？余曰不然。因為“法治”與“遵法而治”的區別不在本義而在言外之意。“遵法而治”隱含着“治者為人，不為法”這一層言外之意，而“法治”則隱含着“法為治之本”這一層言外之意。這兩層隱含的言外之意，均須費推敲然後隱約可見。外國人疑心中國所說的“法治”不同於彼人所謂的法治，因彼文中本無“rule by law”之說，驟然見之，必然推敲。既經推敲，其隱含之區別於是乎顯露。“rule of law”與“rule by law”既有如此這般言外之意的分別，故外國人之疑心，情有可原。可笑的是，在中國人中間居然也有那麼一夥應聲蟲，擺出一副法治專家兼英文專家的樣子，在這譯名上大做文章，說甚麼中國的“法治”是“通過法來治理”，外國人的“法治”是“法的治理”。可笑之一，這些應聲蟲似乎忘記了，作為中國人，應當根據中文原文而不是根據外文譯名來理解中文詞彙的意義。“法治”的意義，並不因正確地譯為“rule of law”抑或錯誤地譯為“rule by law”而有所改變。在中文，“法治”是“人治”的對立面，因而其所強調的是“法為治之本”，與英文的“rule of law”並無二致。可笑之二，所謂“法的治理”，於文於理兩不通。於文而言，中文沒有“法的治理”的說法，正同英文之中沒有“rule by law”一樣。於理而言，法須經人制訂，亦須經人實施，無人則無治，何來所謂“法的治理”？不明“rule of law”與“ rule by law”的區別隱約於言外，直按字面的意思把“rule of law”理解為“法的治理”，說明這批人既不通英文，也不通中文，更缺乏起碼的常識，所能者，唯應聲而已。

應聲蟲之病，首見唐張文成所撰《朝野僉載》，說某人得一怪病，凡口有所稱說，腹中即有蟲應之。名醫張文仲叫病人朗讀《本草》，至其所畏者，腹中蟲不應。於是，張文仲取該藥為丸，服之立愈。應聲蟲之說，也見宋范正敏所撰《□齋閒覽》，基本抄襲《朝野僉載》，僅改某藥草為“雷丸”。雷丸亦名竹苓，功能殺蟲，主治蟲積腹痛，多用於驅殺蛔蟲、絛蟲等。《□齋閒覽》“雷丸”之說，料想是范正敏自作聰明據此而篡改，實則應從《朝野僉載》作“至其所畏者”為是。不言所畏者為何種藥物，正因不明白究竟是什麼，所以其方後世不傳。倘若確知為雷丸，則此病蟲害當早已斷子絕孫，焉能流毒貽害以至於今！

§26

據蘇轍的《龍川略志》可知，宋有如何定義絕戶以及絕戶財產充公的法律。不過，《龍川略志》的記述稍嫌抽象。日昨偶然翻閱《老學庵筆記》，其中恰有一絕戶財產充公的實例，茲徵引如下，以補充蘇說：

“劉道原壯興，載世藏書甚富。壯興死，無後，書錄於南康軍官庫。後數年，胡少汲過南康，訪之，已散落無餘矣。”南康軍即今江西南康縣，宋代於軍事要地改州的設置為“軍”。《水滸傳》第四十回回目“宋江智取無為軍”中的“軍”正與此南康軍的“軍”同一用法。以上引文，譯成今日之白話，即：“劉道原，字壯興，家中幾代藏書極多。壯興死，無後，其藏書為政府徵集，收藏於南康軍官庫。幾年後，胡少汲路過南康軍，曾探訪這批圖書，卻發現已經散落得一乾二淨了。”

《老學庵筆記》，南宋陸游撰。陸游，字務觀，號放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不亞於蘇轍。不過，陸游不以散文見稱而以詩詞傳世。由於眾所周知的政治性因素，陸游的詞作《卜算子．詠梅》如今廣為人知。然竊以為陸游詞作中最值得稱道的其實當為無題的《釵頭鳳》。其詞曰：
“紅酥手，黃滕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杯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
“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邑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

“邑”，沾濕。“鮫綃”，絲手帕。其餘淺顯易懂，想不必翻譯成白話。此作意既悽慘，詞亦緋惻，上下闕疊用三“錯”、三“莫”結尾，尤妙。不過，說此詞最堪稱道，其原因還不僅在詞的藝術成就本身而更在詞外。陸游結髮之妻為其表妹唐婉，夫妻情愛甚篤，無奈陸母不喜唐婉，逼陸游休妻另娶，唐婉遂改嫁作他人婦。幾年後陸遊春遊紹興沈園，恰逢唐婉與其新夫趙士誠於沈園置酒高會。唐趙殷勤邀陸同與飲燕。陸游不勝感慨，酒後於園壁題此《釵頭鳳》而去。唐婉回贈一首，不久即抑鬱而死。此詞的背景頗有些類似漢代的古詩名作《孔雀東南飛》。所不同的是，《孔雀東南飛》為他人所作，此《釵頭鳳》則為當事人所為；《孔雀東南飛》因有感於當事者雙雙殉情而死而作，此《釵頭鳳》卻於作後令當事的一方斷腸而死。《空雀東南飛》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固高不可攀，柞里子卻寧取此鳳而舍彼孔雀。

或曰：由談法治而及於《釵頭鳳》，雖曰雜談，不免下筆千言，離題萬里之譏歟？柞里子曰：不然。《釵頭鳳》因離婚再嫁而作，離婚再嫁皆有關婚姻法，所以，談《釵頭鳳》實仍在談法。其實，由這段故事所反映者，尚不止婚姻法而已。言及中國過去的婚姻，罕有不以為女性之貞節為中國文化之傳統者。唐婉離婚再嫁的事實，說明所謂貞節者，在宋代尚無聞焉。故但凡視此為傳統者，頗涉取近而舍遠之嫌。長陸游四十一歲的宋代著名女詞人李清照，在夫婿去世後也曾再嫁，或甚至三嫁。後代一些腐儒因不敢或不願置信而每欲曲為之解。以唐婉之例推之，這幫腐儒之曲為之解，不僅徒勞，而且正彰己之迂腐。有意思的是，李清照之原配趙明誠，不僅與唐婉的後夫同姓，且同為“誠”字輩。故雖時間有先後之別，序齒或當為兄弟行。

據《老學庵筆記》的記載，劉道原世代所藏之書，一旦成為公家財產，不出數年就逸散無餘。可見公有制在中國之難行，宋已有徵。由此觀之，與其視貞節為傳統，倒不如視公德缺如為傳統更為妥切。

§27

蘇轍的《龍川略志》和陸游的《老學庵筆記》雖均言及法律，陸游基本上只是文人，蘇轍卻是宋代法制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曾一度參與神宗皇帝的變法，負責新法起草，繼而成為新法的反對派並辭官而去。不過，若同王安石相比，蘇轍也不過是個文人而已。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臨川（今江西撫州）人，自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至熙寧九年（1076）兩度出任丞相之職。王安石雖為北宋政壇的風雲人物，卻也以文學顯。文學史上有所謂“唐宋八大家”之說，王與“三蘇”均為其中之一。有《臨川集》行世，亦曾注《老子》，今逸。

宋神宗的變法，史稱“王安石變法”而不稱“宋神宗變法”，正像秦孝公的變法，史稱“商鞅變法”而不稱“秦孝公變法”一樣，可見王安石在神宗變法中的作用何等重要。其實，兩稱謂皆欠妥當。商鞅見殺而商鞅所變之法存，神宗死而王安石所變之法亡。說明商鞅、王安石均為因人成事者。不稱“宋神宗變法”而稱“王安石變法”尤未見其可。商鞅雖依秦孝公成事，畢竟是變法的原動力。王安石則不然。王安石雖身兼變法的設計者和執行者之任，其變法的主張卻只不過是對神宗憂國用不足的反應。

所謂王安石變法，無論是當時的反對派和擁護派，還是後來的批評者和讚許者，都比之於商鞅變法。從表面上看，兩變法皆以富國強兵為旨，故比擬之似無不可。細觀之，則二者之別實判若天淵，未可同日而語。不同之一，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所欲富之“國”為秦國，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變法所欲富之“國”，為朝廷。故商鞅變法的結果，是“人家殷富”；而王安石變法的結果，用王安石自己的話來說，是“民不加賦而國用足”，意思是：不增加人民的賦稅，而使朝廷有充足的錢使用。用當時的反對派代表人物司馬光的話來說，則是“設法以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意思是：設法暗中奪取人民的利益，其為害比增加賦稅還深。換言之，商鞅的變法，致使秦國的財富增長，而王安石的變法，致使宋朝的財產有所轉移。不同之二，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所謂“強兵”為實務，以攻城野戰為的；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變法所謂“強兵”為虛詞，以節省軍費為的。故商鞅變法的結果是“民勇於公戰”，而王安石變法的結果是“不惟勝敵，兼可省財”。宋朝的軍事力量，且不必說面對主要的對手遼國有如螳臂當車，即使面對割據一方的區區西夏也是屢戰屢敗，難得一勝。可見所謂“不惟勝敵”，不過是一句撐門面的話，“兼可省財”才是由衷之言。不同之三，商鞅雖遭殺身之禍，其變法實功垂於殺身之後。王安石雖壽終正寢，死後甚至被追封為王，其變法卻失敗於身死之前。

對於王安石的變法，向來以批評者居多，甚至有將北宋之亡歸責於王安石變法者，不無過火之嫌。近年卻時來運轉，比如，由范文瀾主編、代表官方觀點的《中國通史》視王安石的變法為進步，斥司馬光等反對派為保守反動。時代遷移，觀點變異，本屬平常，不足為怪。可怪的是，《中國通史》認為被司馬光等反對派指為“陰奪民利”中的“民”為“地主”，因而王安石的變法是進步的。姑且不說以“民”為“地主”之說，是否的確，即使如此，也得看從地主手中奪走或轉移的財富轉入誰人之手才能判斷變法的性質。依照《中國通史》所遵循的理論，所謂皇帝，不過是最大的地主；所謂朝廷，不過是最大的地主之家。因此，就算王安石的變法與一般小民百姓無爭，只是奪地主的利益歸朝廷，充其量也不過是幫大地主的忙，打擊中小地主。何進步之有？同樣根據《中國通史》所遵循的理論，當時的社會是大魚吃小魚的剝削社會，大地主吃了虧，必然轉嫁其損失於中、小地主；中、小地主吃了虧，必然轉嫁其損失於租戶、佃戶。故歸根結底，仍是小民百姓吃虧。何進步之有？

§28

撇開意識形態不談，王安石變法中可取的措施，似僅有免役和青苗兩法。其餘各項所謂革新，大都出自書呆子之見。免役法的大意是，根據原有的差役法須服差役（所謂服差役，換成現代的說法，就是替政府機構義務勞動）者，按財產多寡交納所謂“免役錢”，從而不必自己服差役。原免役者，根據新法，也得交納半數的免役錢，稱之為“助役錢”。政府用征取的“免役錢”和“助役錢”僱傭勞工服役。因政府征取的“免役錢”和“助役錢”多於僱傭勞工所須之費，故政府從而增加一項收入。所謂“免役錢”，因以錢抵役，勉強能說是“民不加賦”。至於“助役錢”，則明顯為一項新增添的賦稅，無法納入“民不加賦”的範圍。之所以說免役法可取，不是從增稅與否着眼，而是從可行性和效果着眼。越有錢的人，越願意以錢換取免役的自由；越有錢的人，也越不勝任勞役。因而免役法當為可行、且行之有效的措施。據說，神宗死後司馬光執政，一一除新復舊，王安石起初並不在意，直至司馬光下令廢止免役法時，方才驚愕嘆惋。可見王安石自己也以免役法為其最得意之作。

青苗法，簡言之，為政府在莊稼未熟之時，估計莊稼的價值，發放貸款，伺秋收之時，連本帶利收回。美國農畜產品均有所謂期貨交易，其構思與青苗法如出一轍，不同之處僅在於交易雙方均為私方，政府無予焉。柞里子曾據青苗法而感嘆王安石為早於九百年前就具有現代經濟思想的奇才。有人讀後不以為然，指出青苗法的主意並非出自王安石，而出於在宋仁宗時官陝西轉運使的李參(范文瀾《中國通史》主此說)。李參曾在陝西施行類似青苗法等措施不假，然而據此斷定王安石的青苗法出於李參則不一定妥當。據《邵氏聞見錄》：“王荊公知明州鄞縣，……貸谷於民，立息以償，……邑人便之。故寧熙初為執政所行之法皆本於此。”意思是：王安石在明州鄞縣為知縣時，……向農民發放穀物抵押貸款，令農民按既定利息償還，……縣裡人以為方便。所以，寧熙初年王安石為執政時，所行的辦法都以此為根據。又《六硯齋筆記》載：“王介甫令浙之鄞，……，介甫特出官錢輕息以貸，至秋則田畝之入安然足償，所謂青苗法也。”譯成今日之白話，即：“王安石為浙江鄞縣知縣時，……，王安石專門從政府撥款，以低息發放貸款，待到秋收時，田畝的收穫足以償還無憂，這就是所謂青苗法。”可見王安石早在浙江鄞縣當縣令時早已推行過類似青苗法的措施，而在為丞相之後推行新法之時，所依據的是自己在當地方官時的經驗，而並非李參的經驗。據史冊記載，青苗法施行之時有強行攤派之舉。所謂強行攤派，就是說不想借錢的人也必須得借。其目的顯然在於籍以增加政府的利息收入。反對派曾據此而指責青苗法擾民生事，其指責不能不說是名正而言順，然據此而否定青苗法的經濟思想則未見其可，因其弊在執行方式而不在政策思想。

北宋中葉有位隱居在宋代稱之為西京的洛陽者，姓邵名雍，白衣而在生得與貴為公卿者過從甚密，死後得以榮膺“康節”之諡號，可以想見其人在當時名聲之大。上文所引《邵氏聞見錄》，即其子伯溫所撰。《邵氏聞見錄》亦稱《聞見錄》或《聞見前錄》，其中對於王安石變法頗多記述和評論。因邵雍是變法反對派主力司馬光、呂公着、韓維、富弼等人志同道合的密友，而邵伯溫之“聞見”，又多得自其父及其父之密友，是故《聞見錄》中對王安石變法的批評多偏袒司馬光等反對派。然其中也不乏公允不阿之論，比如《聞見錄》指出王安石與司馬光皆年少而貴顯，不諳地方風俗民情，常各執己見相持不已。所謂不諳風俗民情云云，也正是譏為書呆子的意思，只是表達得較為婉轉而已。

竊以為王安石的各項舉措中最書呆子氣的，要數對科舉制的改革。自隋唐以來科舉例以文章詞翰取士，王安石以為文章詞翰無補於吏治，遂改以經學為取士的標準。所謂經學者，指孔孟儒家之學。孔孟固然言及治國齊家之道，卻止於泛泛的原則，並無任何系統或綱領，更遑論具體措施。換言之，經學只是一種意識形態。棄文章詞翰而取經學，等於是棄語文而取政治。語文固然無補於吏治，政治又何嘗有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