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說王安石改革科舉制書呆氣十足，其實未見得十分公允。王安石至少明白需要改動只是考試的內容而不是考試制度本身。如果把王安石同近代唯洋人的學制是崇，把科舉考試制度本身當作糟粕予以廢除的人相比，能擔當得起“書呆子”稱號的，就不是王安石了。洋人也不乏書呆子，但好象洋人的書呆子不掌權。比如，英國人看到中國的科舉制，如獲至寶，歸而仿製之為其選取文官的考試制度。美國人則不僅人襲用之於職業外交官的錄取，且推而廣之於商業公司雇員的遴選。

世上少有十全十美的制度，科舉考試制度當然不無弊病，只是同其他制度相比，實無出其右者。文化大革命時考試曾一度徹底廢除，代之以推薦與選拔，一時號稱革命，實則為歷史的倒退。因為所謂推薦與選拔者，早在兩千多年以前的漢代已實行之。首創於隋、發揚光大於唐的科舉考試制度，一洗自漢以降因推薦與選拔而造成的門閥與世襲之弊病，那才是名副其實的革命！

中國傳統文化之中並不乏探討經國濟世具體方針政策的著述，比如，《管子》就是其一。《孫子》雖以談軍事戰略為的，也大可當作行政和經濟管理的著作讀之。此外，上自《左傳》、《國語》、《國策》，《史記》，下至各斷代史、通史(如《資治通鑑》)、文獻匯編(如《九通》)等歷史著作，以及歷代達官顯貴的文集和筆記，都無不包含大量有關經國濟世的言論和史實。

《漢書ܦ藝文志》列《管子》於道家者流。如果不是出於疏陋，則想必當時對道家的定義與今人的理解相去甚遠。以今天的觀點衡之，列《管子》於法家差近。《管子》之所以稱之為《管子》，是因為傳說為春秋時齊國人管仲(？-公元前645) 所着。 管仲名夷吾，字仲， 以字行。 據《漢書ܦ藝文志》，《管子》本有八十六篇。今存者僅七十五篇，而且其中有些顯然晚於管仲時代的文字。於是，近代的疑古派揣測其為戰國甚至秦漢人假託管子之作。像對《老子》的否定一樣，這類揣測並無切實的證據，未若視《管子》為管仲之作混入後人之作的集合為妥。說列《管子》於法家“差近”，也就是說並不十分恰當。之所以不十分恰當，是因為《管子》所體現的思想，於道、法、儒、農、陰陽等家無所不包。如果不必依循傳統學術流派的分類法，則不如把《管子》列為行政管理學更為妥當。行政管理不必依附於某特定的意識形態，因而可以兼容而並畜之。

同商鞅一樣，管仲不僅有著作流傳於世，而且有功業可言。上文提到商鞅之仕秦，情節曲折，可以敷衍成一部小說。但若同管仲之遭遇齊桓公相比，其所謂曲折就只堪稱平淡無奇了。話說管仲之遭遇齊桓公，還得從齊桓公之兄齊襄公說起。齊襄公除了因食言而給中文留下成語“瓜代”或“瓜期”，可算是一項功績之外，其餘一無是處，昏、淫、橫、暴四者兼而有之，以至群弟皆恐禍及而逃往他國。二弟公子糾在管仲和召忽的輔佐下奔魯，三弟公子小白在鮑叔牙的輔佐下奔莒。齊襄公果然死於篡弒，篡弒者又遭仇人襲殺。一時國無君主，公子小白在齊國的內應秘密召小白回國登基。魯國聞訊後一面發兵送公子糾回齊爭奪國君之位，一面遣管仲率兵攔截公子小白於自莒歸齊之道。小白在混戰中中箭，箭矢為帶鈎阻擋，實不曾受傷，小白裝死得以逃走。管仲中計，派人報告公子糾說小白已死。公子糾等遂遲遲而行，六日方抵齊國。其時小白已為其內應擁戴冊立為齊君，史稱齊桓公。桓公遣兵擊敗魯國護送公子糾的部隊，截斷魯軍隊退路，遣使送國書與魯君說：“公子糾是我的兄弟，我不忍誅，請魯國代殺之。召忽和管仲是我的仇人，請將活的送來，我要把他們剁為肉醬方能甘心。魯國如不肯，齊軍將進而包圍魯國的都城。”魯人恐，使人殺公子糾。召忽自殺，而管仲卻不肯死，寧可被作為囚犯押往齊國。難道管仲不怕被剁成肉醬？

§30

話說管仲至齊，不僅不曾被剁成肉醬，反而被齊桓公任以丞相之職，寵以“仲父”之稱(古稱父之次弟為“仲父”，相當於今日之“大叔父”)，專齊國之政。何以會如此？原來管仲在齊桓公身邊也有內應。這內應不是別人，正是輔佐公子小白逃奔莒國的鮑叔。小白立為桓公之後的確要報一箭之仇，恨不得把管仲剁為肉醬。可是鮑叔對桓公說：如果桓公之志僅以齊國為限，那麼，任用鮑叔也就夠了。如果想要稱霸諸侯，則非管仲不可。於是桓公化恨心為騙局。受欺詐的是魯人，管仲於暗中得鮑叔的消息，故有恃而無恐。

管仲有這麼一位名副其實的生死之交，或以為真是千幸萬幸。其實卻不然，因為鮑叔之知管仲，並非出於偶然。然則，何所出？不妨聽聽管仲自己的總結：“我早年貧困時曾同鮑叔一起做生意，分利時我總是多占便宜，鮑叔不以我為貪心，知我忒窮。我曾經為鮑叔出注意，結果把事情搞得更糟糕，鮑叔不以我為傻，知運氣不來沒辦法。我曾三次出仕三次被國君敢走，鮑叔不以我為無能，知遭遇不由我。我曾三次參戰三次當逃兵，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在。公子糾死，召忽自殺，我寧可受辱為囚，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生我的是父母，知我的是鮑叔。”

管仲之受知於鮑叔以至於此，真是所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然而，世之論知音者，罕有不言及伯牙之受知於鍾子期，於管仲之受知於鮑叔，卻少措意。比如，漢陽的龜山有紀念伯牙與鍾子期的所謂琴台遺址，卻不聞有緬懷管仲與鮑叔的名勝。伯牙與鍾子期是否確有其人尚屬疑問，即使有，其知與受知，也不過如同道家的“悟”，與世無關焉。管仲與鮑叔不僅確有其人，其知與受知，實攸關中國歷史的進程。前者受知於世，而後者卻否。偶然耶？必然耶？竊以為必然而非偶然。何以言之？原因有三。其一，伯牙與鍾子期，正是因為是否確有其人尚屬疑問，故其相知具有寓言性。人多棄事實而趨寓言，東西方皆然。古人早已深悉，故希臘有《伊索寓言》，中國先秦諸子著作也多因寓言立論。其二，鍾子期死而伯牙終身不復撫琴，令人生無限悲涼之感。管仲受知於鮑叔，結局是榮華富貴。雖少有人願意充當悲劇中人，卻少有人不願看別人為悲劇中人而為之淚濕青衫。其三，伯牙與鍾子期的相知，為常人所能及，管仲與鮑叔的相知，為常人所不能及。不信者不妨捫心自問：有人同你合夥做生意卻每每想占你的便宜，你不罵此人混帳？有人替你出餿主意壞事，你不罵此人笨蛋？能及遂共鳴。不能及遂沉寂。

雖然，賞識鮑叔的，並非無人。比如，司馬遷就說過：“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可謂推崇備至。不過，司馬遷在推獎鮑叔之後，似乎忘了推許齊桓公。如果齊桓公不能聽信鮑叔，無論鮑叔如何知管仲，管仲也難逃一死，至多不過能像召忽一樣，得個完屍，免遭碎屍萬段之慘而已。據漢劉向《說苑》：“齊桓公令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譯成今天的白話文，就是：“齊桓公任命管仲治理國務，管仲回答說：‘地位底的人對付不了地位高度人。’齊桓公任命管仲為上卿(“卿”為朝廷中最高級官職，“上卿”又為“卿”中之最高者。)而齊國不治。桓公問：‘怎麼回事？’管仲回答說：‘窮人指使不了富人。’齊桓公把齊國國都的市場稅收賜予管仲而齊國仍不治。桓公問：‘怎麼回事？’管仲回答說：‘疏遠的人管不着親近的人’桓公立管仲為仲父。齊國大治，從而稱霸諸侯。”如果劉向的這段記載可信，則可見齊桓公不僅聽信鮑叔，對管仲也是言聽計從。如此這般信任臣下，後代似乎只有三顧諸葛孔明於草廬之中的劉玄德差近。

§31

管仲的功業為何？簡言之，在於使齊桓公得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所謂“九合諸侯”，指九次作為盟主，召集諸侯國與會協商國際大事。西方學界和政界流行一種以為中國人從來未曾有過平等外交經驗的觀點，以為中國歷來不是制於人就是受制於人。據《左傳》、《國語》、《國策》，中國先秦時各諸侯國之間的平等外交頻繁等閒如家常便飯，齊桓公的“九合諸侯”之所以稱為“功業”，並非因為外交之少見，只是因為九次作為盟主地位的難得。當春秋戰國時各諸侯國的外交官奔走於道路，磋商於會議之際，西方各國的祖宗們大約正忙着茹毛飲血，如今反過來嘲笑中國人缺乏平等外交傳統，《莊子》所謂“蟪蛄不知春秋”，此之謂也。洋人的這種觀點在中國也不乏應聲蟲，想必也是不好讀古書而好讀洋書所致，與把“法治”譯成“rule by law”者為一流。不過，洋人既有如此這般誤會，當外交官的也不妨自問是否明乎中國之不乏平等外交之經驗。如不明，則實當取先秦歷史讀之。

所謂“一匡天下”者，唐張守節《史記正義》謂指齊桓公定周襄王為太子之舉，不知何所據。竊以為“九合”雖為實指(三次軍事會議，六次文官會議)，“一匡”或為虛詞，所謂“一匡天下”者，也就是“曾拯救天下”的意思。孔子曾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同“披”，“左衽”，衣襟向左開。披髮左衽為春秋時非華夏民族的習俗。孔子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如果沒有管仲，中國已經淪陷於異族了。孔子這話不是虛設，當指周襄王三年(前649， 一說為四年)襄王之異母弟叔帶勾結戎狄謀反，管仲率齊兵討平之事。如果“一匡天下”為實指，則應以此事當之為是。

上文說管仲與鮑叔的知與受知，“實攸關中國歷史的進程”，也不是虛設，也是以此為據。柞里子從來不在乎身為華夏抑或夷狄，所以不像孔子那樣以為須對管仲感激涕零才是。況且，倘若華夏當真為夷狄所滅，華夏就會被說成夷狄，夷狄就會被說成華夏，柞里子依舊可以以身為華夏而自栩。不過，歷史畢竟會為之改寫，故攸關歷史之說，並不因柞里子之人生觀而有所動搖。

史無“管仲變法”之說，實則“商鞅變法”所採取的種種改革，管仲早在齊國實行過。齊國之所以能稱霸諸侯，正是因為推行管仲策劃的一系列改革的結果。如前所述，商鞅在得秦孝公任用之前，曾以霸業遊說秦孝公。所謂霸業者，首推管仲輔佐齊桓公所成的功業。可見商鞅並無意掩蓋取法於管仲的意思，商鞅變法之所以會被人誤以為首創，竊以為司馬遷或不能辭其咎焉。何以言之？《史記ܦ管晏列傳》於管仲之變法隻字未提，而《史記ܦ商君列傳》於商鞅之變法則極盡描繪之能事。稱“或”者，因管仲之變法雖不見諸《史記》，卻見諸《國語》、《國策》等，後人多讀《史記》而少留意他書，其咎自取，不在司馬。

《管子》素來號稱難讀，究其原因，大都歸咎於兩點。一曰文字本身艱澀；二曰勘誤繁多。竊以為二說均為隔靴騷癢之論。勘誤之所以多，因文字艱澀，故貌似兩因，實無二致。文字本身其實無所謂難易，取決於見之多寡，常見則易，少見則難。《管子》文字之所以難，因為少見；之所以少見，因為古文文體取法於《左傳》、《國語》、《國策》、《孟子》、《荀子》、《史記》，而不取法於《管子》。《老子》、《莊子》的文體也不為古文所宗，故老莊亦屬難讀。較易於《管子》，因雖不予標準文體之列，卻歷來不乏人注釋徵引，故較《管子》為多見。《管子》則長期屬於冷門，問津者寡，至近代方稍引人矚目。然近代與春秋為時相去太遠，認識方式的隔閡太大，兩千年來轉抄翻印遺留下的誤漏太多，因而至今缺乏妥善的注釋本問世。

§32

《管子》雖屬難讀，然其中實不乏至今仍有現實意義的治國之論，亦不乏讀來大有現代感或西方感之言，難以割捨，茲徵引一二如下。(黑括號之中為白話譯文)：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
【 “為人君的，應當講求行政之上的原則，而不應當干預具體行政工作。為人臣的，應當處理職掌之內的工作，而不應當干預職掌以外的事情。”】

《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以下簡稱《選輯》) 釋“修官上之道”的“官”為“官吏”之“官”。竊以為未若釋作“官職的職掌”為切。“官職的職掌”者，換成更通俗的白話，就是“行政”的意思。

“吏嗇夫任事，民嗇夫任教。教在百姓，論在不撓，賞在信誠。… 如此，則民嗇夫之事究矣。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論法辟、衡權、斗斛、文劾，不以私論，而以事為正。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民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敦愨忠信者，不得善也；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為人君者，因其業、乘其事、而稽之以度。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有過者，罰之以廢亡之辱、戮死之刑，而民不疾也。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 吏嗇夫職掌執行，民嗇夫職掌教導。教導要普及全民，論述要不厭其繁，賞罰要信實真誠。…這樣，民嗇夫的任務就完成了。吏嗇夫完全依據事情的程序和法則來審議刑法、權衡、斗斛、檢舉，不徇私情，實事求是。這樣，吏嗇夫的任務就完成了。民嗇夫完成教導的任務，吏嗇夫完成執法的任務之後，縱使有淳樸忠信的人，不能使法律有所增美；縱使有懶散輕慢的人，不能使法律有所損壞。這樣，人君的任務就完成了。所以，做人君的，要根據人的任務和職掌，依據一定的原則予以考核。對於成績優異者，賞以高爵良田，而不致羨慕。對於犯過錯者，罰以撤職處死，而致不怨恨。操生殺之權不得違背，而人依舊親附，只有上有明確定法律，下有堅定不移的執行方才能辦得到。”】

“吏嗇夫”與“民嗇夫”為古代的官職。《選輯》於此段譯文多有欠妥者，比如，釋“教在百姓”為“須要教導的是百姓”，釋“論在不撓”為“須要論罪的不能放棄法律”，釋“吏嗇夫任事”之“事”為“督察”，釋“而民不慕也”之“慕”為“僥倖的希望”；釋“唯上有明法”之“明”為“英明”之“明”，釋“而下有常事”之“常”為“經常”之“常”，均非是。其譯“而民莫遺其親者”為“那麼人民也就不肯隨便遺棄他們的父母了”，尤謬。《管子》下文有這麼兩段大意與此相同而字句略有出入的文字。

其一：“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賞罰之制無逾於民，則人歸親於上矣。”

【“ 對於成績優異者，不吝惜賞賜，人民就不會謀私利。對於犯過錯者，不寬容懲罰，人民就不會抱怨國家的威嚴。賞罰皆不超過人應得的程度，人民就會親附君主。”】

其二：“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

【“ 有道之國，命令一經發出，男女皆親附其君主。”】

這兩段文字均足證“而民莫遺其親者”之“親”，應釋之為“親附”之“親”。 《選輯》的注釋工作，集一代古代經典專家以成其事，尚且有如此謬誤，可見《管子》之為難讀，誠非虛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