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鄧堅持認為是他的“回命丹”保住了指導員的命。朱正常剛接了一句“頭骨受傷也不一定致命”，老鄧馬上就急了：“不致命？把你腦袋敲開看看要不要命？！” 在場的大家誰也不願意做這個試驗，因此只能一致服從老鄧的意見了。朱正常後來對馬甲爹講，在指導員受傷的這件事上，老鄧一直挺內疚，指導員是帶傷參加肉搏的（右鎖骨擊碎），作為通訊員本應該保護好領導，結果他光顧自己打，最後連指導員是怎麼受傷的都不知道。因為這一點，戰後給老鄧授一等功時，一開始政治部也有不同意見，後來是團領導和指導員本人表了態才平息了爭議。56年轉業的時候，立過戰功的人都上台發言，老鄧當時說到指導員這事，哭得一塌糊塗。

其實，在馬甲看來，指導員能夠活下來，很大原因是運氣好，送醫院及時。當時陣地上的重傷員都是臨時轉到坑道中，等軍工來的時候再分批抬下去，敵人的干擾炮火很猛烈，軍工經常上不來，時間一長，許多傷員就犧牲在坑道里了。而這次，當老鄧他們把傷員送進坑道的時候，朝鮮軍工竟然冒着炮火送彈藥上來了，指導員是第一個被抬下去送醫院的。

說到朝鮮軍工，老鄧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女同志。“頭上墊個圓盤盤，多沉的箱子、袋子都往腦袋上擱（據說，蘇聯的彈藥都用木箱裝，而國產手榴彈則是用麻布袋裝）。爬坡、跑步頭上的東西都不會掉下來，可有能耐了”。朝鮮人的衣服寬寬大大的，裡面能藏不少東西，可是，老鄧一直納悶他們的口袋到底是安在了什麼地方。

老鄧送走指導員回到陣地工事，前指已增派了八個人上來（本來是十二個，路上傷亡了四個），還帶來一門迫擊炮。老鄧聽見魏參謀在電台里對前指喊，要求敵人進攻時我軍一定要實施炮火壓制，特別是要壓住敵人的支援火力。前指卻反過來要求陣地“大膽堅決地進行反擊、用迫擊炮消滅敵人火力點”，還說“要敢於戰鬥、敢於勝利”，魏參謀放下話筒轉身一問，才知道副團長不在，是參謀長在前指指揮。魏參謀就不說話了。（馬甲覺得，朱正常和老鄧對這個團參謀長都不太感冒，但具體是什麼原因卻不清楚。部隊裡的軍官素質是有差別的，比如，魏參謀和朱正常當時都是團里的連職參謀，可如果這時陣地上換成由朱參謀指揮，呵呵，誰知道結果會是什麼樣呢？）

這當口，高大炮跑來找老鄧，他先問了問指導員的傷情，然後打聽說“你沒有把我們炸坦克的事告訴指導員吧？”老鄧回答：“告訴了啊，沒說你不好，指導員還誇你呢”。高大炮於是明顯放心多了，接着，他又從口袋裡掏出個玩意，悄悄問：“通訊員，你說這東西要交公麼？”老鄧一看，是一付眼鏡。按當時的規定，繳獲敵人的戰利品，包括手錶、鋼筆、筆記本，都是要交公的，可高大炮不知從哪裡找來的這個眼鏡是否也應該交公，老鄧就有點把握不住政策尺度了。老鄧說，當時他們不知道眼鏡是有不同度數的，還以為眼睛不好的人隨便帶上付眼鏡就管用呢。

兩個人正在那裡討論眼鏡的事，魏參謀過來了，問老鄧熟不熟悉山脊中段那邊的地形。老鄧說熟悉，部隊一上陣地他就轉遍了，前幾天還在那邊值過觀察哨。魏參謀就說，根據現在的情況，敵人很快就會發動新一輪攻擊，我軍光靠表面陣地很難堅持住，必須“大膽堅決地進行反擊”，考慮到敵人這次一定會用相當力量保護其進攻的側翼，我們如果還象原來一樣在側面作反突擊，將會遇到很大困難。所以，魏參謀計劃，用一部分兵力穿插到山脊中段，當敵人發起進攻時，穿插人員直接攻擊敵陣前炮兵陣地。一旦消滅了敵人的火力支援點，我軍就能夠打退敵人的進攻。

“你帶5個人去，摧毀敵人陣前炮以後原路返回，我們的炮兵會掩護你的”。說到這裡，魏參謀問“有問題麼？”“沒問題”。

老鄧對馬甲爹和朱正常說，當時他一聽就知道這是個“要犧牲”的任務，可在戰場上，這都無所謂了。自從一上前線，每個人都清楚自己最後是會死的，只是不知道哪一天輪到自己。“這下知道該輪到我了，那就準備犧牲唄。別人能犧牲，你為什麼就不能呢”。

魏參謀點了五個人，其中就有高大炮。老鄧說，本來應該不會有高大炮什麼事的。因為剛經過肉搏，大家都太累了，所以魏參謀選的其他四個都是新補充上來的兵。高大炮是因為眼鏡的事沒弄清楚，自己蹲在那裡沒走，領導布置任務時他又特意湊過來聽，所以魏參謀順手就點了高大炮。

六個人，每人都是衝鋒鎗、四個彈匣、四顆手榴彈、一個蘇聯手雷。由老鄧帶着，先從我們這邊下坡，再沿着坡底向前運動，估計接近山脊中段位置了，就開始往山上爬。“我們分成兩個組，我們三個靠前一點，他們靠後。在山坡下也弄不清陣前炮陣地應該在哪個位置，估摸着差不多就是了。說好了兩個組分開上去，找着炮就炸，炸完了各自跑，沒炸了以前誰也不能跑”。“高大炮沒有和我一組，他有個老鄉，願意在一起，他們都是警衛連的，我不認識”。“爬到一半不敢再往上了，怕被敵人發現，找個地方躲着”。

等了好一會，敵人開始進攻了，山頂上槍炮聲響成了一片。我軍也開始炮擊敵軍陣地，趁着混亂，老鄧他們爬上了山脊。到坡上一看，才發現敵人的炮陣地距離他們起碼有一百米，山坡上有一些用沙包臨時壘築的簡易工事，敵人的火炮和機槍就從這裡向我軍陣地射擊。值得說明的是，這時候，志願軍的炮火仍在轟擊美軍陣地，敵人也是冒着炮火在支援攻擊部隊的（由此，馬甲對美國兵怕死的觀念有了些許改變）。

“唉，我們走過了，如果少走幾十米，爬上來沖兩步就能扔手雷了”。由於沒看見另一組人上來，老鄧他們三個掏出手榴彈向炮陣地衝過去，結果，剛開始跑就被發現了，各種火力橫七豎八地打過來，老鄧跑沒幾步就被擊中了。“打腳上了，一傢伙摔地上站不起來，當時只覺着腿肚子痛，可看一看腳，鞋子破了個洞，血從洞裡往外冒，後來才知道是腿肚子打穿了，半個腳掌也打沒了”。老鄧趴在地上向兩側掃射，掩護戰友接着往前衝，其中一個跑了二十多米就中彈倒地，另一個都快衝進炮兵工事了才被打倒。“他應該早點扔手榴彈的，可他偏偏就只是那麼跑，也不知道是怎麼個回事”。炮兵陣地沒炸掉，老鄧很着急，他趴在個土坑裡，美軍的機槍子彈打得他頭都抬不起來。可他還是拿手榴彈往外亂甩。“我當時就想，打我沒關係，就不能朝我們陣地上打”。就在這時候又有槍聲響起，打掉了敵人機槍。美軍不知道我們上來了多少人，頓時亂了。可老鄧知道，這是高大炮他們。

高大炮那個組比老鄧他們還多走了一段，因此爬上來時離炮陣地就更遠，甚至根本就看不到炮在哪裡。他們一開始還沿着坡向左面繼續找，過了好一會才想明白搞錯了方向，趕緊折回來。半路看見前面坡上有一圈簡易工事，三個美國兵正用兩挺機槍把老鄧往死里整，高大炮他們從後面兜上去，兩梭子就把美國兵撩倒了。美軍的這個機槍陣地離我軍“右邊角”很遠，肯定不是敵人進攻的支援火力點，並且這個工事建在靠近我方一側的一個土包上，可以清楚地看見我軍通往陣地的交通線，所以這應該是個美軍的一個固定觀察哨。有趣的是，這個觀察哨的哨兵也許是被我軍炮火嚇蒙了，志願軍的兩個小組，一個從他左邊上來、一個從他右邊上來，他們居然都沒有發現。等好不容易找到了受傷的老鄧，卻又沒注意後邊來的高大炮。三個糊塗鬼死得也叫活該了。

高大炮他們壓制住敵人，老鄧連滾帶爬地也到了工事裡面。看見老鄧受傷了，高大炮的那個老鄉就問“你會使機槍麼？”“會啊”，“那麼好，你掩護，我們去炸炮！” 老鄧雖然腿受傷，可腦袋變靈活了，他趕緊說“不用去炸炮，過不去的。我們在這裡，可以掃射敵人的炮陣地和機槍陣地，守住這裡和炸炮一樣管用”。高大炮的老鄉一聽，覺得有道理。“那麼你指揮吧，我們聽你的”。

“好，高大炮給我當助手，你們倆防守側翼”。老鄧說着，就把重機槍扯了過來。

老王頭不會用機槍，老鄧頭卻會用！馬甲對老鄧的敬仰之情頓時又增添了許多。
“我們指導員以前就是機槍手，打仗的時候也是他負責機槍組。他最喜歡弄機槍了，我也就跟着學了一些”，“我跟着指導員，見過的機槍比我們連里機槍手見的還多，除了我們自己的重機槍馬克沁，還有老蘇聯的赫魯諾夫機槍（與“赫魯曉夫”差不多，好記），美國人的強生機槍，再就是勃朗寧”。老鄧在美軍工事裡扯過來的就是勃朗寧重機槍（從這以後，馬甲才知道“勃朗寧”除了手槍，還有機槍呢）。“那個槍比我們的好，槍筒子能散熱，不用加水的，子彈鏈子也長”。“那機槍帶個槍架子，得站着打。我腿有傷站不了，高大炮就拉了個沙包來，讓我跪着打”。

高大炮給老鄧遞子彈，其他兩個戰士在工事兩側，利用沙包做掩護，一個用輕機槍、一個用衝鋒鎗，配合着老鄧，大家開幹了。老鄧的重機槍只管打前面的炮兵陣地和機槍陣地，輕機槍和衝鋒鎗負責打試圖接近工事的敵人。他們四個人不用擔心背後，因為身後的山坡面對的是我軍陣地。

老鄧一開打，敵人的後方就徹底亂了。子彈灑向敵陣前炮，炮兵立刻丟下炮躲了起來，子彈灑向敵機槍工事，敵人抱着頭趴着，不知道該往前開槍還是往後開槍。老鄧的機槍就這麼挨着幾個重點目標來回地掃。“250發的子彈鏈子打了不知道多少條，打得地上子彈殼老大一堆”。敵人被打糊塗了，他們不明白怎麼陣地後方被志願軍占領了，於是，在前面進攻的美軍開始往後退。

可志願軍這邊一時也糊塗了。高地上的炮兵觀察所首先發現新情況，搞不懂，立即通知前沿指揮部，可前指也不明白啊，又趕緊詢問陣地上的魏參謀，大家一碰情況，這才弄清楚是怎麼回事。團長這時候正好在前指，他當機立斷，命令“右邊角”附近的兩個志願軍陣地各派出一個排火速支援魏參謀進行反擊，命令在團指待命的兩個連立刻直接進攻中央山脊。師前指也隨即命令炮兵炮火轟擊敵左側陣地和後方交通線，阻止敵援軍接近山脊中部陣地。原本準備在夜晚實施的反擊作戰，就這麼突然改在白天開始了。

戰場上的戰機是瞬息萬變的，好的指揮員能夠迅速地感覺到信息，並抓住機會。魏參謀後來告訴老鄧，幸虧當時團長正好在前指，要還是那個參謀長指揮，老鄧的這條命就算完了。

作戰意圖改變了，但老鄧他們卻已成為了作戰意圖能否順利實施的重點。前指無法了解老鄧他們現在的具體狀況，所以要求炮兵觀察所密切注視陣地上的動向，一旦發現老鄧他們沒動靜了，攻擊部隊就立刻停止前進、撤出戰鬥。結果，一直到我軍衝上了中央山脊，炮兵觀察所的呼叫都是：“機槍還在射擊！機槍還在射擊！”。

老鄧當然不知道我軍前指正發生着什麼事，他玩機槍玩得正開心呢。敵人的炮兵陣地早就沒人了，並且，有很長一段時間，美軍的機槍也都是啞的，高大炮只要看見敵人工事上有人露頭，就會大叫“這邊這邊、那邊那邊！”，老鄧跟着把槍口甩過去，那剛露頭的敵人就立馬又趴下了。到後來，向我軍“右邊角”陣地進攻的美軍退下來了，看見成群的敵人湧進自己的射程，老鄧忍不住掉轉槍口，把他們打得東滾西爬。

一直到二十多年以後，老鄧還在後悔當初自己的衝動。本來，如果敵人不接近工事就不去管他，如果有人試圖接近，就由兩側火力進行阻擊，重機槍則保證壓制住敵人火力。這是個很穩妥的辦法。可現在老鄧一轉頭去打遠處的步兵，敵人的幾處機槍就趁機抬頭了，這麼一來，火力壓制立刻變成了火力對射，老鄧他們的處境頓時就難過了。

“至少有三個點在對着我打，沒辦法，我打了這頭顧不了那頭，後來敵人也衝過來了，我都聽見甩手榴彈了，知道已經離得近了，我不能打敵人機槍了，先對着步兵打，高大炮這時候也顧不上幫我，自己端着衝鋒鎗打”。

就這麼打了好一陣，敵人的一發炮彈擊中了工事。老鄧說，他當時已經看見了準備射擊的敵人，但等他把槍口轉過去的時候，晚了一步，敵人的炮彈已經出膛了，老鄧說是“肩扛炮”，實際上應該是無後坐力炮吧。

炮彈打在工事前的沙包上，老鄧被掀到工事外面去了。他一時喘不出氣、動不了、也聽不見，過了好一陣，才又聽見輕機槍還在響，他立刻躍起來奔回工事裡，把重機槍扶起來接着打。“也奇怪呢，炸了一下，腳也不痛了，能走了也能站了”。事實上，這顆炮彈使老鄧的五根肋骨骨折，右前臂骨折，只是高度興奮中的他沒有意識到罷了。

但老鄧卻看到了受傷的高大炮。他倚坐在工事一角，胸、腹部全是血，右臂被炸飛了。他那隻力氣很大、能把手榴彈扔得好遠的右手沒有了。老鄧說，他當時聽見高大炮在後面嚷“通訊員，你說我這個樣子怎麼回家啊，我這樣子怎麼回家啊”？說了兩遍。而正在前面拼命地打槍的老鄧根本沒顧得上理他，等戰鬥結束，高大炮已經因流血過多犧牲了。“那是個好人啊，人老實，最肯幫忙的。他是解放戰爭的老兵了，可從來不欺負人。我們後來在朝鮮搞建設，遇到力氣活，就經常有人說，要是高大炮在這就好了……”

老鄧打完了一條子彈帶，伸手去換彈藥，卻感覺自己抓不住彈鏈，仔細看看手臂，才發現右手臂彎了，中間鼓出來一大塊。只有一隻手，重機槍就不能打了。這時，左右兩側的槍聲也突然停了，老鄧意識到情況不妙，跑到工事旁邊，果然看到兩個戰友都犧牲了。“那時候也沒別的辦法，只要還有口氣就得接着打”。於是他趴下來又操起輕機槍繼續射擊。

幸運的是，敵人這時候已經開始撤退了。美軍撤得很快，老鄧打着打着，就發現沒有敵人還擊了，再打一會，他看見自己的戰友了。聽見勞君冠“有情況沒有？”的喊聲越來越近，老鄧全身都癱軟了。“當時連喊句話的力氣都沒有了，就只是想，好了好了，又揀了一回命”。

據朱正常介紹，團長後來特別表揚了老鄧的戰鬥意志，說正是由於他們打得堅決、打得頑強，才使得美軍無法判斷他們的實際兵力。結果是，美軍甚至沒有能夠組織起對他們的有效進攻，就喪失了戰鬥的決心（美軍撤退時，我軍負責主攻的兩個連才剛到達山腳下，收復中央山脊陣地的是魏參謀他們）。反過來，如果老鄧他們稍有畏難思想，整個戰鬥的結局就有可能逆轉。團長說，僅憑這種大無畏精神，就應該給老鄧記一等功。

收復陣地以後，老鄧他們連被換了下來，老鄧也被送進了醫院。在醫院，老鄧切除了半個腳掌，取掉了兩根肋骨，成了殘廢軍人。他沒有能夠參加24軍以後的戰鬥，卻在傷愈出院後隨部隊在朝鮮進行了兩年的戰後重建工作。

想到老鄧的半個腳掌，馬甲才知道他為什麼走路總是“鬼鬼祟祟”地不大正常，也才明白了為什麼當老鄧首先提出要回外木班時，其他職工會因感動而紛紛響應，試想一下，以半個腳掌在腳手架上長期工作，需要多麼大的毅力啊。想到這裡，馬甲大着膽子問：“在醫院給你的腳動手術時，你難不難受啊？”

“哦，也不算難受吧”。

老鄧剛進醫院，就知道他的腳掌要被切掉半個，但在當時，少了半個腳掌是什麼滋味，他還不知道。因為腳被包着，他看不見，還沒有走路，他也體會不出。而就在他對自己的傷殘程度頗有些拿不定主意的時候，遇見一個病友。

這病友是個排長，大腿受了傷，卻是整天樂樂呵呵的。直到有一天，醫生告訴他，原先的保守治療失敗了，必須給他截肢，樂呵呵的排長才着急了。他哭啊、叫啊的，看見醫生就喊“醫生醫生別鋸我腿吧”，看見護士就喊“護士護士別鋸我腿吧”，看見老鄧他們就喊“朋友朋友別鋸我腿吧”，看不見人了，就對着天花板喊 “老天老天別鋸我腿吧”。看到他可憐的樣子，老鄧覺得自己才少了半截腳掌，簡直是揀到大便宜了。排長終究還是被截了肢，手術過後兩天，老鄧聽見他在床上又嘻嘻哈哈地開樂起來了。老鄧於是領悟到，
不管多難的事，只要當時能挺住，世上就沒有過不去的坎。

老鄧在病床上的時候，天天有各路人馬來醫院慰問，他很開心。當他下床學走路的時候，朝鮮人民軍給他送來個紅旗勳章（志願軍給的一等功是張獎狀，而且要晚兩個月才發），頓時，每天老鄧的床頭都擺滿鮮花，每次出門，都有朝鮮姑娘前來攙扶，把老鄧感動得恨不能馬上重返前線奮勇殺敵。所以，老鄧說他在醫院時沒覺得自己的傷殘有多難受。
宣布停戰的那一天，老鄧還在醫院。聽到這個消息，他先是有點不敢相信。畢竟，這之前他聽毛主席說過：帝國主義要打五年我們就陪他五年，要打十年就陪他十年……作為戰士，他已經做好了長期戰鬥的思想準備。當確信戰爭已經結束的時候，老鄧說，他也哭了。

雖然當兵的時間不長，但戰爭已經教會了老鄧一個概念，即：這個世界只有兩個方向，一個是前方，一個是後方；一個比較安全，一個絕對危險。而你只能選擇注意一個方向——那就是前線。現在，前線突然沒有了，到處都是後方，到處都有安全，世界也突然有了許多方向，人也突然可以有了很多選擇，這是多麼奇妙的變化啊。老鄧說，當他確實相信和平是真實的時候，他看周圍的一切風景就都和原來不一樣了，他的心，也立刻就從一個戰士，重新變回了一個普通老百姓。

講故事的那天，喝了酒的老鄧話越來越多。但馬甲記得，他最後的話還是那句： “打仗不好，真的，打仗不好。不管什麼事，再難也難不過打仗，再狠也狠不過打仗”。

是的，打仗不好。如果能夠避免戰爭的話，誰會願意去打仗呢。

【後記】

《我知道的老兵故事》是我進到西西河以後冒的第一個水泡（前面雖然有一篇《三國孫氏武功考》，但那是我在新兵營的畢業論文，應該不算）。這個坑稀稀拉拉地挖了這麼久，竟然有如此多朋友肯跳進來予以鼓勵，讓我十分欣喜，特別是feihuang兄、asiavikn兄及 meitnerium等朋友們熱情地為我提供資料、解疑答惑，甚至黎叔、禾平兄、虎尾兄這樣的偶像級大碗也屈尊指點，更叫我受寵若驚。我給大家講了幾個小故事，大家卻實實在在地幫我增長了知識。在此，晚進新手向各位一併道謝了。

我是在山溝里、工地上長大的，不曾認識什麼威風赫赫的大人物，我所介紹的老王頭、老鄧頭和朱正常伯伯，也都是平平常常的老工人。他們在部隊是小兵、在社會是草民，他們的言行比較簡單，剛好是我所能夠理解的。我尊敬他們和他們的生活，並且我認為，悉心體會、分享平頭百姓的快樂，是件幸福的事，也是件重要的事。

朱伯伯現在國外是我已經介紹了的，老王頭已於2004年過世了，他的女兒們則都在國營基建企業中承受下崗的尷尬。老鄧頭不同，他的景況要好一些。

老鄧從81年就帶着兒子們自力更生。從幫別人做家具、做沙發開始，到現在，他們家已開了家具廠、超市、煤礦、水泥廠等五花八門的公司，老鄧頭也已經是住洋樓、坐轎車過上了剝削階級的生活。我父親曾經開玩笑說，是什麼樣家庭出身的人，最後多半會回到什麼樣的路上去。老鄧和鄧媽祖上原來就是做買賣的，現在看來，這個“出身論”還真有點道理。我比較驚奇的是鄧媽，許多年前她就成天抱着個藥罐子，病秧秧的樣子，可許多年過去，她依然還是成天抱着個藥罐子，病秧秧地享受着生活。我真心希望她老人家能讓我的驚奇永遠繼續下去。

促使我說老兵故事，是由於兩個月前的一件事。當時我和母親在電話里閒聊，不知怎麼就聊到了老王頭身上，我於是問母親：小時侯記得老王和老鄧經常打架，他們到底是為了什麼啊？母親說，是為了工資補調的事。

那時候工資調級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普調”，人人有份，不會引起矛盾；另一種是“補調”，有名額限制，這可就是“挑起群眾斗群眾了”。老王和老鄧基本條件差不多，老王的工齡大概長一些。於是老鄧事先去找了領導和工會代表，說了一些家庭困難的情況，結果是老鄧調級了，而老王卻沒有。這樣，老王當然對老鄧極為不滿，彼此的矛盾也就因此升級了。

我問，那一級工資有多少啊？母親回答：還不是一級，是一檔（一級的一半），七塊錢。我頓時樂了，兩個英雄為七塊錢打架，這不是滑稽麼。

母親不高興了，說這就是生活。英雄怎麼了？英雄也要生活；為七塊錢打架又怎麼了？認認真真生活的人都是英雄！

這句話對我觸動很大。我開始思考老王和老鄧，在他們的人生中，戰爭的時間其實是短暫的，漫長的是和平歲月（其實絕大部分英雄也都是這樣），對他們而言，戰爭的回憶只是人生歷程中的一個插曲，他們自己似乎並不十分看重。他們重視的是人格，是貫穿於他們生活始終的誠實、認真和公平待人的理念，在戰爭中，他們以這樣的人格對待自己的戰友和自己的任務，於是，勇敢無畏就成為了他們的“英雄本色”；在和平時期，他們以這樣的人格對待自己的家人和自己的事業，含辛茹苦又何嘗不是他們的“英雄本色”呢。

因此，我想講講他們的故事，講他們平民生活的可愛和戰鬥精神的可貴。我還想說，戰爭只是生活的極端形式，並不是只有戰爭才能創造英雄的。從更普遍的意義來說，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英雄本色。因為，每一個認認真真生活的人都是英雄！

畢竟，在生活中，有什麼比生活本身更加偉大呢。